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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批判與修正

    時間:2016-03-2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298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羅爾斯在家庭與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研究
      【導言  第一章】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家庭正義觀
      【第二章】羅爾斯在家庭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
      【第三章】蘇珊·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維護
      【第四章】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批判與修正
      【第五章】蘇珊·奧金理想中的家庭正義
      【結束語/參考文獻】正義原則在家庭中的應用研究結束語與參考文獻
      
       
      4 蘇珊·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批判與修正

      雖然羅爾斯假定家庭是正義的,但他在具體運用正義原則時卻將家庭排除在外,這令女性主義者十分不滿。以蘇珊·奧金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分析和批判了羅爾斯的雙重立場,并在此基礎上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進行了修正。

      4.1 羅爾斯雙重立場的根源:傳統政治理論對公私領域的區分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政治就歸屬于公共領域,而家庭則歸屬于私人領域,兩者是相分離的,政治領域與家庭領域的這一區分使得家庭一直處于政治學研究的范圍之外。近現代思想沿襲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如自由主義傳統與共和主義傳統都依賴于公私領域的主要區分。“在自由主義傳統中,私人領域是實現個人自由的領域,在其中人們不受國家權力的約束;而在共和主義傳統之中,公共領域才是真正自由的領域,這是因為人們通過政治參與和積極的公民權,實現了人之為人”.
      
      盡管自由主義傳統和共和主義傳統對何者是自由的領域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都將女性局限于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中,認為家庭才是女性的歸屬之地。女性主義學者佩特曼集中批判了自由主義契約論。她認為,實際上公共領域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私人領域以性契約為基礎。自由主義理論家往往在談論社會契約時忽視性契約,而正是后者導致了女性處于從屬地位。在佩特曼看來,男性的自由和女性的從屬都是原始契約制造出來的,由此所帶來的結果是公民自由的男性特征,而男性特征又取決于家長權利。人們大都認為,女性生來就缺乏獨立的品質和能力,因而被剝奪了公民自由。也正因為如此,兩性差異造成了政治差異,造成了男性自由與女性從屬這樣的社會差異。一方面,人們通常認為私人領域是公民或公共生活必要的、自然的基礎。但另一方面,人們又認為私人領域與政治理論家和政治行動者毫不相干。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代自由主義契約理論仍然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相分離,而但女性主義者堅持認為這兩個領域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因此,若是認為只要主張社會契約制造的個體在性別上是中立的、契約所賦予的權利在眾人面前一律平等,便可改變女性從屬地位并確保其充分的政治公民權,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種觀點忽略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相互關系。

      羅爾斯之所以在家庭與正義問題上的態度模棱兩可、立場忽進忽退正是由于其受自由主義傳統將公私領域分離的影響。因為,既然家庭屬于私人領域,那么適用于政治領域的正義原則當然就不能夠用于解決家庭的正義問題。對此,以蘇珊·奧金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表示強烈反對,她們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不可分割的,并提出了“個人即政治”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女性主義者批判公共和家庭領域對立的中心思想,也是大多數當代女性主義者的核心觀點。
      
      盡管許多女性主義者在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期為爭取婦女的選舉權并廢除婦女不公正的法律地位而進行了斗爭,婦女也明顯意識到男人對她們的政治統治和私人統治之間的關系,但在 1960年以前女性主義者很少探尋婦女在家庭中的特殊角色。盡管她們在為如選舉權或受教育權這樣的平等權利而辯護,但大多數人都認可這樣一種假定:婦女與家庭的密切關系以及她們照顧家庭的責任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才最早宣稱“個人即政治”這一觀點,她們論證說由于家庭根源于對婦女的壓迫,它必須被“打破”.這種反家庭本質被反女性主義者夸大和利用,目的是為了抨擊女性主義者的所有觀點或是除他們自己以外的所有觀點。但其實大多數當代的女性主義者雖然批判以性別結構為基礎的家庭,但是她們并不抨擊所有類型的家庭。許多人主張家庭應包括任何親密且忠誠的團體,尤其是贊同同性戀的婚姻生活。
      
      不僅如此,大多數人也拒絕在承認婦女的雙重負擔和廢除家庭之間進行選擇,拒絕放棄家庭制度,并拒絕承認兩性間的勞動分工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于是女性主義者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政治活動,她們認為性別、家務勞動、生育養育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私人領域是政治的,有其公共性的一面,家庭生活在本質上具有一些政治特性,這變成了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思想的基礎。持不同政治傾向的女性主義者揭露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她們在工作場所中遭受的不平等之間存在復雜的聯系,她們堅持挑戰幾乎所有政治理論中長期存在的基本假定,即家庭和私人生活領域明確地區別于社會和政治生活領域,國家可以也應該阻止自己干涉家庭領域,政治理論可以正當地忽視家庭。相比之下,質疑并批判公共/家庭對立是女性主義者事業的基本,她們認為,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與作為公共領域的政治絕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

      其中,蘇珊·奧金詳細闡述了將私人的家庭生活與公共的政治生活相對立的幾個主要缺點,她認為這些恰恰組成了“個人即政治”觀點的各個方面。首先,在家庭和私人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并非不受權力變化的影響,這種權力變化被看作是政治的特性。不論是丈夫的權力強于妻子還是父母的權力強于孩子,人們通常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或是因為它被當作是自然的,或是因為家庭中的利他主義和利益的一致使權力成為一個并不顯著的因素。奧金認為當代大多數的正義理論家正是通過假定后者來忽視家庭內的關系,但權力的粗魯形式--暴力,認為它不是家庭生活中的因素的看法不斷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正如目前大家都知道的,虐待妻子,盡管人們依舊低估了這一現象的嚴重程度。她特別提到 1976 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每年大約有一百八十萬到五百七十萬的女性經受家庭暴力。暴力,在過去的家長制家庭中是男性統治的一種合法的手段,即丈夫和父親應該擁有超過其妻子和孩子的權力,包括責打他們的權力,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即使到了最近,盡管原則上國家認為這是不合法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家庭內的暴力還是被忽視了。警察部門和法院并不樂意干涉這種表面上“私人的”家庭糾紛,國家對家庭的干預應該被最小化的觀念實則強化了在經濟上或身體上占優勢的男性成員的權力。這樣的家庭很可能變成一個危險的地方,尤其是對婦女和孩子來說。
      
      例如,在 19 世紀后期和20 世紀初期,人們發現很多家長虐待孩子。到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作為源起于 20世紀 60 年代的女權運動的一個結果,大量丈夫虐待妻子的現象,虐待孩子的現象被再次發現。奧金就此指出,毫無疑問地是,家庭暴力對妻子和孩子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而且它與兩性間的不同權力和依存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面對這些事實,奧金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宣稱家庭由于權力在其中是一個不重要的因素而是私人的和非政治的。

      其次,在奧金看來,對家庭存在方式的限定以及家庭中可接受的行為類型全部產生于政治決定。如果一個國家要避免干涉某一領域,那么一定會對這一領域有所限定,它的限定將是一個政治議題。而且,國家并不只是置身于家庭生活之外,而是通過各種方式決定并強制執行婚姻契約的條款。她指出,幾百年來,普通法剝奪了婦女在婚姻中的合法人格,強化了丈夫對其妻子的財產的權利,甚至于對其妻子的身體的權利,而且它實際上使已婚婦女一直“被強迫做無薪酬的家務”,也使婦女無法與她們的丈夫離婚或分居。正如 Lenore Weitzman 在 1985 年所說,“普通法對丈夫是家長的假定直到最近十年仍然包含在法規和判例法之中”.國家關于家庭生活的法律法規也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普通法否認婦女能夠同男人一樣在工作、經濟及政治領域行使權利,其依據是這些權利會妨礙她們履行家庭責任。奧金認為所有這些明顯地強化了婚姻的父權制特性,公共與私人、政治與家庭相分離的虛構也自始至終被保持著。在她看來,國家在家庭生活的一些關鍵領域應該直接進行規范,比如婚姻、離婚和孩子的撫養權等等。而且,這些法律自身以及它們如何運用都對人們的家庭生活有著重要影響,甚至對他們的整個人生都有影響。

      最后,公私領域相對立這一觀點不成立的第三個原因是家庭生活是我們早期社會化發生的地方。女性主義學者使我們理解了我們是如何變得具有社會性別,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一些理論也已經解釋了社會性別是如何通過有區別的養育在下一代的身上體現出來。Nancy Chodorow 是這種理論的創建者之一,她論證道,一個孩子在同性家長的照料下與在異性家長的照料下,其所形成的個人經驗是完全不同的。奧金指出,在我們這種以社會性別結構為基礎的社會中,孩子最初的養育者幾乎都是母親,這就對女孩和男孩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女孩通常在心理上與母親十分相近從而很可能在自己以后的婚姻生活中選擇在家撫養后代,而男孩則很可能朝向對于個人能力的追求,以獲得“公共”地位為目標。這些可以通過以性別結構為基礎的家庭生活來解釋,因為在家庭中,女性往往承擔著照料家庭的重任,而男性則外出工作,參與政治生活。一旦我們承認兩性之間的差異是由家庭內存在的勞動分工造成的,家庭是一種政治的制度就變得很明顯了。

      蘇珊·奧金總結道,既然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有其公共性的一面,與公共生活密不可分,那么適用于公共生活的正義原則也必然可以且應該運用于家庭之中,家庭必須是正義的,而且必須由國家及其法律體系來加以維護。不過她特別強調,批判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傳統對立,提出“個人即政治”的觀點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必須否認公共領域和家庭領域之間有任何合理的區分,也絕不意味著否認人類生活中隱私概念或隱私價值的有用性。隱私的概念和一個得到恰當限定的私人生活領域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但這種領域只有當它的成員是平等的,并且那些暫時被認為是不平等的人--婦女、孩子--被保護不受虐待時才是能夠得到辯護的。

      4.2 羅爾斯雙重立場的具體原因

      4.2.1“無知之幕”背后所隱藏的父權制特征

      大多數人認為羅爾斯提出的兩個正義原則具有普遍適用性,因為它們是從“原初狀態”這一正義的環境中推導出來的。所謂“原初狀態”就是指在其中選擇正義原則的理性人既不知道自己的先天資質、能力強弱,也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甚至于不知道他們的善觀念、合理生活計劃的特殊性以及自己的心理特征,在這種“無知之幕”下正義原則被選擇出來。正是由于“無知之幕”,原初狀態中的人們對自己的個人特性和社會地位的所有認知都被遮蔽了,“沒有人知道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他的天賦,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夠修改那些原則以特別適合他們自己的利益”.如此一來,他們就“不再具備通常意義上討價還價的基礎”,這就是羅爾斯所解釋的,“世界的任意性……被糾正了”,因而他的正義原則是公平的,能夠被大眾所廣泛接受,具有普適性。然而,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蘇珊·奧金發現,羅爾斯在對兩個正義原則的表述中使用“每個人”這一概念,這看起來是對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對待,我們似乎無法看出他的理論帶有父權制特征,但其實他與幾乎所有的政治理論家一樣,在《正義論》一書中使用的大都是男性的文字術語。
      
      “man”(男人)、“he”(他)以及“his”(他的)這些表示男性的文字術語經常與“individual”(個人)和“moral person”(道德的人)這樣表示性別中立的文字術語一起混用。例如,兩代間的關系用“父親”和“兒子”來指稱。奧金特別提到一種道德政治哲學傳統,這種傳統在論述中運用男性的文字術語或如“人類”、“個人”、“理性人”這樣的文字術語,其目的只是為了將女性排除出其理論的適用范圍,康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當羅爾斯提到康德的倫理學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及當他把原初狀態中選出的原則比作康德的目的王國中那些調整性原則,并且認為“按照這些原則行動表現了我們作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的本性”時,他并沒有提及這樣一個事實:康德的道德理論的運用對象并不包括女性。再者,羅爾斯簡短地討論了弗洛伊德關于道德發展的描述,他介紹了弗洛伊德運用男性超我的表述,但是他卻沒有提及弗洛伊德認為由于女性沒有完全解決戀父情結這一問題,她們的道德發展是有嚴重缺陷的。所以,在奧金看來,羅爾斯也屬于對傳統性別歧視的無知者,他傾向于含糊不清地提出他的文字術語。

      奧金認為,即便使用性別中立的術語也并不能夠說明原初狀態中的理性人包括女性。而且,在《正義論》全文中,盡管羅爾斯列舉了原初狀態中的人所不知道的一系列事情,“他的”性別卻沒有被說明。由于參與者也“知道有關人類社會的一般事實”,而一般事實可能包括人類社會由于習俗和法律因而是以社會性別結構為基礎的這一事實,這就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原初狀態中的參與者是否知道自身的性別。奧金指出,羅爾斯的一個陳述加劇了我們的疑惑,這一陳述是原初狀態中那些提出正義原則的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并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作為“家長”或者是“家庭的代表者”.羅爾斯解釋說雖然沒有必要將參與者當作家庭的領導者,但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確保原初狀態中的每個人都能夠關注下一代的福利。當然,奧金承認一個家庭的領導者并不必然就是男性,她說至少在美國近幾十年,以女性為領導者的家庭比例有著顯著的增長。但在通常的用法中,“以女性為領導者的家庭”這一術語只有當家庭中沒有固定居住的成年男性時才被使用,這就意味著男性比女性在成為家庭的領導者方面有優先權。羅爾斯也說,原初狀態中的人們會像一家之主一樣來選擇正義原則,“把他們自己設想為父親,他們應當通過指明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有權向他們的父親與祖父要求些什么,來確定他們該為他們的子孫留存多少”,因此“父親就可以說,如果他不采納平等自由的原則來保障后代的權利的話,他就是不負責任的”.很顯然,在羅爾斯那里“一家之主”實際上就是指“父親”,這種表述實際上也反映出其理論的父權制特征。

      從原初狀態中“無知之幕”掩蓋了或模糊了代表人的性別特征,到具體論證中將代表人變成“一家之主”或“父親”,“無知之幕”背后所隱藏的父權制特征逐漸暴露出來。父權制的主要特征是在家庭中男人身為一家之主擁有絕對的權威,代表所有家庭成員的權利與愿望。根據自由主義的理論,女性是沒有理性能力的,這使得女性同孩子一樣,他們的權利由其丈夫或父親代理。如此一來,女性完全處于原初狀態之外,正義原則也就無法觸及家庭的內部問題或兩性關系問題。羅爾斯通過“無知之幕”掩蓋了各個代表人的性別,使男性可以代表女性和孩子,這種做法在女性主義者看來是掩蓋了兩性之間不平等的事實。因為他對“家長”的假定使得原初狀態中的代表人在選擇正義原則時不會考慮女性已然處于不利地位的現實,他也看不到這對女性生活領域的影響。例如,在對財富分配的討論中,羅爾斯假定一旦消除無知之幕,原初狀態中的所有參與者都有望成為勞動力市場中有薪酬的參與者。分配的份額根據家庭收入決定,但是“個人”這一術語被散布到這個討論中,就好像一個家庭的收入和財富與個人的財富之間沒有差別。奧金認為,這種混淆掩蓋了一個事實,即工資被支付給有勞動力的雇員,但是在以社會性別為特征的社會中,相比于男人的勞動,女人有很多勞動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報酬,而且甚至經常不被認可為勞動。這種混淆也掩蓋了另外一個事實:男性與女性的收入差異以及女人在經濟上對男人的依附這一結果很可能會影響家庭內的權力關系,也會影響家庭成員中的成年人之間對閑暇、聲望、政治權利等等的使用權。

      正如簡·英格里希所指出的,“羅爾斯使原初狀態中的人不再是個人而成為家長,這樣家庭對正義的要求就變得模糊、晦澀”.女性主義者認為,這實際上陷入了公共領域和家庭領域的截然對立。并且由于這種對立,家庭生活的傳統思考模式和兩性之間的關系沒有被看作是社會正義理論的主題之一。

      4.2.2 羅爾斯假定一夫一妻制的等級制家庭

      蘇珊·奧金認為,羅爾斯會陷入這種雙重立場還有一個原因,即他雖然假定家庭在“某種形式”上是正義的,但卻沒有進行具體的論證,相反地,他是按照傳統的以性別為基礎的家庭結構和角色來思考。他說,家庭是“一個很小的交往共同體,它在正常情況下以一種明確的等級制為特征,在這個等級制中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對此,奧金批判道,如果賦予家庭以等級制的特征,那實際上就承認了家庭內不平等的性別勞動分工。在這種等級制家庭中權利和義務的分配都是不公平的,這與正義社會的基本要求相矛盾。她說道:“如果以性別結構為基礎的家庭不正義,反而保留了等級制和封建社會的大量殘余,在家庭中角色、責任以及資源不是根據正義原則來進行分配,而是根據充滿著巨大社會意義的性別差異分配,那么,羅爾斯的整個道德發展結構就將是建立在極其不穩固的基礎之上”.這種分配的不正義在等級制的家庭中主要體現于兩性在照料孩子和家務勞動分工方面的不同地位。奧金認為,在基本的政治自由之后,最根本的自由之一是“選擇職業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卻被以社會性別結構為基礎的等級制家庭所損害,因為女性不論是否走出家庭從事有酬工作,她們在家務和照顧孩子方面都比男性承擔著更大的責任與份額。實際上,女性的這些責任(引起她們在經濟上對男人的依附)妨礙了她們職業選擇的自由,因為兩性的慣常角色要求嚴重阻礙了女性一生中眾多的選擇機會。在實踐中,女性很容易從一個有酬勞的工作者轉變為家庭主婦的角色,而她們要走出家庭成為有酬工作者則比較困難。特別是,女性常常因生育和照料孩子而不得不辭掉她們的工作,而男性就成為家庭經濟的支撐者,這種現象帶來的第一個后果就是兩性在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雖然羅爾斯宣稱在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里,“沒有人需要奴隸般地依賴于他人,需要被強迫著在麻痹人類思想和省覺的單調枯燥的職業中進行選擇”,而且“所有人的工作都是有意義的”.然而在奧金看來,這些狀況在另一種社會中才更可能實現,即在這種社會中家庭責任的分配不會使女性陷入有償工作的最低工資領域并導致她們在經濟上依附于男人。

      等級制的家庭不僅造成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使女性成為從屬于男性的“第二性”,而且對孩子的道德發展也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羅爾斯認為家庭是孩子形成正義感的最初地方,在培養孩子的正義道德中處于重要地位,奧金同意他的這一觀點。但羅爾斯卻繼續道,家庭作為道德老師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父母對“一個好兒子或一個好女兒的德性”的期望來達到的。在家庭中,在如學校、鄰里這樣的其他共同體中,一個人通過學習獲得不同的道德德性和理想,這會一直影響著他們在以后扮演不同身份、身處不同職業及家庭狀況中所具有的道德德性和理想,“這些理想的內容是由一個好妻子和好丈夫、一個好朋友和好公民等等觀念構成的”.奧金認為羅爾斯的意思其實是暗指女兒的美德不同于兒子的美德,妻子的美德不同于丈夫的美德。
      
      于是,一個傳統的性別體系就被假定了。在這種性別體系中,正如許多女性主義理論家都已經論證過的,女性和男性不同的生活經驗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影響了他們各自的心理特征、思考方式以及道德發展模式。同時女性主義者論證了成為主要養育者的經歷也影響了女性的心理和道德觀念,并且女性主義理論家已經充分地論證了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宣稱--“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因而,奧金更加認為,家庭要建立在平等和互惠而不是依賴和支配的基礎上,這樣孩子在家庭中才能形成正確的道德發展模式。否則,孩子不論從父母那里得到多少愛都不可能彌補他們在之前所看到的父母關系中存在的不正義,他們也無法在性別角色被嚴格分配的等級制家庭中像羅爾斯的道德發展理論所要求的那樣,“置自身于另一個人的地位并了解處在他的地位上我們會怎么做”.除非他們平等地接受父母的撫養,否則男孩和女孩將無法發展出一種十分相似且全面的道德心理特征以使自己有能力在原初狀態中進行正義原則的選擇。奧金還提出疑問:如果父親和母親沒有平等地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那么孩子是否能夠在往后成年人的生活中擁有引發正義感的同情?此外,她還指出,除非家庭是作為正義的社團被聯結到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中,否則在這一共同體中人們將無法發展出實踐正義所需的擴大化的同情能力。羅爾斯對家庭內正義的忽視很明顯與他自己的道德發展理論的需要相沖突。對此,蘇珊·奧金說道:“不可否認,家庭會對孩子希望成為何種人以及將來會成為何種人產生深遠的影響”,家庭若要成為培養孩子正義感的首要場所,就必須消除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必須是正義的。

      在全面分析了羅爾斯在家庭與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以后,蘇珊·奧金提出了對羅爾斯正義理論的修正。她強調了羅爾斯關于兒童的道德發展理論,并認為如果使羅爾斯所假定的原初狀態中的無知之幕真正遮蔽參與者的性別、天資、環境和目的等,那么“原初狀態”就會成為挑戰社會性別結構的強有力的概念。另外,奧金更是認為一旦我們拋棄對公共和家庭生活領域對立、政治和非政治生活領域對立的傳統假定,我們就可以將羅爾斯的理論當作一種工具去思考如何在家庭和社會中實現兩性之間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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