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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珊·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維護

    時間:2016-03-2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5873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羅爾斯在家庭與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研究
      【導言  第一章】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家庭正義觀
      【第二章】羅爾斯在家庭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
      【第三章】蘇珊·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維護
      【第四章】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批判與修正
      【第五章】蘇珊·奧金理想中的家庭正義
      【結束語/參考文獻】正義原則在家庭中的應用研究結束語與參考文獻
      
       
      3 蘇珊·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維護

      在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中,他明確地將家庭納入正義的領域,并認為正義作為首要的德性具有優先性。與之相反,桑德爾堅持認為家庭并不具備正義環境的特征,正義更不可能在家庭中占據優先地位。他的這一觀點不僅僅是對羅爾斯的批判,同時也意味著他反對女性主義者所聲稱的“家庭必須是正義的”這一觀點。對此,以蘇珊·奧金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從其自身立場出發對桑德爾進行了批駁。

      3.1 桑德爾對羅爾斯家庭正義觀的批判:家庭不具備正義環境的特征

      所謂正義的環境,就是那些需要正義美德和能夠保證正義美德的存在的條件與狀況。在人類社會中,只有當這些條件出現時,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才會變得可能和必要。在桑德爾看來,社會是一種“互利合作的冒險事業”,這就意味著社會不僅具有利益一致的特征,同時也具有典型的沖突特征。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所有人都可以從合作中獲取利益;而在利益沖突的情形中,由于人們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所以他們就會在如何分配合作成果這一問題上發生分歧。這時人們就需要一些正義原則給予明確的規定并做出具體的安排以解決此類問題。使這些決定性的安排成為必要的條件就是正義的環境。

      在羅爾斯看來,正義的環境有兩種:首先,資源的適度匱乏,這是正義的客觀環境;第二是正義的主觀環境,即合作主體盡管具有一些相似的或者是互補的需求與利益,但是他們也有“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并且……會導致他們對可得到的自然和社會資源有相互矛盾的需求”.羅爾斯假定人類社會以某種“正義的環境”為特征,依據這一假定他宣稱正義是首要的道德價值,并在其正義理論體系的開端就提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那么,羅爾斯是否考慮過將正義應用于家庭成員之間呢?女性主義者認為,盡管他并沒有一貫地堅持這一立場,但他在《正義論》中假定:家庭在某種形式上是正義的。從他對這一假定的陳述以及他最初將家庭包含在“社會基本結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在《正義論》中)他并沒有把家庭放置于正義的環境之外。

      對于羅爾斯的這一假定,桑德爾很不贊同。在他看來,羅爾斯將家庭假定為社會制度的“某種形式”,并置入正義的環境之中是極其錯誤的。他認為家庭根本沒有正義環境的特征,正義對于家庭來說也并不是一個合適的美德。在對羅爾斯的批判中,桑德爾以休謨看待家庭生活的視角為基礎,從而他得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存在一些重要的社會領域,對于它們來說正義是一種不適用的德性,家庭就屬于這種領域。他認為,根據正義環境的特征,只有當人們的利益發生沖突、用以分配的資源缺乏或者財產的分配不公正時,正義才會發揮自身的作用。而事實上,很多社會團體并非是一種正義的環境,家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他眼中,家庭是一種親密團體,其家庭成員是因為愛和共同利益才聯系到一起,他們之間的關系并非契約關系,家庭中的美德是更加高尚的。因而家庭并不需要正義,更不應該被納入到正義原則的適用范圍之中。

      針對羅爾斯的“正義是首要的道德價值”這一宣稱,桑德爾認為這種聲稱被許多社會小團體的存在所破壞,并認為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駁倒羅爾斯的觀點。首先,依據休謨的看法,這些團體“具有或多或少清晰界定的共同認同與共享的追求”,身處其中的參與者,“他們的道德標準與目標相當一致以至于呈現于其中的正義環境相對處于較低程度”,因而在這些團體中正義環境并不占據支配地位。特別地,在“或多或少理想化的家庭中,大部分關系是靠自發的情感來維系”,正義就更不可能是首要的道德價值。第二,在這樣的社會小團體中,不僅正義不占據優勢,而且如果這些團體依照正義原則來運轉,并與正義原則共同發揮作用的話,全面的道德提升也并不一定就會發生。相反地,某種“高尚德性和更多有利的幸事的缺失”1可能意味著“在一些情況下,正義不但不是一種美德反而是一種缺陷”.桑德爾由此得出結論,既然存在著這種情況,那就說明正義的優先性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正義絕不像羅爾斯所聲稱的那樣是首要的美德。他認為,在某種情形下正義只是“一種補救性的美德”,例如當社會陷入墮落狀況時用它來做修補的工作。這也就是說,桑德爾并不認為正義是家庭中的核心美德,更不認為正義具有優先價值。

      3.2 蘇珊·奧金對羅爾斯家庭正義觀的維護:反對桑德爾的批評

      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評遭到了以奧金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的強烈反駁,他們積極維護羅爾斯的觀點。奧金指出,桑德爾的批評主要存在著兩個重大錯誤:第一,他對羅爾斯所聲稱的“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理解有誤;第二,他對家庭的描述過于理想化。正是這兩方面的錯誤導致了桑德爾沒有看到正義這一德性對于家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奧金認為桑德爾誤解了羅爾斯所提出的正義優先性的含義。在奧金看來,當羅爾斯宣稱正義是首要德性時,他并非是指正義是最高的或最高尚的德性,而是指正義是最基本的或最必要的德性。這種解釋暗含在《正義論》開篇所使用的明喻中:“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也就是說,理論不僅僅具有真理性,它還具有一些其他的特征,比如社會效用或者實踐力量等,也許這些特征比真理的價值更高。同樣地,社會制度也具有除正義以外的道德特征,其中某些道德可能比正義有著更高的價值。但是,正義之所以是一種首要的價值是因為它是最基本的德性,而不是因為它是最高的或最高尚的德性。

      不可否認,羅爾斯雖然認為正義具有優先價值,但他并沒有排除存在著一些道德原則和道德情操,其價值比正義更高。例如他所提到的“職責外的行為,像仁慈、同情、英雄主義等,都來自于使人們聯結為一個共同體的較高層次的道德情感”.他也承認一個家庭成員通常會對另一個家庭成員表現出一些高于正義的道德價值,但是他認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夠持之以恒地遵循那些道德標準,常人是無法做到的。這是由于那些道德標準需要人們犧牲較多的自我利益。奧金認為,在羅爾斯的觀點中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些“職責外的行為”所需要的道德標準并不會以任何方式與正義的準則產生沖突。因為這些高尚道德的目標延續正義原則的要求,它們的目的是相同的;另一方面,雖然人們受這些高尚道德準則的規范,但他們在追求各自利益的過程中總會出現矛盾,這時高尚道德就需要依靠正義原則。換句話說,這些高尚道德與正義原則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即前者依賴于正義原則,正義原則既是這些高尚道德的根本要求,也是這些高尚道德的基礎。所以,正義在美德中就是第一或首要的,其它公認的更高形式的道德準則不論在概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需要依賴于它。正如羅爾斯所說,“正義感總是與人類之愛聯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由同樣的正義觀念所規定”.
      
      在全面考察了這些觀點之后,奧金總結道,不論是反對正義的道德優先性,還是反對正義是家庭的一個核心德性,這些論述都是錯誤的。在社會團體中,情感、慷慨以及其他比正義更高的美德十分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利益應當讓位于他們對共同利益或對其他人的利益的關切。但盡管如此,如同在更大的社會范圍中一樣,在家庭中這種更高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為也是以正義為基礎的。因而,正義被當作首要美德是必須的,這意味著它是最基本的,甚至于在目標同一、情感盛行的社會團體中正義也是一種普遍的、基本的道德價值。桑德爾錯誤地理解羅爾斯關于正義優先性的觀點,把作為最基本的德性看作是最高的德性,這種說法沒有任何說服力,是無法成立的。

      其次,蘇珊·奧金認為桑德爾論述中的第二個錯誤在于他對家庭的描述過于理想化甚至可以說是虛構的。通過檢查這一錯誤,奧金進一步論證了正義對家庭來說是一種必要的德性。事實上,桑德爾似乎并沒有發現他的這一描述與羅爾斯所舉的一種狀況十分類似,這種狀況是那些擁有共同理想的圣人(道德高尚的人)團體,正義在其中是多余的。但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包括家庭在內的社會團體并不可能像桑德爾所認為地那么理想,也不會那么恰當地運轉。奧金指出,家庭是現實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現實生活中的家庭其實充滿了性別的不公正,這種不正義是客觀存在著的,家庭并非理論家想象出的理想圣地。因而,在理論建構中對家庭做理想化的描述并不意味著這種描述在現實生活中也適用。桑德爾以對家庭的理想化想象來反對羅爾斯把家庭假設為正義制度的某種形式,這無法消除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家庭不正義。她說道:“一種正義理論可以不與制度的抽象化或理想化相關,但是它必須與現實性相聯系。假如我們只將理論與理想相連,那么我們很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同家庭一樣,更廣泛的社會團體都與正義無關,即使在沒有正義的狀況下也能夠恰當地運轉。甚至于我們可以推論出,我們的社會也不需要稅收政策和審判制度。然而,它依舊沒有告訴我們,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里我們究竟需要什么”.

      桑德爾將家庭看作是遠遠高于正義的團體,而很少注意到當家庭未能滿足這個神圣的理想時它們會發生什么。的確,當我們回頭看看過去一些理論家的思想,我們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桑德爾立場的來源。其實,十八世紀的很多理論家就曾將家庭理想化,從而論證家庭無需正義,家庭中只存在著更加高尚的道德。對桑德爾有著直接影響的休謨這樣說道:“法律推斷……已婚人士之間的友情十分穩固以至于他們不需要進行財產分配”.它成立的條件是婚姻中的女性已經變成了“非法人”.

      在這一條件下,法律實際上沒有規定夫妻財產的共同所有權,相反地,它在不自覺中將妻子的個人財產轉移到了丈夫的手中。就像密爾提到的:“所謂兩個人在法律上變成一個人僅僅只是為了推出所有屬于她的都是他的,而并未相應地推出所有屬于他的都是她的”.休謨和其他人都是通過提及“擴大化的情感”和家庭的統一來證明這種法律是正當的。他們大都以一種理想化的視角來看待家庭,將家庭視為“和平之地”,這樣的家庭絕不會產生任何的傷害行為、懷疑或是分離。這是十九世紀反對已婚婦女權利者論述的核心,但是奧金意識到分配的正義問題在他們看來并不存在于這類家庭環境之中。奧金分析指出:這是由于妻子的財產連同她的身體、孩子以及她的合法權利都已經屬于她的丈夫,所以分配問題也就顯得毫無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后期,家庭歷史學家恢復了對家庭生活的理想化描述,這是為了論證正義的環境并非像羅爾斯所認為的那樣是普遍存在的。可是,持這種觀點的理論家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一描述對受傷害的一方來說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不過,正是這些觀點讓蘇珊·奧金認識到家庭與正義之間的問題主要在于家庭是否具備正義環境的特征。如果家庭屬于正義環境,那么這種情況又是否是普遍的。

      奧金承認家庭很有可能是按照高于正義的德性來運轉,并且認為這在道德上比純粹的正義更加可取。但是,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她認為在得出這一結論之前我們需要進行仔細的檢查。特別是,我們需要詢問在這種受高尚道德支配的家庭中,一旦正義的環境產生,即當利益發生沖突時,所有家庭成員是否都有資格平等地享受利益并承擔責任。然而,在桑德爾所設計的理想化家庭中,由于寬厚的精神和丈夫對家人的愛,妻子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要求她們對家庭財產的公平份額。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桑德爾駁斥正義優先性的論述也是依賴于對家庭做出高度理想化的描述。他把家庭當作是“擴大化的愛”的一種情形,但他沒有注意到,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人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家庭中的暴力行為,有些不僅很嚴重而且是致命的,這也使得法院和警察機構不斷地處理家庭暴力、性虐待以及離婚案件,家庭中的分配問題也日益顯露出來。桑德爾說,在理想化的家庭中,對公平的吁求“被一種寬厚的精神所取代。在這種寬厚的精神中,人們很少要求自己公平的份額”,而且,“也不會出現我得到了什么和我應是什么這類問題”.其中的含意似乎是說家庭生活不可能是一貫的不正義。但他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相對于男人來說,女性由于社會化和婦女的角色預期而傾向于對她們的公平份額不做要求,并按照家庭的需要來安排她們的優先次序。正如早期的家庭思想家所察覺到的,家庭所期望的“職責外的行為”往往是針對女性而言的。正如約翰·路斯金對女性的勸說,“女性應當一直保持著屬于自己的德性和聰慧,這不是為了促進她們自身的發展而是為了否定自身”.

      在女性主義者看來,事實上許多財富比如有報酬的工作、休閑時間、身體保護以及財產的獲取,它們在家庭中的分配通常是不規律的,至少在當代以社會性別為結構的家庭中多數是不正義的。這樣的家庭不可能只依靠寬厚的精神,因為無數婦女和孩子的生活機會已經處于危險的狀況之下。倘若家庭是道德發展的最初場所,在家庭里我們第一次學習如何發展出正義感,那么家庭也需要正義。而且,正義并不會以任何方式減損親密、和諧與愛,正義原則與深刻持久的愛是可以共存的,當我們選擇正義這一德性時并不意味著一定要舍棄更高的德性。這樣,如果在我們現實地看待家庭時能夠堅持認為它們建基于正義,我們也就不需要非得二者選其一。正是因為如此,像家庭之類的社會團體才不會對正義的道德優先性帶來任何問題。

      如果它們按照自發的愛和寬厚的精神正常運轉,并且在恰好正義的環境出現時能夠正義地對待它們的成員,那么這些團體就是正義的甚至是優于正義的。但是如果當它們的成員有理由要求正義但它們卻不能提供正義,那么就算它們擁有寬厚的精神和愛,它們也是極其糟糕的。

      女性主義者認為,被理想化了的家庭才是真正損害正義優先性的團體。因為無論家庭成員多么在乎自己的另一半并共享利益,他們/她們也仍舊是獨立的,擁有自己的目標和希望,而且他們/她們彼此的目標和希望有時候可能會出現矛盾。所以,我們應該將家庭視為這樣一種制度,在家庭中正義是核心性的美德。我們必須承認,在家庭生活領域中的許多資源--養育、金錢、休閑時間和關懷--不夠豐富的時候,正義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當我們意識到婦女很可能由于她們的家庭責任而改變她們生活的整個進程時,我們就不能將家庭看作如友情一般的親密關系,不論后者的感情聯系是多么強大。因為,在家庭中通過犧牲自我來代替正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正義的問題。所以,羅爾斯將家庭放入正義的范圍內才是真正地直面家庭中的不正義,才是對家庭的一種現實性思考,相對于桑德爾將家庭理想化來說更加具有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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