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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家庭正義觀

    時間:2016-03-2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2433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羅爾斯在家庭與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研究
      【導言  第一章】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家庭正義觀
      【第二章】羅爾斯在家庭正義問題上的雙重立場
      【第三章】蘇珊·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維護
      【第四章】奧金對羅爾斯的家庭正義觀的批判與修正
      【第五章】蘇珊·奧金理想中的家庭正義
      【結束語/參考文獻】正義原則在家庭中的應用研究結束語與參考文獻
      
       
      導 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正義問題的討論逐漸成為西方政治哲學研究中的主流,羅爾斯的《正義論》在其中有開拓之功,并對這場討論具有深刻與持久的影響。

      其正義理論的核心作用在于它作為一種啟發式的構想不僅僅對道德政治理論的構建有重要的啟示,而且自從《正義論》發表之后,圍繞著他的理論所進行的論戰十分引人注意。對其理論提出反對意見的不僅有極端自由主義(自由至上主義)者、社群主義者,還有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此外,女性主義者也開始關注他的理論。女性主義是一種看待世界包括人類(特別是西方)思想傳統與制度的全新視角,以蘇珊·奧金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從自己的獨特立場出發,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發起了挑戰。

      奧金對羅爾斯的《正義論》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文本考察,她認為羅爾斯在家庭與正義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并不明確與一貫。羅爾斯既認為家庭屬于正義的范圍,卻又在正義原則的具體運用過程中將家庭排除在外。奧金認為羅爾斯在家庭與正義問題上抱持這種模棱兩可的立場是因為他的理論建立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相分離的基礎上。于是,奧金通過分析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揭露了他的正義理論對家庭的忽視,解構了傳統公私領域的二元對立,從而表達了女性主義的正義思想。
      
      1 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家庭正義觀

      在西方政治理論傳統中,家庭往往被排除出正義原則的適用范圍,這是因為這一傳統往往將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割開來、對立起來,認為正義僅僅只存在于公共領域之中。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對家庭與城邦做出了區分。他認為我們同時需要作為公共領域的城邦生活和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生活。作為私人領域的家庭是以滿足基本生理需要為目的,所以它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聯合體形式;而作為公共領域的城邦生活超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是為了良善的生活而存在的。妻子和奴隸僅限于私人領域并受制于男性,公共領域是僅適合男性去追求的良善的生活,而將女性排除在外。蘇珊·奧金認為亞里士多德已經事先假定女性更適合于家庭領域,將她們限制在家庭之中,從而使女性無法進入公共領域。奧金說:“亞里士多德所推出的結論是:從整個理性推理能力來看,女性確實是在男性之下的。他將女性構想為一種工具,規定女性擁有的美德與男性完全不同……他還將社會看作是父權制的和具有嚴格等級的”.自此以后,家庭就脫離了公共視野。

      近現代思想繼承了這一區分,特別是自由主義思想家。傳統自由主義認為所有人都是潛在地平等和自由的,但同時卻又將女性限制在家庭這一私人領域,受男性的統治。因而,自由主義只是提出了公共領域內的平等主義思想,實際上卻掩蓋了家庭中兩性的不平等現實。在傳統自由主義看來,正義這一美德并不適用于家庭,盧梭和休謨對這樣的觀點進行過非常明確地表述。盧梭說道,家庭的統治,并不像政治社會的統治那樣需要對它的成員負責任或是需要用正義原則來進行規制。家庭不像更廣泛的社會,它是在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家庭的父親不會像一個政府那樣,他“為了正當地行動……只有咨詢他的心”.在盧梭看來,在不損害女性福利的前提下,女性可以被統治于家庭之中,并且被否認有參與到政治領域的權利。

      在政治領域中,他們的丈夫將會代表家庭整體的利益。類似地,休謨這樣論述家庭生活的環境:正義并不是一個適用于它們的恰當的標準。他指出,在“擴大化的情感”的狀況下,每一個男人“都不會更關心他自己的利益而較少關心他的同伴的利益”,這時正義是無用的,因為沒有必要。他把家庭當作“擴大化的情感”的最清晰的例子,在家庭中正義是不適用的,這是因為“所有的財產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復存在的、混亂的……在婚姻雙方之間,友誼的親和力在法律上應該強到足以使雙方拋棄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分別,而且實際上也經常能達到這種強度”.這也就是說,被家庭成員所接受的情感依戀和利益的統一使得正義的標準與他們毫不相干。

      到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思想繼續延續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同時也延續了這一區分中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其中,密爾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一方面,他論證了夫妻雙方在婚姻家庭中擁有平等的權利,沒有主導和從屬的地位之分,一方不能支配另一方,而且在公共領域中也同樣能夠承擔相同的角色。他說道:“用以規范兩性間社會關系的原則,即一個性別法定地從屬于另一個性別,這是錯誤的,而且阻礙了人類的進步”.女性應該被允許進入到“目前為止男性所獨占的所有職業”.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即使女性獲得平等的受教育權和謀生的權力,妻子也仍然會選擇繼續留在家里。他其實更傾向于支持女性呆在家中做全職主婦,接受性別勞動分工。而且密爾雖然主張女性享有與男性同工同酬的權利,但當他考慮整個家庭時,他又提出女性應獲得較少的工資。這些思想上的矛盾都嚴重削弱了他對兩性平等的論證,實際上也展現了家庭正義問題的復雜性。

      直到當代政治哲學,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在西方的政治自由主義中占據了核心地位。在其《正義論》一書中,他明確地將家庭當作正義社會的基本制度之一,這讓女性主義者看到了希望。然而,在其具體論證過程中,家庭逐漸消失,甚至成為了運用正義原則的障礙,這又使得以蘇珊·奧金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頗為不滿,他們從現實生活及自身立場出發對其進行批判。奧金論證道:“依然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中的性別之間的實質性的不平等對幾乎所有的女性和越來越多的孩子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所有的這些不平等都來源于家庭中不平等的財產分配,而這些不平等的財產分配源于無薪酬的家庭勞動……女性主義者應該需要繼續對家庭進行再思考反思,并堅定地認為家庭需要是正義的。而且,這些目標不僅僅對女性來說是必要的……對于作為整體的社會正義來說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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