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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社會三種研究范式的歷史演進

    時間:2015-12-2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285字

      “市民社會”范疇在西方思想史上以不同的理性結構出現在社會哲學中,體現了生產關系和政治形態的演變: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市民社會”被定義為與野蠻社會相區別的“城邦共同體”;從14世紀開始,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市民社會”具有新的理論形態,被當作與政治國家相分離的“城市自治共同體”和公民社會;20世紀以來,葛蘭西為了闡明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革命策略,將“市民社會”置入“上層建筑”,使其剝離經濟社會的范疇,從而將“市民社會”意識形態化。因此,與野蠻社會、政治國家和經濟社會的三次分離是市民社會理論的演變軌跡,其發展也相應存在三個階段和三種范式的歷史轉換:第一階段是由亞里士多德奠立的道德范式,第二階段是由黑格爾開創、馬克思發揚光大的政治哲學范式,第三階段是由葛蘭西闡明的文化社會學范式。市民社會三種研究范式的歷史轉換對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檢視三種研究范式的歷史轉換,有助于對不同時代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復雜關系作出更為深入的認識。

      一、源起與轉變:從亞里士多德的道德范式到黑格爾的政治哲學范式

      “市民社會”范疇的緣起在學界存在分歧,比較常見的觀點認為其源頭可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Politike Koinonia”一詞,最初的意思是用來表達政治體的“城邦共同體”,后被譯為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和英文“Civil Society”(市民社會)。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視野中,“市民社會”是在道德意義上對城邦公共生活的全部描述,表征的是一種相對于前政治社會即野蠻社會的“德性生活的文明社會”.市民社會作為一種思考社會道德秩序的范疇,是亞里士多德從道德維度賦予市民社會古典意義的基本方式,由此開啟了亞里士多德在市民社會道德范式領域的理論研究。

      亞里士多德開啟的道德范式的市民社會理論研究在西方思想發展史上影響深遠。在中世紀時期,“城邦共同體”的市民社會范疇被基督教思想家所廢棄,原因在于西方國家基督教勢力逐漸強大,其渴求通過撮合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聯,獲取教會應有的社會地位。直至13世紀初,這一狀況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著作被譯為拉丁文后才得到轉變。亞里士多德著名崇拜者托馬斯·阿奎那就是從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特別是其中的市民社會范疇中得到了理論啟迪和思想力量,他多次在市民社會理論探討中尋找亞里士多德的影子,從亞里士多德的道德范式市民社會理論中吸收積極與合理成分,道德的角度出發承認了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的區別,認為在文明社會中的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相互需要;同時,阿奎那也根據基督教思想改造了亞里士多德的市民社會理論,他一方面認同作為邦國的市民社會是緣于人性的自然需要而產生的,另一方面卻基于基督教義提出“上帝是人和人性的創造者,社會和國家既然是由于人性的需要,那么,上帝才是政治權威的究極創主”①。

      由此將國家起源問題極端神學化,其內在目的在于維護教權。此后,道德范式的市民社會概念并不僅僅在中世紀被使用,近代啟蒙運動時期,洛克、盧梭等契約論思想家也廣泛使用了這一市民社會范疇,如盧梭以“自然狀態”理論觀照市民社會,將“市民社會”基本理解為“政治社會”,并把市民社會產生的根源當做是歷史衍生的產物和道德沖突的結果。

      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再到啟蒙運動時期,人們所使用的市民社會概念,雖然幾經變化,但其基本內容并沒有超出亞里士多德所賦予的最初內涵,都是在“德性生活的文明社會”范圍內使用,這也意味著古代思想家并沒有超出與野蠻社會相對立的層面來理解和把握市民社會范疇。市民社會由此被稱為政治社會、文明社會,它既表征一種進步的道德生活狀態,也表明社會擁有政治文明要素,公民能夠平等參與社會管理。

      相對于亞里士多德開啟的從道德范式來分析市民社會而言,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近代哲學家則側重于從政治哲學范式來考察市民社會。雖然他們都認為市民社會是對現實的生產關系和政治形態的反映,但他們認為反映的內容上有根本差異:前者強調社會的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后者強調國家“公共領域”與社會“私人領域”的分野。后者質疑前者的基本點在于不應在道德領域理解市民社會的本質,市民社會與道德沒有天然的聯系。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及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促進了作為“公共領域”的國家與作為“私人領域”的社會相分離。黑格爾在這種現實背景下,第一次從經濟體系的角度對市民社會的性質進行了界定和論述,由此開創了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范式的市民社會理論研究。

      在黑格爾的政治哲學范式市民社會理論視野中,市民社會也是由人性的需要產生的活動領域,自由的個體把自身從自然施加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導致了自由個體的依賴和聯合,所以“這個領域是由我們的直接權利和道德權利的施行造成的”②,但是由于該領域主要是自由個體通過活動和勞動滿足自己需要和關切的領域,也是有產者維護、交換財產權利的領域。在黑格爾看來,市民社會就是經濟活動的空間,是與作為社會公共權力機構的政治國家相分離的“私人領域”.市民社會作為“私人領域”,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動分工強加給自由個體的一種相互依賴形式,不可避免地將導致社會貧困和階級分化,其自由的發展形式不同于完全自主的、擁有權利的自由個體的自愿聯合和自覺認同,而這正是政治國家的優勢。黑格爾明確強調政治國家優先于市民社會、政治國家先在于市民社會、政治國家高于市民社會,充分肯定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內部矛盾的解決與克服的支配性作用。他把市民社會看成是家庭到國家之間發展鏈條中的必經環節與重要階段,由此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政治國家高于市民社會、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是“家庭-市民社會-國家”邏輯演進的必然結果,是黑格爾政治哲學范式下市民社會理論所得出的最重要結論。

      二、內在矛盾的解決: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范式與唯物史觀的創立

      黑格爾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相對完整地建構了市民社會理論,將公共領域的政治國家與私人領域的市民社會進行了區分,否定某些近代思想家混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觀念,實現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區分的理論自覺,市民社會范疇也獲得了與以往不同的嶄新涵義,確立了政治哲學范式下的市民社會理論。

      但黑格爾在政治哲學范式下所構建的市民社會理論的致命弱點是以唯心主義為基礎和前提,顛倒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現實關系,使政治國家成為市民社會的決定者。面對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自私自利追求利潤的市民社會與人們渴望平等享有自由、福利的矛盾,黑格爾提出了解決方案。在黑格爾看來,假如政治國家對生產和貿易有所控制、工商業界秉持有一種倫理的態度,認識到自由個體需要的滿足是所有人的權利,那么有產者的自由所產生的生產力將會使所有人都受益,所以解決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市民社會里的各種機構(例如同業公會)---這些機構改變和革新了人們對他們的自由以及他們的心靈習慣的理解---而不是對生產關系的強制性的、革命性的重構”①。然而,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顛倒了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現實關系,其主觀預設的“理性國家”富有唯心主義色彩,根本不能整合現實中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裂,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福利,同時“理性國家”本身都是市民社會自我分裂的結果,黑格爾解決市民社會內在矛盾的方案是虛假的,根本不可能得到實現;與此相反,為了全人類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幸福,革命性地重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當然,必須指明的是,雖然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但他沒有“將臟水連同嬰兒一起潑掉”,徹底否定黑格爾的理論路徑,在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承續關系中,“繼承”的推進也許比“批判”的否定占據著更重要的位置,畢竟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

      首先,在理論結構上,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沿襲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政治哲學范式,停留在黑格爾法權哲學體系的場域之中。正是黑格爾在政治哲學范式下把市民社會從政治國家中分離出來,從而為馬克思的后續研究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理論構架。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爾在市民社會理解上的貢獻,認為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分離是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最深刻的部分。② 青年馬克思是在黑格爾這一基本的政治哲學結構范式內,把唯心主義還原為唯物主義,根本上擺脫唯心主義的窠臼,并倒轉了黑格爾關于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論證邏輯。青年馬克思相對于黑格爾,其理論創造還是在黑格爾政治哲學的歷史視野、結構范式內部的轉換,這是馬克思與黑格爾在市民社會理論關系上的思想史事實。

      其次,在理論突破口上,馬克思以批判黑格爾法權哲學為開端,重新分析了政治國家、市民社會之間的邏輯與歷史關系。基于對黑格爾法權哲學的深刻研究,馬克思認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存在的前提和條件完全不同:政治國家是人類生活的形式領域,市民社會是人類生活的物質領域,不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為物質領域決定形式領域。馬克思在理解市民社會對政治國家的決定性關系中,還強調應該“從經濟關系的維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復雜的物質關系的總和,理解為社會的經濟基礎。”①由此徹底擺脫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歷史局限性,提出了市民社會中貧困問題的另一種更加合理徹底的解決之道。

      再次,在理論批判的視角上,馬克思從政治國家推進到市民社會領域,對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的探討深入到追究如何解決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提出了對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雙重超越的人類解放路徑。根據這一理論路徑,馬克思以市民社會為起點與中心線索,提出了社會發展的若干范疇,闡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走向,推斷出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矛盾的演化結果,在市民社會的“問題域”中對市民社會理論深度闡發而通達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并完成對唯物史觀的全面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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