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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爾差別原則綜述

    時間:2016-05-26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10022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羅爾斯理論體系中的差別原則探究 
    【導言】正義二原則中差別原則解讀導言 
    【第一章】羅爾斯及《正義論》介紹 
    【第二章】羅爾差別原則綜述  
    【第三章】正義論差別原則的意義 
    【結語/參考文獻】政治哲學中的差別原則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二章 差別原則綜述

      上文從正義的研究趨勢、正義二原則的產生等對差別原則作了初步了解,接下來我們將對差別原則進行深入解讀,差別原則“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到底是什么意思,差別原則在正義二原則中的地位,差別原則體現了羅爾斯什么樣的理論觀念使得其成為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特色以及大家對差別原則的評價。

      第一節 差別原則內涵

      差別原則是羅爾斯正義二原則中第二個正義原則的一個構成部分。完整表達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使它們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從字面上看,首先我們應該明確差別原則的應用對象也是不平等,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即在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因個人的出身、志向、興趣等先天偶然因素或者社會、經濟所處的發展狀況等造成的某部分人獲得的利益比其他人少的現象。面對這種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作選擇時,我們就要使用差別原則。其次,差別原則在使用時存在一個前提“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在正義二原則中,也就是差別原則的使用必須在滿足正義二原則中其他原則的基礎下進行。即差別原則不能獨自使用,在“自由平等原則” 和“機會公正平等原則”都使用的前提下,我們才能使用差別原則。最后,差別原則的關注對象是“最少受惠者”.這區別于正義二原則中其他原則的使用對象是社會體系下的每個公民,差別原則只關注社會中的一部分,“最少受惠者”.這也是我們通常把其稱之為“差別原則”的原因。

      這里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最”,“最少受惠者”和“最大利益”,羅爾斯在差別原則中使用了最高級的限制性詞語“最”,我們該怎樣理解這種表達呢?什么樣的人才算是“最少受惠者”呢?“最大利益”又該如何計算呢?如果我們不能對“最少受惠者”的地位和“最大利益”的期望進行考量,那么差別原則就會變得如同虛設。

      首先,關于“最少受惠者”,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假定每個公民主要占據兩種相關地位,一個是平等公民的地位,一個是在收入和財富分配中的地位。羅爾斯以此作為參考來衡量一個參考來鑒定“最少受惠者”的地位。“這樣,確定最少受惠者一種可能的辦法是選擇某一特定社會地位(如非熟練工人),然后把所有那些與這一群體同等或收入和財富更少的人們與之合在一起算作最不利者。

      最低的代表人的期望就被定義為包括這整個階層的平均數。另一個辦法是僅僅通過相對的收入和財富而不管其社會地位來確定。這樣,所有達不到中等收入和財富的一半的人都可以算作最不利的階層。”8為什么會有“最少受惠者”存在,羅爾斯認為是“基本善”分配的不平衡造成的。什么是“基本善”?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指出是那些被假定為每個理性的人無論他想要別的什么都需要的東西。一般來說,基本善分為社會基本善和自然賦予的基本善。社會基本善通常包括經濟地位、機會、收入等;而自然賦予的基本善往往包括志向、興趣、個人天賦等。按照基本善的分類,對應造成基本善分配不平衡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社會原因,如社會基本制度的安排、基本政策的制定等;一個是自然原因,如一個人的出生地位、所在地域等。在羅爾斯看來,在任何一個現實社會中都無法避免的出現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因為一部分人總會得益于其出身、地域等優勢而在社會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例如我國擁有北京戶口的人所擁有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明顯優于其他地區的人。但羅爾斯同時也認為,這種由于地域、出身、天賦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在道德上來說并不是應得的。為此,羅爾斯提出了一種分配的正義“只允許那種能夠給最少受惠者帶來補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團體除非以一種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謀利,否則就不能獲得一種比他人更好的生活。”

      因此,按照羅爾斯的說法,“最少受惠者”是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在分配中,自然的原因和社會的原因造成的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是在所難免的。我們不能杜絕這種不平等的存在,因為造成其的原因無法避免,特別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不平等。但我們可以在分配時找出獲得利益最少的群體,通過制度、社會基本結構等的建立,把利益向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最少受惠者傾斜,使得他們同樣享有社會經濟的發展成果。

      其次,對“最大利益”的鑒定,羅爾斯認為,即是對人們的合法期望水平的衡量,而這種期望即等于基本社會善的指標。這也是羅爾斯引入“社會基本善”的原因。我們知道,社會基本善通常包括財富、收入、機會等。一個人的最大利益,也就是一個人的社會基本善能夠取得的最大水平。羅爾斯認為,在確定誰是最不利者或誰是更有利者之前,我們更應該根據對“基本善”所劃分的份額來識別。在這種意義上,差別原則所應用的這種最初的不平等就是公民在整個人生過程中對社會基本善的期望方面的差別。當然,對于基本善的期望和對基本善自身的評價仍然存在著極大的困難,羅爾斯認為,“在秩序良好的社會里,即所有公民之平等的基本權利、自由和公平的機會都得到了保證,所以,最不利者是指擁有最低收入和財富的階層。”10所以,我們在識別出誰是最不利者并建立了有利于他們的正義的背景制度后,具體的分配就是按照對社會基本善的期望來進行,而這些合法期望是由社會合作體制的公共規則來加以規定的。這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獲得是不能以損害其他階層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即在保證其他階層利益不受損害或者利益甚至提高的前提下,讓最少受惠者獲得最大利益。倘若為了讓最少受惠者獲得最大利益而損害了其他階層的利益,這就違反了正義原則的初衷。在這里,一個良好的社會合作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為此,羅爾斯引入了“公平的社會合作體系的理念”,一種長期秩序良好、和諧的社會合作體系。因為羅爾斯認為首先,我們每個公民的福利都依靠著一個社會合作體系,在這個社會合作體系下,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較為滿意的生活,如果沒有這個體系,那么一切美好的生活前景都是枉然。其次,每個公民只可能在這一體系的條件是合理的情況下要求每一個人自愿合作。這樣看來,某種意義上,差別原則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公平的基礎,在這一公平的基礎上,那些社會條件較幸運者、天賦較高者,使得能夠期待其他人在所有人的利益都要求某種可行安排的條件下與他們一起合作成為可能。

      上文我們從字面上對差別原則“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做出了解釋,下面我們將從差別原則在正義二原則中的地位來對其作進一步的了解。我們都知道,正義二原則包括“自由平等原則”、“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這兩個正義原則雖然相對應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結構領域,但羅爾斯認為,這兩個原則之間的關系是確定的,即“自由平等原則”優先于“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又優先于“差別原則”.“這兩個原則的順序是一種類似于”詞典式“排列的次序,且是不可更改的。這一次序意味著:對第一個原則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違反不可能因較大的社會經濟利益而得到辯護或補償。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權力的等級制,必須同時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機會的自由。”11這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羅爾斯所說的“優先”不僅是指位置先后的次序,而且是指重要性的先后順序。具體來說,就是“自由平等原則”是羅爾斯正義二原則的前提。所有的原則必須在滿足自由平等的前提下進行。這當然也包括“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兩者的使用必須是在體現“自由平等原則”的前提下進行。在“自由平等原則”的前提基礎上,人們自由的公平價值將首先得到保證,然后所有人不論他具有什么樣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都能夠作為公民獲得政府所允許的權利和享有的公平的工作機會。另外,羅爾斯提出的兩個正義原則并不享有相同的地位。“自由平等原則”具有最重要的特權地位,是不能夠違反的,即便是違反了自由平等原則時為了得到更大的社會經濟利益。這是因為“自由平等原則”維護的是社會公民的最基本的權利與自由,而這一基本權利與自由是無價的,是不能夠進行經濟衡量和交換的,是每個社會公民平等享有的。

      例如現在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他們依舊享有“自由平等原則”,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無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就忽略了他們本身享有的最基本權利與自由,就好比一道最基本的底線,不能因為任何的原因而進行逾越的。這種“自由平等原則”對“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的優先性使得我們在行使正義第二原則時必須能夠反映和體現“自由平等原則”,即“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必須滿足“自由平等原則”.因為這種平等是至高無上的,我們不能以任何借口來反對。羅爾斯說:“不能以這樣的借口來拒絕某些群體擁有平等的政治自由,即他們擁有這些自由可能會使他們反對有利于經濟增長和提高效率的政策。”12這就是說,我們不能以效率來犧牲平等,“自由平等原則”是不能逾越的第一正義原則。

      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差別原則是“自由平等原則”和“機會公正平等原則”的進一步深化和表達。對于正義二原則中的“自由平等原則”來說,差別原則不僅自身通過對最少受惠者的關注來達到結果的正義,而且其存在的前提是首先滿足自由平等原則,也就是說在每個人都獲準參賽的基礎平等上,差別原則又對結果中的不平等現象進行調節。這種對平等的雙重保障,我們當然可以看作是對“自由平等原則”的進一步深化和表達。對于“機會公正平等原則”來說,差別原則也是必須滿足其前提下進行的。除了每個人都獲得進行比賽的資格外,我們也應該確保比賽沒有黑幕,不能一個人戴著鉛球比賽,另外一個人坐著小車參加比賽。至于比賽的結果如何,我們可以通過差別原則的調節來實現平等。從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們之所以說差別原則時正義二原則的進一步深化和傾向化,主要是因為其所處的地位來決定的。差別原則包含在“自由平等原則”和“機會公正平等原則”之中,差別原則的實施是以滿足兩者為最基本的前提的。所以,某種意義上,差別原則是羅爾斯正義理論中最能體現其正義思想的原則。

      羅爾斯之所以提出差別原則,之所以把差別原則具有這樣一個位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羅爾斯看來,正義二原則中的第一原則和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只是排除了造成不平等的社會差別因素,卻沒有排除人們之間的自然差別因素,而這種自然的不平等不僅是個人無法自我選擇的,同樣也是在任何現實社會中避免不了的。因為羅爾斯認為,人們最終的不同生活前景不僅取決于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制度的影響,還會受到人們在出生伊始表現出的不平等的地位以及天賦、個人價值觀等的影響。這就好比一場馬拉松比賽,各人的天賦、志向等因素都影響著最終比賽的結果。即便是在同一起跑線上,只要一開始運動了,這種因先天因素產生的差別就會立即顯現出來。那按照羅爾斯的正義原則該如何實現公正呢?如果我們要求絕對的平等,即無論馬拉松比賽的最終結果是什么樣,所有參加者的獎勵都是一樣的,這樣必然會打擊一部分人的積極性,損害社會的進步,這當然不利于整個人類的發展。所以,羅爾斯并不鼓勵刻意去除這種由自然因素造成的先天不平等。所以,羅爾斯提出的正義二原則要求下基本的社會制度并不是強行消除這種不平等,而是將這種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先天不平等而導致的結果不公平限制在一個能被所有人接受的一個范圍內。即在“自由平等原則”的前提下,讓社會所有的人都有參加馬拉松比賽的機會,都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不允許因為某些人天賦低拖后腿而被剝奪了參賽權利,也不允許某些人因特殊照顧而在前面的起點或少跑圈,而是要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至于比賽結果后的正義,則是在一定的范圍內,讓最少受惠者也能夠取得比賽獎勵的最大利益這就是羅爾斯差別原則真實含義的形象比喻。

      另外,我們知道,羅爾斯的正義二原則的產生是經過一步步論證和推導得出的。剛開始,羅爾斯提出了一般的正義觀“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到了最后差別原則時卻是“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種視角的轉變就顯得很有意思,有人甚至認為這是理解理解羅爾斯正義論的一個關鍵,也是羅爾斯正義原則的精髓。這里,我們需要把差別原則和自由主義下的分配方式作對比。自由主義下的分配方式是一種可以保證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即所有的工作向所有人開放。羅爾斯把此種方式稱之為“形式上的平等”,因為它表明看起來是把大家放在了同一起跑線上,但是結果是跑的快的人最后還是得冠軍,不擅長跑步的人還是落后。而羅爾斯差別原則下的分配方式,則避免了這種“形式上的平等”,它追求的是結果的平等。即不光大家都有參賽資格,把大家放到同一起跑線上還不行,在最后冠軍得到獎勵時要拿出一部分放到某個系統中去對最后名次的人給予補償。這種看似不平等的分配方式才能達到羅爾斯所期望的結果的公平和正義。也就是,即便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比賽,那也要去除你的運動天賦、道次影響等偶然的先天因素。怎樣去除呢?不是說讓跑的快的人穿上鉛鞋或者綁上重物,而是說跑的快的可以按照你的天賦跑多快都可以,但你在獲取勝利后要把你得到的獎勵中拿出一部分來補償給落后者。這就是差別原則下的分配方式。這也是正義原則的標準之一,即只有那些有利于最底層人民的公平平等才能稱之為正義。這種期望達到結果上的事實平等,從而避免形式上的不平等,雖然是從一種不平等為前提的,但這在羅爾斯看來才是真正的平等,是一種稱之為“強烈平等觀”的體現。“羅爾斯從最少受惠者的地位來看待和衡量任何一種不平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羅爾斯對最少受惠者的偏愛,一種盡力想通過某種補償或再分配使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于一種平等的地位的愿望。”13從上,我們可以看出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所表現出來的某些特征:

      第一,差別原則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平等觀。“這種平等主義的傾向不是體系在完全取消差別,而是體現在對差別原則的限制上。”14而這種平等觀是從兩方面得以體現的。首先,差別原則本身所蘊含的平等觀。對“最少受惠者”的關注,把經濟社會上的利益以某種形式向他們傾斜,讓他們也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雖然差別原則的應用對象是最初的不平等,它的分配方式也不是簡單的平均主義,但羅爾斯卻在分配的結果上達到了平等。較之于簡單的形式上的平等,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更包含著平等的精神。因為形式上的平等是把勝利的蛋糕平均分配,雖然看起來每個人都得到了同樣的利益,這對于原先得利益較少者來說是個好事,但對于原先得利益較多者來說就不是好事。從這點來看,形式上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它所造成的是必有某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損害。而差別原則追求的是真正的平等,在差別原則的分配下,每個階層的利益都不會得到損害,相反,在社會合作體系下他們各自的利益都會得到提高。“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很好的限制和規定了差別原則的關注對象和關注目的,通過差別原則讓獲得利益最少者以某種補償或其他方式同樣享用最大的利益。其次,差別原則本身需滿足其他正義原則的前提下進行,而其他正義原則本身也具有平等的意義。正義二原則的其他原則是“自由平等原則”和“機會公正平等原則”,這些原則都包含了平等的精神。無論是“自由平等原則”所要求的基本政治權利的平等,還是“機會公正平等”原則所要求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機會的平等,這些都是平等觀念的體現。而差別原則就是在這兩者的前提下才能實施的。也就是說,差別原則所體現的平等是其自身的平等再加上“自由平等原則”和“機會公正平等原則”所體現的平等,是正義二原則中所有涉及平等觀的集合。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差別原則是正義二原則平等觀最集中的體現和表達。

      第二,差別原則表現出來的合作互惠的精神。這種合作互惠的精神也是通過兩方面表現出來,首先差別原則的實施是在一個社會合作體系下進行的。在這個合作體系下,人們通過對“基本善”的分配不同來確定“最少受惠者”的地位,通過對社會基本善的期望來鑒定“最大利益”.每個人處于社會合作體系當中,都是社會合作體系中的完全的、正式的體系平等成員。如果沒有這個合作體系,對“最少受惠者”地位和“最大利益”期望的鑒定都不能達成。所以,每個人都能夠愿意采取合作的態度參與到這個合作體系當中是差別原則得以實施的基礎。

      其次,差別原則能夠得以實施,不僅是大家都有合作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大家在這個社會合作體系下都能夠得到較之前更大的利益,也就是合作的雙方都能獲利。最少受惠者通過享受其他階層對他們的補償而得到好處,其他階層的人通過在社會合作體系下不同的激勵或制度而得到較之前更多的利益,即使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給最少受惠者。“換言之,既不是要損有余增 不足,而是要增有余,也要補不足,雖然重點是在補不足。”15這樣,因合作而產生了互惠,每個階層的人都因為合作而產生了較之前更大的利益,每個人也享受到了更滿意的生活。同時,這種合作產生的好處并不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得到提升,而是整個社會的正義的環境得到改變。因為在這種合作體系下,大家相互合作,從長遠來看,其中每個人的選擇都是對未來的正義環境有利的。當然,“最少受惠者”和“最大利益”的判定所依賴的社會合作體系在某些人眼里看來具有理想化的傾向,被認為在現實中難以操作,但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合作互惠的精神卻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探索的。

      第二節 對差別原則的質疑

      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提出后,就引起了人們的熱烈討論。差別原則主要通過對正義進行再分配,以擴大平等和在結果中縮小差距。但由于具有十分明顯的平等主義傾向,人們對差別原則的質疑最為強烈。極端自由主義指責羅爾斯過度的平等傾向侵犯了個人權利,對公民的自由造成損害;而激進平等主義則認為,即便羅爾斯實現結果上的平等,那他通過這種形式上的不平等來實現依舊是不正義的。下面將主要介紹幾個重點的爭論以及羅爾斯對此是如何反應的:

      差別原則是否侵犯了個人權利?在所有的爭論中,關于差別原則是否損害了個人利益的爭論最大。正義原則的前提是把個人的天賦、出身、志向、興趣、愛好等因素排除在外,認為由這些先天的偶然因素得到的利益是不道德的。同時,在社會合作體系下的較大利益獲得者必須對利益較少獲得者補償,這是否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作為極端自由主義的代表,諾奇克在 1974 年出版了其成名之作《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向羅爾斯的《正義論》發出了系統挑戰,它認為差別原則是嚴重損害自由、侵犯個人權利的。而對個人權利的任何侵犯,無論來自個人、社會還是國家,都是不正義的。因此,差別原則本身也就不可能作為正義的一個原則。

      羅爾斯針對上面的質疑做出了以下解釋:首先正義原則有兩個,是按照詞典序列排列的,在第一個正義原則中的自由選擇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都是需要先被滿足的。只有在滿足第一個正義原則和第二個正義原則中的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后,我們才能使用差別原則。差別原則的使用必須在這樣的條件下才能進行。

      所以,從這點上來看,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是沒有得到任何損害的,都是在第一個正義原則的范圍之內。更重要的是,分配公平時涉及到道德應得和合法期望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經常被搞混。按照羅爾斯的說法,正義準則所導致的分配份額和道德價值無關,這些個人的天賦、出身、志向、興趣、愛好等所產生的美好生活的生活并不是個人道德應得的,只不過是個人的合法期望而已。因此,很多人把天賦、出身等因素所產生的美好生活可能當作道德上應得的而產生此種質疑是不恰當的,它們只不過是個人的一種期望罷了。差別原則也只是在滿足第一個正義原則不損害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前提下,盡量達到經濟利益分配的平等,調和自由與平等間的沖突。所以說羅爾斯是一個溫和的平等主義者,他不是處在一個極端,而諾齊克倒是處在一個極端,即強調自由權利的極端,他要達到的是最弱意義上的國家,即保證個人權利完全不受侵犯。

      差別原則是否抹殺了個人的努力程度?一些人會這么想:反正都會有人把多余的社會財富給最少受惠者,那我們這些處于底層的人坐享其成就好,為什么還要努力呢?而那些富人也會想,我就算再努力掙得的錢也會被分去一部分,那么我原先要努力十分的,現在我少努力點,少掙一點得了,反正都要被分。比如說,一個富豪靠自己的努力掙了 100 萬,一個窮人一年才掙了 1 萬,但窮人知道,正義的分配方式是這樣的,要把富豪的100 萬中的一部分放到一個系統里,而這個系統可以讓窮人每年 1 萬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更多的人這么想,那整個社會的進步和創新又何從談起?如果真的按照差別原則來評判一個分配制度是否正義,那么此種情況下富人的個人努力程度該如何定義呢?難到他們的努力就是不應當的嗎?

      針對此種困惑,羅爾斯從兩個方面做出了解釋:一是,個人的努力程度是算作一種自然才能而應該被排除在“無知之幕”外,也就是在探討正義原則時,這種努力就應該作為先天的偶然因素像出身地位、天賦等因素一樣排除在條件之外。羅爾斯認為一個人的努力程度是先天決定的,比如說出生次序就影響一個人的努力程度。出生時排在前面的老大努力程度一般比后面出生的要大很多。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羅爾斯認為,不應該用努力程度而應該用社會貢獻來評判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會看到一個人看起來很努力,但他不一定產生了相應的社會貢獻,有些人的“努力”反而對社會有害。進一步說,我們用“社會貢獻”代替“個人努力”來評判個人價值,那么“社會貢獻”本身也是偶然性的,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社群的一個評價標準而已。就如同在農業社會具有農耕的天賦,工業社會具有動手的天賦被人們賞識一樣,“社會貢獻”也只是依賴于供求關系,某個歷史階段的產物。像現在比爾·蓋茨作為世界首富,為人類的互聯網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我們不能就因此就說比爾·蓋茨的社會貢獻是世界最大的,這種貢獻只是在互聯網這個歷史發展時期內所偶然具有的,如果在另外一個歷史時期,沒有了這種對互聯網需求的供求關系,那么他的貢獻或許就不存在。

      羅爾斯認為,差別原則事實上并沒有否定了個人的努力程度這個事實。差別原則只是在最后的結果分配中提出了這么一種建議:那就是稅率調整、薪酬制度、激勵因素等方面的制定時,我們要考慮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比爾。蓋茨的巨額財富并不是道德上應得的,政府可以通過某種制度,比如稅率的調整等把他的一部分錢通過某個系統讓處于財富底層的人受益,比如提供就業崗位,進行職業再教育等。即便如此,比爾·蓋茨的財富還是比窮人多,但相對于最初的結果時,已經通過差別原則的設計實現了再分配后結果的進一步正義。所以,我們在這里看到的不是在損有余而增不足,而是在增有余而增不足。對于不同的階層來說,都是增足的,只要這個合作體系良好的發展。而這也是差別原則一種“強烈平等觀”的體現,讓每個階層都受益。差別原則是對“最少受惠者”地位的鑒定是否是道德的?

      加拿大著名哲學家凱·尼爾森作為“激進平等主義”代表對羅爾斯的差別原則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中一點就是差別原則既然通過對社會和經濟中的地位來確定“最少受惠者”,那這必然會造成對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的自尊的傷害。就像羅爾斯自己所說“最重要的基本善是自尊的善”16,那么尼爾森就此認為,羅爾斯在差別原則中去關注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不管怎樣都會傷害到他們的自尊,那么這種做法就是不道德的。

      針對這種質疑,羅爾斯也做出了如下的辯解,雖然看起來也算牽強。羅爾斯承認對“最少受惠者”地位的鑒定或多或少會傷害到他們的自尊,但比起來他們糟糕遭遇的改善來說,這種代價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在羅爾斯看來,差別原則能夠給那些處境不利的人帶來更好的利益,這種利益不斷的獲得就說不定對“最少受惠者”們來說,自尊的提高就會得到幫助。那種因“最少受惠者”地位的判定而自尊受到傷害只是暫時性的。這種牽強性的解釋當然不會另尼爾森滿意。在我看來,當對某一部分關注時,其缺少的東西就會被放大,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對于那些處境不利的人來說,即使不采用羅爾斯的“最少受惠者”地位對其鑒定,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自尊也是受到損害的,而且這種損害還會因他們的地位得不到改善而持續,當然除了那些自欺欺人的生活的人。反而是差別原則的提出使得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自尊的損害得到了最小化的限制,后通過差別原則提供的補償而得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必有助于其自尊的恢復。

      除了上文對差別原則是否侵犯了個人權利、是否否定了個人努力的程度以及對“最少受惠者”地位的鑒定是否是道德的質疑外,還有其他質疑:比如差別原則的最初應用對象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那么這是否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對不平等的認可?是否就認為我們獲得真正的平等就是不可能的?種種的質疑,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既說明了羅爾斯差別原則所具有的影響力,也說明了人們對正義問題的持續關注。在《正義論》后,羅爾斯又寫了《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對其正義理論做了補充和修繕。從《正義論》到《正義新論》,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日臻完善,與正義的其他原則以及正義論的其他方面一齊構成了比較完整的正義理論體系,為西方的政治哲學思想注入強大的動力,使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重點由自由轉向了平等,實現了政治哲學主題的轉換。在理論上,羅爾斯力求緩解當時自由主義內部平等與自由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關系,試圖在其正義思想中將二者有機地調和統一。而在現實中,羅爾斯則敏銳地觀察到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日漸擴大,以一種人道主義的博愛試圖尋找一種恰當的正義原則以便使貧困階層的境況有所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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