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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斯的社會主義共同文化觀研究

    時間:2016-01-21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4387字
    摘要

      威廉斯從社會批判的維度對共同文化、電影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哲學分析。這一分析不僅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聯,而且對于我們深入理解他的文化社會主義思想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共同文化: 社會主義新秩序對資本主義特有秩序的超越。

      在威廉斯看來,社會主義只能在成功描述并且順利介入到社會文化重大變革的過程中,才有實現社會主義重構目標的可能。同時,對社會文化進行有效的研究不但有機會建構新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而且還能豐富文化研究的內容和形式。他賦予了 “共同文化”( common culture) 一種明確的政治價值取向,即把它與追求民主、平等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討論。同時,他還追溯了英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歐文、莫里斯、托尼等人的社會主義思想,分析和批判了利維斯主義的精英主義文化觀。

      威廉斯站在揚棄和發展英國傳統文化的立場,將文化研究的觸角延伸到對工人政黨、合作社及工會等帶有集體性質的“民主機構”的實踐范圍,提出“文化不僅只是智識與想象性作品的總和,而且在實質上也是整個生活方式”,①使傳統的共同文化觀獲得社會階級實踐維度的補充,工人階級文化在此維度下得到“社會的真正基礎”②地位: “工人階級鑒于其地位,自工業革命以來從未在狹義上生產文化。工人階級無論是在工會、合作社運動中,還是在政黨里,所生產的……文化都是集體性民主機構。”③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大眾文化是一個基本的、社會性的、共同的集體觀念。

      因為它創造了表達民主、平等、自由的平臺,這些平臺又為全體社會成員參與共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使得民主觀念和平等價值深入人心,共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并最終使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文化變為社會中的實踐。

      威廉斯在精英主義文化盛行的時代 “呼吁”建構共同文化,無疑具有顛覆傳統,開創新社會的激進主義色彩。不過,伊格爾頓對威廉斯所提出的共同文化思想很不以為然,他批評指出: “威廉斯對共同文化的堅信與他充滿自信地宣稱工人運動是未來社會變革的手段一樣,都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

      邁克爾·肯尼認為伊格爾頓對威廉斯的批評雖有合理之處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言過其實”.在筆者看來,在某種意義上講,共同文化的提出是威廉斯對 “社會”進行新的思考和重新定義的結果,他強調社會各個系統之間的相互交織作用,其中沒有哪一個系統是處于優越地位的,批判把經濟和政治領域置于優先地位來思考 “社會”問題,強調社會各系統之間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實質上是要賦予文化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地位。因為研究文化就等同于 “研究整個生活方式的不同因素之間的聯系。”

      只有站在一種總體性的立場把社會存在的每個要素聯系起來考察,才能把握當今時代政治的核心: “如果社會主義承認工作與生活---此后也被看做休閑與個人利益---之間存在的差別; 如果社會主義把政治當做政府,而不是共同的決策和管理過程; 如果社會主義仍然把教育看做一種思想訓練,把藝術看做茶余飯后的談資……如果社會主義仍然局限于這些方面,那么它就是資本主義政治的后續形式。”

      也就是說,威廉斯強調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新秩序想要超越資本主義,首要的是要從文化上突破資本主義那種特有的經濟和政治的秩序術語,運用一種更為開放、更為寬廣的術語建構一種社會主義共同文化,如果社會主義不能突破資本主義現有的方式去認識“社會”,那么這種社會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后續”,只是名稱上的更換,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但是,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到來,廣告、營銷、電視、電影等公共領域的文化傳播逐漸呈現出被統治階級權威和消費主義占領和控制的趨勢。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樣: “廣告使得報紙在內容上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區分: 廣告商的壓力使雜志日益分化,他們針對特定階層的讀者出版特定的內容,以便鞏固廣告市場。”⑦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得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由經濟方面向文化方面推進,同時出現的統治階級對傳播形式所有權的壟斷,這些都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共同文化的形成。

      共同文化的形成需要一種民主的、共有的傳播體制。威廉斯考察了獨裁式的、家長制式的、商業式的和民主式的四種類型的傳播體制后提出: “基本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應該與其使用權向自我經營團體的租貸結合起來,以保證媒體風格與政治觀點最大限度的多樣性,并確保反對官僚化的控制。”⑧這一建議卻遭到 “右派”們的激烈批判,因為他們提倡更多的自由和責任,而不是控制。當然,這個建議同時也得到 “左派”們的支持,比如,伊格爾頓提出: “這個體制最明顯的好處在于,可以避免讓一群權欲熏心、貪得無厭的商人政客利用他們掌握的媒體資源給我們洗腦---或者更直白點說,向我們灌輸他們自私自利的觀點,讓我們支持他們所支持的體制。”⑨如果說,這種民主、自由、共享的傳播體制為共同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機制保障,那么,“情感結構”則直接在傳播與共同文化之間搭建了可能的橋梁。威廉斯用情感結構來意指 “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人們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和感受”.這種體驗和感受是雙向生成的,一方面,具有濃郁個體差異的不同個體對同一的社會結構和傳播氛圍具有不同的個人體驗和感受。另一方面,身處共同時代傳播環境下的不同個體又會對同一的外在世界具有相通 ( 或者類似的) 的感受和體驗。

      二、文化社會主義: 一種以文化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利與弊。

      文化是貫穿威廉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條核心線索,文化也是威廉斯用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精英主義文化并進而走向民主共同文化的 “主要武器”,文化更是實現威廉斯最終學術追求,即民主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的重要方法和主要路徑。因此,可以把威廉斯的社會主義思想概括為一種用文化來反對資本主義,并通過文化來實現政治理想的社會主義,即文化社會主義。那么,這種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究竟具有哪些理論上的價值和現實意義?又有哪些理論上的限度呢?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面來看,威廉斯以 “文化”為中介力圖打破 “決定論”的桎梏和意識形態理論的 “政治化”,賦予文化以 “物質實踐”意義,他最終的主旨實際上就是要彰顯普通大眾的 “主體地位”,正如他所言: “沒有一種主導的生產方式,沒有一種主導的社會……沒有一種主流的文化能夠耗盡人類的實踐,人類的能力,人類的目的。”

      可見,威廉斯主張在變化發展的過程之中來看待社會的各種構成要素,這樣就可以促使文化創作擺脫 “被反映、被決定”的被動地位和狀態。新興的工人階級文化需要在文化斗爭過程中反對主流精英主義文化的霸權統治,爭奪公共領域的文化領導權。這種斗爭的過程充分體現了工人階級個體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在威廉斯的社會主義研究中,不僅具有關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社會結構方面的宏觀維度,而且還有通過文化來強調普通大眾主體性的微觀維度,這種把社會結構的宏觀描述和強調個人主體性的微觀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我們研究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一個嶄新和獨到的視角。

      在解讀文化與政治的關系方面,威廉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在馬克思那里,由于時代的限制,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主要凸顯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所以馬克思主張工人階級聯合起來通過階級斗爭奪取政權獲得政治上的地位,在工業社會時代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似乎更為密切。人們很少關注到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聯,即使關注到也是把文化置放在是政治的 “附庸品”和 “被綁架”的地位上來看待。而關注后工業時代社會問題的威廉斯卻把文化提升到時代最具核心的問題上來。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那樣: “判斷一種社會現象,比如經濟、政治、科學技術等,是不是社會的基礎,就是要看一個社會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如果這個社會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問題,那么,經濟是基礎,如果一個社會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政治權力問題,那么政治權力是基礎。”

      對于威廉斯而言,文化無疑就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要解決的最基本的問題,因此文化就是基礎,文化就需要從被決定的地位拯救出來成為社會的基礎性問題。而作為“整體生活方式”的文化與政治又是密不可分。羅賓·布萊克伯恩評價說: “威廉斯著作有一個典型特征,即在其主要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對當代問題的直接的政治反思。”

      戴維·麥克萊倫教授也指出: “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內含的一個觀點是: 工人階級的文化一向是、并且仍將是民主的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真正體現者。”

      可以說,布萊克伯恩和麥克萊倫的判析和評價是很中肯的。縱觀威廉斯一生的學術成就,他始終如一地在關注那些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內被忽視被邊緣被遺忘的普通大眾的價值和尊嚴的政治權益問題; 他始終如一地以“文化”為利器堅持奮斗在反對資本主義不公正、不正義的戰場上。可見,在威廉斯這里,文化與政治突破了那種“依附和上下級”的關系,它們是平等交融的關系,甚至是一種積極能動的建構性關系。這為我們在看待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拓展了視野。

      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威廉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鑒別的方案。威廉斯提出: “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感興趣,因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當今是重要的。我們應當在肯定它的激勵作用的同時,繼續尋找它對作為整體的文化的闡明。”

      由于馬克思主義運動所具有的 “國際性”特質,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在世界各國擁有眾多忠實的擁護者,威廉斯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如何在新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社會主義? 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最后,威廉斯的文化社會主義思想對當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當今世界,文化作為一種推動社會和民族發展的強大動力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任何國家都在強調文化作為軟實力的重要性。

      威廉斯的文化社會主義思想強調通過文化的發展和努力實現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上無法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平等、公正、民主,使得社會主義的理想首先在文化領域實現。當今中國的文化大發展就是要關注老百姓的大眾文化發展,創建更多更好的反映平凡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視作品,以大眾文化的發展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和諧文化的發展。

      任何理論都存在其自身的限度,它不可能包容一切理論意義和價值,威廉斯的文化社會主義思想也是如此。這一思想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的 “烏托邦”特性。這種 “烏托邦”具體表現在對文化過于寄予厚望,從建立 “共同文化”到 “文化革命”再到 “文化社會主義”的最后提出,威廉斯寄托于文化太多無法達到和實現的 “期望”.從根本上來說,他缺乏對英國工人階級理性化的認識,忽略了在新的歷史經濟狀況下工人階級與資本階級 “合作”的可能,把對工人階級的解放之路局限在 “文化領域”,不去觸及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最根本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因而最終無法實現改變工人階級命運的社會主義。

      威廉斯的文化社會主義思想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產物,與英國工業社會批判、精英主義文化批判和戰后英國新左派運動息息相關,體現了他作為一名資產階級內部的激進社會主義者以 “文化”反對資本主義和批判資本主義的勇氣,他的文化社會主義思想的局限性,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是歷史的必然。威廉斯雖然最終沒有實現在英國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學術探索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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