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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修的政治學觀點及其對我國現代政治學的影響

    時間:2015-12-26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128字
    摘要

      陳啟修,又名陳豹隱,1886 年生,四川中江人。世人對陳啟修的認識,不外“第一個將《資本論》翻譯成中文的人”和中國近現代的著名經濟學家。實際上,陳啟修涉獵很廣,在政治學方面亦頗有建樹,學界對此尚無研究。本文試就陳啟修公開發表的論著、文章作一梳理,以期再現其政治學觀點,并評估其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影響,敬請方家指正。

      一、學術背景: 接觸日系政治學。

      陳啟修的父親曾任廣西永淳知縣,對時代之大勢頗有領悟。在陳啟修的青年時代,大勢便是奔赴日本留學。清末以降,因受甲午戰敗的刺激,中國人紛紛前往日本留學,旨在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知識思想。陳啟修在少年時代便被父親送往法國人在廣州所辦的丕崇中學上學,因而在西學方面有一定基礎。后來,陳啟修順應時代大潮赴日本留學,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1913 年,陳氏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政法科。

      正如學人所熟知的,陳氏在東京帝大主修經濟學,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陳啟修對于政治學僅僅是“業余愛好者”.日本的大學教育體系承襲歐陸尤其是德國而來。按東吳法學院孫曉樓的說法,在歐陸國家經濟、政治、法律三方面聯系非常密切,所以“不免放在一起研究”.[2]48具體而言,陳啟修雖然主修經濟學,但政治學和法律學同樣是極為重要的課程。亦即,陳啟修也會學習到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的精華。

      陳啟修 1917 年回國,適逢蔡元培改革北大法科,正廣招天下法政良才,遂入北京大學法科,任法本科教授,并被選為政治門研究所主任。這一良好機會,使陳啟修在日本之所學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陳氏的政治學文章,主要刊載于《學藝》《北京大學月刊》《東方雜志》和《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等刊物之上。另外,陳氏在 1929 年還單獨刊行了《新政治學》一書,闡釋其政治學觀點。

      二、日系政治學的初步運用: 何為“國憲”.

      陳啟修剛從日本回國,恰巧商榷系和研究系兩派因為制定憲法的問題而產生爭執。他旋即發表了關于“國憲”的觀點。陳啟修認為,西語中的 Consti-tution 應該譯為“國憲”.理由有二:

      然以國憲譯 Constitution,有二利焉: 凡定法律之名,當標明其對象,始能一目而知其為何物,不勞解釋。……Constitution 以國家之事為對象,以國字冠之,理之當然也。此其利一。

      Constitution 以國家之事為對象,國家重器也,將欲重之,必使有區別,故他則曰法,此則曰憲,足示尊重,此其利二。關于 Constitution 的譯法,時人更喜好“憲法”一詞,陳啟修的譯法頗有幾分不同。對此,陳氏進一步做了解釋。他認為,國憲是根本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定國體、定政體以及定法律行使的界限。陳氏心中的國憲必須具有“庶民主義”的性質。

      此處所謂“庶民主義”,按陳氏本人的說法,就是“德先生”,也就是民主。要想擁有庶民主義性質的國憲,陳氏認為僅僅學習西方的三權分立和民選代議機關,還遠遠不夠,必須實行“直接共和制”.直接共和制,便是陳氏所說的庶民主義,即民主。陳啟修還認為,憲法和憲政是“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所結晶”,實行憲政是 20 世紀時代的思潮,中國絕不能夠逆世界大勢而行。

      1922 年,結合當時的政治實情,陳啟修又闡釋了關于何種“國憲”為宜的看法。在他看來,自清末以來中國的制憲,不外乎粉飾太平,或者作為應急手段,或者視之為萬能,能夠包治百病。陳氏心目中的“國憲”應該具有 12 個特點,如“中國應為聯合的共和國”,“中國應為純以特定的獨立統治團體為直接的構成分子之聯合國家”,“國憲采合權主義”,“基本的自由權應為絕對的,且應規定于國憲”,“國憲及省憲上應以明文規定婦女與男子有同等的公民權”等。

      中國政治學和法律學后來的發展表明,陳啟修關于“國憲”的譯法沒有被廣泛采用,對 Constitution的通用譯法仍然是“憲法”.但是,陳啟修運用在日本所學的政法知識對憲法和憲政進行了詳細闡釋,對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他關于“庶民主義國憲”的理解,既涵蓋了對當時歐美國家代議制度、三權分立的分析評判,也指出了中國憲法和憲政應該走民主道路的原則。當代學者朱志敏也盛贊陳啟修具有良好政治學理論知識,認為他關于民主的翻譯和認識頗有見解。

      三、政治學重要概念的闡明: 解釋“國家”和“民主”.

      《北京大學月刊》于1919 年1 月創刊后,陳啟修迅速成為該刊的核心撰稿人之一。該刊每期只登載論文十四五篇,大都為各系教授所作。據統計,1919年至 1920 年間陳啟修在該刊發表學術論文 8 篇,是發表論文數量最多的人。這也反映出陳啟修在北京大學學術圈中具有較高的地位。在這些文章中,陳啟修不止一次闡釋關于“國家”和“民主”的政治學觀點。

      國家,是政治學上的重要概念。1920 年 7 月,陳啟修總結了當時世界上已有的關于國家本質的學說,并進行了分類。他認為,可分為 3 類 13 種。“國家實在論”7 種: “國家實在有機體說”、“歷史學派之國家實在說”、“國家實在說”、“神權論者之實在說”、“君主說”、“土地說”和“國民說”.“國家抽象構成論”4 種: “契約說”、“國家人格說”、“團體抽象說”和“心理有機體說”.“國家非單一論”2 種: “統治狀態說”、“事實說”.在陳氏看來,各種學說在特定的時期都有其相對的價值。不過,他所服膺的,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國家的本質是“社會上之一種統治狀態”,國家是“人類共同生活之繼續狀態之一種,以強者統治弱者為其特色,而由個人心理上之集合力維持之者也”.另外,陳啟修還有“先有社會后有國家”、“國家有發生、發展變化和消亡的過程”、“國家存亡之理由當于弱者之心理求之”等觀點。

      陳啟修關于國家的上述觀點表明,他對國家本質的認識實際上已經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他關于國家意識、被統治者心理的論述,雖然未必盡然,但其強調社會心理和社會輿論的作用,對于現代政治和現代政治學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民主,也是政治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五四前后,各界對民主的認識比較混亂,對于西語 Democra-cy 的翻譯方法也各有千秋。當然,這并不怪知識分子們的理解能力,而是這個詞本身就具有極為豐富的含義。根據新加坡學者顧昕的研究,民主在五四時期并不特指一種政治體制,更被理解為“一種精神、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貫穿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原則”,經常替代它的詞是“國民主義”、“平民主義”、“庶民主義”等等。

      民主是五四時期的時髦詞語,而陳啟修卻更青睞“庶民主義”的說法。從字面上解釋,“平民主義”之類的稱呼,隱含某種平民對抗貴族或其他階層的涵義,而“庶民主義”則指向所有人。陳氏認為,用不同的詞來指稱 Democracy 是因為有人將之視為一種主義,有人視之為一種形式。

      視為主義者譯為某某主義,視為形式者譯為某某政治。他認為,用庶民主義來指稱 Democracy 最為合適,因為庶民主義可以“每依所用之地不同,而意義不無廣狹之差”.按陳氏的理解,庶民主義包括三層意義: 其一“以民福為本”,其二“主權在民”,其三“由人民行使政權”,即所謂民本、民主和民治,其中又視民治主義“尤為要素”.

      簡言之,陳啟修對民主作“庶民主義”式的解釋,其意思已經蘊含比較全面的民主政治的內容。比如,國家應以人民為主體,為人民謀利益,人民自己議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人民中的每個個體都應該積極地參與國家事務而不能推卸對國家的責任,在國家之中要講求合作而非斗爭。這些觀點即便在當代政治學中也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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