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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視角探索后現代主義政治的最終命運

    時間:2018-09-06 來源:河北學刊 作者:李素霞,王莉 本文字數:7538字

      摘  要: 后現代主義者關注實踐中人的生存狀態, 并對新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剝削方式作了深入探討和批判。通過研究福柯的政治哲學, 我們發現, 其否定傳統的權力觀代之以全新闡釋將確定的斗爭主體虛無化;放棄統一的階級領導強調微觀權力的多元化導致反抗力量的弱化;放棄暴力革命轉而推崇倫理的生存美學使得人的自由解放成為空想。激烈、決絕的批判并不能遮蓋后現代思想家的資產階級立場, 所有這一切都充分揭示了其僅僅幻想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有限改革, 并沒有也不打算觸及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因此, 后現代政治最終的結局是走向虛無。

    福柯視角探索后現代主義政治的最終命運
     

      關鍵詞: 福柯; 后現代政治; 虛無主義;

      Abstract: The postmodernists pay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human beings in the real life and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criticisms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s exploitation of human beings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By studying Foucault's political philosophy, we find that its ne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ower is replaced b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ed main body of struggle;the resignation of a unified class leader so as to emphas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icro power leads to the weakening of rebellious forces; and the abandoning the violent revolution so as to adopt the aesthetics of existenceresults in the freedom and liberty becoming idealism. The fierce, decisive critique does not cover the bourgeois position of the postmodern thinkers, while this fully reveals that it is merely fantasizing about the limited reforms within capitalism, and it does not intend to touch on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rule.Therefore, the final outcome of post-modern politics is toward nihility.

      Keyword: Foucault; Postmodern politics; Nihilism;

      歷史車輪進入1960年代,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高速發展, 人們的物質生活由此得到極大地改善和提高。然而, 現實生活中的個體卻仍然處于被壓迫當中。后現代主義思想家認為, 當前人們所面臨的壓迫非但沒有減少, 反而日益彌漫到生活的各個微觀層面, 于是從各個不同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及現代性展開批判。這場看似聲勢巨大且激烈地批判并未給世人帶來希望, 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 對彌漫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形同一種救贖。福柯作為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的代表, 其著作中所蘊含的政治思想具有較為豐富的內涵。因此, 本文以福柯為例探索后現代主義政治的最終命運。

      一、否定傳統的權力觀代之以全新闡釋將確定的斗爭主體虛無化

      馬克思主義者與后現代政治理論家都關注現實世界人的生存狀況, 并以此為起點對資本主義社會給人們帶來的種種壓迫給予批判。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產狀況, 指出當人類擺脫宗教幻象的支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 并未獲得預想的自由、幸福和解放。人們開始被一種新的神圣之“物”所主宰, 這就是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 一切都必須轉化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獲得存在的意義。而要克服“物”帶來的統治和奴役, 就必須打破資本主義世界確立的以資本為邏輯起點的體系。因此, 在馬克思政治哲學中, 具有單一且確定的斗爭主體, 即占有資本的資產階級, 斗爭的目的則是將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轉化為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

      政治權力是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傳統政治哲學主要是基于宏觀角度展開的思考, 是將權力作為一個系統加以分析和詮釋。其中, 權力中心為國家機構, 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為孕育權力的土壤。權力是整個國家和制度的根本, 通過這樣的“根”的支配、控制, 最終形成了政治統治的參天大樹。現代著名政治學家波朗查斯在《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中將國家定位為執行政治權力的中心。對此, 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具有不同的認識。福柯擴展了權力的內涵, 反對權力中心化的宏觀模式, 拒絕那種認為權力僅僅停留于統治階級手中的觀念, 并且否定權力在本質上具有壓迫性的理論。他認為, 國家機器并不是權力的唯一或主要載體, 將國家作為唯一的權力組織這一認識過于簡單和宏觀。在福柯看來, 權力就像樹干的根莖一樣串并聯著, 不僅影響著國家的宏觀層面, 更是深深影響著社會的各個領域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權力關系如同毛細血管般深入人們的機體, 嵌入人們的言談舉止和價值準則, 融入人們的學習和生活中, 從而構成了一種“新的毛細血管式的微型政權”。在這種微觀政治下, 每個人都如馬戲團的馴獸般被訓練和監視。無論是醫院、學校, 亦或是警察、監獄等等, 到處都是權力的眼睛, 到處都充滿著隱蔽的、四處彌漫的壓迫。正是因為國家并不是權力的中心, 現代權力呈現多元化狀態, 在社會的局部或“毛細血管”中不停地擴散發展, 因而要改變無處不在的壓迫, 就不能僅僅依靠改變國家權力的生產方式和運動方式來實現, 而應該對大眾存在于社會中的各個方面進行變革。福柯形象地將金字塔式的權力機構比喻為“國王的頭顱”, 并明確地指出, 我們需要的政治哲學并不是圍繞王權與法律建構起來的,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砍下國王的頭顱。這是政治理論中還有待完成的事情”[1](P309)。與此同時, 福柯指出, 權力并不是一種實體, “我們必須首先把權力理解成多種多樣的力量關系”[2](P78)。因此, 所謂權力其實就是權力關系, 并且這種關系并非處于一種靜止的狀態, 而是始終處于動態當中。在權力這一網絡中, 每個人都在運用權力的同時處于服從的地位。因此, 不能將權力簡單地描述為一種歸屬品, 更不能簡單地認為通過權力可以確立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 誰擁有權力誰就可以國家和社會的主宰姿態出現。

      如果我們細細思考福柯的相關論述, 就會發現, 由權力的內涵擴展而將宏觀權力轉化為微觀權力, 實際上是告訴人們, 國家并不是權力統治的唯一或主要工具, 因此就不應該成為斗爭的主體。而認為權力具有歸屬性是一種錯誤理念, 實際上也是在告訴人們, 權力不是歸屬品, 并不是擁有權力的階級對人們予以壓迫, 因此擁有權力的階級并不是遍布社會的壓迫的始作俑者, 因此資產階級不能更不應該成為人們的斗爭對象。無論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如何對資本主義社會對人們深入骨髓的壓迫作怎樣地批判, 最終告訴人們的卻是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國家并不是社會壓迫的制造者, 更無須為這種壓迫承擔責任, 人們不應該將矛頭指向資產階級及其統治。在人類歷史上, 無論是政治理論亦或者無數政治實踐告訴我們, 只有確定的斗爭主體, 才有斗爭成功的可能。沒有目的、沒有中心、漫無邊際的反抗, 最終只能以失敗告終。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的政治哲學在事實上解構了作為斗爭主體的存在, 轉移了統治者的危機。并且, 在事實上, 后現代政治思想確實并沒有激發起思想解放, 喚起人們的反抗意識, 反倒是無處不在的壓迫使得人們更為沉溺, 喪失了反抗勇氣。

      二、流放統一的階級領導強調微觀權力的多元化導致反抗力量的弱化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的科學分析, 挖掘出無產階級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 為現實社會人們反抗資本主義社會找到了依靠的力量。由此, 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受壓迫的人們有了確定的反抗主體, 這就使得推翻以資本為核心的資產階級統治成為一種可能。而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卻不這樣認為。在傳統政治思想中, 知識分子具有超越階級之上的地位, 代表了社會的普遍利益, 具有社會責任感, 揭露社會真相, 承擔著拯救世界的重任。然而, 在福柯那里, 他們不再是為真理而付出的勇敢者, 而成為某一具體領域中的一分子, 是“特定的知識分子”, 在這一群體的斗爭中充當顧問的角色。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權力以一種更加隱蔽的方式存在著, 如一張巨大的網, 彌漫于社會的各個層面, 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哪里有權力關系的存在, 哪里就會出現反抗。正是基于對于權力多元化的認識, 福柯選擇了非中心化且多元化的策略。福柯認為, 要反抗, 就不可能僅僅使用單一的反抗模式或單一的反抗群體, 而應呈現廣泛性。為了與無處不在的多元化權力作斗爭, 福柯否定了馬克思關于階級對立的二元模式, 認為個人、組織、階級與社會體具有某種脫離權力關系的力量, 因此呼喚在監獄、學校、醫院等一切微觀層面進行自主的斗爭, 倡導建立起多元化的、分散的抗爭主體。福柯對法國的監獄改革運動、同性戀權利運動和生態保護運動等進行了反思, 認為這些運動不僅具有創造性, 而且具有實效性。在福柯看來, 1968年法國發生的“5月風暴”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層出不窮的政治變革、政治試驗和創新。這些變革使得普通人包括福柯本人的生活與精神狀態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具有非常重要和積極的意義。對于這些變化的產生, 福柯毋容置疑地說, “并非政黨的作為所導致, 而是許多運動共同作用的結果”[3](P172)。而這些社會運動本身與傳統的通過階級斗爭奪取政權有著明顯的區別, 既沒有統一階級的領導, 亦沒有宏大的政治綱領, 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分散性、局部性、非階級性和非政黨性。正因為這些多元化的政治實踐與體會, 福柯力求創立一種多元化的政治主張。不僅僅是福柯, 后現代政治思想家對發達國家出現的新社會運動表示擁護和支持, 如女權運動、生態運動、反核運動等等。同時, 福柯注意到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如同權力關系的網絡最終形成了一個貫穿各個機制和制度、卻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網絡一樣, 大量的抵抗點也貫穿了各個社會階層和由個人組成的團體。毫無疑問, 這些抵抗點的戰略規范使得革命成為可能, 這有點像國家取決于對權力關系的制度整合一樣。”[2](P81—82)

      總之, 以福柯為代表的后現代思想家提倡微觀政治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這樣的觀點, 既然權力是多元、分散的, 那么要采用的斗爭形式也必然應該是多元化與分散的。因此, 后現代主義者與傳統的、統一的、整體的斗爭策略決裂, 致力于培育多種形式的抵抗。從表面上看, 這樣的多元化反抗主體意味著力量的強大, 然而在現實中不同的反抗主體及多元化的組織并不完全平等, 發展也不均衡, 其組織目標、運行規則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 不同組織之間的沖突可以通過組織之間的對話或妥協實現溝通使問題得到解決。但對于一些真正涉及切身利益的原則問題, 協商往往并不可能發揮其實質作用。與此同時, 正是由于多元化的存在, 才導致了事實上斗爭力量的分散與弱化。若干個分散的、弱小的群體雖然不停地進行著抵抗, 但這些抵抗相對于力量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 實在是不堪一擊。因此, 福柯的多元化抵抗策略在實踐中或許會給予資產階級統治力量某種程度上的輕微撼動, 但對于改變現實生存狀態卻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后果。因此, 必須依靠一個凌駕于各個組織之上的權威來進行協調, 以實現組織目標。

      三、摒棄暴力革命轉而推崇倫理的生存美學使得人的自由解放成為空想

      在馬克思唯物史觀中, 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強大壓迫, 他不僅找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 更為人們指明了實現目標的路徑, 即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因為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統治階級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暴力革命的指導思想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印證。然而, 后現代主義者對此并不認同。他們摒棄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觀點, 對馬克思將階級斗爭作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的手段持懷疑或否定態度, 甚至認為任何革命都只是打破一種枷鎖, 而開啟了另外一種枷鎖。福柯認為, 革命一詞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革命需要從某個中心向外輻射成一定的較大的社會規模才能形成, 但在現實中卻根本不存在大規模的反抗中心或純粹的革命法則, 有的只是多元存在的抵抗, 每一種抵抗都是與眾不同的, 是一個特例。

      福柯一生所關注的就是現實中人的生存狀態。為了改變資本主義現代性帶給人們的訓誡和壓迫, 福柯在晚年逐步將關注點從個人如何在話語權和實踐中受支配轉移到關注自我。福柯從古希臘和羅馬人的生存智慧、生活技術中尋求靈感, 并對古希臘的道德作重新思考。當然, 這樣作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將其作為一種完美的道德境界, 也不是為了以之作為當代社會道德的“替代品”, 而是為了將古希臘思想作為一種經驗, 加以借鑒、吸收。福柯認為:“如果權力無處不在, 無時不在;如果它的支配技術縝密而細膩;如果主體并沒有切實可行的針對這種權力技術的政治抵抗策略, 那么, 一種倫理策略和美學策略則是可能的。”[4](P272)通過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化, 福柯發現, 雖然很多著作在談論生活藝術和技巧時用詞有所區別, 但其核心卻都是“關懷自身”。“自身”在古代文化氛圍下指代的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 以尋求快樂、幸福和審美為出發點, 是最活躍和具有生命力的個體。古希臘的生存美學并不是一門抽象的理論, 更不是一個美學概念, 實質上是關懷自身的技術, 即通過一些自身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技術, 實現在實際生活中的自我關懷。福柯發展了古希臘羅馬社會的生存美學, 認為自我技術就是要認識自我關懷的重要性, 并不斷地注意自我控制和調節, 使自己真正成為自我的主人。換句話說, 就是通過自身的矯正、教育、反思來實現自身的解放。在《快感的用途》一書中, 福柯否定了大多數人認為古希臘文化對于欲望所持有的完全自由與放任的態度, 指出古希臘人實際上將欲望看作是一種潛在的、極具破壞性的、強有力的力量, 因此必須進行適當的管控和約束。道德實際上是每一個希望過美好、優雅和體面生活的個體的責任。對福柯而言, 個體處于各種社會條件的制約下, 處于無處不在的權力關系中, 但是個體具有能夠自我規定和駕馭自身欲望與軀體的能力, 并且個人能夠借助自我技術發展自由實踐的能力。現實的社會場與具有創造性的個體是一種辯證關系, 個體所能獲得自由的大小不取決于他者, 而是取決于自我克服社會限制從而能夠駕馭自我生活的能力。所以, 我們可以說, 后期的福柯實際上進入倫理政治的范疇, 其更多關注的是倫理觀念中人的個體感受。倫理學就是個體反抗各種社會存在的各種壓迫的力量之源, 即“個人可以通過他特有的方式, 無視這種權力, 讓這種權力失效, 使它的規訓功能和支配功能難以發揮”[4](P273)。

      總之, 通過批判與借鑒古希臘人關懷自身的技術與文化, 并結合個人的生活智慧與實踐活動, 福柯在總結前期考古學和系譜學的基礎上提出了“生存美學”這一概念。然而, 古希臘人的自由、自律的美好生活, 無法給現代人擺脫資本主義的訓誡以出路。現代人生活在到處都是權力眼睛的空間, 處于全景式的監控之下, 身體被囚禁在微觀權力能夠觸及的一切領域, 根本沒有自由而言, 心靈同樣被代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各種知識所包圍。無論是經濟學、社會學, 還是心理學、犯罪學, 都是知識的產物。而知識的目的不是拷問真相, 而是塑造出適合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個體。因此, 這樣的審美哲學在實踐中無法運用, 也難怪M.瓦爾澤評價福柯只是在“大罵鐵籠的柵欄, 但是, 他并沒有任何計劃或者綱領欲將鐵籠變成一個更像是人類家園的地方”[5](P239)。

      四、后現代政治的虛無主義命運

      馬克思將對現代性的批判當作是一種手段, 而不是目的, 也不是為了建立一種體系來“解釋世界”, 而是要改造現實世界, 并在對這種世界的改造中為人類指明未來前途, 即以實際手段實現以人的自由和解放為基本特征的共產主義理想。正如他所說的:“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 而只是一種手段。”[6](P6)后現代主義者學習了馬克思的核心概念, 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 找到了資本主義的核心概念即商品, 而后現代主義者更注重的是“解構”二字。我們必須承認, 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充分運用了解構的策略, 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種種現象作了解讀和批判, 但是此種批判、解構被他們自己的思想所異化, 僅當成了目的本身, 而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福柯的系譜學就是一種試圖揭示出所謂客觀的真理及知識體系并不是永恒必然的而是一種歷史的偶然的嘗試, 其目的是為了恢復被總體敘事化所壓制的自主話語、知識與聲音。

      不僅如此, 解構主義者還傾向于掩蓋資本主義在當代社會組織形式的生產和再生產中的持續建構作用, 把權力和統治分解為多元的、無固定界限的制度、話語和實踐。對于如何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壓迫進行反抗, 福柯認為, 反抗有短暫與長期兩種類型。短暫的反抗是以生命的犧牲為代價。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時刻, 人們寧死不屈, 面對絞刑架, 無所畏懼, 權力在此失去了任何意義, 也就不能再繼續它的統治。福柯贊成的是永久性、分散的反抗。換句話說, 就是在認同資本主義政治的前提下進行抵抗。福柯認為, 目前最應該做的是揭露在友善或中立面具下權力的實際存在與發揮作用的機制。福柯是這樣說的:“我覺得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 真正的政治任務是抨擊那些表面上看來中立或獨立的機構的作用, 把在其中暗中作祟的政治暴力揭示出來, 以便大家共同與之斗爭。”[7](P238)不過, 即使是在后工業社會, 雖然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領域均發生了重大變化, 甚至文化對人們的影響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要通過文化或者其他方式推翻一個階級的統治, 實現被壓迫人們的幸福與解放, 依然是不現實的。因此, 福柯的政治學說雖然運用了大量的筆墨描述當代政治統治, 但強調的是作為個體的人們是如何被分類、被訓誡和規范的, 以及對人們的生理和精神上帶來的壓迫, 但是對如何抵抗這樣的壓迫, 在福柯的著作中并不多見。因此, 我們可以說, 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實質上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這種思想解放運動的目的不是像啟蒙思想家那樣要推翻一種舊制度, 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 而僅僅是使人們對于資本主義統治所具有的隱蔽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喚醒了人們新的認識與思想覺悟。

      總之, 以福柯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家通過解構的方式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隱蔽的壓迫作了較全面的揭露與批判, 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個體的生存狀態有了比以往更加清醒的認識。但是通過研究福柯的政治學說我們發現, 其對于傳統權力的否定以及全新闡釋, 微觀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推崇的生存美學, 并沒有對改善人們的生存狀態產生直接影響。與此相反, 其在理論上消解了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的斗爭主體角色, 模糊了人們進行總體抗爭的目標, 而不恰當的斗爭方式更使得人們追求自由、解放的夢想成為空想。最終, 無論是福柯, 還是其他后現代主義政治理論在實踐中只能也必將走向虛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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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ichel Foucault.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M].ed.Paul Rabinow.New York:The New Press, 1997.
      [4]汪民安.福柯的界線[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5]Michael Walzer.The Company of Critics:Soci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London:Peter Haben, 1989.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3.

      [1]李素霞,王莉.論后現代政治的虛無主義命運——基于福柯的論述[J].河北學刊,2018(05):18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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