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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衍變及理論內容

    時間:2016-12-07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10594字
      第 2 章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衍變及理論內容
      
      基于之前的分析,我們知道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產生是基于國際社會和歷史現實的變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得資本主義陣營內的有些思想家們對于社會主義理想產生錯誤、片面、狹隘地理解,產生社會主義終結的錯誤認識;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將世界聯系為一個緊密的整體,打破了原有的國家和民族界限,全球各國在多層次全方位的競爭加劇,福利國家出現社會福利支出增加、國家稅收減少的矛盾,同時生存環境不斷惡化,自然資源緊缺也威脅著人口不斷增長的人類;社會結構出現調整,傳統的一、二產業逐漸萎縮,第三產業在人數和比重上都在增加,工人階級數量上減少、比重不下降,新興的中產階級日益擴大,知識經濟應運而生并蓬勃發展, 產業結構和階級結構產生新變化;民主社會主義陷入困境,凱恩斯主義失靈,無法有效抑制經濟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滯漲”產生,福利國際的高福利政策陷入兩難境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德民主黨大選失利;社會道德價值缺失、人際關系冷漠隔閡等等社會現象。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產生正是回應國際現實變遷的新世界的歷史產物,它于20 世紀 90 年代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西歐左翼政黨(主要是社會民主黨)和美國民主黨為解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而提出的系統化理論和政策主張,它的主體思想、政策框架和價值主張是世界各個不同黨派人士們競相學習借鑒和模仿的對象,其理論價值和精神內涵對于全球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中的影響不容小覷。之所以稱為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因為它是超越于左派和右派的一種應對國際秩序變革的新的選擇和方式。它不拘泥于單一的理論框架和價值形式內,而是將新自由主義和舊社會民主主義中合乎社會現實變化的成分和因素進行交融,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并與實際結合發展為自己有效的理論。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
      
      英國工黨布萊爾首相和美國民主黨克林頓總統在他們任職期間所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即是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理論的具體實踐。以英國首相布萊爾為例,在其執政期間將執政關注點集中于公共服務方面,著重發展經濟,抑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他不贊同中央集權,主張推動政治權利逐層下放,注重維護和促進社會公義。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思想理論、精神內涵和價值指向體現在布萊爾提出的政治主張和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中。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提出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理論,并對它進行了系統論證。他從新型民主國家、公民社會復興、福利國家轉型和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四個方面集中論述了他的“第三條道路”理論主張,為全世界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理論根基。
      
      第二國際領導人伯恩施坦在其著作中,通過大量的實際調研和數據分析后推導出“第三條道路”,賦予其不同于新民主主義和舊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內涵,可以稱他為“第三條道理”的思想先驅。下面我們就以時間為線索,來具體詳盡的闡述和理解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衍變及理論內容。
      
      2.1 “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先驅--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作為第二國際的領導人,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其理論主要基于他生活的現實,通過對德國、英國、法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工人階級生存狀況、工作環境、思想狀態變化的大量社會調研,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進行修正,主張進化社會主義。他試圖通過社會改革與公民個人創造相結合的方式,創立新型的社會民主類型。既要求國家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措施來穩定社會民主,同時又提倡公民以個人創新的方式積極參與到社會的管理中。
      
      首先,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而這種社會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遵循歷史發展規律、具有一定必然性的。伯恩施坦與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社會主義必然性觀點截然相反,他反對將社會主義當作歷史的必然,“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純粹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和使社會主義的勝利依賴于社會主義的內在經濟必然性是不可能的。 “社會主義的勝利并不取決于它的內在的經濟必然性。
      
      我認為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賦予它以純粹物質的基礎。……根據客觀的歷史必然性來論證社會主義是最多余的事,是真正的浪費力量,也是一種社會歷史宿命論。”
      
      既然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種歷史必然,那么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什么呢?伯恩施坦給社會主義下了定義,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認識到自己階級地位和本階級任務的工人的社會需求和自然意向的總和。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基于需要和意向的運動,可以歸結為一種道德意義和倫理精神的探索和實現的活動。伯恩施坦的社會民主主義最大的武器不是暴力,而是民主。伯恩施坦不贊成以工人暴力流血革命的形式來爭取社會主義的實現,而是主張和提倡發揮民主的作用,使本國內的公民都能參與到國家事務中,以議會斗爭取代暴力革命,政黨通過民主選舉中獲得最多數量選票支持上臺執政。相比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伯恩施坦是以一種道德倫理取向,尋求一種正義觀,建立一個道德指向性的社會。
      
      其次,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終極目標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它需要經歷漫長的理論發展過程和實踐運動過程。所以相比于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的實現來講,他認為更應當將現實的理論關注點和實際力量應用于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改革中。
      
      可見,伯恩施坦相比于遙遠的未來更關注眼前的現實,也致力于解決現實問題。
      
      由此可見,伯恩施坦的理論具有實用主義的特點。伯恩施坦認為政黨應致力于現實的資本主義改革運動,而不是將目光投向對未來的設想和預期。伯恩施坦說:
      
      “只要工人階級精神抖擻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他是否為自己確定了描繪好的最終目的畢竟是次要的。”
      
      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使得社會民主主義者能夠應對實際的多樣變化,在理論內容、政策決斷、社會價值方面提出更加有利于當前國家社會發展和政黨執政的思想。
      
      2.2 “第三條道路”的當代代表人物--吉登斯
      
      安東尼·吉登斯是英國著名的思想理論家,他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卓有成就,他對于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研究使它們成為全球學術研討的前沿問題。安東尼·吉登斯所主張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對于世界西方各國產生了深刻影響。他是“第三條道路”思潮在當代西方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對于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的具體實踐產生了重要指導作用:
      
      在經濟發展上,吉登斯堅持折中調和原則的同時提出自己創建性的思想,他主張建立一種混合經濟,需要指明的是吉登斯的混合經濟不同于之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踐行過的平衡國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經濟,它是要探索并實現經濟生活和非經濟生活的協調一致發展。他認為對于經濟的掌控和監督并不能僅僅倚重于國家干預或是市場自由調控,而應將國家的監督引導和強制干預與自由市場的積極調控融為一體。同時,衡量經濟發展的準繩不是量化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量,而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果。
      
      在政治生活中,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是區別于新自由主義和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主張的。他既不提倡像自由主義一樣完全取消國家對于市場的統籌作用,僅僅依靠發揮市場的調節功能來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統治;也不支持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只憑借國家干預和壓抑市場作用的單一主張。吉登斯認為應最大程度發揮國家和市場的雙重統籌調節作用,將兩者有效結合,由“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逐漸過渡。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政府負責提出治理的方針政策,起到提綱挈領、高屋建瓴的指導性作用,國家將行政權力下放一部分給予地方政府,加強地方政府行政自主權和政策實施力度。至于具體實施此項措施,政府不會指定某行政部門執行,而是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國家將重心轉移到維護社會法治、公平民主上,保證各部門、各社會組織能夠高效透明地完成工作。
      
      在文化教育領域,“第三條道路”尊重社會生活中每個個體的尊嚴價值,著重培養公民一體性的社會公共意識,使公民認同社會的共同價值。吉登斯主張大力發展國民教育事業,注重公民個人的發展,將每一位公民都看作國家的未來,將資金、人力、資源投放于教育文化領域。并且鼓勵支持以公民個人形式或是社會性公共組織形式為代表的非行政組織積極參與到社會生活中,融入到國家治理中。
      
      下面我們就從新型民主國家、公民社會復興、福利國家轉型和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四個方面來集中論述了他的“第三條道路”的理論主張。
      
      2.2.1 新型民主國家
      
      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發揮市場自動調節作用,縮小國家公共管理職能,而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又過多依賴政府,擴大國家公共管理范圍。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則認為有必要重塑國家:超越‘把國家當敵人’的右派和‘認為國家是答案’的左派。”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和沖擊使得國家需要做出相應的結構性調整,將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國家權力分散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決策權和自主權,這也為中央和地方建立了一條聯系的直接通道。與其說這種下放和上達的雙向民主化是對于國家權力的削弱,不如說這是對于國家權力重新塑造的機遇和途徑,以此形成既非自由市場式也非國家集權式的新的政治秩序。
      
      國家還應針對公共領域作用進行重新界定,保證行政執法最大程度透明化。
      
      建立相應的法律制度,保障國家公共領域的透明度和開放度,使公民能夠監督政府的執政過程,預防腐敗的產生。執政領域透明化和開放性的要求是力圖將國家和公民放置于一體的信息環境中,使雙方能夠接觸到的信息是平等的,減少信息不對等產生的政治灰色地帶。在商業社會中,政府通過辦事窗口直接與公民打交道,但其低下的效率,繁瑣復雜的手續,拖沓懶散的工作態度,使公民感到失望。
      
      新型民主國家應是行政管理迅速有效的國家組織,爭取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面對全球化日益加劇的現實,全球風險性也在隨之增加,對一國的經濟、科技、國防、技術等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威脅,應對風險也考驗著一個國家的管理能力。新型民主國家應擔負起風險管理的重任,要對風險及其帶來的社會倫理價值風險做出及時的反映和有效的應對。
      
      2.2.2 公民社會的復興
      
      公民社會和國家應當尋求和解和包容,展開合作,相互協調,彼此監督。公民社會的復興是“第三條道路”理論的核心所在。“‘社區’不僅意味著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它還是一種促進街道、城鎮和更大范圍的地方區域的社會和物質復蘇的可行辦法。”
      
      居民社區的生活是人們除了工作之外的最普遍的日常交往活動,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狀態和對于共同體的歸屬感,所以社區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對于公民生活的關心程度和重視程度。而且國家和公民社會的作用和影響也是互相的。在相互促進下,兩者都會更加堅固和穩定。國家應注重重拾公民社區居民之間的團結性,將日漸淡漠、分散的人們重新凝聚在一起,組織豐富的活動增強公民對于國家的歸屬感,增強人們之間的日常交往和聯系,以公民社會取代冷漠單一的社會生活,使現代人們重拾孩童時期人們之間單純、緊密、質樸的人與人的關系。如此,社會的凝聚力和國家的團結性也能得到穩固和加強,公民對于共同體的認同感和滿意度也會不斷提高。
      
      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和單身人口率,極少數兒童生活在傳統家庭環境中。日趨擴大的男女平等關系使女性更趨向于工作,現代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不停轉換,彰顯了女性的個體性和獨立性。但如此家庭在社會中的整合作用就不斷減小。于是,吉登斯基于現實變化提出“社會整合性家庭”的理念。
      
      在家庭中比地位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平等,在共同生活中相互享受著權力也承擔著各種責任。“家庭”不僅指父母對于子女的養育,還應包括子女對于父母的供養,他們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家庭為轉換不停的世界社會和奔波忙碌的人類供給穩定性和安全性的“氧氣”.家人間分享價值觀念,在社會生活中采取相似的行為模式。所以,具有強大血緣聯系、共同價值取向的家庭,是處理好內部關系和處理外界事物的紐帶,這一過程中,家庭起到了整合社會的作用。
      
      2.2.3 積極福利國家
      
      基于產業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勞動方式由體力勞動為主轉換為技術和腦力勞動為主,對缺乏教育、低勞動技能者的需求越來越少。技術的發展和生產模式的轉變使得傳統意義上的藍領工人正在消失,城市的傳統中心正在衰退。公民之間由于個人能力和分工不同,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社會現實,社會貧富差距逐步拉大。面對社會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對于底層的社會公民,僅展開福利救濟只能解燃眉之急,而無法使其徹底脫離貧困的生活處境,并且對于貧困人群救濟的福利支出也在經濟危機中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貧困的群體有了福利救濟的保障會有恃無恐,不去思考提升自身技能,甚至更加放肆地揮霍浪費。久而久之向政府伸手、定期領取救濟金的習慣成自然,“人們理性地利用了福利制度為他們提供的機會”,8導致道德公害的產生。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想要從根本上解決福利國家的兩難困境,吉登斯認為應當促進“福利國家”
      
      向“社會投資型國家”轉型過渡。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主張投資于人力資源,側重對于公民教育的投入,改革直接經濟救濟的方式,將其替換為對貧困者進行教育,培訓貧困者急需的科技技術和生存本領。政府最好向公民們宣傳和倡導終身教育,從兒童時期開始直到老年一直接受一定的教育,培養公民相應的技術能力,這同時也是一種情感能力的持續養成。
      
      “被理解為‘積極福利’的福利開支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與其他機構(包括企業)一起通過合作來提供。”
      
      社會投資型國家要適當傾斜政策以創造就業機會。不僅關注大企業,也要更多地扶持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創業發展,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減少稅費的征繳年限和金額等。國家要鼓勵儲蓄,漸漸消除公民對于福利救濟的無條件依賴。政府公共部門與社會企業在項目和投資上的大力合作,成為公共項目的合作伙伴,相互支持發展。由于失業率不斷攀升,而社會就業機會有限,政府需轉換一下思路,鼓勵家庭式生產。這種親密無間的合作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和效益的提高,這種經濟形式也繁榮了市場。總而言之,使福利國家中的福利支出不再單純依靠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通過政府和社會機構(尤其指企業)多種形式的合作互動來一同支付。生活在積極福利國家中的公民,也從習慣依賴國家福利漸漸轉變為注重自身技能培養和個人素質的提升。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都轉變了消極的態度,以積極的方式一同面對新世界新變化的機遇和挑戰。
      
      2.2.4 世界性民族-國家
      
      最原始的國家是在圈定的邊疆范圍內的區域,生活在其范圍內的人們認同統一的民族概念,認同并遵循共同體價值觀念。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模糊的邊疆漸漸被地圖上明確的邊界線所取代,以邊界為界限的國家主權神圣完整不可侵犯,邊界即是不可逾越的一條看得見的界限。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作為限定國家范圍和主權的邊界漸漸弱化,全球成為一個聯系緊密、互動合作頻繁的整體,國與國之間明確的邊界漸漸變得模糊,邊界逐漸又退居為邊疆,歐盟就是一個典型的成功的例子。面對世界連為整體的事實,社會民主主義試圖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為國家重新設定一個位置,將國家放置于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中,不再僅僅注目一國范圍內的發展,而是要適應全球秩序變遷的大格局。國家要鼓勵支持跨國企業的發展,發揮本民族本地區的綜合實力積極參與到國際事務中,共同建設維護我們的地球村。國家應是世界性民族-國家。
      
      世界性民族-國家為何將民族置于國家之前?市場在整合為一體的同時也分化為碎片,世界上的國家數量巨大,其中不排除一些不穩定的危險因素,他們試圖分散全球市場、打破穩定局面。而解決不穩定因素,僅僅依靠國家機器強制手段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甚至有時適得其反。問題的解決往往還需要世界視野的民族對其進行精神價值的熏染和培養,增強他們世界一體、榮辱共生的認同意識和歸屬感,對于世界公民進行整合。而且民族認同會引發自我認同,努力使自己的力量有利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自身形成一種責任感使命感。但需要指出的是,切忌將民族等同于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視野局限于本民族內部,要求其純潔度和忠誠度,他們具有很強的排外心理,認為本民族是優于其他民族的存在,這是一種極其狹隘的民族觀,也是世界上不穩定因素之一。狹隘的民族主義會導致暴力沖突的發生,使人類生命被輕易地摧殘抹殺,人性也被局限在狹小的范圍內,這種民族主義有時甚至演變為極端利己和盲目瘋狂的追隨。
      
      2.3 “第三條道路”的具體實踐--以英國工黨布萊爾為代表
      

      如果說吉登斯是“第三條道路”思潮的主要理論代表人物之一的話,那么,布萊爾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就是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理論在現實中的具體實踐,這些實踐對于英國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在短期內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通過對于布萊爾思想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第三條道路”思潮在當代西方的具體實踐。
      
      布萊爾是英國工黨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三年后隨著工黨在英國大選中以壓倒性的選票優勢成為執政黨,年僅 44 歲的布萊爾出任政府首相,成為 20 世紀以來英國最年輕的首相。在布萊爾眼中,“第三條道路”思潮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中左翼政黨應對新世紀時代命運和國際秩序變遷的一種新政治道路,是一種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布萊爾肯定了它是對于新自由主義和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折中調和,但是要將“第三條道路”內涵僅僅定義為折中妥協,布萊爾是不同意的。他更加贊同并強調“第三條道路”是吸取融合中間和中左道路的基本價值觀念,為新世紀全球根本上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變革提出了思想理論和價值指導,“第三條道路”提供了國家建構、社會社區復興和福利國家轉型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布萊爾欣賞“第三條道路”勇于沖破傳統意識形態的精神束縛,走出自己獨有的國家-社會道路的精神。
      
      英國工黨代表布萊爾于 1997 年獲選為英國首相,結束了工黨長達 18 年之久的在野歷史,布萊爾以一往無前的勇氣,依據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國家社會的方案,結束了英國經濟在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走走停停的尷尬局面,漸漸恢復英國經濟的活力,并使經濟形式趨于平穩,穩步回升。
      
      在其執政期間將執政關注點集中于公共服務方面,把國家政府管理和市場自由調控相融合,著重發展經濟,抑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布萊爾不贊同中央集權,他推動政治權利的逐層下降,提倡公民全體的精英教育,他摒棄階級觀念,注重維護和促進社會的公義。布萊爾提出的政治主張和進行改革措施是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思潮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具體實踐。下面,我們就來具體闡述一下以布萊爾為代表的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的主要特征。
      
      2.3.1 國家社會并重,權利與責任平衡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超越于左派和右派的一種應對國際秩序變革的新的選擇和方式,它不拘泥于單一的理論框架和價值形式,而是吸取新自由主義和舊社會民主主義中合理的因素。英國工黨 18 年后重新回歸主導英國,基于傳統中左派的公正團結、責任和機會平等的理念,提出其“第三條道路”的價值理念。
      
      以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和國際主義的理論概念為價值指向,在國家有效干預的前提下,一方面,重視市場作用,激發市場調控經濟的能力,適當賦予市場調配經濟的自主權,激發市場內部整合社會資源和發展經濟的潛在能量;另一方面,布萊爾提出“在經濟方面,我們的觀點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主義也不采取國家干預政策。”
      
      摒棄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市場和國家的全面控制這兩種極端做法,在國家管理主導的前提下,加大企業和政府的互信合作,使市場發揮最大程度的作用,扭轉英國經濟走走停停的腳步,恢復經濟活力,避免經濟劇烈波動。
      
      布萊爾主張依靠市場發揮作用來改革經濟現狀,但是賦予市場自由度越高,其道德風險和社會風險就越大,唯利是圖和利欲熏心的現象就越容易發生,積少成多、靡然成風的話,勢必影響到經濟的長遠發展,而經濟混亂和市場崩潰最終會威脅到國家的治理。所以,僅僅單方面地注重市場并非有效的解決措施,還應將市場的自由調節和良好的社會公共道德結合,努力創造一種童叟無欺、彼此信任的經濟社會環境。
      
      公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也要懂得適度的原則,明確并承擔起自身的責任,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布萊爾明確指出“如果沒有責任,權利和機會就成了自私和貪婪的動力。”
      
      公民不僅是享受國家權利的個人,還是共同承擔國家社會責任的集體。當然這也需要國家理論和政策的引導,正如吉登斯“第三條道路”中的積極福利國家一樣,國家有義務給予貧困者相應的社會救濟,但是貧困人群若只依靠國家救濟生活,就會造成道德公害。國家福利支出結構相應調整一下,將直接發放的福利金額降低,把更多的支出用于人力資源的投資。使底層貧困群體掌握工作技能,符合大機械化、科技化、知識型產業轉型的要求,靠自身去創造價值。貧困者由完全依賴國家福利走上就業和經濟獨立道路,自主擇業就業,獲得人的尊嚴,實現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
      
      在教育上,布萊爾主張精英教育,要求政府財政加大教育支出,改革教育體制,提高教育的質量,將全體英國人培養為真正的人才。未來社會在人力資源方面的競爭將日趨加劇,人力資源越是優秀和豐富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越能夠掌握主動權,在本國事務的處理上也游刃有余。
      
      2.3.2 國家-社會型民主
      
      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主張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國家,希望公民以個人形式或是社會組織形式加入到國家的管理中來。個人的階級基礎不是判斷人與人關系的標準,他主張不斷弱化并最終摒棄階級觀念。公民通過政治參與、社會合作培養共同體意識,在價值取向和精神層次上認同國家。國家中每個公民都是價值平等的,彼此承認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平等地位,以此保證社會公正的實現。
      
      鼓勵每個人都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各個社區為國家的小型組織,它們起到凝聚國家歸屬感的作用;在社會企業中,將雇主與雇員放在享受利益并共同承擔風險的位置,將兩者對立的尖銳關系轉換為統一協作的關系;同時,以布萊爾為代表的工黨為了贏得公民的信任和爭取下一屆選舉投票,摒棄了嚴格的階級統治和劃分,努力爭取范圍更廣、層次多元的選民選票,人數和比重日益擴大的中產階級是他們爭取的主要群體。英國工黨主張政府與人民分享機遇和權利,共同承擔與之對應的風險和義務,工黨要以一個包容度高、意識形態薄的形象出現在公民面前。
      
      布萊爾不贊成將權力全部集中在中央,他認為“新的民主國家的基礎是分解權力”,12應多發揮地方政府的協調管理職能,將集中于中央卻普遍涉及地方的職能分散下去,使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自主權,提高地方政府執政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鼓勵具有創新性的改革發展措施。這樣他們做出的決策才會更加貼近公民的實際需求、解決實際問題。同時政府內部之間也要形成有效的協作和監督機制,而不是踢皮球,將責任轉嫁或直接推到別人身上,使公民抹去國家政府辦事效率低下、手續繁瑣復雜、機構龐大臃腫、尸位素餐的形象。布萊爾強調政府的責任感,并要求增大政府辦事的透明度和公開性,改變政府和公民信息不對等的狀態,杜絕灰色空間的存在,堅守住民主制度的底線。
      
      2.4 “第三條道路”的發展路徑和整體特征
      
      首先,“第三條道路”是一種折中調和的“拿來主義”. “第三條道路”的理論主要是吸取新自由主義和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將兩者有利于解決國際變化的合理因素調和在一起,借鑒多于創新,拿來多于自造。其自身的原創思想并不多,主要是兼容不同理論、不同派別、不同階層,以開放并包的心態和調和折中的方法來回應世界現實的變化發展,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一場制度理論的新探索。
      
      其次,“第三條道路”奉行的是實用主義原則。
      
      不管是吉登斯的還是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奉行的都是實用主義原則。不管理論政策來自于左或右還是左右結合,只要在現實中能夠發揮效用、適應國際風云變化、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第三條道路”就要不遺余力地應用于實踐中。
      
      在經濟政策上,吉登斯“第三條道路”主張建立一種混合經濟,對經濟的掌控和監督并不僅僅倚重國家干預或是市場自由調控,而是將國家的監督引導和強制干預與自由市場的調控相結合。衡量經濟發展的準繩不是量化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量,而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果。以布萊爾為代表的英國工黨把國家政府管理和市場自由調控相融合,著重發展經濟,抑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重視市場作用,激發市場的調控經濟的能力,適當賦予市場調配經濟自主權,激發市場內部整合社會資源和發展經濟的潛在能量。同時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和管理力度,在國家管理主導的前提下,加大企業和政府的互信合作,使市場發揮最大作用,扭轉英國經濟走走停停的腳步,恢復經濟活力。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
      
      信奉只要有效用就采納的原則,只要是能抑制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能夠恢復經濟發展生命力,使經濟增長的措施,都可以拿來使用。評判經濟政策能否適用的標準不是左與右,而是經濟政策本身的效用大小,能否使國家經濟得以發展。
      
      在政治領域內,隨著時代發展,科技技術的進步,知識產業的興起,選民們的階層變得不再單一,傳統的工人階級在數量和比重上都在不斷減少,而中間階級的日益壯大,這也使選民向多層次、多階層發展。政黨是通過選票優勢而上臺執政,在知識經濟影響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所依靠的選票來源,也由比較單一的工人階級轉向多元的社會階層。政黨們努力奪得更廣泛選民的選票支持,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影響力。隨著選民的家庭出身、教育程度、社會階層等等方面呈現出多樣化和復雜性,贏得多元化選民的支持不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
      
      所以,為了成為執政黨,當代的社會黨更加努力地尋求除了工人階級以外的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的支持,他們不僅尋求中間階級的支持,也同樣想要爭取資產階級的選票,布萊爾就曾要求英國工黨成為“商業界和企業界的黨”.所以,基于這一主要目的,現代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理論和政策也發生了傾斜,有了嚴重的功利傾向性,社會民主黨漸漸轉變為選舉黨了。
      
      第三,“第三條道路”實質上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改良。
      
      以“第三條道路”拯救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危機,重拾公民對于資本主義的信賴,維護資本主義以謀求資本主義的長遠發展。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看似對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上都進行了一番調整,提出了一些兼容并包、適時有效的政策方案,但其改革仍停留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第三條道路”根本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堅守資本主義現有制度,奠定資本主義應對國際危機新的理論框架,對資本主義中的不合理、不穩定因素進行改造,使資本主義在新世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中得以生存。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一種新的理論形式,其根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使資本主義的大廈更加穩固、更加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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