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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產生和興起的背景

    時間:2016-12-07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7851字
      引 言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當代西方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政治思潮,它主張超越老左派主張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和新右派主張的新自由主義,試圖在兩者中間尋找到一種平衡。為了了解當代西方的“第三條道路”思潮的理論背景和思想傾向,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觀點。
      
      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認為,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種種弊端的根源,要解決這些弊端,他們認為國家要干預市場對經濟的調節,并且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秩序進行管理是國家的責任,國家需要普遍而深入地介入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不能任由自由經濟的肆意發展。傳統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用國家機器和集體意志漸漸取代市場調節機制,要發展公共領域內的集體主義,生產和支配公共產品,將一些產業和部門調整為國有化,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另一方面,傳統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的“平等”是減少差距、平衡利益,即在尊重個人創造的基本前提下,保證社會充分就業,經濟平穩向前發展,最大程度上縮小社會各階層的經濟、政治等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全社會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平等主義傾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在保證國家控制經濟的前提下,應該建設多方位、多層次化的深度福利國家,保障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生計劃。總體上來說,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是以國家為基礎,以集體主義、平等主義、福利主義為價值導向,用國家機器全面替代市場經濟的老左派政治理論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不能說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截然相反,但也是針鋒相對。
      
      新自由主義對國家全面控制經濟社會持否定態度,它認為應把國家的職權控制在適度合理的范圍內,否則過猶不及。國家職能的過度擴張會成為阻礙民主自由發展的敵人。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能夠對經濟進行有效調節,可以使社會資源優化分配、合理利用。所以,應該縮減國家職權以保證有效市場調節機制的靈活性、彈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國家沒有必要將公民強行聯合分配為各個公民社會,公民本身具有聯合的本能,國家的強制阻隔和制約只會使公民自主聯合所能產生的良好品格、責任感、寬容犧牲、信賴團結等美好道德受到壓抑和漸漸消逝,公民會在一定程度上變得自私,彼此之間可能演變為敵對、爭斗的關系。新自由主義支持公民個人積極能動地創造,對于不平等現象的存在給予合理性的認識,反對平等主義,鼓勵公民個人進步,將福利國家看作是一些罪惡的源泉。福利支付使得公民喪失了競爭的意識、奮斗的意志和進取自立的精神,成為貪婪懶惰的代名詞,福利被理解為一種救濟,受益者易受誤解,他們被普遍認為是弱者、貧困者和社會最底層階級。新自由主義認為這一切都應該由市場所引導的經濟增長來解決。經濟增長增加社會財富,公民社會發揮其道德引導的作用。在經濟自由運轉的情況下,小至國家大到全世界都會達到一種統一運轉、協調一致的最佳狀態。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思潮的產生是具有深刻的理論和現實根源的。它是世界秩序變遷和全球巨大變革的思想產物,它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新的探索和嘗試在一定時期內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緩解經濟危機、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公民福利的作用。但是我們還要清醒的看到其在理論和實踐上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和不足,看到“第三條道路” 是基于資本主義的根本立場上而提出的國家社會論斷和救市措施都,看到這一思潮理論上的和實踐上的局限性。并且現實實踐也證明了“第三條道路”理論主張只是一時興起的一種思潮,它的改革措施只能產生短期效應,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對于“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分析和思想研究是我們批判性了解和反思當代資本主義很有必要的一個方面,它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的變遷和資本主義的理論動向。并且,在批判性反思“第三條道路”思潮本身無法克服的不足和缺陷時,我們可以從中汲取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健康有序地進行。所以,對于“第三條道路”思潮,我們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文主要從三個部分論述了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思想理論。第一部分,從其產生興起的背景上分析當代西方社會所面臨和解決的現實危機,其面對新的世界情況而做出的理論和價值觀上的一系列調整和探索的原因;第二部分,集中論述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思想的理論根基、主體內容和具體實踐,分別以第二國際領導人伯恩施坦、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吉登斯和英國工黨代表布萊爾的思想為線索,分析出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整體特征;第三部分,本文站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基于馬克思本人早期的著作,將兩者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一些比較,分析了其理論的根本缺陷和不足。

      
      第 1 章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產生和興起的背景
      
      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的產生是與資本主義當代的現實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西方理論家對于如何解決當代世界變革和社會矛盾所帶來的危機在思想上和實踐上的一種回應。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思潮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必然性,它應對深刻的歷史變革和深層的社會發展,它是一種新的嘗試和提醒,以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試圖解決深陷的現實困境和理論難題。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興起于 20 世紀 90 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政黨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世界模式的轉變、全球化雙刃劍勢不可擋的多方面沖擊、知識性中產階級漸漸崛起、社會結構的新型變革以及經濟危機打擊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等等資本主義在新時代狀況下層出不窮的重大變化,做出了理論上和價值觀念上對現實的回應。所以,從根本上來講,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繼續統治,面對新的世界情況而做出的理論和價值觀上的一系列調整和探索。下面,我們就來詳細的分析一下當代西方“第三條道路”理論的提出背景和原因。
      
      1.1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對世界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使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部分學者對社會主義理想產生了片面、錯誤、狹隘的理解,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已經終結。這其中不乏一些學者過度理解這一變化,盲目地認為標志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蘇聯的解體,也就意味著二戰以來形成的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支撐,傾斜為僅存的資本主義陣營的獨頭模式。更有一種狹隘言論承上而行,認為社會主義集團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各國政體格局統治的劇變,使得社會主義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們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錯誤地直接理解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煙消云散,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因此受到嚴重打擊,致使社會主義運動的步伐停滯不前。
      
      并且,西方理論家們面對世界的巨大變遷,思考世界發展的前途和命運,蘇東劇變也使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力量對于社會主義理想產生懷疑和動搖(但需要明確的是他們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是基于蘇聯模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理論和實踐,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蘇東式的社會主義在當代世界變遷下是不可行的。但基于自身的社會主義立場,他們又不可能完全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這種兩難的境地刺激并促使了“第三條道路”思潮的產生和發展。
      
      1.2 全球化的挑戰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全球化,尤其是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影響下,相互獨立、交往較少的各個國家民族打破原有的地域和文化差異,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上相互溝通,不斷加深聯系和交往;面對威脅整個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問題,世界各國以一體化形象出現,制定國際公約,互相監督共同約束行為;對于風險的防范和解決,世界各國尋求合作和共同應對的方法,“獨善其身”者少,“兼濟天下”者日益增多。超越國界和民族,世界逐漸形成了整合一體的“地球村”.在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中,全球化是把雙刃劍,它勢不可擋的帶來了多方面機遇和沖擊,如世界財富總量的不斷增長和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融合和沖突、經濟自由開放程度的深化擴張與民主根基的侵蝕腐化等等。面對著全球化這把雙刃劍帶來的問題,亟需各國政黨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所作為,解決問題。
      
      全球化無疑是經濟和政治兩者合力的進程。它一方面開放了經濟,打破了地域局限和民族束縛,促使自由市場經濟的壯大和發展,有效發揮了市場調節經濟的作用;另一方面,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危機、生存危機、環境危機,又要求國家加強政治上的治理力度,形成以國家為基礎的世界合作機制來解決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而僅僅依靠一方面的努力是無法真正解決存在的問題的,需要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揮作用。這需要做出兼容并包的第三種選擇,促進了西方學者們在國家理論方面的探索,為“第三條道路”思潮的興起奠定了現實的因素。
      
      1.2.1 福利國家社會福利的危機
      
      經濟全球化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和深化,促使一國物資可以自由流通至他國甚至全世界,這也就意味著本國的同類商品不再具有絕對購買優勢。放眼于全球,產品數量持續不斷增加,而世界整體購買力是有限的,所以經濟競爭只會變得日益激烈和殘酷,國家財富總量有可能減少,而因競爭而導致的失業人口又不斷增長。科技革命帶來的巨大技術變革,高新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致使傳統產業發展受限,無法負荷,失業人口不斷增加。而對于不斷增長的失業人群進行社會有效經濟救濟,加重了福利國家社保體系的財政壓力,進而針對社會福利國家的合法性地位產生嚴重威脅,促使有關學者們針對西歐福利國家社會福利應涵蓋的范圍和內容展開討論。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上述問題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無法避免的狀況。發揮市場自主調節的機制使得競爭加劇,失業人口增加,傳統福利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又加劇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這種自由經濟和高福利國家結合的模式產生了亟待解決的現實難題,促使西方理論家們重新思考國家模式,這成為“第三條道路”思潮產生的重要因素。
      
      1.2.2 生存環境危機迫在眉睫
      
      由于全球化的加深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危機日漸嚴重。
      
      水、空氣、光、聲音等環境污染,人口激增和可耕地面積急速下降,人類生存空間不斷減少,國際經濟危機頻發,世界局勢動蕩不安,傳統道德崩塌和恐怖主義肆意妄為,這些影響社會穩定和世界和平的因素漸漸產生,而且大有發展的趨勢。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逐年減少,甚至有些天然資源和動植物資源已經消失滅絕,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的不合理開采利用,不僅加劇環境危機,而且也在消耗著人類賴以生存并不斷發展的儲備力量,威脅著人類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作為世界一體“村民”的人類應該相互扶持、互相依靠,解決在發展路途上自己遺留的問題,放棄眼前利益,放眼于未來的發展,相互支撐交融,才能使人類在環境危機中獲救,謀求更長久的發展。所以,僅憑借市場經濟自由調節,人們在利益的趨勢下,會無節制地開發自然資源,以致產生威脅人類生存的生態危機。在市場調節經濟的同時還需要國家在政策法律上的規范和維護,才可以使人類長久發展下去。這一現實的危機促使西方理論家們開始思考國家和市場并重的機制,促進“第三條道路”應運而生。
      
      1.3 社會結構出現調整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產生了大工廠機器化生產模式。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培養了資本家,同時也培養了現代工人,培養了資本家的剝削和勞動者的赤貧。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關系每況愈下,階級間的沖突摩擦日益頻繁,階級矛盾突出而尖銳。
      
      而當代社會,由于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物質財富豐富的積累,科學技術的日益精湛以及生產工作環境的不斷改善,各階層的工作和生活境況都得到了極大改善,階級概念已經模糊。因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興起大量的新型產業,使模糊階級界限的中間階層日益擴大。知識經濟應運而生, 使產業結構和階級結構構成發生較大的變化。傳統的一、二產業規模上萎縮,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第三產業從業人數不斷增長。根據 2006 年公布的《英國社會潮流調查》顯示,“1978 年至 2005 年期間,制造業的工作機會從 690 萬減少至 320 萬,下降了 54%.”
      
      工人階級數量上減少,工人階級整體所占社會比重降低,削弱了社會民主黨的傳統社會基礎。一方面,作為革命主要力量的無產階級藍領工人人數急劇減少,并且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尖銳矛盾逐步緩解,無產階級的不滿和矛盾也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漸漸消逝。
      
      工人不再希望采用暴力破壞的集體斗爭方式來為自己謀求和捍衛利益,他們更加愿意采取民主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維護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中間階級不斷壯大,他們現實地著眼于物質利益,旨在尋求自身穩定發展,不期望采取暴力的方式破壞生產環境和工廠的正常運轉,而是更加傾向于合作和對話的方式解決眼前問題。中產階級日益成為社會的主體力量,在人數和比重上都不斷上升,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中起著關鍵作用,成為各黨爭取的選票的主要來源。
      
      中間階級的產生、傳統無產階級力量的削弱使社會主義政黨在選票上不占優勢。當代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也更加傾向于和平民主的方式為自己掙得權益,這一變化促使傳統社會主義政黨和理論家要結合當前社會結構變化進行反思,促使“第三條道路”的產生和發展。
      
      1.4 民主社會主義陷入困境
      
      1.4.1 凱恩斯主義失靈
      
      二戰后,社會民主黨政府依照凱恩斯主義指導市場經濟,在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從片片廢墟中拯救國家經濟。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管理國家和挽救經濟的活動中,凱恩斯主義起著不可替代的決定性杠桿作用,它是社會民主黨的重要經濟理論支撐,指導社會民主黨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應對市場采取措施的策略依據。經過實踐檢驗,凱恩斯主義能夠積極調節市場經濟,調整經濟周期,有效規避經濟危機帶來的威脅和經濟危機帶給經濟發展的打擊。
      
      然而,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爆發的較為嚴重的歐洲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沒能如以往一樣積極救市,解除經濟危機帶來的嚴重威脅和極具破壞性的嚴重后果。這一次運用凱恩斯主義指導市場拯救經濟,不但沒有起到救市的效果,沒有抑制經濟急速下滑。反而,市場上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經濟形勢持續走低,出現嚴重的經濟“滯漲”.正是因為運用凱恩斯主義救市而致使“滯漲”,這說明凱恩斯主義無法挽救嚴重的經濟危機,只能羞愧地充當“旁觀者”.凱恩斯主義的失靈使以此為經濟理論基礎和指導依據的社會民主主義陷入尷尬的境地,削弱了其管理的說服力。
      
      所以,僅憑借單一的經濟制度是無法適應多變的世界形勢的變化的。在正確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還需要應對不同世界格局的變遷,對國家的經濟政策做出適時靈活地調整。不能僅僅依靠一種經濟理論政策應對所有危機,謀求一勞永逸。
      
      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形勢要做出恰當的調整。國家和市場并重,從市場的變化上捕捉到問題的關節點,國家宏觀指導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允許市場自由調節經濟,兩者結合發揮作用。這促使了西方理論家們產生“第三條道路”的思考傾向。
      
      1.4.2 高福利政策兩難
      
      民主社會主義所提出的高福利政策為其贏得了不少支持,也是其極具標識性的主要政策。高福利政策通過征收高額的國家稅收用于公用開支,以國家行為來調節高低收入人群的貧富差距。并且向民眾提供較高的社會醫療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待遇,救濟失業,穩定和調節社會民眾的心理狀態和情緒,保證每一位生活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所以,這一優渥高額的福利政策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深受低中收入人群的擁戴和推崇。
      
      但由于受到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結構調整的影響,20 世紀 70 年代后,高福利政策處于進退維艱又騎虎難下的境地:一方面,傳統一、二產業萎縮,第三產業和新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社會出現大量失業人口,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齡化等諸多因素交織產生,政府的福利支出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歐洲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失靈,經濟出現嚴重“滯漲”,政府的財政收入有減無增。以英國為例,“英國社會福利開支在戰后 50 年中增加了 8 倍。1949 年社會福利開支只有120 億英鎊,占財政支出的 14%,1995 年已經增至 1000 億英鎊,占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特別是醫療開支方面更是有增無減,比如在 1975 年時,醫療開支占GDP 的 3.8%,到 1995 年已經高達 5.7%.”
      
      2如果政府要保證高福利政策的有效執行,那就勢必要提高征收的稅額,而企業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這就意味著企業要繳納比普通民眾比例更高的稅款。但企業面對著經濟全球化、競爭愈發激烈的市場現實,高額稅款必然削弱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減少企業利潤,更不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長久來看,一國企業經濟利潤的下降甚至企業的破產,勢必導致失業人數的再一次增加,也就意味著國家財政福利支出的加大,進一步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加重。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這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無法避免的。一方面,發揮市場自主調節的機制使競爭加劇,失業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傳統福利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又加劇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這種自由經濟和高福利國家結合的模式產生了無法克服的現實難題,促使西方理論家們重新思考國家模式,這成為“第三條道路”思潮產生的重要因素。
      
      1.4.3 社會民主黨大選失利
      
      基于以上歷史、經濟、社會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使得資產階級右翼肆意打壓左翼進步力量,全球化社會福利危機、生存環境危機的威脅,社會結構調整、傳統工人數量和比例下降,社會民主主義依賴的凱恩斯主義失靈、歐洲經濟的“滯漲”以及國家收入減少和福利支出增加的兩難,都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社會民主黨在選民中的關注度和支持率,各國社會民主黨多長期處于在野或半在野的狀態。在英國,1979 年,代表英國保守黨的撒切爾夫人上臺執政。此后,英國工黨一直無緣問鼎政權,直至 1997 年。英國工黨在野長達 18 年之久。在法國,1988 年法國議會選舉,社會黨候選人落選,右翼希拉克當選總理。1995 年法國總統選舉,右翼候選人希拉克獲得了勝利。在德國,1982年施密特下臺,結束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長達 13 年的執政地位。緊接著又失去了1983 年大選和 1990 年大選,直到 1998 年大選獲勝,德國社民黨在野時間已經長達 16 年之久。
      
      在這期間社會道德價值缺失、人際關系冷漠隔閡等問題漸漸成為社會潛在威脅。知識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產生,他們更加注重個人利益,不會如藍領的工人階級一樣為集體的利益而斗爭。這一方面反映了人類的獨立性和進步性,但同時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現在的世界更是以單個人作為獨立單位而單子式的存在。
      
      大家只關注自身利益,而他人或是與自己同一水平的人的生存狀態均不在考慮的范圍內。多數人秉承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原則,使人際關系漸漸冷漠,出現隔膜。這也反映出社會道德價值的缺失。
      
      綜上,蘇聯解體、蘇東劇變對于世界格局的影響使得一些資本主義陣營的思想家對于社會主義理想做出了片面、錯誤的理解,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已經終結,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主義力量也對社會主義理想產生懷疑,狹隘地認為社會主義道路行不通,而他們又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開始尋求第三種途徑解決問題;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僅僅依靠國家或市場一方面的努力是無法真正解決全球化帶來的福利危機、生存危機、環境問題,它需要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揮作用,這需要做出兼容并包的第三種選擇;產業結構和階級構成發生變化,傳統的一、二產業規模萎縮,第三產業比重上升,中間階級的產生,傳統無產階級力量削弱使得社會主義政黨在選票上不占優勢,當代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也更加傾向于和平民主、對話合作的方式為自己掙得權益,這一變化促使傳統社會主義政黨和理論家結合當前社會結構變化做出理論上的調整,尋找第三種方式爭取更多的支持;民主社會主義陷入困境,凱恩斯主義失靈、高福利政策的兩難和現實中社會民主黨大選的失利更加促使西方資本主義理論家們思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的平衡,產生國家和市場的并重的“第三條道路”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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