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概述了鴉片戰爭后, 中國的仁人志士振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案。分析反思了這些發展方案的優劣:《天朝田畝制度》兼具革命性與空想性;《資政新篇》雖具有進步意義, 但缺乏實現的階級基礎和社會;洋務派的“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只是地主階級進行的“自救”活動;“維新變法”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徹底的反帝反封的綱領。
關鍵詞: 近代中國; 經濟發展方案; 反思;
鴉片戰爭后, 中華民族危機加深。為了挽救民族危亡, 中國的先進人士睜眼看世界, 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開始了追趕世界近代化的腳步, 尤其是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提出了多種方案。今天研究這些方案與實踐, 不但可以更充分地了解我國國情, 而且還可以對當前經濟改革提供歷史的經驗教訓。
一、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方案概述
鴉片戰爭后, 為了抵御西方列強侵略以及擺脫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況, 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都力圖振興中華。他們除了要求政治上進行變革外, 還提出了多種振興經濟的方案。
1、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
1853年3月,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 正式建立與清王朝對峙的農民政權。為了鞏固政權, 這年冬天, 太平天國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 這其中就包括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天朝田畝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是近代以來一個較為完整的振興中國經濟的綱領, 基本思想就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實行新的平均分配土地制度, 要求人人平等, 處處平均。具體辦法是, 將天下土地分為三級九等, 好壞田互相搭配, 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歲以上男女每人都得到一份同等數量的土地, 15歲以下減半。最終目的是實現“有田同耕, 有飯同食, 有衣同穿, 有錢同使, 無處不均勻, 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1]
2、洪仁玕的《資政新篇》
太平天國后期, 領導集團中的洪仁玕, 提出了改造社會, 振興中華經濟的新方案——《資政新篇》, 對近代中國如何發展作出了開拓性探索, 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的發展資本主義綱領。《資政新篇》新在它的內容與《天朝田畝制度》根本不同, 也和太平天國已經實施的制度政策措施不同。主要內容有:政治方面, 強調加強內部團結, 主張實行中央集權制, 嚴禁朋黨之爭和結黨聯盟;經濟方面, 主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 發展近代交通, 興辦郵政, 開辦銀行, 開發礦藏, 獎勵發明, 準許私人投資, 富者可以雇工等等;文化思想和風俗習慣方面, 主張設立學館和醫院, 興辦社會慈善事業, 禁止封建迷信和使用奴婢, 嚴禁鴉片入口;外交方面, 主張同資本主義國家自由通商, 進行文化交流, 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國的內政。[2]
3、洋務派的“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所謂“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就是在堅持中國封建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前提下, 借用“西學”即西方先進技術來“應世事”。
在“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經濟建設綱領指導下,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末, 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臣興辦洋務事業——辦廠、開礦、創設輪船招商局, 發展電報事業等等, 長達30多年。前期以“求強”為主, 興辦軍事工業;后期以“求富”為主, 興辦民用工業。這是中國大規模近代化實踐的開端。
1861年, 曾國藩在安慶設立“內軍械所”, 開始仿造洋槍洋炮。這是洋務派創辦最早的近代軍事工業。真正的近代軍事工業則是開始于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 到1890年洋務派所辦的近代軍事工業共有20余家, 經營形式是官辦, 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上海江南制造總局、南京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3]
洋務派在籌辦近代軍事工業的過程中, 也遇到了包括資金、原料、燃料、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他們逐漸認識到富乃是強國的基礎, 試圖通過“求富”達到自強的目標。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 洋務事業的重心逐漸由軍事工業轉向民用工業, 共創辦了20多家較大的民用企業, 資本總額達1700萬兩白銀, 工人總數近3萬人。這些企業包括采礦、冶煉、紡織等工礦業, 航運、鐵路、電訊等交通運輸業, 經營形式有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李鴻章創辦的上海輪船招商局、天津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 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等。
4、“維新派的變法”
甲午海戰后, 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認為, 中國要自強, 必須“變”, “能變則全, 不變則亡;全變則強, 小變仍亡。”
維新派的“變”在經濟上的最基本主張就是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但是由于康梁等人的際遇不同, 他們振興中國經濟的主張也有差異。康有為經濟主張的核心是發展商業, 發展對外貿易;梁啟超的經濟主張中有關于發展資本主義工業、農業、商業的內容, 但他尤其關注自由貿易;嚴復則強調經濟自由——個人有最大限度的經濟活動自由;譚嗣同特別重視發展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
康梁等資產階級維新派為實施自己“變法圖強”的主張, 奔走呼號, 積極活動, 表現了資產階級謀取發展的巨大努力。1895年5月《馬關條約》簽訂, 康有為等人發起“公車上書”。以后, 通過組織學會、創辦報刊等形式使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廣泛傳播, 維新運動迅速走向高潮。1898年6月, 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 宣布實行變法, 開始維新。令人遺憾的是, 103天后即失敗。
5、孫中山的“民生主義”
孫中山“三民主義”綱領中的民生主義, 是關于改革中國社會經濟的基本綱領, 它體現了孫中山改革中國社會經濟制度, 推動中國經濟近代化, 謀求國家獨立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理想。孫先生在其革命的一生中都非常重視民生問題。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后, 除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外, 還有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 故在進行政治革命時還必須進行經濟革命。他在流亡期間研究了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發現其社會經濟中也存在不少弊端, 如貧富懸殊、勞資對立等, 為解決這些問題, 他提出了民生主義。具體內容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主要是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實行變革, 反對地主對土地的壟斷而主張實行土地國有化, 但并不是無償沒收地主土地, 而是通過贖買來實現。具體措施是把土地原價歸地主而增價歸公, 即“核定天下地價, 其現有之地價, 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 則歸于國家, 為國民所共享。”
節制資本則是將資本區分為私人壟斷資本和一般中小私人資本, 他認為對私人資本要加以一定的節制, 凡具有壟斷性質和私人無力辦的企業, 則全由國家來舉辦和加以經營管理, 籍以排除私人壟斷資本的產生和他們操縱國民經濟命脈來謀私利。[4]
總而言之, 這些振興中國經濟的方案, 反映了鴉片戰爭后,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復興國家, 不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艱難探索。這些方案雖有不少局限性, 但也不乏有益的經驗與教訓。
二、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方案的實踐性比較
1840年后, 中國由一個自然經濟占主體的封建國家逐步變成一個受世界資本主義影響和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方案中的優與劣都打著那個時代的烙印。
1、《天朝田畝制度》兼具革命性與空想性
這是因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矛頭直指封建統治基礎, 具有強烈的反封建革命性。但是, 《天朝田畝制度》又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方案, 具有濃厚的空想性。它所設計的理想社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根本無法實現。
2、《資政新篇》雖具有進步意義, 但缺乏實現的階級基礎和社會
《資政新篇》的思想精髓是仿效西方資本主義, 對中國社會實施全面改革。這是以發展生產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藍圖, 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歷史前進方向, 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對后人具有啟迪作用, 但是缺乏實現的階級基礎和社會環境。
3、洋務派的“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只是地主階級進行的“自救”活動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沒有使中國經濟騰飛, 封疆大員們也沒有實現“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最重要的原因是洋務新政并非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運動, 而是地主階級進行的“自救”活動。[5]作為由封建官僚發起和主持的運動, 它“借法自強”的目的是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 從企業經營管理上看, 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衙門作風, 沒有完全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辦事。資本主義的幼苗也不可能在封建主義的土壤中茁壯成長, 更不用說此時西方列強已經在中國攫取了種種特權, 它們并不希望中國真正富強起來, 洋務派的“師夷長技”并不能使中國擁有真正的先進技術。
4、維新變法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
“百日維新”的內容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經濟上, 提出設立鐵路礦務局和農工商總局, 獎勵發明創造, 改革財政, 準許旗人自謀生計, 取消由國家供養的特權。這樣的措施基本無法實現, 因為維新運動是依靠地主階級政權來推行, 而維新是反映資產階級利益, 二者的經濟利益是對立的;再者, 變法圖強, 振興經濟是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 只有廣大的人民群眾都參與其中, 消滅封建土地制度, 變法才能成功, 國家才能富強, 而維新派根本沒有這樣的群眾基礎。其三, 維新派沒有任何反對封建經濟、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革除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 振興經濟只能是一句空話。
5、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徹底的反帝反封的綱領
從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內容上看, 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但是, 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了這個綱領并不是徹底的反帝反封的綱領, 它并不能真正地解決當時中國的土地問題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問題。
三、結語
綜上所述, 先進的中國人提出的這些振興中國經濟方案, 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方案本身的局限性, 并不能真正達到振興中國經濟的目的。中國經濟要想得到振興與發展、實現社會經濟現代化、實現國家富強, 必須掃除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阻礙和束縛, 即必須在中國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有這樣, 才能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才能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參考文獻:
[1][2][3]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中國近現代史綱要[M].解放軍出版社, 2016.31、32、37.
[4][5]郭庠林.中國近代振興經濟之道的比較[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5.107、10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