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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艦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探析

    時間:2016-11-28 來源:未知 作者:chunt 本文字數:16847字
      摘要

            “海軍艦隊不是奢侈品。對于一個企圖占據并守衛廣闊地域的強國而言,它必須是排在第一位的。”[1]一個世紀以前,法國海軍準將特邦封特尼奧(De Pententenyo)在給《兩個世界雜志》(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專欄約稿中,提出了這一見解。對當時的殖民強國而言,此種論斷堪為圭臬。[2]
      
      19世紀60年代以降,隨著英、法艦隊逐漸發展成中國海域的常態化軍事存在,其對華影響的強度和廣度也日漸顯著。此后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兩國將駐華艦隊主力調回參戰,對中國的影響才暫告一段落。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海域,麇集著外國戰艦。中國層見錯出的變局與英、法紛至沓來的艦隊交互作用,在國際戰略史的視野下呈現出一派獨特的景象。
      
      英、法艦隊在本國遠東戰略中的地位
      
      ( 一) 英、法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布局和同盟關系
      
      英國作為19世紀的頭號殖民強國,在遠東的實力自然居于西方列強之首。受其海洋性特征影響,深諳“海洋自由是一切對外軍事行動唯一基礎”[3]之理的英國人,很早便覬覦“在日本、朝鮮或中國區的一塊像埃及一樣處于自己保護下的領地,并將建成設防的海軍據點”[4].在這種戰略方針指導下,英國在鴉片戰爭后的半個多世紀里逐漸擴大在華影響,不斷蠶食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建立通商口岸、把持海關、強租威海衛等行徑自不待言,英國戰略思想家查爾斯·貝里斯福德(Charles Beresford)甚至在巡游長江流域各省、清查列舉各地軍力和資源情況后,在其著作《中國的崩潰》中討論了下一步瓜分中國的可能性。[5]值得注意的是,為確保既得利益不受侵犯,英國也著力構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網絡。清人譯作中記載:“凡英國通至各屬國水道,須寔力保護,以便沿途設立煤棧,遇有戰事,即可接濟本國兵船之用,不必仰求于人”[6]; 位于倫敦白廳的海軍部更宣稱,一旦戰爭爆發,英國“可以在24小時內準備十艘加滿煤的戰列艦和巡洋艦,30到35天即可到達上海地區”,“乘坐高速運輸船的50000名英國軍隊也可以在一星期后登陸。所有這些部隊兩年所用的軍需品和彈藥可在戰爭爆發8周內運到香港或芝罘”[7].上述優勢,顯然是其他國家力所不及的。
      
      與英國影響遍布長江流域不同,法國在遠東的勢力集中于印度支那及其毗鄰的兩廣、云南地區。一般認為,法國的遠東戰略不如英國積極,租借廣州灣之舉也被認為是對英、德等國的效仿,究其本源亦不難理解。首先,英、法兩國在海軍力量上的差距自克里木戰爭后逐漸拉大,法國海軍甚至一度被當做可有可無的“祖 國 的 祭壇”[8]; 同時,隨著“青年學派”(Jeune cole) 的興起,法國軍方更傾向于一種輕便實用的海軍發展戰略。基于上述兩點,法國在中國南方采取了相對防守陣式。它一面“在廣州灣建設一流的海軍基地,進而防衛鴻基的煤田,加強亞洲中隊的實力”[9],一面在兩廣建設鐵路、資助大型輪船,以對抗英國的船運。有鑒于此,地處南隅的廣州灣雖然“不足以成為直接瞄準北京的手槍”[10],但作為保障既有利益的沿海據點,其重要意義依舊非常可觀。
      
      除了英、法兩國自身的外交政策,他們在遠東的盟友也需關注。建構在利益關系之上的英日同盟與法俄同盟,橫亙在遠東的土地上,也滲透在遠東的海洋中。就英國而言,“他的 企 望 最 為 寬 廣,最 為 宏 大,但 也 最 難 實現”[11].縱然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網絡,在20世紀到來時,它卻不得不面對英布戰爭留下的兵員緊缺的困難。面對這樣的沖擊,大英帝國“仍然希望在遠東占有統治性的地位”,不過“不單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以日本為中介”[12].“英國外交能彌補其軍事上的不足,使其維持在中國的傳統高位”[13],日本出于自身考慮也甘愿充當一個“火中取栗”的角色,這種聯合行為便水到渠成了。
      
      日本在英國支持下勢力日盛,引起了法國的高度警覺。日本一度僅需出動海軍的一支分艦隊,即足以與法國在遠東的全部海軍力量相抗衡。強烈的落差促使法國于1898年對其遠東分艦隊進行了大規模的更新換代,淘汰了一批舊式木制艦船,添置了包括“昂特勒卡斯托”號(Entrecasteaux) 在內的四艘現代化優質巡洋艦[14]和三艘炮艦,總噸位達到20000噸,以期“鞏固在東京灣的實力,擴展在云南的影響”[15].另一方面,法國也不忘利用與俄國的同盟關系,借助后者在北京的威望,最大程度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
      
      英日同盟與法俄同盟使遠東地區呈現出微妙的戰略平衡。它們在世紀之交遠東的三場戰爭[16]中如影隨形,也把中國當成了相互角力的舞臺。而海軍艦隊在這一舞臺上的行為表現,無疑是決定整個遠東戰略局勢走向的關鍵所在。
      
      ( 二) 英、法艦隊威壓中國政局的總體情況
      
      1.談判時的后盾
      
      時至清末,列強在華者上至領事,下至教士,皆盛氣凌人,常常倚仗特權提出一些無理要求。英、法軍艦藉其武力優勢,時常充當列強與華對話談判時的后盾。這種所謂的“炮艦外交”給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紛擾。在此試列舉幾類軍艦充作后盾的典型模式:
      
      第一,直接駛至事發地,以武力相威脅。英、法駐華艦隊中都有多艘小型炮艦常年停在各地領事館附近,一接到命令即可迅速行動,與外交談判形成軟硬兼施的效果。英國外交界甚至有“一艘停在領事館窗外的炮艦比一艘遠在電報線另一頭的巡洋艦更有效”這樣的諺語。此種情況在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常見,例如1898年末,法國因擴展上海租界問題與清政府鬧翻,竟派出軍艦前往要挾,“相持月余乃憤憤而去”[17].
      
      第二,加緊在中國沿海各處的活動,為談判制造緊張氣氛。早在1875年馬嘉理案發生后,英國“中國艦隊”司令瑞德爾立即與駐華公使威妥瑪商議,向中國各主要港口派出艦船。當李鴻章于1876年赴煙臺與威妥瑪談判時,其又派出一支由快速巡洋艦組成的“飛行艦隊”駛至牛莊一帶進行威壓,對取得有利于英國的談判結果產生了很大影響。[18]
      
      第三,外交欺騙與強行奪取同時進行。這種情況多發生在甲午戰后,此時清政府海權盡喪,根本無力保護沿海地區,發現受騙后也只能承認既成事實。這種情況以法國強占廣州灣之例最為明顯。法國對廣州灣垂涎已久,早先即在附近造兵房、借炮臺駐兵[19]; 然而其遠東分艦隊司令卻對清政府稱:“法兵無登岸事,兵無占地意,惟有雪貝斯兵輪一只沿海測量”[20],致使總理衙門放松警惕,還命令兩廣總督“慎密防護,勿張皇生事”[21].不料僅過兩個月,法國艦隊司令即“帶鐵甲二艘、炮船二只前往該灣”[22],實行強行占領,此時總理衙門只得同意將廣州灣租與法國。
      
      2.炫耀武力
      
      甲午戰前,北洋海軍每次大閱,英、法在華艦隊都要派出大量艦只前往“觀禮”.按照慣例,參加外國海軍閱兵本是一種禮節性活動,這種場合下所派軍艦一般不應超過2艘,而英、法駐華艦隊每次“觀禮”時幾乎都是主力傾巢而出。以1886年北洋海軍第一次大閱為例,英國派艦10艘,法國派艦6艘,而此時的北洋艦隊只有5艘大型軍艦。英、法艦隊雖然在表面上對前來校閱海軍的醇親王奕譞一再示好,施以鳴禮炮二十一響加站桅桿的最高禮節[23],但其艦隊本身喧賓奪主的氣焰卻更加明顯。
      
      1900年春,當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時,各國列強為向清政府施壓,又在大沽口外集結重兵,并于4月12日舉行了海軍聯合示威活動。對此,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賽(Delcassé) 曾經表示:“如果我國僑民的安全確實需要一次海軍示威的話,我是肯定不會拒絕的。”[24]可見,這種嚴重侵犯主權的行為,在列強眼中,早已變成了行震懾與威壓的常舉。
      
      3.直接干預
      
      《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商船和軍艦可在長江各口岸自由航行,是為英、法駐華艦隊干預中國內政的始作俑者;《煙臺條約》簽訂后,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活動的程度加深,各國軍艦亦獲取了任意游走中國腹地的重要借口。
      
      19世紀80年代后,英、法軍艦順沿長江水域干涉中國事務的案例,在當時人的記錄中屢見不鮮:1881年,法國軍艦準備干涉蕪湖騷亂[25];1891年,英、法軍艦欲至宜昌干涉教案,中途水淺折回[26];1896年,英國軍艦雇員在荊州殺人,引起了不小騷動[27];1900年,一艘英國軍艦在荊州迷路,水兵遭中國民眾毆打[28]……其中,發生于1895年的法國兵艦至四川干涉教案的行動更是以龐大的規模,驚動了鎮江、上海、下關和成都等長江沿岸的地方官員。[29]
      
      作為開放租界較早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成了英、法海軍干涉華務的演習場---1897年4月,上海小車工人抗議工部局加捐,英國軍艦“林納特”號(Linnet)、“普洛弗”號(Plover) 派水兵登岸,協助工部局巡捕及萬國商團鎮壓抗議工人;1898年7月,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發生時,法國軍艦“偵察”號(l'Eclaireur) 與“馬可波羅”號(le MarcoPolo) 上的水兵奉命登岸,開槍趕走示威群眾; 而在1905年大鬧會審公廨事件發生時,英國水兵再一次踏上了陸地,參與彈壓激憤的上海市民。[30]
      
      19世紀末英國在拓展香港界址的過程中,不僅讓水兵參與了陸地的防衛行動,更出動軍艦直接炮轟反抗英國接管新界的當地鄉民。1899年4月16日,被抗英武裝圍困 在 新 界 大 埔 的 英 國 軍 隊 在 得 到 軍 艦“聲 譽”號(Fame) 的炮火支持后,連續發起沖擊,打退了實力不濟的新界鄉民。第二天,前來維持接管儀式警戒秩序的軍艦“漢伯”號(Humber) 和“孔雀”號(Peacock) 亦投入了戰斗,通過猛烈轟擊抗英武裝的陣地來掩護英國陸軍。
      
      英、法艦隊對清末變局的眾多干預事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當屬其在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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