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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海外華僑對體育事業的貢獻

    時間:2018-04-10 來源:武術研究 作者:史永琴,譚佳玲 本文字數:5864字

          摘要:在近代以來的中國體育發展史上, 海外華僑起了重要作用, 他們既是西方體育入華的積極促成者, 又是中國民族體育走向世界的媒介和橋梁。華僑在我國體育事業中占有重要位置, 本文通過文獻資料法, 對已有的資料加以總結和分析, 對華僑在不同時期、不同運動項目發展中的特點展開敘述。

      關鍵詞:近代; 中國; 華僑體育; 武術;

      1 華僑與中國體育的發展

      史學專門研究者認為, 我國近代向海外移民在辛亥革命前有兩次高潮, 第一次是1864年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后;第二次是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失敗后。[1]主要是東南沿海一帶的居民移居到世界各地的, 尋求安身立命的地方。華僑當初背井離鄉, 多為政治所迫和經濟所困的緣故, 但隨著時間的發展, 海外華僑的實力日益增強。在逐步發展中華僑意識到體育的重要性并積極參與祖國體育事業的建設中來看, 華僑參與祖國體育事業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辛亥革命勝利后至20年代中期, 華僑以資助建立體育基礎設施、聘請體育教師為主要形式, 主要在僑鄉。主要原因:華僑經過多年的努力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但其經濟能力有限其資助的范圍較小。華僑移民海外時靠宗族、鄉土關系牽引, 華僑與家人聯系較為密切, 宗族意識使他們在最初資助時選擇自己的家鄉。辛亥革命勝利后, 民族自尊心、自強精神激發他們為洗刷“東亞病夫”之恥而致力于祖國的體育事業。當時我國體育發展較落后, 發展體育事業需要體育基礎設施和從事體育教育的師資。

      第二階段是1927—1937年, 國內政局穩定, 政府頒布了相關的法律法規, 為體育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其中體育救國在這一時期占據重要作用, 是近代體育發展較快的時期。華僑請大陸團體到海外傳授技藝, 資助其參加國際比賽, 并有許多優秀的華僑體育人才以國人身份參加比賽。華僑資助范圍逐漸擴大。主要原因:華僑經濟實力增強, 想擺脫“東亞病夫”的譏諷。祖國的體育事業發展較為落后, 政府對其資助有限。從二十年代開始, 東南亞以胡文虎為代表的的諸多實業家, 在華僑中極力倡導體育活動, 召開跨國華僑運動會。[2]海外華僑具有優于國內的條件, 產生了不少優秀的體育人才。

      抗日戰爭期間華僑主要將人力、物力和財力投放到取得抗戰勝利的努力之中。1946年, 國民黨挑起內戰、破壞和平, 海外華僑深感痛心, 參與熱情有所下降。

      第三階段是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 是海外大量競技體育人才回國的高潮時期。政府出臺政策鼓勵華僑回國發展, 大量優秀的華僑體育人才回國, 為祖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而努力。中國承認雙重國籍, 回歸人數明顯回落。但隨著“排華潮”事件的發生, 大批競技體育青年人才回國發展, 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補充了后備力量。華僑回歸期間的高低潮, 都與重大政治事件、時代氛圍的演變息息相關。愛國精神和民族傳統歷來是海外華僑愛國主義的歷史淵源。[3]國家認同與愛國情懷固然是華僑體育人才回歸的主要精神動力, 但是, 對自身職業發展空間的考量, 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內在動因。

      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 體育事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對海外華僑投入祖國體育事業的積極性有很大的挫傷, 歸僑人數較少, 投入熱情降低。

      第四階段是改革開放后, 海外華僑以巨額捐資修建大型體育設施、積極支持國內舉辦和爭辦國際大賽以及資助僑鄉體育事業。主要原因:80年代我國經濟發展較為落后, 國家財政難以兼顧各個方面, 體育發展得不到滿足。新中國重返國際奧運舞臺, 改革開放體育水平提高, 不少項目居國際一流水平, 華僑體育人才需求量減少。海外華僑利用自己的財力和影響, 積極體育交流穿針引線, 鋪路架橋, 為促進祖國的統一和整個民族體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2 華僑與西方體育運動項目

      歷史上, 伴隨著歐美殖民者的步伐, 西方現代體育隨之傳播開來。19世紀末, 羽毛球、籃球、游泳、排球、棒壘球等運動開始傳播到中國。久居海外的華僑在與家鄉的來往中, 成了西方體育傳播的特殊通道。本文將對西方體育在中國的發展做簡要的敘述:

      20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 羽毛球運動傳入中國, 最初只在幾個地方發展, 但在新中國成立后羽毛球運動很快成為我國體育運動的重點項目之一。印尼歸僑帶來了當時羽毛球最先進的技、戰術、訓練思想、方法和競賽手段, 成為中國競技羽毛球運動起步的引路人。印尼華僑湯仙虎在1963年到1975年期間, 與外國選手比賽中保持了全勝戰績, 為中國羽毛球隊贏得了國際羽壇“無冕之王”的稱號。有不少優秀的華僑體育人才對祖國競技羽毛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有不少華僑甚至用一輩子的時間來提高祖國羽毛球技術的進步。

      籃球運動傳入中國的主要途徑是教會學校和“僑鄉”。[4]1929年, 著名華僑體育家林珠光先生組織中華征美籃球隊, 耗資7萬余元為提高中華籃球技藝去美國訪問比賽。1940年, 菲律賓華僑組成的中華女子籃球隊, 曾在全菲籃球比賽中獲得冠軍。菲律賓華僑籃球隊訪問中國, 帶來跳起單雙手正面投籃和轉身跳起投籃、二人掩護配合、中鋒策應、以及防守是采用交換盯人、全場緊逼人盯人等戰術等新的技術和戰術。其新穎打法, 使國人大開眼界, 對提高我國籃球運動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 籃球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

      19世紀中后期競技游泳運動傳入我國沿海地區。1887年, 廣州沙面修建了中國第一個室內游泳池, 開啟了我國近代的游泳競賽活動。[5]初期游泳運動開展的非常緩慢, 截止新中國成立時, 全國紀錄也就相當于現在的二級運動員水平。[6]1953年8月, 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青年友誼運動會游泳比賽中, 吳傳玉奪得男子100米仰泳的冠軍,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取得的第一枚金牌。1972年以后, 在各方面的努力六年后, 終于將1966年前的各項游泳全國紀錄全部刷新。此后, 伴隨著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 我國游泳事業又蓬勃發展起來。

      棒球運動早在1895年, 檀香山的華僑將棒球運動傳入上海, 并在少數地方得到發展。1915年的第二屆遠東運動會由檀香山華僑組成的中國棒球隊參加比賽, 成績名列前茅。[7]此后, 接連七屆遠東運動會均以華僑為主組成中國棒球隊, 在遠運會上得過二次亞軍。有“神州棒球之父”稱譽的日籍華僑梁扶初, 1905年在橫濱組織了中華棒球隊。[8]30年代, 他回國代表上海, 參加1933、1935年的兩次全運會。1935年獲得冠軍的上海棒球隊有10人是華僑。棒球在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華僑的參與。

      華僑不僅在這些項目起了重要作用, 在田徑、排球、足球等諸多運動中華僑積極參與, 為西式體育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3 華僑與中國民族傳統體育運動

      3.1 武術

      華僑移居西方國家初期多數是以“華工”的身份出現的, 由于受到種族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 他們逐漸意識到必須要靠自己。一些懂得武術的華僑, 開始重視和加強武術訓練, 并將武術教授給有相同命運的人, 與此同時華僑將在祖國的思想意識、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帶到僑居地。1970年, 中國鐵路工人為反對不平等待遇爆發的大罷工以及由此引發的沖突。讓白人雇主充分認識了中國人懂得不屈精神和“中國功夫” (武術) 的厲害, 也讓華僑以及有共同命運的人認識到練習武術是抵抗壓迫的一條路徑, 從此中國武術名聲大振。隨著時間的發展華僑的經濟能力日益提高, 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 華僑意識到靠自己的力量是難以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的, 華僑必須團結起來, 利用大家共同的力量提高自我保護的能力, 武術社團逐步發展起來。隨著武術聲望的日益增強, 武術的交流和傳播成了一種趨勢, 當時的外國人開始接觸、認識武術, 一些外國人主動拜師學藝, 開啟了武術在西方世界的傳播。

      華僑最喜歡開設國術館, 教練武術, 使西方人士對中國武術有所了解。祖籍佛山的李小龍, 從小跟父練武, 青年時期在美國開設武術館, 頗有名氣, 好萊塢明星和世界拳王阿里都曾登門求教。后來受聘在香港拍攝華語武打影片, 大獲成功, 從一名拳師一躍而成為名震東南亞及美日影壇的武打巨星, 美國報刊稱他為“功夫之王”, 日本人稱他為“武之圣者”。他在教練武術過程中寫下不少武術筆記和有關拳術的創作, 其中尤以《截拳道》一書, 曾譯成幾國文字出版, 為傳播中華武術作出了貢獻。

      3.2 舞龍、舞獅

      舞龍和舞獅是中國民間最古老也是流傳最廣泛的體育項目, 也是集中國的歷史、文化、體育于一體的運動。舞龍舞獅是一項集體健身的運動, 既可以展現團結的力量, 又可體現民族精神, 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這兩個項目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發展也很具特色, 在華僑聚居地區, 每逢春節、元宵, 大家都是以舞龍來表達自己的歡慶。由于海外僑社長期傳承與改造舞巧醒獅等民俗體育活動, 現在某些民俗體育的傳統、技術、裝備甚至超越國內形成了“逆向傳播”。因此, 在中國經歷了民國動蕩及新中國文革動亂后, 對某些傳統文化保存的最好的有時反而不在僑鄉, 而在境外。

      如舞獅, 新加坡引進中國“北獅”以后, 把獅身改輕, 用東南亞盛產的呂宋麻織成外殼, 將本地居民所喜愛的內容融入舞蹈動作和音樂伴奏中, 發展為獨具一格的“星洲精武金獅”。[9]華僑在僑居地保留和傳承了家鄉地方民俗體育文化。在國外, 舞獅、舞龍歷來被視為中華傳統的文化符號, 許多外國人不但喜歡觀賞, 而且有許多人積極參與其中, 親身感受中華文化所特有的涵蘊和愉悅。

      3.3 圍棋與中國象棋

      圍棋堪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顆獨特的藝術明珠, 圍繞著這一古老的棋藝, 可以演繹出許多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可以品味出五光十色的古老文化的內蘊。中國象棋是我國文化生活游藝的一種, 在民眾中起了教育的作用, 它是極具藝術創造的明智游戲。圍棋與中國象棋一直是華僑中傳播最廣的、老少皆宜的體育娛樂活動。到近代, 日本的圍棋水平已超出我國, 但仍然有一些高水平的選手是華人, 如眾所周知的吳清源、林海峰在日本為圍棋事業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中國象棋在東南亞華僑中極為流行, 水平也較高。在抗日戰爭時期, “棋王”謝俠遜為募捐抗日經費, 出訪菲律賓、印尼、馬來亞、新加坡等地作表演賽, 華僑都踴躍捐輸, 場場爆滿。到80年代, 中國象棋已超過了華人的文化圈, 在許多國家得到發展。

      還有氣功、龍舟、踢毽等民族體育項目, 都是在華僑、華人中較為流行。有一些項目的活動范圍, 已超出華族, 已成為華僑華人與當地民族共有的文化財富。通過華僑把西方現代體育引入國內, 并依靠華僑得到良好的發展。與此同時華僑把中國傳統體育項目帶入僑居國, 在一定范圍內傳播與發展中國傳統體育項目,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加強華僑間的情感交流。

      4 華僑與精武會

      海外華僑為了生存和發展、群體至上的文化傳統以及在宗族、血緣、語言、習俗等方面的認同, 華僑社團成了聯系和團結海外華僑的重要載體。海外華僑社團, 鑒于華僑和華僑青少年長期脫離祖國。生活單調, 缺乏正當娛樂, 極易沾染不良生活習慣, 因而普遍重視提倡健康的文體活動。體育社團組織提供了良好的健身環境, 其中以精武體育會最為典型、影響力最大。

      精武會以振興中華為初衷, 以精武精神育人勵志, 宗旨遠勝過其他社團。提倡女子武技, 推動了女子體育、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精武會十分重視在海外華僑華人聚集區的發展, 以祖國的傳統文化涵養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特別包括馬來亞、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國在內的東南亞地區, 精武分會也曾達到38處之多, 幾乎與國內相媲美。上世紀20年代初, 精武會又開始有計劃地向東南亞派出人員, 宣傳精武宗旨, 由此拉開了精武會向東南亞華人聚居區發展的序幕。1920年“五虎南來”積極宣傳精武精神、中國人自己的體育觀和健身方式, 在條件成熟的地方, 幫助當地華僑成立精武分會。其中雪蘭莪精武會的成立在東南亞華人群體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雪蘭莪精武會的帶動下, 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一些地區分會也相繼成立。到1923年, 怡保、太平、實吊遠、金寶、芙蓉等地, 都陸續立分會。[10]同時, 通過精武會和華僑商團的牽引, 東南亞精武各會間很快形成了互相拉動的聯網關系, 在多地成立精武會, 各地的精武會常常相互支援。東南亞僑胞聚集區, 精武會堅持傳播武術、龍舟、舞龍舞獅踢毽子、土風舞等本土身體運動方式, 并努力與現代體育交叉互動, 力求達到中西兼容、土洋融合的模式, 這種做法深受僑胞的喜愛, 取得巨大成功。[11]精武會以振興中華為初衷, 以精武梢神育人勵志, 宗旨遠勝一般社團。

      中國武術走向世界, 華僑武術家功不可沒。縱觀東南亞各地精武會的發展歷史, 波瀾壯闊, 各地華人、華僑有的全家或幾代人都是精武會員, 以對精武做出奉獻或進行慷慨捐助為最大的精神寄托和安慰。其會務規模, 組織程度和團結友善精神, 以及對所在國家做出有益之貢獻, 均為社會備方面所公認。[12]

      5 結語

      無論在哪個階段國體育事業發展的每一時期, 都得到全球華僑的關注和支持。可以說我國體育發展的百年歷程, 盡管充滿了困難和曲折, 但總體上是在不斷地前進著, 而這與全世界華僑華僑雪洗“東亞病夫”之恥的民族自覺, 與許多體育先進人物的努力, 更與海外中華兒女的熱誠幫助和積極參與是分不開的。所以, 毫不夸張地說, “華僑華人體育”是近代中國體育史的重要篇章, 也是近代華僑史上最耀眼的一頁, 同時, 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內容。[13]

      近代以來,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人數迅速增長, 逐步形成現在世界性的華僑聚居地和文化圈。在近代的中國體育發展史上, 海外華僑華人起了重要作用, 他們既是西方體育入華的積極促成者, 又是中國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走向世界的媒介和橋梁。近代以來中國華僑體育的發展呈現內容較為廣泛影響較為深遠的景象在國內外各類運動項目共同發展, 通過各種華僑體育組織吸引更多的僑民參加體育活動, 政府出臺政策鼓勵僑民發展體育事業, 華僑參與體育活動的積極性高漲, 為我國的體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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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永琴,譚佳玲.近代中國華僑體育發展概況研究[J].武術研究,2018,3(03):147-14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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