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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審計服務效果國內外研究綜述

    時間:2015-06-15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9899字

      2國內外研究綜述

      2.1非審計服務的效果及公司績效

      從注冊會計師行業發展的歷史看,非審計服務的產生早于審計服務。隨著“科學管理理論”的提出,一些咨詢公司開始提供相關的管理咨詢服務。與咨詢公司相比,會計師事務所在提供管理咨詢服務方面具備多種優勢,因此上市公司開始把逐步樹立起威信和實力的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其購買咨詢服務的首選對象。90年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會計師事務所成為了 IT咨詢的首要提供者。到90年代中期,“八大”合并后形成的“六大”已經在管理咨詢公司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一方面,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管理理論的成熟給管理咨詢服務帶來了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的競爭激烈,收益小風險大,使事務所不斷發展管理咨詢等非審計服務,其收入比例也日益提高,到20世紀末甚至逐漸超過了審計服務的收入。審計服務的效果可以通過審計質量來反映,但是對于非審計服務的效果,大部分文獻集中在其對審計師獨立性的影響上,關于非審計服務的其他經濟效應和對企業的影響研究很少。

      2.1.1非審計服務與獨立性

      國外研究中,一派學者認為,非審計服務收入的增加,加深了注冊會計師對審計客戶的財務依賴;而非審計服務的廣泛性將注冊會計師置于企業管理者的角色,從而對審計業務存在獨立性的威脅。代表學者有Simunic (1984) ;Parkash和 Venable(1993) :Firth(1997) :SEC(2000) ;Frankel, Johnson和 Nelson(2002)等。另一派學者則認為非審計服務能增強注冊會計師對客戶的了解,因此會提高注冊會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Antle etc. 1997 ; Pitt and Birenbaum, 1997),也有利于提高注冊會計師的聲譽(Dopuch,2001),進而提高審計質量。美國科恩委員會(Cohen Commission,1978)在其研究中發現,在非審計服務和不合格的審計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關系,而且注冊會計師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還能促進效率的提高,會降低客戶搜尋咨詢師的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

      國內研究中,劉星、陳麗蓉等(2006)第一次在國內驗證了非審計服務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結果表明非審計服務的提供不會影響注冊會計師的審計獨立性。

      董普、田高良等(2007)以我國證券市場滿足條件的公司為樣本,得出了非審計服務能夠提高審計質量的結論。陳麗蓉和李紅(2008)從委托代理視角經驗驗證非審計服務對審計獨立性影響,研究結論表明:在我國管理層認為非審計服務不僅沒有損害審計獨立性,反而有助于審計質量的提高。

      陳麗蓉,蔡凱凱(2009)從尋租理論角度研究了非審計服務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他們認為被審計單位管理層和注冊會計師的尋租活動會危害審計獨立性。許華(2007)從審計獨立性的基本理論層面上分析了審計師對同一家客戶同時提供審計與非審計服務,其實質上的獨立性會受到經濟利益威脅、自我評價威脅、親密關系威脅和脅迫威脅的影響。陳國輝,王軍法(2008)對我國非審計服務與審計客戶盈余管理程度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發現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向上市公司提供非審計服務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在5%的水平上存在影響。陳國輝和王軍法對2006年深市證券市場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非審計服務與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提供非審計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非審計服務收入在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5%,表面看來,這個數字不足以影響注冊會計師的審計獨立性。鄧德宏(2009)從理性經紀人角度分析發現非審計服務不會影響審計質量。他認為,注冊會計師具有以市場為依托的保持審計獨立性的內在經濟動因。因為注冊會計師的敗德成本至少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聲譽損失;二是訴訟損失。只要非審計服務所得利益不超過其敗德成本,在成本效益權衡下,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注冊會計師將保持獨立性。

      2.1.2非審計服務的其他影響

      Ciconte, Knechel和Mayberry (2014)運用了杜邦分析法,探討企業向現任會計師事務所購買非審計服務的積極影響,結果發現非審計服務與企業的運營績效呈顯著正相關,證明了非審計服務能給企業提供更多的人力資本和其他組織資源。研究還證明了非審計服務與企業未來的運營風險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非審計服務提高了企業的風險管理水平。他們認為,若企業屬于自愿購買非審計服務,那么會在不影響獨立性和審計質量的情況下,整個組織受益于非審計服務。

      McNamee和Dwyer (2000)認為提供非審計服務(比如對信息系統、電子商務的咨詢服務等)能夠將審計師放在市場的先鋒地位。并且,在提供審計服務之外還提供的非審計服務,能夠產生知識溢出效應(knowledge spillover),從而讓審計和非審計服務的質量得到提高。Krishnan和Lai (2001)發現財務信息系統(FIS)的研發、執行費用與企業的托賓Q值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些研究表明n相關的非審計服務購買行為被市場視為是增加企業價值的活動。

      Charles Chen、Gopal Krishnan、Xijia Su (2002)認為只要非審計服務為企業帶來的好處大于企業付出的成本時,非審計服務就應該能夠提升企業績效和企業價值。因此理性的管理層往往選擇在非審計服務預計能夠對企業收益帶來正的NPV (net present value)的時候決定購買非審計服務,而不會選擇在其NPV為零甚至為負時購買。他們通過研究發現非審計服務的購買和公司支付給前五位董事的基于業績的薪酬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彭龍等(2011)提出了與財務狀況正常的企業相比,上一年度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企業更有動因借助外部力量,提高公司運作效率,擺脫財務危機。而注冊會計師已基本熟知被審計企業經營、內部管理、財務等方面的情況,可以為企業提出更合理化的建議,且事務所在審計過程中積累的被審計單位的情況能使其以較低的成本來完成非審計任務,節約審計成本,提高其聲譽資本和分散風險。因此可以看出公司前期的績效對購買非審計服務的需求來說是有一定影響的。

      郝芳(2007)根據知識溢出效應理論提出,提供非審計服務所獲得的知識,可能會向審計服務產品“溢出”,從而降低審計服務的成本,提高審計服務產品的效率,降低審計成本。通過提供非審計服務,注冊會計師能夠更深入地接觸和了解客戶的戰略計劃、經營情況和管理運作模式,進而加強審計的有效性,而這種正面的效應遠遠高于非審計服務對審計在形式上獨立性的影響。

      楊艷艷(2008)用實證的方法研究非審計服務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結果得出非審計服務有利于提高財務報告質量并且降低信息風險。

      2.1.3公司績效評價及其影響因素

      (1)公司績效評價指標的國內外研究

      20 世紀初期,杜邦、Geoffrey Chandler 和 H. Thomas Johnson、Alexander Wole等人先后提出用基本財務指標來衡量企業績效,即通過考察企業投入資源與獲得收益之間的關系來評價企業績效。到20世紀60年代,運用比較廣泛的財務評價指標有銷售利潤率、投資報酬率、稅前利潤、每股收益、現金流量、剩余收益等,并且以預算數作為衡量尺度,把這些指標作為對企業管理者補償的依據。20世紀70年代,Maier Nice分析了 30家美國跨國公司的業績評價系統,指出最常用的業績評價指標是投資報酬率,其次是將企業預算和歷史數據進行比較。1982年,美國的斯特恩?斯圖爾特咨詢公司提出了經濟增加值(EVA),代表了企業稅后營業凈利潤與全部投入資本的差額,如果為正則說明企業創造了價值。1992年,Kaplan和Norton提出了平衡計分卡的評價體系,構建了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相融合的業績評價體系的雛形。

      我國對于企業經營績效評價的研究基本沿襲了西方的發展脈絡,但由于我國研究起步較晚,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都是在引進和吸收國外的先進方法。國內對于業績評價在實踐方面的運用,一直是以政府部門頒發的相關政策文件為參考標準。初期有包括品種、產量、質量、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和利潤等7項經濟技術指標的工業企業業績評價體系;以《企業財務通則》規定的8個業績評價指標為體現,包括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資本金利潤率、銷售利潤率、成本費用利潤率;到20世紀90年代末發布的《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規則》中包括8項基本指標、16項修正指標及8項評議指標,并首次將部分非財務指標納入業績評價指標體系;2006年《中央企業綜合業績評價暫行辦法》釆取了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規定了實現目標管理階段、戰略管理階段和價值管理階段三個階段的目標。王化成、劉俊勇(2004)回顧了我國業績評價的歷史演進,早期是業績評價和財務評價,目前是經濟增加值(EVA)和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card)。據此可以將業績評價劃分為三種模式,即財務模式、價值模式和平衡模式。

      (2)影響公司績效的因素研究

      以Mason和Bain為代表的哈佛學派以實證研究為主要手段,構造了結構一行為一績效(SCP)分析框架,指出了市場結構和企業績效之間的確定關系。SCP框架中,市場結構決定了企業行為,而企業行為決定其運行的經濟效益,因此可以說驅動企業業績變化的主要力量是其行業結構。而以Stigler、Demsetz、Posner、Baumol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把企業的規模和效率視為解釋其業績差異的原因,他們認為公司規模是競爭優勢的來源。

      20世紀80年代,由于產業組織理論無法有力地解釋行業內各企業間業績的差異性,戰略管理理論開始轉而關注企業自身對盈利能力的影響。以Wernerfelt、Barney、Peteraf等為代表的資源學派認為企業的盈利能力主要來自于企業內部。

      企業是一個資源與能力的集合體,擁有的資源與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企業業績的差異,企業為了取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和保持盈利,所具有的資源應該是稀缺的、有價值的、難以模仿的以及不可替代的。1985年,Schmalensee將資產收益率(ROA)作為衡量企業業績的指標,使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 1975年的制造業企業數據,使用實證分析得出對企業盈利能力影響較大的因素是行業因素,影響很小的是企業的自身因素。

      Wernerfelt、Hansen (1989)研究得出經濟要素(產業因素)和組織要素(企業資源和能力因素)對企業業績都有影響,但組織要素的影響比經濟要素的影響大。1991年,Rumelt綜合1974年?1977年的數據,擴展了 Schmalensee的統計模型,分別從行業效應、時間效應、企業效應、行業和企業的相互作用來分析對企業業績的影響。Rumelt的結論是企業的業務單元對企業業績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行業因素,而時間因素的影響很小,企業因素及行業和企業的相互作用對企業業績的影響微不足道。

      Harold Demsetz、Belen Villalonga研究了所有權結構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出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作者使用了托賓Q值來衡量企業績效,自變量包含了管理層的持股比例、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廣告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例、研究開發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例、固定廠房和設備開銷與銷售收入的比例、負債與資產賬面價值比例等。

      常健(2003)定義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5種類型,論述了不同治理類型的公司業績決定機制。他認為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和資本市場條件下,沒有關聯交易的上市公司業績與人力資產提供者報酬顯著相關;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相關但不顯著。有關聯交易的上市公司業績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顯著相關,與人力資產提供者報酬不相關。

      蒲自立(2004)等釆用EVA和托賓Q評價體系來分析董事會領導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出影響公司績效的因素紛繁而復雜,僅考慮管理層的領導結構不能全面地分析影響公司績效的原因,還需考慮企業的產權、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兩職合一、管理層領導選擇及企業有效控制權等。

      施東暉、司徒大年(2004)構建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評價指數,對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現狀、影響因素以及與績效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總體不高;企業內部因素中的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顯著影響,治理水平從高到低的排序大致為:政府控股型公司、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控股型公司、一般法人控股型及股權分散型公司、國有法人控股型公司。

      他們的研究還證實了公司治理水平對凈資產收益率具有正向的影響,但對市凈率卻具有負向影響。

      2.2影響非審計服務需求因素的相關文獻

      在以往關于審計服務的研究中,有很多關于審計需求方面的,但是在非審計服務方面,關于非審計服務需求的文章少之又少。但是非審計服務卻是能夠對公司各種利益相關者產生重要影響的。對會計師事務所來說,這是一個日益增大的收入來源;對公司管制者和股東來說,在接受審計服務的同時接受非審計服務可能會威脅審計師的獨立性;對公司管理層來說,往往偏好從現任審計師處獲取非審計服務(M. Kend,2004)。

      Firth (1997)研究發現公司規模、股票回報率、資產負債率、是否為六大(現為四大)等因素與非審計收費顯著相關。

      Wong, Houghton and Jubb (2001)認為影響非審計服務需求的共有三個決定性因素:第一是需求方也就是公司的需求;第二個與供應方也就是會計師事務所相關,看其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能力;第三個是關于企業是否愿意同時購買審計和非審計服務。作者分別從三個方面出發,列舉了很多對非審計服務需求產生影響的因素。以公司需求方來說,不論是公司自身還是在其運營過程中發生的變化都有可能刺激公司對非審計服務的需求,比如說公司規模的大小、公司結構的復雜性、公司重組、CEO的更換、新信息系統的引入、發行股票或債券等等。除此之外前期的業績也會對購買非審計服務產生影響,因為業績不佳的公司往往有更多的動機去尋求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以盡快讓公司業績重回正軌,達到預期的競爭性和盈利性。從非審計服務的供應方來說,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程度,在該領域是否是專家也是影響企業決定購買非審計服務的重要因素。此外,公司是否愿意從現任審計師處購買非審計服務也受到公司治理方面的影響,包括公司董事會的獨董數量、董事會召幵的次數、審計委員會中非執行董事的比例、審計委員會召開的次數、董事會主席是否是非執行董事、董事持股比例高低等等。文章還從企業的代理成本、政治成本、股權分散程度、杠桿比例這些方面說明了對非審計服務需求的影響。在這些影響因素下,非審計服務提供的范圍越來越廣,也因此有很多文獻都探討了公司購買非審計服務會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影響審計師的獨立性、影響審計質量等等。但是卻極少有文獻來探討非審計服務能夠給公司帶來的好處。本文認為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中,對非審計服務的關注點應該是不一樣的。以我國現在的市場條件,非審計服務還不能產生顯著的不利影響。

      彭龍等(2011)認為非審計收費額的影響因素有:客戶復雜程度(包括子公司數量、是否存在海外業務、存貨及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總額的比重)、承擔風險大小(資產回報率、上年度公司財務危機、當期標準審計意見)、重大財務事項。文章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非審計服務收費的影響因素和非審計服務收費與審計收費之間的相關性。模型研究結果顯示,公司規模、公司是否存在海外業務、資產回報率、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財務事項以及事務所規模與非審計服務收費顯著相關。

      而子公司數量、存貨與應收賬款的比重、公司是否存在財務危機、事務所是否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報告與非審計服務收費沒有證據表明存在顯著相關性。

      2. 3高管特征相關文獻

      要從公司層面探討企業對非審計服務的購買,需要考慮企業的決策層--高管層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高層管理人員是企業的核心決策層,擔負著包括戰略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決策的職責,對企業的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因此高管素質的高低,能力的強弱,對高管的激勵是否到位等都會影響企業的發展。高管的人力資本特征開始受到重視源于高階理論(Upper Echelons Theory)。該理論突出了人口統計學特征對管理者認知模式的作用,研究了高層管理者的特征對企業戰略選擇、組織績效的影響,并且提出了企業是其高層管理團隊的反映這樣一種觀點。

      除了背景特征之外,對高管團隊行為產生深刻影響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激勵機制。國內外學者大部分基于高管某一特征進行研究,有研究能力特征,例如高管的年齡、學歷、任期。還有的基于動力特征,例如股權和薪酬激勵。

      Bertrand and Schoar (2002)認為公司高管層能夠影響公司所做出的一系列決策。管理層固定效應體現為不同的“風格”,而這些不同的風格會對企業的政策、行為產生很重要的影響。Dyrengetal. (2010)檢驗了高管對企業避稅行為的影響;Ge et al. (2011)檢驗了高管特征對會計估計諸如可操縱性應計項目、經營租賃、養老金資產的預計回報率等方面有著重要影響;Li et al. (2010)發現高管的專業性越低,接受不利的內控審計意見可能性越高。與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相反,以上這些文獻均在不同范圍驗證了企業的管理層確實能極大的影響到公司的決策和業績表現。

      2. 3. 1高階理論及高管人力資本特征

      1984 年 Hambrick 和 Mason 創新地提出 了 高階理論(Upper Echelons Theory),該理論以人的有限理性為前提,將人的作用提升到以往研究從來沒有重視到的程度,在其研究模型中納入了高管特征、戰略選擇、組織績效,突出了高管層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對組織行為的作用以及對組織績效的影響。該理論將認知能力作為主要的考察因素,認為人口統計學方面的特征(如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等)是影響管理者獲取和分析信息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基于高階理論,國內外眾多學者都對高管特征與企業戰略選擇、組織績效做出了多種研究,也得出許多結論。

      研究中涉及許多領域,如企業戰略選擇,包括研發投入、公司成長性、公司稅負、審計意見、盈余管理、預算松弛、企業社會風險、財務重述等表現與高管特征的關系;企業績效與高管特征的關系等等。張劍濤(2004)認為企業家人力資本是指凝集在企業家身上的知識、能力與經驗、體力等。企業家能力主要包括利用資本的經營能力和降低交易費用的能力。

      企業家人力資本是通過企業家對自身投資而形成的,其形成途徑主要有五種:教育、“干中學”、培訓、健康與遷移。接受教育期間的直接經濟投入與間接的機會成本將是巨大的。魏立群、王智慧(2002)總結了國外諸多對高管特征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后認為高層管理者承擔著制定企業戰略的使命,對企業效益和發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們的技能與能力、激勵水平、團隊過程效果是影響組織競爭力的關鍵。按照這一邏輯,團隊成員個體的人口特征背景,包括教育水平和經歷年限等,成為研究團隊構成與組織績效之間關系的重要因素。關于高管人力資本特征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一些學者認為高管學歷與公司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如Jo和Lee (1996)、Ballot, Fakhfakh和Taymaz (2001)。另一些學者認為兩者之間負相關或無顯著相關性,如Daily和Johnson(1997)。還有高管專業背景和行業工作經驗,一般均認為這兩者與公司績效均呈正相關關系。

      何霞、蘇曉華(2012)的研究指出,學者們基于高管團隊的“一致性假設”,并受到“指導高層管理團隊的實踐需要易于觀察的背景數據”觀點的影響,用容易觀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如性別、年齡、教育、職業背景、任期等)代替認知特征和價值觀等主觀因素來預測高管團隊R&D活動及創新績效。Cho et al. (1994)研究發現,高層管理團隊的平均教育程度越高,其戰略行動的可預見性也越高、覆蓋范圍越廣、決策速度越快,對市場競爭的反應更迅速。此外,高管層的教育程度與其社會認知水平呈正相關,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高管團隊能夠在復雜、多元的市場環境中更加快速和準確地找準企業的位置,確定發展戰略和高效運行模式。

      然而,關于高層管理團隊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因為從理論上來說,高管對企業績效、戰略決策的影響就存在很多爭議。雖然研究表明高管最終通過影響戰略決策來影響組織績效(Carpenter,Geletkanycz, etc. 2004),但是高管團隊是否起到顯著作用需要考慮組織生態學、領導力理論、高管的決策力、管理的幅度、決策的自由度等因素(Karima Dhaouadi, 2014)。Hambrick(2007)提出高管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組織績效要考慮到調節變量:管理決策力(managerialdiscretion)及執行行為的需要(executive job demands)。閃爍,戸慧(2007)基于我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分析認為,中國的歸屬型文化帶來高管的決策意愿降低,集體主義文化帶來高管決策意愿和管理決策力降低,因此高管特征對組織的影響減弱;而中國的關系取向文化帶來高管的管理決策力上升,執行行為的需要變大,髙管特征對組織的影響加強。在中國社會背景下,高管影響力的調節作用受到更多的因素影響,因此高管特征對企業戰略決策、組織績效的作用仍然存在許多疑點。

      2. 3. 2代理理論與高管薪酬激勵

      1976年Jensen和Meckling提出了著名的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18世紀,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日益進步和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交易范圍擴大、資本積累增加,企業的規模也隨之增大。企業的經營活動越來越受到所有者精力、時間、相關知識、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的限制,當企業所有者將企業交給他人代為控制和經營時,就產生了委托代理關系。針對企業經營來說,代理人掌握的信息多過委托人,而這種信息不對稱對委托人是否能有效監控代理人為其利益服務會存在逆向影響。代理理論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的,他們會追求各自的財富最大化,因此代理人出于自我尋利的動機做出的一些行為可能會損害到所有者的利益。代理理論認為,投資者和企業管理者們有著不同的利益和目標,而解決這種代理問題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給管理層設計適當的薪酬結構。高管總薪酬中包含的基于業績的、浮動的薪酬比例越大,那么就越能夠激勵管理層自發的提高公司業績。兩者間的關系已經被諸多文獻所檢驗:Jensen和Meckling (1976)提出的“利益匯聚假說”認為由于管理層持股的作用是將管理者和股東利益匯聚起來,兩者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利益共同體,因此管理層持股比例應與公司績效正相關。但是Fama、Jensen (1983)提出的“管理者防御假說”則認為,管理層持股比例太高將增加其直接控制董事會的風險,從而做出損害其他投資者利益的決定,這樣會減少公司價值。Hermalin和Weisback (1991)研究了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以CEO持股額來衡量管理層持股,發現持股比例在0- 1%之間正相關,1%- 5%之間負相關,在5%- 20%之間又正相關,大于20%又負相關。Thomsen S.和Pedersen T. (2000)發現,435家歐洲最大型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與公司績效之間的聯系是非線性的,以至于股權集中度超出某一點后對績效有相反影響。

      國內關于高級管理人員特征對公司績效影響的研究較國外稍晚。魏剛(2000)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持股水平偏低和“零持股”現象比較普遍,他認為高管人員持股數量與公司的經營績效(ROE)不存在“區間效應”.于東智和谷立日(2001)對1999年我國的上市公司進行了研究,發現高管持股與公司績效(ROE)成一定的正相關關系,但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馬立明(2006)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年度薪酬與企業績效、企業規模并不存在顯著高度相關,并表現出明顯的地區、行業差異;高級管理人員的持股比例偏低,也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激勵作用。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吳淑琨(2002)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內部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總資產利潤率ROA)呈顯著性倒U型相關關系。閆緒奇等(2005)研究認為管理層持股與公司績效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表征公司績效的兩個指標ROE和Tobin' S Q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呈現出不完全一致的變化趨勢。_麗榮和劉芳(2006)認為國有企業經營者薪酬與公司績效沒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民營企業經營者薪酬與企業績效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上市公司經營者持股對經營者的薪酬沒有顯著影響,而公司規模對經營者薪酬有顯著影響。

      2. 4本章小結

      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首先是公司績效和非審計服務之間的關系,雖然至今沒有對兩者相關關系做出實證檢驗的研究,但是以往文獻都對非審計服務積極作用于公司績效表達出了認可的態度。關于影響對非審計服務需求因素的研究,分別從事務所本身和企業方面的可度量因素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可以看出非審計服務的購買方--企業的相關特征占據主導作用。高階理論認為企業的行為由高管支配,高管的個人特征會影響企業的戰略選擇和組織績效,因此企業購買非審計服務的決策會受到高管特征的影響。代理理論認為授予高管的薪酬激勵會驅使高管為提升企業績效而付出更多努力,進而對外部專業性的非審計服務關注更多。本文認為高管影響企業購買非審計服務的原因一方面體現在非審計服務的專業性能夠協助高管能力,提升其管理企業的水平;另一方面體現在提升企業績效的動力能驅使高管購買非審計服務。最后,關于非審計服務和審計獨立性、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對此均有兩種看法:一方認為非審計服務會損害審計獨立性進而降低審計質量;另一方認為非審計服務不僅不會損害審計師獨立性,反而還會提髙審計質量。至于在我國市場環境中發展非審計服務是利還是弊,大多數學者對此持積極態度,支持會計事務所發展非審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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