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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的應對之策

    時間:2016-05-12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9177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如何構建解決臺灣問題的關系框架 
    【序言  第一章】 “框架”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臺灣問題研究框架的內涵與外延 
    【第三章】中國(大陸)的應對之策 
    【第四章】臺灣問題研究框架的調整 
    【結論/參考文獻】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框架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三、中國(大陸)的應對之策

      (一)爭取中美框架下的主動權

      爭取在中美關系框架下的主動權,并不是完全將美國因素排除在外,而是將其正面化,至少確保其不能在大陸處理兩岸關系時起到反作用。但是外界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始終存在過度聯想,認為美國是中國未實現國家統一的直接障礙,因此有必要首先探討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存在的利益。

      1、中美框架下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利益

      美國的確是造成臺灣問題久拖未決的最大外部責任方,它長期支持臺灣當局抗拒大陸的統一進程,又縱容臺獨分裂勢力在國際上橫沖直撞,不斷挑戰中國(大陸)“一個中國”原則底線,中國不能奢求美國成為中國追求國家統一的支持者,因為中美關系存在結構性矛盾,“美國不可能放棄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①。但是,我們又要清醒認識到美國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支持“臺灣獨立”,美國的對臺政策服務于它的對華政策和亞太戰略大局,在具體問題上美國總會權衡利弊、量力而行,具體利益表現為:

      (1)美國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美國的對臺政策從來不是孤立的,美國對臺灣的支持也從未不計成本,進一步說,美國從來沒有無理由阻撓中國推動國家統一。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利益遍布全球各地,其中對美國來說最根本的利益就是維護自身國家安全。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就在東亞構筑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結盟體系,長時期保持著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同盟關系,占據著亞太格局的絕對主導權,一手操控了亞太區域秩序的確立和運行,并對區域內熱點問題積極介入和干預,任何有可能導致美國利益受損的力量都會被美國視為對自身國家安全的威脅。在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美臺雙方在 1954 年所謂“共同防御條約”的基礎上,建立了同盟關系,臺灣因為最靠近中國大陸一度受到美國的高度重視,美國為此給予臺灣巨大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同時保持在臺灣的軍事存在,不過當時兩岸之間存在默契,沒有讓美國“劃峽而治”的企圖得逞。然而,20 世紀 60、70 年代美國在美蘇爭霸中逐漸處于守勢,力量部署開始收縮,“為了平衡蘇聯力量的四處擴展,美國選擇了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①,而作為交換條件美國逐步放棄對臺灣當局的政治承諾,開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到 1979年兩國之間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美國為獲取中國對其全球戰略的支持在臺灣問題上做出巨大妥協,美國與臺灣當局斷絕任何官方往來,美臺“同盟”關系也到期終止,美國全面撤出部署在臺灣島的軍事力量。雖然美國國會迅速通過《與臺灣關系法》,里根政府“在對臺軍售問題的態度上出現過反復”②,但是美國總要顧慮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應在發展對臺關系上有所收斂。冷戰剛結束時,美國國內曾為是否重新考慮美臺關系引發政策辯論,同時又放任了李登輝的分裂言行,不僅直接導致了 1996 年臺海危機,還迫使中國做出激烈的外交反應,美國深刻認識到中國對臺灣問題的敏感與堅持。2000 年以后,鑒于民進黨當局在臺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為維護東亞局勢的穩定,以便于集中精力在中東地區進行反恐戰爭,事實上與中國在臺海局勢上展開合作,美國方面當時不斷放出聲音“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其實就是對臺灣當局施以警告,繼續法理臺獨的危險行徑不符合美國利益,事實證明了美國的警告是奏效的。雖然美國始終未放棄對臺灣問題的干預,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對臺海局勢的介入一直都以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為轉移,目前維持兩岸不戰不合狀態、鼓勵雙方積極交流的政策最符合其利益。因此可以設想,美國在本國安全利益得到尊重和補償的情況下,會選擇放棄對個別利益的堅持,這為中國處理臺灣問題的外部因素明確了一種思路與方向。

      (2)美國在臺灣擁有重要的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貿易利益。根據 2014 年的數據顯示,“臺灣在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排名第 10位”③,“美國是臺灣的第 2 大貿易伙伴”④,僅次于中國大陸,臺灣是美國在亞太區域不可忽視的經濟合作對象。一個事例表現非常明顯,美國近年來積極推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簡稱 TPP),臺灣自然也是重要一環,雖然與大陸比起來,無論從貿易量還是范圍上臺灣都有很大差距,但美國的亞太經貿政策自從 2009 年以來明顯是針對中國實力的增強而設計。2001 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2003 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從此在中東地區陷入反恐戰爭泥潭,無暇顧及亞太事務,與此同時中國2001 年“入市”后國民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2010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①。中國經濟得以迅速成長的重要支柱就是對外貿易,“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成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新成員”②,也成為國際上實行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進出口貿易總額 2013 年年底增加到 4.16 萬億美元,居全球首位”③。尤其在亞太地區,“中國成為絕大多數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④,在美國看來中國一定程度上是填補了自己力量轉移后留下的空白,是對美國區域經貿地位、規則制定權和議題主導權的重大威脅,因此借助自己霸權國身份極力向區域內國家兜售所謂 TPP,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加入,以平衡中國的經貿影響力。臺灣在這種情況下是美國不可多得的重要選項,由于臺灣與大陸的經貿往來緊密,如果臺灣能夠參與,不僅可以強化美國與中國進行經貿競爭的力量,而且即便 TPP 最終無法成行,也可以向中國施以足夠的壓力在其他議題上對美國做出妥協。二是軍售利益。美臺之間雖然已不存在正式的官方聯系,但雙方仍然在積極發展實質關系,為保持對臺灣的影響力,美國援引所謂《與臺灣關系法》不僅沒有徹底斷絕與臺灣的安全聯系,還進一步“加大對臺軍售的力度”⑤,這背后是美國軍工業財團干預美國政治的結果,無論中國的反應和回擊多么強烈,美國從未放棄對臺軍售,因為軍售能為美國緩解就業壓力,確保軍工產業的有效運轉,對美國經濟的好處不言自明,而且接受軍工產業贊助的利益集團對美國國會開展了有力的游說工作,他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對臺政策的走向,是美國歷任總統處理中美關系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3)美國對待臺灣問題擁有特殊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立場。臺灣問題對美國而言,不但是現實利益問題,而且事關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一直推崇的所謂普世價值觀。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美國國內就以“紅色中國”和“自由中國”分別稱呼大陸和臺灣,雖然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并不必然站在美國的對立面,而且國民黨初到臺灣也并未建立美國人樂見的民主制度,但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蘇雙方意識形態高度對立,美國很難對社會主義性質的中國大陸產生親近感,當建立在個人獨裁和一黨專制基礎上的臺灣當局繼續獲得美國承認的時候,可以清晰看到美國對華政策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臺灣進入民主化時期,1996 年啟動第一次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2000 年第二次選舉臺灣當局就實現了政黨輪替,把持權力半個多世紀的國民黨丟掉了“政權”,臺灣在這次選舉中實現了權力的和平交接,從此臺灣在多黨競爭和政治選舉上基本實現了制度化和常態化。在美國看來,臺灣儼然已經變成亞洲“民主的燈塔”,是美國推廣西方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的橋頭堡,以及對中國進行滲透與“和平演變”的最好試驗田。

      2、如何爭取主動權

      按照框架的構成原理,中國應該學會在保持中美關系大方向不變的情況更加靈活自如地利用好美國因素,從以下 3 個方面入手,不斷爭取中美框架下處理臺灣問題的主動權。

      (1)進一步明確中美框架的指導原則。中國把臺灣問題定義為本國的核心利益,而美國把“臺海作為它在亞太的重要戰略利益”①。無論中國如何對美國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本質屬性,都無法回避美國長時期介入臺海的事實。既然存在利益,就要尋求妥協、進行交換,尋求雙方利益的平衡點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如同中英兩國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的談判過程,雖然中國已表態不承認晚晴和舊中國時期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且聲明如果英國人不配合就自行采取必要手段收回香港主權,但鑒于英國在香港一個半世紀的力量存在,中國為了最大程度上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向英國承諾照顧其主權范圍外的利益存在,而不是將英國勢力全部趕走。而作為交換,英國也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推動當時的港英當局維持回歸前香港經濟社會秩序的基本穩定,承諾不搞破壞,并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向中國政府全面移交香港主權。臺灣問題與香港問題的性質不同,因為臺灣并不存在被外國占領和管轄的事實,但是為了明確中美框架的指導原則,在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狀態下,中國必須考慮從其他方面給予美國利益補償,并承諾解決臺灣問題時盡最大努力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同時會照顧美國的利益存在,作為回應美國也必須承諾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支持臺獨分裂言行,如果因為臺灣當局追求獨立而導致非和平方式出現的話,美國應給予理解。達成這樣的指導原則雖然需要中美兩國積累足夠的政治互信并且展開全方位的對話,短時間內難以形成一致,但是在中國的影響力已經不再局限于東亞的時候,美國最終會選擇用臺灣問題作為籌碼與中國交換。

      (2)進一步規范中美框架的運行機制。近幾年隨著兩岸關系突飛猛進的發展,美國因素低調了許多,中美也不再為臺灣當局的不負責行為實行危機管控,但在臺灣問題上保持密切接觸特別是高層互動,定期交換看法仍是中國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而且,考慮到臺灣島內變化無常的政治局勢,2016 年以民進黨為代表的臺獨分裂勢力很有可能第二次問鼎地區領導權,民進黨至今仍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臺灣問題屆時發生動蕩的幾率陡然升高,2008 年以前中美兩國共同管控的情形勢必會再次出現。中美兩國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小組,由兩國元首直接授權有關部門負責人進行定期溝通和磋商,并就臺海出現突發事件及時組織兩國領導人進行直接對話,推動構建一個常態化的對話機制,可以不局限于正式的外交場合。同時,中國也要充分利用美國國內因素,特別是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下國會對總統的制衡,美國國會內部始終存在一股強大的親臺議員團體,他們有的受到臺灣當局的游說,有的對華帶有濃重的意識形態偏見,導致他們對華核心利益的漠視甚至公然侵犯。因此,構建對美國國會的對話機制分化親臺勢力勢在必行,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遠遠不夠,甚至還比不上臺灣當局對美私下游說的力度,這也是進一步完善中美框架下運行機制的重要環節。

      (3)進一步強化中國獨立自主解決臺灣問題的能力。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祖國大陸一貫的立場,但是沒有一定的國力基礎,立場無法轉變為現實。臺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能否順利解決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標志。雖然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但是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后之所以未能趁勝追擊、一鼓作氣橫渡海峽解放臺灣,是因為當時的國家實力無法為統一臺灣提供充分的保障。即便沒有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中國國防環境和戰略方向改變的因素影響,大陸當時也不具備解決臺灣問題的條件。

      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公然派遣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從此美國一直在臺海地區保持軍事存在,為國民黨當局抗拒祖國大陸的統一提供保護傘。它致使大陸解決臺灣問題時面對的不只是臺灣當局,還有背后的美國因素,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實力。中美雙方當時巨大的實力落差使得中國政府處理臺灣問題的具體方式趨于謹慎,大陸方面喪失了迅速解放臺灣、實現國家統一的最初時機,并且不得不把臺灣問題放在中美兩國關系的大格局下去考慮,臺灣問題由此拖延。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之所以選擇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在擁有共同應對蘇聯威脅的共同訴求外,更是受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兩彈一星”事業后國力顯著提升的影響,美國對新中國的承認是對中國國力的肯定,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決定在臺灣問題上對華做出重大讓步,說明了這并不僅僅是權宜之計。2007 年,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提交的一份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中國在發展所謂“反介入戰略”,引發國際輿論的激烈討論。“反介入”又稱“拒止戰略”,在美國看來它指的是中國目前正努力發展一種力量,使得在行動中通過這種力量“制止美國的軍事勢力進入臺灣海峽或中國沿海及海域”①。它體現了美國對中國實力增強的焦慮。中國政府是否在推行這樣一種戰略,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資料來證實,但是,顯而易見中國的最終目標并不是從實力上全方位趕超美國,而是僅僅著眼于在臺灣島周邊區域將美國的力量隔離開來,只要確保中國的軍事力量進入臺海不會受到美國的大規模干預就足夠了。致力在于強化自身實力遠好于對美國苦口婆心的勸說,中國在這方面的態度始終很堅決。

      (二)鞏固兩岸框架下的主導權

      一段時期內,臺灣問題的兩岸關系色彩遭到了淡化,大陸甚至一直被臺獨分裂勢力牽著鼻子走,被動防守,出現沖突風險還要通過美國向臺灣當局施加壓力。近 7年來兩岸關系越來越緊密,各種交流渠道的建立也使得兩岸關系框架越來越清晰,而且隨著大陸綜合實力的增強,兩岸關系進入了由大陸主導提出議題和談判進程的新階段。臺灣問題之所以發生重大變化并不是因為大陸立場發生變化,而是臺灣島內主要政治力量出現重組,以及臺灣當局既有立場發生動搖,因此明確兩岸關系框架下其他兩方的立場對強化大陸的主導權十分重要。

      1、兩岸關系框架下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

      中國國民黨曾經是中國的執政黨,1949 年因為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中失利才被迫撤退到臺灣,特殊的經歷一度讓國民黨內部一直充斥著濃重的“大陸情結”和“反攻”沖動,又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意識影響,加之到臺灣后國民黨長時間一黨掌權,使得臺灣當局在蔣介石和蔣經國統治時期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顯示出異乎尋常的堅決,兩岸之間也得以在缺乏直接溝通管道的情況下仍然通過默契讓中國不被外部力量強制分隔開。1949 年至 1988 年蔣經國去世,兩岸關系本質就是中國代表權之爭,當時“臺獨”根本不是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然而,隨著從大陸遷移到臺灣的第一代人逐漸離開人世,以及臺灣本省人勢力的逐步崛起,國民黨對臺灣問題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立場也出現動搖。尤其是李登輝繼任“總統”以后,國民黨加速了本土化,這種本土化不只是吸引臺灣本省青年加入國民黨,更是從心態上擺脫“大中國”觀念,塑造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臺灣意識,并偷梁換柱成臺獨意識,由此造成國民黨先后兩次出現分裂。李登輝的倒行逆施直接導致國民黨在兩岸關系立場上的快速倒退。民進黨當政的 8 年間,毫無顧忌地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成功轉移了臺灣同胞的國家認同,追求中國統一的言行被嚴重污名化。2005 年在臺獨分裂風險上升的大背景下,國共兩黨出人意料地實現和解,其中國民黨在對待“九二共識”的立場上與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但國民黨一方面出于選舉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為了自保,主動淡化自身的中國色彩,2007 年對黨章進行修訂,“刪除了里面的‘統一’字眼,代之以兩岸”和平發展“并加入了‘臺灣’”①,隨后 2008 年國民黨贏得“大選”.

      所謂兩岸立場,本質上就是對“一個中國”的態度,“九二共識”本身對“一個中國”的看法是模糊的,國共兩黨之間最大的共識就是反對臺獨,回避了對“一個中國”內涵的描述,這也屬于暫時擱置兩黨爭議的做法。在目前臺獨分裂傾向仍未根本扭轉的情況下,國共兩黨一致反對臺獨的現實意義非常大,但是國民黨反對臺獨路線卻容忍臺獨言行,本質上是對臺獨勢力的縱容。國民黨表面上打著“不統不獨不武”的旗號,背后卻放棄了對統一的積極立場,以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名義片面維持兩岸關系現狀。而且,國民黨反對的“臺獨”與大陸定義下的“臺獨”存在很大區別,在大陸看來“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一邊一國”等都是臺獨,國民黨只是反對建立所謂“臺灣共和國”,它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仍然是要求大陸正視所謂事實,意圖使兩岸政治分離的狀態長期化,這與民進黨當前的兩岸政策在大方向上并不矛盾。

      2、兩岸關系框架下民進黨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

      從臺灣問題的歷史進程看,民進黨是名副其實的后來者,直到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之日前,國共兩黨仍是兩岸關系的主角,甚至可以說當時國共關系等同于兩岸關系。嚴格來說,民進黨并非因臺獨而興,它起源于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黨外運動”,所以構成非常復雜,但有一點比較明確,即民進黨的早期成員基本都是清一色的本省人,具有強烈的本土化傾向,國民黨當局嚴厲鎮壓臺獨和“黨外運動”,客觀上造成臺獨分裂勢力和在野力量迅速合流,以至于無法明確區分兩股勢力的政治訴求,例如當時“黨外”活躍分子謝長廷、陳菊、張俊雄、蘇貞昌等人日后都成為民進黨的建黨元老,他們既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又從政治理念上認同和支持臺獨。因此民進黨雖然不是造成兩岸分離的責任方,但卻成為臺獨勢力最大的代言人。李登輝擔任臺灣領導人期間,臺灣加速邁向民主化,民進黨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影響力也越來越大,1991 年 5 月民進黨五屆一次全代會通過修訂黨綱中的一個條文,首次以黨內最高文件的形式確認“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是民進黨的政治目標,該條文由此得名“臺獨黨綱”②,民進黨主動把自己與臺獨勢力畫上等號。隨后 1999 年民進黨召開第 8 屆全代會時再次通過了一份文件,描述兩岸關系現狀,并第一次詳細揭示本黨立場,宣稱“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并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國原則’根本不適用于臺灣”,該文件又稱《臺灣前途決議文》,是 2000 年至 2008年民進黨主政時期處理兩岸關系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正因為它和“臺獨黨綱”的存在直接惡化了大陸與民進黨的關系,也標志著民進黨自行關閉了與大陸建立正式聯系的大門。民進黨掌權八年間,不斷挑戰大陸“一個中國”原則底線,在島內大搞“去中國化”運動,“廢除了‘國統會’和‘國統綱領’”①,在國際上大肆散布“一中一臺”分裂言論,不斷要求加入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致使兩岸政治接觸完全中斷,關系出現倒退,臺海一時劍拔弩張,民進黨也在國際社會上成為“麻煩制造者”.2008年民進黨重新淪為在野,并在 2012 年臺灣“大選”時再次競選失敗,其在臺灣問題上的模糊場是自身不能取信于選民的重要因素,也是其無法逾越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民進黨依然不肯承認甚至直接否認“九二共識”,與大陸的交流仍未邁出關鍵的第一步。在兩岸關系框架下,民進黨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要阻力,也是大陸推行和平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

      3、如何鞏固主導權

      按照框架的構成原理,大陸應在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環境下,以實力為基礎,不斷爭取臺灣島內可以爭取的力量,與框架下各方(主要是國民黨、民進黨)深化合作與對話,進一步確保和擴大兩岸關系框架主導權。

      (1)進一步探討和拓展兩岸關系的指導原則。經過兩岸 60 余年的對立、沖突、開放、交流與合作的關系演變,現在兩岸在推動和平發展的目標上取得了一致。毫無疑問,支撐這一局面的“政治基礎就是‘九二共識’”②,“九二共識”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各黨派眾說紛紜,大陸強調共識背后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國民黨認為共識的本質是“一中各表”,而民進黨要么避而不談,要么直接否認共識的存在。然而,民進黨的理由也值得正視,即這是國共兩黨之間的共識,并不是兩岸之間的共識,因為無論國共兩黨分歧多大,雙方至少都擁有反臺獨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這直接挑戰了民進黨的“臺獨黨綱”,在其看來這是它的存在基礎。不可否認,“九二共識”確實是國共兩黨在接觸中取得的,民進黨沒有參與甚至沒有被征求意見,讓其全盤接受的確有難度。但是,國民黨畢竟是臺灣目前的“執政黨”,黨的意志上升為官方立場也在所難免,況且“九二共識”用兩岸關系大幅改善的事實證明了它是可行的,也是可靠的。然而,“九二共識”存在局限性,并且隨著兩岸交流不斷深入,這種局限性越發鮮明。一般來說,“共識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消極共識,即雙方都不做什么;二是積極共識,即雙方一起要做什么。”九二共識“屬于前一種定義,兩岸雙方聲明”反對臺獨,不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①,這本身屬于維持政治現狀的做法,兩岸至今沒有形成一套對臺灣問題的共有論述,也沒有針對臺灣前途開展深入對話,這就是民進黨所說的模糊化策略,也是它認為”九二共識“無”共識“的原因所在。因此,大陸下一步需要在拓展共識內涵和形成臺灣問題共有論述上多下功夫,在經濟讓利的基礎上釋放更多的政治善意,鑒于臺灣島內政治形勢復雜多變,大陸更應該在兩岸關系框架內扮演領航者和主持人的角色,推動”九二共識“實現從消極共識到積極共識的轉變,就兩岸締結和平協議、結束政治對立的政治議題率先進行探索,并向框架下各當事方提出合理建議,把兩岸關系在共同反對臺獨、推動和平發展的初級階段導入追求國家和平統一的最終方向。

      (2)進一步完善和拓展兩岸關系的運行機制。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從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政黨平臺,到海協、海基兩會的準官方對話機制,再到各種性質的交流渠道,層次分明,從數量上看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兩岸關系框架下的運行機制還存在很缺失,三個當事方(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民進黨)之間交流失衡的局面始終未得到根本改善,國共兩黨關系已經比較穩定,建立了一系列常態化的交流機制,特別是”兩黨高層交往對保持兩岸關系發展勢頭始終不可替代“②,一些重要議題總是在國共兩黨平臺上率先被提及,然后通過制度化渠道轉化為實際政策。中國共產黨與民進黨之間的交流卻長期停滯不前,兩黨高層一直沒能建立正式的對話管道;國民黨與民進黨雖然”同在一個屋檐下“,但對臺灣問題的立場大相徑庭,歷次”大選“統獨議題都是決定兩黨誰能讓選民放心的關鍵標志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下一步應該致力于構建三種管道:一是繼續從內部分化民進黨,多爭取一些趨向務實看待兩岸關系的民進黨高層人士如謝長廷等,對其采取更為寬容的態度,不一定非要促其先對”一個中國“原則明確表態再決定是否與其對話,只要確保其軟化臺獨立場,主觀上愿意與大陸進行接觸,通過類似的方式探索建立人對人、點對點的接觸管道,形成對民進黨高層的示范效應,扭轉他們對大陸的片面認識,強化兩黨未來在合適的條件下全面對話的基礎;二是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學術團體為先導,對一些前瞻性議題進行定期溝通與研討,主動邀請代表島內藍綠兩派的智庫學者舉辦學術研討會,對政治人物目前還無法觸及的議題(例如達成和平協議、構建軍事互信機制等)展開開放性對話,通過交流追蹤和捕捉臺灣主要政治勢力尤其是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風向;三是盡快落實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促成建立雙方兩岸事務主管機構(及其負責人)互訪和交流機制,對設立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熱線進行探討,為兩岸領導人下一步直接正式接觸準備條件。兩岸關系框架下當事方比較多,在三方之間建立統一的交流機制,難度大、要求高,而且國、民兩黨在選舉壓力下存在制度化競爭,斗爭原本就大于合作,因此大陸作為第三方勢力姿態要更高、視野要更寬、胸懷要更廣、思路要更多,既固守原則,又保持靈活,不斷釋出善意、提出議題,從根本上鞏固在兩岸關系框架下的主導權,確保臺灣問題的內政化進程不被中斷,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方向繼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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