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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學傳入對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影響

    時間:2016-07-30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3959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五、西學傳入對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影響

      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傳入,在上述的特殊時代背景下,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西方宗教隨即滲透到中國,另外在世界近代化的進程中,西學傳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視野,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一)拓展了西方宗教的傳播空間

      近代西學東傳是由西方傳教士發其端,傳教士之所以參與到西學東傳中來,盡管有多重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是最為根本的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傳教士是為了自己的宗教事業,是為了在東方傳播主的福音。因此,近代西學東傳對中國社會的第一個影響便是成功的將西方宗教引入中國,拓展了西方宗教的傳播空間。

      在這一意義上,無論是傳教士創辦書院、翻譯西書,還是培養近代西學人才,都有著在這一過程中灌輸西方宗教的意圖。例如馬禮遜最早在馬六甲成立的華英書院,將西方宗教作為課程在學院講授,如書院的主辦者所說:“在過去的一年間,第一班的學生已經把一冊《教理問答》從中文譯成英文:包括《啟示錄》的主要教義;十篇關于基督教的對話;一篇有關世界聞名的主要宗教的論文;一本關于偶像崇拜的小冊子;從創世紀到亞伯拉罕的第一時代的歷史;12 篇鄉村講壇。上述最初四篇他們已用英文寫出譯文。

      他們已把哈丁頓的 T·布朗的第一篇《教理問答》譯成中文,他們每天用他們的母語閱讀圣經,已經寫了幾篇關于倫理和宗教問題的論文”.①馬六甲成為了基督教在“東方的雅典”,使之成為傳播基督教的堡壘,成為“東方的耶路撒冷”.②書籍方面,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富含對中國各派宗教哲學及神話傳說的介紹、對中國禮儀和風俗習慣的介紹、對著名歷史人物的介紹、對中國學校教育及科舉制度的評價、對中國天文學、音樂戲劇的介紹,堪稱中西文化的百科全書。但馬禮遜編這部字典的初衷,是給以后到中國活動的傳教士提供方便,因此東印度公司對這項工作也非常重視,為此撥了一萬二千英鎊給馬禮遜,并同意由東印度公司設立在澳門的印刷所承擔印刷。

      此外,傳教士通過出版宗教書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書籍、培養信眾(比如墨海書館,所印書籍一半以上是宗教書籍,而根據熊月之的計算,從 1844 年到 1860 年,傳教士在上海共出版各種書刊 171 種,屬于基督教義、教史、教詩、教禮等宗教內容的 138種,占總數 80.7%;屬于數學、物理、天文、地理、歷史等科學知識方面的 33 種,占總數 19.3%①),為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空間,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基督教的影響擴大這一方面,鴉片戰爭前后西學東傳的影響有天壤之別。鴉片戰爭前,由于傳教士沒有自由傳教以及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傳教士的活動不受政府保護,因此他們的翻譯傳播西方宗教教義的書籍并不多,而鴉片戰爭之后,大批基督教的教義及小冊子大量印刷,傳教士編譯了大批宗教書籍。隨西學東傳的擴大而帶來的宗教的傳播,基督教的到來,又極大地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社會面貌。追根溯源,西學東傳功不可沒。

      (二)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

      從中國人認識外部世界、開闊國際視野意義上來講,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傳入,對近代中國人的影響是最為關鍵的。這一時期對中國人知識豐富和視野擴大層面的影響,主要有近代世界地理觀念的形成、近代西方科技的接受以及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了解和介紹。

      近代西學東傳的發展過程中,這一階段傳來的十分重要的一項便是世界地理知識。盡管在 16 世紀,天主教就曾傳來了世界地圖,但當時一是傳播圈子極小,二是人們普遍懷疑,因此直到鴉片戰爭時,道光皇帝還在詢問“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②中國人的世界地理觀依舊是“天圓地方”,“四夷外也,中國內也”.由此可見,明清間世界地理知識的傳入,并沒能使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即便是鴉片戰爭前幾年,中國人的世界地理觀也并為真正形成。西方傳教士進行了大量世界地理知識的普及,比如墨海書館創辦的刊物《六合叢談》,介紹近代地理知識與西方古代文化、周邊國家概況等,文章如《地球形勢大率論》、《水陸分界論》、《印度近事》、《南洋近事》、《澳大利亞近事》、《緬甸近事》、《日本近事》等。華花圣經書房刊印的、《航海金針》、《指南針》(專為海員而編的關于使用指南針的說明書)、《平安通書》、《地球圖說》,以及鴉片戰爭后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關于世界地理的介紹性著作祎理哲編的《地球圖說》主要介紹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位置、人口、物產、風俗和其他特點。它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國圖志》中,征引《地球圖說》初刊本凡 34 處。中國方面,《四洲志》、《海國圖志》、《瀛寰志略》都是當時有名的世界地理學著作。這些作品對近代中國世界地理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方科學技術的接受是近代國人視野開闊的一個重要表現。鴉片戰爭前,中國仍舊存在著“天朝上國”的思維,“華尊夷卑”,將西方的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但這些情況,隨著西學被翻譯并流傳,發生了很多的改變。當然,當時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接受,還只是集中在軍事科技領域。比如福建提督陳階平認為英國火炮威力十足的原因是“火藥精工無疑”,因此“多方購買火藥一小包”,并進行分析,最終制成了和英國火藥威力不相上下的新式火藥,隨即奏請朝廷下令“仿照西洋制造火藥”.①另外比如龔振麟,是著名的炮艦制造專家,他學習西方鑄炮方法,并發明了鐵模鑄炮法,“刊定成書,移咨沿海”.②在鴉片戰爭前夕對于西洋事務一無所知的道光帝也認識到英國“船堅炮利”,科技發達,命令“設法購買洋船”,并懸賞獎勵仿制洋船、水雷等西洋“奇器”的有功人員。③至于李善蘭等對西方科技的學習運用,更是不用多說。

      在近代國人視野開闊的過程中,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介紹和推崇是步子邁的最大的一點。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制度的介紹和推廣我們姑且不說,但說近代中國人的認識。林則徐編譯的《四洲志》,最早介紹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書中介紹了英國的議會民主制度以及美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制。稍后的基本睜眼看世界的著作中,《海國圖志》、《海國四說》、《瀛寰志略》都對西方政治制度作了介紹,內容包括西方的總統選舉、領導人事跡、議會設置、司法、憲法、三權分立現象等,在字里行間透露出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認可。例如魏源就說美國的政治民主“其章程垂奕世而無弊”; 徐繼畬在《瀛寰志略》中極大地肯定了美國民主政治制度,他說美國的“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駿乎三代之遺意”,其中國家“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歸,公器付之公論”,是“創古今未有之局”.④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東傳,對于近代中國人視野的開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三)促進了近代翻譯學的發展

      近代以前,中國翻譯事業盡管也有所發展,比如明末清初的傳教士與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都是有一定的專業翻譯功底和成果,并取得影響的人。在鴉片戰爭前的馬六甲、澳門、香港也都有從事翻譯的人才,但是真正意義上中國近代翻譯學的起步,應該是從鴉片戰爭時期的西學東傳開始的。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東傳,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印刷事業的進步、近代翻譯人才的培育以及在翻譯過程中新名詞的創造、西述中譯方法的靈活運用等,都促進了近代翻譯學的發展。

      印刷事業的進步是近代翻譯學能夠取得長足發展的重要外在媒介。這一硬件是西學東傳給中國近代翻譯事業發展帶來的第一個直接成果。1843 年 12 月 23 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因為西學東傳過程中印刷宗教書籍的便利,在上海縣城小北門外的大境杰閣設立墨海書館,這是中國首個近代印書館。1845 年 7 月,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柯理夫婦抵達寧波,他們隨行帶來了一整套現代印刷機器。9 月 1 日,“華花圣經書房”投入使用,這是外國人在中國開辦較早的印刷企業。

      墨海書館采用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印刷設備,運用鉛活字印刷技術,其印版有大小英文字七副以及中文鉛字二副。正因為是當時最先進的設備,王韜稱贊其“印速甚快”、“制作甚奇”.①墨海書館在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的首創性。第一次把西方近代出版印刷技術傳入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翻譯西方科學著作,培養了一批通曉中西學的中國翻譯家,這是墨海書館為近代翻譯事業所做的最大貢獻。華花圣經書房的傳教士自己澆灌鉛字,直接電鍍紫銅并鑲以黃銅外殼,這在中國是首創,被稱為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姜別利還統計了常用的印刷品漢字用字頻度,將漢字區分為常用、備用、罕用等種類。從 1845 年 9 月到 1860 年 12 月,華花圣經書房開辦 14 年零 4 個月,共印刷51762283 頁,出書 1217767 冊。

      近代翻譯人才的出現是我們說近代西學東傳促進中國翻譯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隨著鴉片戰爭時期的西學東傳發展,中國開始成長起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翻譯家。例如李善蘭,在翻譯過程中本著學術第一、求知求真、學以致用的原則從事翻譯,并不拘泥于中西之分,將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與他的心得想結合,在翻譯過程中得心應手,同時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測圓海鏡》“令用代數演之,合中西為一法”.

      新的翻譯名詞的創造。近代翻譯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中西詞語的對應翻譯問題,無論是“總統”、“內閣”還是“重學”、“微積分”、“代數”等,這些新式名詞的出現,在近代中國翻譯史上具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除去新創,還有中西匯通。比如陳修堂在與合信合譯的《全體新論》中,就本著中西匯通的原則,把心、肝、脾、肺、腎等器官后邊統一上了“經”字,這就與當時中國人認知的“心經”、“肝經”等相匹配,利于其更好的傳播和民眾的接受。

      新的翻譯方法的探索與形成。明末清初的西學東傳,意譯較多,西述中譯尚少,到了鴉片戰爭前后,西譯中述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外雙方對于對方的語言都有一定認識(抑或是身邊有可幫助之人,如林則徐的翻譯班子),他們擁有較高的科學知識功底,同時又能通過交流增加理解力,因此他們這一時期的翻譯質量比較高。如李善蘭所翻譯的書就得到了“體大而思精,言備而義賅,其為薄海內外所傾倒也”①這樣的高評價。隨著雙方對語言的理解,逐漸開始了獨立譯書事業,使得近代中國翻譯又上一個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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