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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西學在中國傳播的原因研究導言

    時間:2016-07-30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4749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導 論

      (一)選題由來及意義

      近代以來,世界科學文化發展迅猛,且溝通暢達。隨著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發展,近代西方國家在科學技術和綜合實力方面,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列,隨即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擴張活動。世界其他各國在抵抗侵略的過程中,意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重要性,于是開展了學習西方的活動。就中國而言,鴉片戰爭以后,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認知主要集中在西學東傳、仿制新式武器等方面。西學東傳最主要的方面則是了解西方歷史地理、文化,此外還有個別對西方自然科學的介紹。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個別地主階級愛國知識分子外,主要是西方來華傳教士,因此,基督教、天主教文化的傳播也成為近代西學東傳的主要內容,一些傳教士也成為主要的活動參與者。

      1.選題理由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由西到東需要一個輸出和接受的過程。我在學習過程中對這一問題比較感興趣,同時由于本科期間學習的英語專業,在外文資料的閱讀方面有一定的優勢,通過研究發現目前學界關于西學東傳的研究成果雖然很多,但針對近代初期西學譯介的總體研究相對比較匱乏。比如,最先將西學傳播到中國的是什么人,他們又是傳播的哪些知識?從什么時候起中國人開始主動地學習并且傳播西學,是哪些人為了什么目的在做?西學東傳經歷了怎樣的過程?西學的翻譯和介紹過程中,體現了怎樣的特點,又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現在學界缺乏一個整體性考察。

      2.學術價值

      近代以來,中國開始接觸西方,西方先進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是近代以來除堅船利炮之外給中國最大觸動的東西,如何看待這些西學,成為擺在當時中國人面前的一大問題。

      究竟如何看待這一時期接觸西學,介紹西學、接受西學的過程,學界已經有較多人在努力,但其中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后期,恰恰是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東傳活動,缺乏一個系統的梳理和歸納,因此,研究這一發軔時期的西學東傳活動,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3.現實意義

      對中國進入近代以來西學東傳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對近代開端時期西學東漸下的西學東傳活動的考察,分析出近代西學能夠在中國傳播的原因以及它們的影響所在,同時分析近代中國人在西學東傳發軔時期的思想狀況,歸納出此時期的西學東傳特點并考察其時代意義,考察時人對這些西學的接受情況,能夠對我們今天如何學習接受西方知識,有著重要的借鑒和警示意義。

      (二)學術史綜述

      1.資料來源

      本文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是英文著作和報紙。比如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從報》), E.A Morrison,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the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Eliza J.Gillett Bridgman. The Life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New York, 1924,Britton, Roswell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Press, 1800-1912, 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1933,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 1807-1907 ,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Press,1907, R.Morrison, D. D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字典》三卷本),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lan Mission Press, 1867,Richard Lovett, M. A The history of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1899 等。

      第二是外國人翻譯和編寫的有關西學的中文著作。如郭實臘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合信的《博物新編》,慕威廉的《地理全志》,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六合叢談》等。

      第三是鴉片戰爭前后地主階級開明士紳的著作、資料集。如,有關魏源的《海國圖志》、《圣武記》、《魏源集》;有關林則徐的《林則徐書簡》(增訂本)、《林則徐年譜長編》、《林則徐集》;梁廷枏的《夷氛紀聞》,王韜的《韜園文錄外編》,姚瑩的《康輶紀行》、《東槎紀略》;等等。

      第三是資料匯編。比如《近代史資料叢刊 鴉片戰爭》、《籌辦夷務始末》、《清實錄》、《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資料選譯》等。

      2.學術史綜述

      對近代中國西學東傳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對近代以來鴉片戰爭時期的西學東傳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出現,這里不僅包括對鴉片戰爭后西學東傳的總體研究,比如活動、特點等,也有具體到一人一書的研究。現將相關成果簡述如下:

      總體研究方面看:李偉的《中國近代翻譯史》(齊魯書社 2005 年版)第一章即為近代翻譯的發軔,敘述鴉片戰爭時期的西學翻譯,對其內在思想動因以及其具體表現做了梳理,提出這一時期翻譯的特點。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內容全面、史料基礎扎實、分析細致,是對近代西學東傳一個非常詳細的梳理,不過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近代來華外國人的身上,對于主動學習和傳播西學的中國人關注較少。鄒振環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 1994 年版)、顧長聲的《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兩書分別從譯著、譯者的角度對近代西學東傳的作品和傳教士做了介紹。此外,馬祖毅的《中國翻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作為翻譯史的大部頭著作,也涉及了鴉片戰爭時期的西學東傳。王先明、郝金花在《合中西為一法--近代中國早期西學著作的議述及其歷史特征》一文中關注了近代早期即出現了一批譯述西學科技著作的中國學者,他們所譯述的西著不僅對近代“新學”的學科形成具有重要影響,而且對以后的中西文化交融發生著持久的影響,并提出了其歷史特征。張登德的《晚清譯書與學習西方的深入》提出了譯書與開眼看世界思潮的關系。熊月之的《1842--1860 西學在中國的傳播》(載《歷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綜合梳理了鴉片戰爭之后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提及了西學東傳的情況。唐光憲、宋紅在《從清季譯書看近代中國對強國之路的探索》(載《煙臺教育學院學報》2004 年第 3 期)一文中認為,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等人為禁煙知夷而組織的譯書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追求真知的精神與探尋救亡強國之路的艱難歷程。吉林大學張軍的碩士論文《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英語翻譯》(吉林大學 2008 屆高校教師碩士論文),系統考察了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的英語翻譯發展變化的過程和內容,總結分析了該時期英語翻譯的特點,論述了英語翻譯的歷史作用。

      此外,孫建昌的《尋道圖強:近代翻譯的政治功用》(《理論學刊》2010 年第 10 期)與陸偉的《鴉片戰爭對中國翻譯活動的影響》(《考試周刊》2009 年第 40 期)則考察了鴉片戰爭時期翻譯的影響和政治功用。這些大多是整體研究的成果。

      在具體研究方面,目前成果多集中在極個別人物上,比如馬禮遜、林則徐、徐繼畬等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在馬禮遜研究方面,譚樹林發表于《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2 年第 5 期的論文《論馬禮遜〈圣經〉漢譯及其影響》,便是針對馬禮遜的圣經翻譯的考察。譚樹林的《〈華英字典〉與中西文化交流》(載《中華文化論壇》2003 年第 1 期)則考察了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顧衛星的《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載《外國文學研究》2002 年第 4 期)則對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作了簡要分析。文章認為,馬禮遜翻譯《圣經》和中國文化經典,編纂《華英字典》以及創辦近代學校等中西文化交流活動,客觀上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但同時又為促進基督教思想的傳播和配合貿易掠奪服務,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林則徐在西學東傳功績方面的研究有:鄭劍順的《林則徐對“夷情”的探訪及認識》,(載《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2 期),是對林則徐西學東傳活動的考察;邵雪萍、林本椿的《林則徐和他的翻譯班子》(載《上海科技翻譯》2002 年第 4 期)介紹了林則徐及其身邊的翻譯者。陳曉明的《林則徐譯書與〈澳門新聞紙〉》(載《東南文化》1998 年第 4 期),郭明的《林則徐與外文情報翻譯》(載《軍事歷史》1994年第 6 期)、薛桂芬、李卓英的《林則徐組織迻譯工作探論》(載《哈爾濱師專學報》1996年第 3 期)則介紹了林則徐的翻譯工作實踐。

      徐繼畬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有:《徐繼畬及其瀛環志略》、《徐繼畬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兩本書,較為詳盡的介紹了徐繼畬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論文方面,任復興:《徐繼畬及其〈瀛環志略〉研究綜述》(載《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詳細的歸納回顧了徐繼畬的研究成果。另外郭錦華的《徐繼畬: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載《炎黃春秋》2004 年第 4 期)、張承宗,蘇利嫦:《學習與傳播先進文化的先驅徐繼畬》(載《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03 年第 4 期),也介紹了徐繼畬在西學東傳中的作用。

      關于英華書院的研究,有譚樹林的《英華書院:近代教會學校之濫觴》(載《聊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一文,認為英華書院是教會學校始作俑者,沒有充分重視書院在中西交流中的積極作用。丁偉的《倫敦會新教傳教士與馬六甲英華書院的英語教學》(載《廣西社會科學》2004 年第 2 期)則認識到西方語法翻譯教學在書院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何大進的《裨治文與〈美理哥國志略〉簡論》(載《歷史教學》2005 年第 8 期)一文,簡單扼要介紹了裨治文以及他的著作《美理哥國志略》的基本內容,是我們初步了解裨治文及其著作的一個好的途徑。

      關于西學翻譯的著作方面,鄒振環在《麥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5 期)中,詳細介紹了麥都思所撰的三部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中文史地著述。認為《地理便童略傳》是新教傳教士所編寫的第一部面世的漢文地理學通論;《咬口留吧總論》是晚清來華外國傳教士所編寫第一部中文外國區域地志;《東西史記和合》不僅是 19 世紀問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較的編年體史書,可能也是有史以來第一部東西比較歷史的著述。麥都思在這三部文獻中不僅給中國人帶來了西方有關世界地理、區域地理和西方歷史的常識,而且還注意在這些中文著述中對中國文獻加以利用和吸收;使這三部文獻不僅在一般西學史地知識的介紹方面,而且在早期漢學研究方面,也顯示了它們一定的地位。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西學東傳活動,無論從整體,還是從具體方面,仍有較多空間,比如清廷中央統治者的態度與嘗試、傳教士的具體活動,都有發掘余地。

      (三)學術要點

      1.本文重點

      本文的重點在于如何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梳理清楚鴉片戰爭前后西學東傳的史實,并分別將鴉片戰爭前后西學東傳的不同傳播者、不同傳播內容整理清楚,最后分析和概括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東傳的特點以及意義所在。

      2.本文難點

      本文的難點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難點在于由該時期相關的外文原始資料較多且較為分散,因此在資料的搜集、翻譯、整理方面比較困難。

      第二個難點是,筆者是非歷史專業考入,歷史的專業功底較為薄弱,而本文需要大量閱讀相關史料,同時也需要對那段歷史有充分的了解,雙重的高標準要求,是筆者需要面對并解決的主要困難。

      3.本文創新點

      現有研究成果中,對西學東傳尤其是西學如何通過翻譯并介紹到中國來,缺乏一個系統的梳理;同時,研究基督教的只關注傳教士,研究近代政治的只關注近代開明士紳,而對傳教士和近代士紳在西學東傳中體現出來的不同進行比較和分析的成果還較少。這兩點上的努力研究就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四)相關界定

      1.時間

      鴉片戰爭前后,具體到本文而言,就是指從馬禮遜來華(1807 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前(1856 年),但為了方便敘述,時間可能有適當前伸和下延。

      2.西學東傳

      本文討論的西學東傳,主要是指近代西學和有關西方的知識(如西方的宗教、歷史、地理等知識等)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其中的“傳”則側重于將西學翻譯和介紹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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