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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非物質文化遺產社會教育路徑

    時間:2019-01-14 來源:安陽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彭東輝 本文字數:9547字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的步伐加快, 源于農耕文明、主要靠口傳心授方式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土壤及生態環境受到了嚴重沖擊, 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危機。與其單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如在釋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教育功能中喚醒公眾的參與意識, 強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行為, 提高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產保護; 公共參與;

    社會教育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

      文化遺產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 遺產保護是功在當代, 利在千秋的大事。在適時調整保護理念之后, 非遺保護工作取得較大成就。

      (一) 文化遺產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

      自人類產生以來, 遺產也就產生了。文化遺產源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與人類的生活實踐有機結合在一起, 是“活態文化”, 是人類智慧和勞動的結晶, 也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文化遺產不僅承載了個人、社區、族群、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歷史記憶和集體記憶, 也是人們心靈的慰藉, 是人們對多元文化、異質文化的向往的源泉。

      依據遺產存在的不同形態, 文化遺產可以分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形文化遺產通常被稱作物質文化遺產 (Physical Heritage) , 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遺產統稱非物質文化遺產 (Non-physical Heritage) 。

      1. 物質文化遺產

      物質文化遺產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性的遺產。根據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 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歷史、考古、建筑、科學和技術等價值或重要性的特殊物質文化。具體來說, 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古遺址、古建筑、古村落、古墓葬, 或具有特殊價值的建筑、建筑群等不可移動文化遺產;也包括出土的古器物、傳世文物和工藝美術品等可移動文化遺產, 以及具有文化貢獻的自然地貌。

      可見, 物質文化遺產以物質為依托, 但不局限于物質。有形載體在承載物質文化的同時, 也蘊藏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是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統一, 也是有形文化遺產向無形遺產的物化過程。

      2. 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的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被各社區群體, 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 首次見于1982年在墨西哥舉行的世界遺產委員會 (UNESCO) 的會議文件中。這一概念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文化遺產認定標準上的差異, 豐富了遺產的領域。

      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制定《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杰作宣言》 (Human Oral and Nonmaterial Heritage Masterpiece) , 并公布首批19件非物質遺產杰作, 昆曲是其中之一。第32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至此,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得到廣泛應用。

      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口頭傳統, 和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方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非物質文化遺產離不開物質性要素支撐。雖然, 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文化和技藝的展示, 但在創作和展示中離不開文化空間和傳承人兩大物質性要素。文化空間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定時空, 也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特定的社會環境空間和自然環境空間。只有在文化空間中, 才能充分表現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獨特內涵。凡是致力于使藝術品和文物以失去其原有的環境和原有的功能為代價, 讓它在一個更大的環境中, 產生新的功能和意義的行徑, 都是某種形式的“汪達爾主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重在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形式是言傳身教、口傳心授, 因此, 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傳承人不局限于個人, 也包括民族、族群或社區。傳承的重點不僅是技術層面延續, 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弘揚。

      此外, 文化遺產還涉及個人、群體、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多維互動以及教育、自然和文化的保存、重現和發展, 是一個不斷卷入、生成的動態過程。

      (二)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在人們關注文化遺產的時候, 物質文化遺產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正是如此, 當人們投入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和財力保護物質文化遺產時, 非物質文化遺產卻默默地流逝。

      處于經濟全球化的時代, 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本的跨地區、跨國的自由流使更多的地方性知識和民間技藝不斷受到沖擊, 非遺傳承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1.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 城市化和城鎮化全面提速, 城鄉二元結構發生重大改變。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 尤其是特大城市務工、生活, 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態空間,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文化空間和文化生態也隨之發生變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開發與利用之間的關系開始浮現, 如何協調好二者的關系, 需要適時調整我們的非遺保護理念。

      第一, 兩種錯誤立場要不得

      一是過于文化中心論的傾向。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或屬性絕對化, 認為發展和保護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 主張不發展就是保護。這類觀點混淆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主次矛盾, 表面上看是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或原生態, 實質上是為了滿足自己文化獵奇心理, 不希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地改變落后現狀, 最終并不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

      二是過于功利主義傾向。由于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后, 在目睹了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土特產打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簽后, 立刻身價百倍, 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 暢銷世界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地可以享受國際援助、技術支持、免受戰爭或人為破壞等一系列優惠待遇。這就使得地方政府過分強調經濟效益, 非物質文化遺產被過度開發, 結果往往是經濟效益增加了, 文化遺產卻不可挽回地消失了。

      第二, 以文化生態區建設, 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

      所謂的文化生態區是指在劃定的區域中, 借助保護措施, 再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傳承和發展所依托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特定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情感交流和精神追求等諸多因素和條件, 使文化遺產得到修復的生態區域。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建設關鍵在于處理好文化要素、自然環境與人三者的關系。借助文化生態區, 將文化遺產處于其原生環境中, 使之成為“活文化、活遺產”。

      2007年, 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是第一個獲批的文化生態區, 實踐證明劃定文化生態保護區既保護了民居、古建筑、歷史街區和村鎮、重要文物等物質文化遺產, 又保護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同時, 兼顧了對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保護。截止到2014年底, 18家國家級生態保護實驗區獲批, 2555個傳統村落納入中央財政補貼范圍, 生態保護區的作用正在逐漸彰顯。

      第三, 以生產性保護, 激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力

      所謂生產性保護是把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文化產品, 進而通過流通環節和銷售環節來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和傳承的保護方式。

      生產性保護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結合。以經濟效益為動力, 以稅收優惠引導非遺生產性示范性基地發展, 從而激發非遺產傳承的內在活力, 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山東省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依托的企業和經營戶達到39170多個, 2014年營業收入196.26億元, 利稅30.11億元, 從業人員達到265萬余人。

      第四, 以數字化保護, 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代際傳承

      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就是利用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和信息傳播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采錄及數字化保護, 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代際傳承的新實踐。

      數字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規律。任何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發展歷程中不斷汲取新的要素、新的技藝來發展其內容、形式和傳承方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每次變化, 也是在適應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而自我革新。數字化技術作為一種新技術, 恰恰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適應信息時代的一種選擇, 是“道”和“術”的統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擁有者和傳承人是非遺數字化保護的主體。把非遺文獻、圖像、碑刻或影像等實物數字化轉錄, 建立數字化展覽館、體驗館、自媒體平臺來存儲和展示非遺的過程中要發揮非遺擁有者和傳承人的主體作用, 也應該成為非遺擁有者和傳人的自覺選擇。正在征求意見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專業標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信息采集、資源數據庫建設和數字化標準提供了操作規范。羅浮宮數字化項目、數字化米開朗琪羅計劃、羅馬大劇場數字化項目, 是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作中成功的探索, 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2.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回顧

      我國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 非遺保護工作有序進行, 不斷積累有益經驗, 形成中國特色非遺保護格局。

      第一, 完善和推進非遺保護法律體系建設

      201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在相當程度上給非遺保護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 但仍缺乏與之相配套法規和地方性法規。

      在法學界, 對非遺的民事權利使用知識產權法或特別權力法仍存在不同的認識。在立法實踐中, 非遺的知識產權保護必須以國際化為視角, 尋求傳統知識產權制度在法理上的突破, 在現有知識產權法體系下擴展出兼容傳統知識產權的新法律體系。在國家立法方面, 制定出臺《關于加強今后一段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若干意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管理辦法》以及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稱調整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在地方立法方面, 依據各地的不同情況, 制定、出臺了更具針對性和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規及文件。截至2014年底, 我國已有18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 出臺、修訂了本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 多層次的法律保障體系正在逐步形成。

      第二, 推進非遺保護科學化、規范化、體系化進程

      科學化、規范化和體系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遺保護工作的內在要求, 也是做好非遺保護工作的基礎。

      首先, 代表性項目名錄申報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自2014年以來,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申報工作首次采用網上申報, 對申報文本、圖片以及視頻的技術要求有所提高, 規范了申報程序。其次, 強化對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動態化管理。文化部定期對保護單位的履職能力、條件和績效進行考核, 并根據考核結果, 重新認定或調整項目保護單位。

      最后, 多種保護方式全面推進, 非遺保護體系化效果良好。針對非遺保護的不同需求, 實施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和數字化保護等保護方式, 并制定相應的業務標準規范保護工作的流程。譬如, 在非遺搶救性保護工作方面, 文化部制定《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性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和《關于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性記錄工作的通知》兩個工作規范;在加強傳統村落保護方面, 文化部牽頭, 多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切實加強中國傳統村落的指導意見》;在數字化保護工作方面, 出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專業標準》。

      第三, 進一步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體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人的保護與培養息息相關, 非物質文化遺產要永續傳承傳揚下去并且發揚它的魅力, 就必須堅持不斷地保護與培養傳承人。因此, 堅持“以人為本”, 做好非遺傳承人的保護、培養和造就人才, 完善傳承體系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高級人才培養不可或缺。非遺保護急需大量國際化、專業化、高學歷的人才, 遺憾的是只有中國藝術研究院招收傳統技藝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時間研究兩個方向的碩士研究生, 缺乏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流動站設置。其次, 加強非遺保護工作專業人才和非遺資源開發的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形成非遺保護和非遺資源開發的良性互動。

      最后, 傳承人體系的創新與完善。傳統非遺傳承方式主要是世襲和廣傳, 所謂世襲傳承是指在有血緣關系的人中傳授和修習, 一般不傳外人, 甚至傳男不傳女。而廣傳主要是社會傳承, 一般是指師徒手口相傳, 或無師自通。可見, 傳承人直接關系到非遺項目的興衰存亡。浙江溫嶺地區突破性地把傳承人由個體概念擴展到團體和群眾, 為非遺儲備了傳承人, 延續了非遺生命力。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社會教育考察

      文化遺產不僅是一種物質或非物質文化, 更重要的是遺產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盡管中外的教育指向不同, 但國外非遺社會教育對我國開展類似工作仍具有借鑒意義。

      (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功能

      這種社會教育功能通過遵循特定的繼嗣原則, 某種習俗、信仰與特定的人群、世系、團體建立特殊的情感紐帶, 成為他們維持認同, 保持群體延續的重要載體。

      1. 文化遺產蘊含了群體共同價值

      文化遺產在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中產生, 反映了不同時代文化特色、發展歷程和審美觀。正是為了滿足生活、戰爭、水患治理或者是皇家建筑、審美藝術創作的需要, 文化遺產被創作出來。

      這些文化遺產飽含了人民的勞動創造, 或悲涼、輝煌的歷史故事, 體現了人民的創造性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經過歷史的沉淀, 無論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物質文化遺產, 還是以藝術性、獨創性和文化價值來判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都是蘊含了特定群體的共同價值和主張。

      2. 文化遺產是群體凝聚的紐帶

      從橫向看, 文化遺產是增強群體凝聚力的紐帶。文化遺產涵蓋了特定群體的生存空間、地域、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潛移默化中教化了人們的言行、思維方式, 并逐漸培養出共同的集體榮辱感。

      具有共同文化遺產的群體, 意識到擁有共同的祖先、歷史與文化特征, 內部成員之間自發的產生親近感, 認同自己的族群身份, 進而對自己的族群身份產生自豪感和榮譽感, 而排斥其他的族群。這種族群認同感使族群內部保持旺盛的活力, 維護文化的獨特性。

      3. 文化遺產是“我群”與“他群”的界限

      從縱向看, 文化遺產是劃分“我群”與“他群”的界限。人們總是通過不同的文化遺產來界定自己的族群, 這些可供參照的文化遺產包括:

      第一, 口頭傳說與表述。如, 神話、史詩、傳說、故事、歌謠, 這些蘊含了族群的起源與背景, 是族群認同的最重要依據。

      第二, 各種儀式節慶。通過融入節慶和儀式, 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集體意識和身份認同。

      第三, 社會風俗與禮儀。風俗和禮儀在潛意識中約束著成員的言行, 使成員按照文化習慣行事。

      第四, 各種歌舞表演。通過反復展演的形式, 強化自己的文化特質。

      第五, 傳統手工藝通過傳承來表達族群的知識譜系和文化特征。

      通過以上文化遺產的對照, 個體獲得族群的承認和認同。也正是文化遺產的差異, 形成了“我群”與“他群”的不同。

      (二) 國外非遺社會教育的基本經驗

      以德國和法國為核心的歐盟等發達國家在文化遺產教育方面有著長期的實際歷程, 考察歐盟成熟的經驗, 尤其是法國和德國的非遺教育歷程, 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社會教育工作的開展具有借鑒意義。

      1. 政府是文化遺產社會教育的主導力量

      在歐盟中, 法國是以政府力量強勢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而著稱。法國是文化遺產大國, 也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國家。

      首先, 法國在文化遺產保護立法方面, 在世界首屈一指。在近100多年的法制進程中, 頒布了100多部文化遺產法, 為保護傳統文化打下了基礎。其次, 自20世紀初開始的文化遺產大普查, 增進了國民的文物意識, 保護遺產成為全法國的共識。第三, 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咨詢機構、社團組織和科研機構在保護、管理、修復、鑒定文化遺產的過程中形成合力, 并在文化遺產保護中起到重要作用。

      2. 民間組織是文化遺產社會教育的補充力量

      民間組織是政府主導力量的延伸, 也是開展文化遺產社會教育的補充力量。1914年, 法國試點把古跡移交到民間組織來托管運行。現在, 絕大多數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都是借助民間社團組織的托管開展的。

      法國民間社團組織約18000個, 著名的民間社團組織有古跡信托、青少年與文化遺產古跡國際協會、歷史建筑促進會、法國國立古跡建筑博物館和文化遺產專門性博物館。古跡信托是法國最大的古跡信托組織, 該組織成立于1983年。一般來說, 國家負責硬件維修費用, 古跡管理和營運由信托組織全權負責, 并自負盈虧。

      除法國之外, 英國和意大利等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宣傳展示、技術培訓等工作通常也是以民間社團組織托管的方式進行的。

      3. 博物館教育是文化遺產社會教育的主渠道

      博物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都是相互滲透和不能分離的, 博物館離不開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離不開博物館, 雙方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博物館教育成為國民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環節。意大利、日本、丹麥、法國等政府通過法律、法規把博物館教育切實納入中小學教學計劃, 博物館所需經費由政府統一撥付。博物館在政府的支持下, 普遍建立減免費開放的制度, 以靈活多樣的方式開展社會教育, 博物教育與學校教學緊密結合, 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

      美國的博物館普遍設置教育部, 并根據不同群體的特質, 如年齡、種族、宗教等開發不同的教育項目, 力求使每個階層的人都能從免費開放的博物館或圖書館中獲益。

      4. 書籍和報刊是文化遺產社會教育的重要平臺

      在文化遺產教育平臺的構建上, 電視、廣播、報刊等傳統媒體和微信、微博和新聞客戶端等新媒體將是公眾接受文化遺產教育的主渠道。

      西歐為了喚醒民眾文物保護意識, 每年印刷文物保護名錄, 并免費向市民和文物擁有者發放。譬如, 丹麥歷任國家博物館館長撰寫普及性考古書籍, 考古期刊訂閱率達到1%, 這些書刊、廣播和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宣傳使得丹麥公民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大大增強。

      進入新媒體時代以來, 零閱讀, 閱讀碎片化成為一種新的現象。傳統媒體開始轉向新媒體, 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也出現了新的機遇。借助微信公眾號、微博或新聞客戶端推送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 或者文物知識將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新選擇。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教育路徑

      文化遺產作為歷史的見證者, 社會教育資源載體, 文化遺產具有生動性、直觀性, 在社會教育過程中說服力較強。但是, 鑒于遺產資源容易引起誤讀, 或對歷史事實“不忠”, 遺產教育必須從博物館教育、遺產旅游教育和公眾考古教育路徑出發, 更好地詮釋文化遺產、保護好文化遺產。

      (一) 遺產地旅游教育

      遺產地旅游是指人們自覺地將自己的休閑活動與記憶中的或是認定的過去聯系起來的行為, 其中包括懷舊、記憶、原真性等問題的訴求和爭論。借助旅游的方式, 幫助游客實現跨越時空、重返歷史的愿望, 是人們與過去進行溝通和交流的一種方式。

      1. 遺產旅游充滿懷舊情結

      遺產旅游體表現在西方社會對非西方社會的旅游期待上。如, 特定國家和游客希望在旅游時重現過去美好時光。殖民地國家往往在前殖民地旅行中找回昔日的輝煌, 重建對本國歷史和國家的自信。遺產旅游也表現在本國旅游中主體族群對于邊緣族群的旅行中, 或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區域的旅行中, 對目的地的“異域性”、“過去時”追求, 認為欠發達區域為發達地區的人們保留了過去的、可以懷舊的情景推動了遺產旅游的發展。

      2. 遺產旅游是遺產經濟的實現形式

      遺產和旅游開發相結合, 是遺產經濟實踐的主要模式。將自然遺產、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當地族群結合起來開發旅游產品和服務是公認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也是遺產保護不可小覷的副產品。但是, 將遺產作為旅游資源, 遺產工業的出現, 以及遺產的產品化、商業化、使遺產越來越背離自己的本質, 與歷史、過去的聯系被現實的政治經濟發展所綁架, 與人們孜孜尋求的遺產原真性脫節。遺產開發與族群、社區的所屬關系被政治或經濟權力話語所剝奪, 遺產作為旅游資源過度或畸形開發, 以非遺的保護和傳承為前提旅游開發急需遏制。

      (二) 遺產博物館教育

      隨著大眾旅游的廣泛興起, 被現代性所異化的大眾不斷在歷史遺產中尋求原真性。博物館作為保存、保護遺產的特定場所, 日益成為人們釋放“文化失落感”首選之地。

      1. 博物館是對遺產保藏、展覽的最有效載體

      博物館的特殊性和優勢是對物品集中性地展示和保存, 是對歷史的“再發明”。20世紀70年代, 出現了生態博物館和露天博物館等新興博物館, 這些博物館側重于區域性歷史文化的整體保護和社區參與。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 博物館從簡單的關注物質文化遺產到非物質文化遺產, 也包括展演這些文化遺產的社區和個人。社區與博物館之間的合作也越來越普遍, 博物館的工作更具文化性和道德性。

      在后博物館時代, 博物館不在僅僅關注文化遺產, 更關注文化遺產、社區和博物館之間的關系。博物館的管理權為博物館、社區成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所共同擁有。博物館在日常展覽之外, 定期舉辦特定主題的文化遺產展示, 相關人員穿著傳統服飾的真人演繹文化遺產, 既加強了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又增加了博物館的娛樂性。

      2. 生態博物館增強了社區的參與意識

      所謂生態博物館就是將文化遺產和它周圍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當做有機整體來保護, 關注社區精英的文化需求和主動邀請技藝精湛的手工藝人、舞蹈、音樂表演者到博物館展示文化遺產。社區成員、博物館共享文化遺產的權利, 有利于文化遺產以博物館為媒介的保護和傳承。

      (三) 公眾考古遺產教育

      考古學是通過發掘和調查古代人類的遺跡遺物和文獻來研究古代社會的一門人文科學。考古學的最終目的不是器物, 而是通過遺跡、遺物和文獻來研究和了解過去的人類社會。

      1. 公眾考古學是考古學大眾化的產物

      考古大眾化源于公眾對自己的過去和歷史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親近感, 對以往的生活有強烈的懷舊情結, 這使得公眾考古具有深厚的大眾基礎。此外,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新聞媒體的發達, 信息及時有效的廣泛傳播成為可能, 這使得公眾考古和新聞媒體結合, 使公眾考古大眾化或共享式考古有了現實可能性。人們不僅關注考古有什么新的發現, 工作之余去參觀博物館、欣賞出土文物和遺產地旅游, 更愿意參加考古發掘, 體驗考古的樂趣。

      此外, 考古學家具有走出研究機構, 樂于把考古信息、考古成果及時有效地通過各種渠道傳遞給公眾, 最大限度地惠及公眾, 實現社會共享的意愿。借助考古發掘, 文物、遺跡和遺址的保護、展示、傳播等形式, 實現考古知識的大眾化、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終提升公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

      2. 參觀式考古是公眾考古的基本形式

      參觀式考古是通過公眾在考古現場, 近距離觀察考古發掘, 體驗式考古等形式來了解考古工作的性質及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以特定的考古發掘活動為突破點, 通過參觀考古現場, 輔以講解員解說, 解釋考古工作的術語和工作程序;在考古資料整理的過程中, 近距離體驗器物的清理、修復和歸類, 再現一些古老技藝;在陳列和講解的過程中注入歷史知識, 讓體驗者了解遺跡和遺物背后的文化價值。

      3. 模擬考古是公眾考古的新突破

      在參觀式考古的體驗過程中, 人們在知識得到滿足之后, 更希望能親自體驗考古的樂趣。模擬式考古就是在已經完成考古發掘的遺址上, 將部分文物的復制品埋于地下, 在專業人士的指導下, 借助洛陽鏟等專業考古工具, 實現模擬發掘、器物整理、修復和歸類, 從“靜”到“動”的轉變, 使公眾考古大受歡迎, 更多的人了解考古的意義, 主動的融入文化遺產的保護中來。

      此外, 發行考古類科普圖書, 考古發掘的現場直播或制作專門的考古紀錄片, 或《鑒寶》、《華豫之門》等公眾參與度高的電視節目不僅增加了文物鑒賞能力, 而且還培育了遺產、遺跡的保護意識, 增強了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文化遺產社會教育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必要延伸, 只有通過多種途徑的社會教育才能體現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 使人們從簡單的參觀, 到保護意識的增強, 關注文化遺產的本真性。這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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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光榮.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養與造就模式試探——從彝族祭司立位儀式得到的啟示[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4) .
      [6]趙冬菊.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互動[J].廣西民族研究, 2006, (2) .

      論文來源參考:彭東輝.非物質文化遺產社會教育路徑研究[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18(04):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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