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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農業推廣的協同網絡治理模式構建研究

    時間:2015-10-29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7335字
    摘要

      1 問題的提出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著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原有由政府主導的一元化多線型技術推廣模式逐漸向多元化的新型農業技術推廣模式轉變[1].建立多元農業推廣組織的合作體系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術界和實務界的普遍認同[2 -6].

      目前世界上運行最成功的合作農業推廣體系屬美國“教育、科研、推廣”三位一體推廣模式。我國于2012 年新修訂的 《農業技術推廣法》 強調 “實行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與農業科研單位、有關學校、農民專業合作社、涉農企業、群眾性科技組織、農民技術人員等相結合的推廣體系”,也為多元農業推廣組織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

      多元農業推廣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建立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以及約束機會主義動機,是產生合作效益的保障機制。由于專有資產的長期積累,不同的組織在農業推廣知識上存在顯著異質性,通過互利合作行為可以產生單個推廣組織不具備的推廣能力和各種資源要素的不同組合,以相對較高的交易收益實現合作剩余的創造。在現實農業生產中,農民對農技服務的需求包括生產、流通、科教、消費等多個層面,只有主體多元,將公益性與經營性有效結合,進行合作推廣,才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農業生產要素,在市場供給和需求關系下實現多贏。我國影響最大的農業推廣組織主要包括 5 種類型,即行政型農業推廣組織、教育型農業推廣組織、科研型農業推廣組織、企業型農業推廣組織和自助型農業推廣組織[7].然而,各類推廣組織的發展定位不明、內部結構不合理、協作水平低下,嚴重影響了整個國家農業推廣組織體系的運行效率[1].當前理論研究則主要停留在資源依賴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協同理論等對合作農業推廣實踐的解釋方面[8 -10].事實上,農業科技成果從研發、生產到推廣往往需要跨行業、跨組織、跨學科的網絡式合作,研究如何透過這種合作網絡組織進行 “治理”,追求及實現 “善治”,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前合作農業推廣的網絡治理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型兩類,前者通過不對稱的權威強勢進行規則治理,推廣活動往往是帶任務、帶指標進行; 后者則通過不對稱的市場強勢進行價格治理,存在一定的市場失靈現象。這兩種合作網絡治理模式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困境。而多元農業推廣組織合作網絡治理作為一種勞動分工、協同合作的制度安排,是不同推廣機構在農業創新形成與擴散的過程中互利互動,通過對資源的相互依賴和經常性聯系,建立起的平等的、長期的關系網絡,需要平衡好網絡各節點組織的自身利益、網絡整體利益和推廣對象利益間的關系。鑒于此,本文借鑒網絡治理、網絡嵌入等理論,在分析當前多元農業推廣組織合作推廣的主流治理模式基礎上,探索性地構建了協同網絡治理模式,并從其網絡結構、網絡關系、運作過程、治理機制、網絡發展等方面進行詳細論述,以期為合作農業推廣網絡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理論借鑒。

      2 網絡治理及其模式

      2. 1 網絡治理基本概念和特征

      多元農業推廣組織網絡治理涉及政府推廣機構、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非政府組織等多個推廣主體,以及推廣過程的多個領域,具有推廣目標多元化、推廣環境復雜化等特點。狹義的網絡是指超過 3 個合法的自然組織構建的一種治理架構,強調在實現組織自身目標的同時實現整個網絡層次的共同目標[11].網絡治理并非只強調網絡成員間關系或網絡機制,而是各推廣主體聯結成相互依存的合作關系網絡,就共同關心的推廣問題采取集體行為,其以治理目標為導向,涉及治理結構、機制、模式、績效等一系列因素的復雜運作過程[12 -13],參與主體主要通過對資源的相互依賴和經常性互動來形成彼此認可的互動機制和一整套解決問題的方式。網絡治理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基本特征[14]: 行動主體間的相互依賴性; 網絡成員間在在資源分配和利益協商中形成持續性互動; 以主觀信任和客觀契約規則為約束的主體間博弈; 網絡運行的自組織性。

      2. 2 政府和市場主導型網絡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困境

      我國合作農業推廣活動涉及眾多主體,具有復雜的網絡治理環境和內容。基于國家行政體制和農業的國民經濟基礎地位屬性,政府往往是合作推廣的天然參與者,而農業推廣物品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不同,導致政府在不同合作推廣網絡中的功能、作用和參與程度表現不同。按主體治理機制的差異,可分為政府主導型網絡治理以及市場主導型網絡治理兩種類型 ( 見表 1) .政府主導網絡強調權威和命令,市場主導網絡強調價格和交換。農業推廣離不開政府推廣機構、高校等科層組織及其治理機制,這為農業推廣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 “等級秩序”;同時,推廣也離不開企業等市場組織建立的 “市場秩序”,即一種通過價格和競爭機制建立的 “自發秩序”[13].

      在政府主導型合作網絡中,推廣活動往往帶任務、帶指標進行,對網絡中其他成員具有一定程度的權威強制性,對當地農民的技術需求及市場需求考慮并不充分。其合作網絡存在的問題包括: ( 1)網絡成員地位不對稱性,那些更能得到政府合法性認同的農業企業、協會等更能得到推廣項目的資金支持并成為合作推廣中的一員,合作推廣活動有可能會產生尋租和腐敗; ( 2) “農科教”推廣主體結合難,行政推廣機構、國家農業科研單位或農業教育單位分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三者之間存在著較強的體制分割 “壁壘”,工作相互分離,多軌道運行,合作關系比較薄弱; ( 3) 教育、科研型推廣主體地位缺失,國家僅僅強調現行單一的農技推廣機構的主導作用,農業科研、教育單位的科技推廣服務工作沒有明確的職責定位、目標任務、激勵保障、考核監督政策。同時,推廣機構缺乏有效的資金保障,部分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大多是 “有錢養兵,無錢打仗”的局面,服務范圍有限,同時推廣人員知識、理念亟待更新提高。

      市場主導型網絡是解決 “私人技術”、“準公共技術”最為有效的推廣方式,但常常存在市場失靈的現象,治理主體及其與其他成員間的合作也存在一定的制度困境,例如: ( 1) 涉農企業并未名正言順被納入到農業推廣服務體系中去,企業只有通過長期無償的、有效的服務獲取農戶的信任,這相應提高了企業推廣服務的成本,使得企業經濟效益變低; ( 2) 企業與農戶間的利益聯結機制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往往因為市場價格的變化而破裂,公司和農戶的違約行為制約了農業技術推廣的有序進行; ( 3) 市場浪潮下成立的農民專業技術協會尚處于低級自發狀態,固定資產規模較小,綜合實力較弱,缺乏技術源頭且抗市場風險能力弱[9],也難以承擔推廣服務的重任。

      3 合作農業推廣網絡治理邏輯: 基于網絡嵌入視角

      3. 1 合作農業推廣網絡治理目標

      在探究多元農業推廣組織網絡治理新模式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合作推廣網絡的治理目標和治理邏輯進行梳理。合作推廣網絡組織的治理目標主要包括3 個: 第一,服從于網絡中各組織的特性。合作推廣網絡作為虛擬的社會組織,網絡整體價值的實現需要各節點子目標的實現,各節點間在推廣業務上是合作關系,而在利益上又存在競爭關系,平衡各節點組織利益和網絡整體利益的辯證統一是網絡治理的目標之一。第二,制約網絡成員機會主義行為。

      農業科技知識的準公共性、合作績效難以測量以及農業新技術的不確定性使得各節點成員很容易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損害合作方的利益,而網絡組織治理的關鍵維度在于能否保證合作各方不去利用它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契約而謀取私利[15].第三,保證以農民需求為主的合作活動有效開展。合作推廣過程中的農業技術與知識的準公共性、外溢性、隱形知識表達的相對困難性,以及收益的不確定性等都使得合作推廣過程難以有效控制,合作推廣網絡治理必須滿足推廣對象的特點與要求,從而實現推廣網絡的可持續運作。

      3. 2 基于網絡嵌入視角的合作推廣網絡治理邏輯

        網絡治理蘊含的制度設計目標在于構建合理的組織結構從而充分有效地配置不同網絡成員間的資源。作為一種勞動分工、協同合作的制度安排,是通過共同體成員間網絡互動得以建構的,是嵌入于組織特定的價值規范 ( 結構性嵌入) 和網絡成員信任網絡 ( 關系性嵌入) 之中的。第一,結構性網絡嵌入關注網絡參與者間相互聯系的整體性結構,一方面關注單一節點在網絡中的結構位置,另一方面關注網絡整體功能與結構,多元農業推廣組織各網絡節點之間由于縱向、橫向的分工與合作形成了網絡整體結構,網絡結點組織在整個網絡中的位置和整個網絡的規模、密度等方面的特征顯著影響合作網絡及其成員推廣行為的運作效率。第二,關系性網絡嵌入對合作推廣成員的影響則體現在交易成本上。在交易之前,組織間的關系可以作為一種信息甄別、篩選機制,為推廣組織節省了事先交易費用;在交易過程中,可以作為一種交易治理結構,以減少雙方機會主義行為的出現,具有特有的 “第三方在場”聲譽機制[16].網絡嵌入理論對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的關注,為合作農業推廣的網絡治理模式創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有益于把握合作推廣網絡治理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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