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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主角度解讀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時間:2016-01-18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833字
    摘要

      羅爾斯的《正義論》自出版以來便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關于書中“公平”“正義”等基本觀點的相關論著更是不勝枚舉。關于《正義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對“正義的兩個原則”等基本概念的文本研讀和關于“公平的正義”與功利主義基本觀點比較這兩個方面。

      羅爾斯曾表示,《正義論》是一部探討民主問題的著作,但由于書中少有關于“民主”的集中且明確的論述,學界也就鮮有關于《正義論》中的民主思想的相關研究。本文試圖從民主角度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進行解讀,發掘其正義理論的民主訴求。

      一、反思功利主義的民主立場。

      羅爾斯寫作《正義論》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值美國社會動蕩之際。國際上,美國深陷古巴導彈危機和越戰泥潭,與此同時,國內不斷爆發的民權運動、黑人斗爭和校園沖突加劇,特別是貧富分化日益凸顯,所有這些都暴露出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缺陷。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如何建立一個維護社會普遍利益的“良序社會”,如何發展新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做到既尊重多數人意見又保護少數人權利,這成為羅爾斯寫作《正義論》所致力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在羅爾斯看來,社會矛盾的加劇跟功利主義盛行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因此,對功利主義進行理論上的分析和回應是羅爾斯寫作《正義論》的一個重要目的。

      在當代,人們對于善、好的判斷標準已與古代相去甚遠,對效用和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對美德的追求“,如何能夠增進效用”成為了一個新的社會主題。功利主義的理論正好契合了這一趨勢,成為一種具有很強吸引力的政治道德理論,并逐步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和政治價值取向。關于功利主義理論最簡單的描述,即“能夠成為社會成員創造最大幸福的行為或政策就是道德上正當的”.

      在功利主義最根本的理論立場中,善必然優先于正當,關于效用的計算是一切排他性的首要根本原則“,效果”是判斷某一道德行為好壞的唯一標準。

      功利主義在實踐中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使人們更容易接受,首先是因為它關于結果的判斷大多依賴于直觀計算,而非繁雜的衡量和比較。此外,功利主義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根本立場,說服人們相信個人利益的損益與整個社會利益的損益之間呈正相關。羅爾斯反對功利主義關于“善優先于正當”的基本觀點,認為在功利主義的理論結構下,人不再被作為目的性的存在,而是被當做手段,并以自由主義的民主立場對功利主義的基本觀點進行了評述。

      首先,功利主義以“最大多數人”作為理論立腳點,把多數人利益的滿足作為判斷正當的標準,為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利益的行為選擇,在功利主義看來是正當并且自明的。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基本前提是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正義否認為使一些人享受較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是正當的”,[2]任何人都不具有對他人基本權益的處置權,民主不僅要保障多數人的權利,還要保障少數人的權利。功利主義試圖以大多數人利益的實現為由剝奪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的做法,是對民主基本原則的違背,是對少數人權利的侵害,以功利主義為依據所做出的選擇也是不正當的。代議制民主作為當代民主的一種形式,與功利主義有部分相近之處。在代議制民主中人民把自己參與國家治理的政治權力委托給自己所選出的代表,由代表組成議會或者其他政治機構代替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在決策過程中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強調按多數人的意愿活動。代議制民主的理論先在地將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等同起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

      其次,羅爾斯對功利主義關于“社會福利總量的增加帶來個人福利增加”的論述提出質疑。功利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它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就像它除了間接的之外,不怎么關心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里分配他的滿足一樣”,[2](21)它強調社會福利總量的增減,但卻絲毫不涉及有關個人福利分配等具體問題。實際上,社會福利總量增加和個人福利增加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系,二者只是從直覺上看起來好像呈正相關。

      社會福利總是以總量的形式出現,而個人福利卻是以具體形式存在,這意味著功利主義即使能夠對社會福利進行計算,也難以定性地判斷社會福利是否與個人的具體福利相一致,是否能夠真的帶來個人福利的增加。羅爾斯還進一步指出,功利主義對最大利益的評估和對社會原則的選擇其實是一種對個人選擇原則的任意擴大,看似能夠就社會目標的確立和實現達成一致,但事實上,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下的一致,它忽略了社會成員的多樣性,個人原則是否能夠得到社會其他成員的認可并不確定,由此動搖了社會成員能夠達成共識的基礎,從而影響了進一步的行為選擇和決斷的一致性。

      羅爾斯在對功利主義的評述中,表達了自己想“確定一個能夠代替一般功利主義、從而也能替代它的各種變化形式的作為一種選擇對象的正義論”[2](18)的理論意圖。作為一位自由主義理論家,羅爾斯嘗試重新解釋公平自由、民主平等、“少數-多數關系”等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問題。

      二、羅爾斯“正義原則”的民主意蘊。

      在當代社會,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越來越難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作為自由主義學者的羅爾斯試圖對自由主義進行新的理論闡釋和發展,以期能夠更好地應對當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自由主義源自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精神,強調個人價值和權利,并通過“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維度對“個人權利”展開進一步解釋,而這兩個維度也正是自由主義理論中的“洛克傳統”和“盧梭傳統”.洛克傳統強調個人權利的自由特征,主張個人權益不受侵犯。

      在洛克看來,私有財產由個人勞動創造,個人對其私有財產具有絕對支配權,他人無權干涉或者享有別人的私有財產,而國家更是保護公民財產和其他權利不受侵害的機構。與洛克不同,盧梭則認為私有財產是造成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只會加劇這種不平等,這會背離“自由”的本質。盧梭主張平等的自由,倡導平等的民主精神。在社會契約中,沒有凌駕于個體之上的統治權力和某些處于集體領域之外的特殊權力,契約集合體作為人民共同意志的最高表現,就是盧梭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制。[3]盧梭給予個人充分的民主,鼓勵公民參與政治,強調只有人民才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現對民主精神的理論闡釋。

      洛克和盧梭對自由、平等各有側重,在實踐中,這兩種理論傳統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響應和踐行,并進一步引發了對自由主義思潮的回應和反思。洛克傳統強調個人權益不可侵犯和重視人身與財產權的理論觀點直接導致了人們對現實政治活動的冷漠,消極自由成為普遍的政治態度。另外,消極自由直接導致了精英統治興起,少數社會精英代替廣大民眾進行公共選擇和政治決策,民眾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被減少,逐步被邊緣化,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管理和統治,對社會民主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和妨害。法國大革命是盧梭平等理論從論壇走向廣場的直接踐行。民主運動變成了廣場“政治狂歡”,理性淹沒在民主的狂熱中,尤其是革命后期法理型統治不復存在,以致這場民主運動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以強權鎮壓結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革命。對平等的無限推崇,以及過分放大的民主權力都是造成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直接原因。這場關于民主平等精神的實踐運動同其理論構想之間的巨大落差讓人們不得不承認,盡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應始終對其懷以審慎之心。

      面對自由主義在當代遭遇的現實困境和質疑,羅爾斯提出以“正義”問題作為切入點,反對各執一端地強調“自由”和“平等”的理論傳統,選擇以“第三條道路”的方式發展自由主義,其著作《正義論》更是被看作政治哲學在當代復興的標志。羅爾斯探討的“正義”

      原則被簡要地解釋為“作為公平的正義”,他尊重個人權利和個人存在的神圣性,強調對基本自由的保護,堅持“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基本哲學立場,主張對弱勢人群進行適度補償。羅爾斯關于正義問題的探討旨在構建一種正義的社會結構,保護每個人的權益不受侵害,實現人人平等。正義在羅爾斯看來是民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對正義的研究實際就是對民主在當代的新探索。平等作為民主的實質,集中體現在權利機會和財富分配上,因此,羅爾斯對正義問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這兩個方面。

      羅爾斯首先提出關于“原初狀態”的理論假設。在無知之幕的遮蔽下,處在原初狀態中的人們對自己實際的社會地位、自然稟賦、社會具體環境等并不知曉。

      其次,羅爾斯假設人們處在一個中等匱乏的社會,必須通過相互合作獲得基本的生活資料,同時,他還假定人們之間相互冷淡,通過這種“合作 + 冷淡”的理論設定使得“原初狀態中的每個人都考慮到別人的立場(即同時也為所有人選擇),達到一種確定的一致同意的正義原則。”

      所謂的“一致同意的正義原則”就是指通過理性的算計能力和對各種利益選擇之間的博弈,原初狀態中的人們承認“每個人對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106)達成就個人利益不受他人侵害或犧牲的基本共識,這正是“公平的正義”兩個原則中的第一個原則---“平等自由的原則”.羅爾斯以“平等自由的原則”作為正義的第一個原則,強調公民平等地享有基本的自由權利,這些基本權利與功利之間不允許交換,而涉及到財富、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權力地位的差別制度,必須同時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機會的自由。[4](82)通過這種假設,羅爾斯不僅證明了功利主義的道德原則是不正當的,更是從邏輯上證明了作為公平的正義平等地保證個人的基本權益不受侵害的根本立場的正當性。

      處在原初狀態中的人們盡管對自己的實際社會地位以及財富情況一無所知,但作為理性人,出于自我保護和對自己真實身份、社會地位的擔心,使得他們都同意在不損害和犧牲自己利益的前提條件下,對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做出一定的補償。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第二個原則正是基于對原初狀態的假定和這種對理性人心理的分析評估提出來的。具體言之,第二個原則包括兩個方面: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①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2](237)羅爾斯承認在平等地享有基本權利之外,社會成員之間存在著真實的社會差別,只有優先考慮最不利者群體的利益,才能從程序上保證制度的起碼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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