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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協商民主制度演進研究緒論

    時間:2016-12-28 來源:未知 作者:陳賽楠 本文字數:9637字
      緒論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人民從未中斷過對民主的追求,不斷探索民主的形式,民主實踐也在不斷地發展。古希臘的公民大會作為當時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這樣一種直接民主使得每個公民都能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現代國家成立以來,由于人口規模以及民族問題,代議制民主逐漸取代直接民主,成為許多現代國家選擇的民主形式,代議制民主以自由選舉、個人權利、權力制衡以及政黨競爭為特征,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價值,也被稱為自由民主。
      
      代議制民主在人類政治發展的進程中,逐漸穩定下來。代議制民主通過鼓勵民眾參與政治,提高了民眾的政治熱情,解決了在絕大多數國家如何實行民主的問題,建立起權力制衡的機制。弗蘭西斯·福山曾在《歷史的終結》中指出,代議制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以前的統治形態有著重大缺陷和非理性,代議制民主沒有這種基本的內在矛盾。
      
      然而,歷史并沒有如福山所說的這樣,20 世紀后期,代議制民主的缺陷逐漸顯現。代議制民主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但無法讓民眾真正地參與政治決策,“多數原則”僅僅體現為在選擇“掌權者”上的簡單的數字比較,如何解決“多數暴政”對少數權利的侵害,成為一大挑戰;此外,代議制民主還面臨貧富分化、種族差異、宗教以及社會不公平等問題。
      
      正是基于這種原因,民主開始尋找新的實現形式,民主理論總是會從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中煥發出新的活力。20 世紀后期,一種新的民主理論范式: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一)選題的背景與意義

      
      隨著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興起,并涌現出一批優秀成果,我國的學者從21 世紀開始,逐漸引入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由于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和我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當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被譯介到國內時,學界掀起了協商民主研究的熱潮,并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當然,在此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本文論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脈絡,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原因:
      
      1.學界對西方協商民主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讀
      
      目前,國內學者所研究的“協商民主”,在西方被表述為“deliberativedemocracy”,而我國“土生土長”的與協商民主相關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翻譯為“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研究二者名稱上的差別是研究其內涵區別的前提。
      
      之所以考察“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翻譯名稱,是因為從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譯介到國內以來,如何翻譯“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爭論從未消失。有學者將其譯為“審慎的民主”、“審議民主”或“商議民主”、“商議民主制”等,還有學者譯為“慎辯熟慮的民主”等等。考察“deliberative”詞義,其含有“協商、辯論、審議”的意思,其詞根“deliberate”含有慎重地考慮、思考、衡量等意思,也含有咨詢或討論的含義。從中可以看出,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強調理性、平等、自由地參與對話,翻譯“deliberative democracy”時,必須充分體現這些要素。中國將協商民主翻譯為 “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 其 中 的“Consultative”具有“咨詢”和“商議”的意思,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真實功能和具體作用的體現,與西方“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念存在不同。當前,更多的學者愿意將“deliberative democracy”譯為“協商民主”,一方面是由于“協商民主”的譯法與我國既有政治協商制度相對接,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鑒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中,比較適合于我國政治制度的部分,豐富和發展我國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但在具體理論研究過程中,應當注重中西方協商民主在本質上的區別。
      
      2.我國協商民主理論研究存在對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依賴
      
      當今西方民主話語霸權依然存在,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之路上面臨著各種壓力和矛盾。人們一方面希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從而擺脫西方民主化控制,一方面又渴望這條道路能夠的得到西方的認可。因此,人們一方面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一方面卻又在尋找與西方民主可能存在的某些聯系。
      
      當“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譯為“協商民主”后,在國內產生了協商民主熱,有學者在研究協商民主的相關文章中,不自覺地以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來框中國協商民主的實踐,從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中不斷挖掘指導中國協商民主實踐的理論依據或參照,甚至依此設計中國的協商民主政治模式,這樣的研究思路是不可取的。②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是沿著一條不同于西方協商民主的方向發展的,中西方協商民主的理念、原則的異性多于共性,是“兩股跑道”上的不同背景下的民主政治范式。
      
      3.深化對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新概括的認識,要理清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演進歷史
      
      2012 年,十八大會要求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并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①這是黨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新概括,這一概括是對我國協商民主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充分肯定,促進了協商民主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進一步深化。十八大以前,國內的學者、政府部門對“協商民主”這一民主形式的概括經歷了從“協商民主”到“中國協商民主”,再到“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等階段,對其概念的定義和內涵很長時間內也難以統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地位: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②“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一樣,其形成、發展及演變必然是一脈相承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理清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前世今生”,對促進其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深化,具有重要意義。
      
      4.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要求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正本清源
      
      如前文所述,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譯為“協商民主”后,不可否認地給中國學界帶來了興奮,同時也帶來了思考:為什么我們總是期盼著來自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論的某種認同或支持,不管是理論上的還是心理上的?西方民主政治起步早,發展相對完善,這是由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但照搬西方政治理論、制度勢必是不可取的。就協商民主而言,西方對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興起于 20 世紀后期,在西方政治學中處于較為邊緣的領域,實踐中雖然有關于協商民主的運用,但相對中國的實踐少之又少。西方協商民主理論是西方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未能得到實踐的充分檢驗,很多缺陷和不足難以完善。我國的協商民主在傳統社會中已有實踐,近現代以來,我國協商民主的實踐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在諸多國家和社會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實踐經驗豐富,但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理論發展相對滯后。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要對我國協商民主的實踐進行研究,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實踐,從實踐經驗中探尋規律,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堅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自信,需要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正本清源。
      
      誠然,堅定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并不意味著盲目排除一切外來理論,中國歷來注重向國外學習先進經驗,做到兼容并蓄,善于將國外的理論、經驗和國內實際情況相結合,正如習近平所說,“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善于吸收、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走自己的路才能越走越寬闊。
      
      5.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發展
      
      理清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脈絡,總結我國協商民主實踐取得的成功經驗,有利于促進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推進協商民主理論研究更加符合中國國情,促進理論研究新成果的適用性,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的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力以及暢通利益表達渠道等問題,而這些正是協商民主能夠有效實踐的內容。在建設和諧社會、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協商民主的廣泛實踐能夠促進轉型社會的穩定、適應社會轉型帶來的深刻變化,從而推動民主政治的有序發展。
      
      (二)研究現狀
      
      1.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很少有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研究,但關于協商民主的理論研究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
      
      (1)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起源
      
      西方對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源于約瑟夫·M·畢賽特(Josepph M.Bessette)對美國政治體制設計的思考。畢賽特認為美國憲法兼備“多數原則”和“制衡”兩種特性,并認為,這里的制衡并不違反多數原則本身。他認為,“公眾意見”
      
      有兩種,一種是更直接或自然、更原始和更缺乏反思的觀點;另一種是更審慎、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夠形成,并且賴于對各種信息和觀點的充分思考。很顯然,美國制憲者們著力推動的是第二種,為了實現審慎的多數統治,政治領導者至少暫時不得不抵制不明智的或者不正當的缺乏反思的大眾觀點。他不贊成對美國憲法的精英式的解釋、反對易受民眾情緒控制的直接民主對這種民主形式的挑戰,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從反對王權、追求自由平等和理性認知角度出發,構建的憲政體制就是協商民主的體制,這種體制的形式體現在分權與制衡、審慎的立法、尊重多數且保護少數等制度設計上。識,一方面也需要促進就共同目標進行的集體理性思考。②在協商民主理論初具雛形的 20 世紀 80 年代,協商往往被看作由選舉和討價還價所引發的策略行為和偏好集合的對立面。③詹姆斯·博曼認為,協商民主要作為一種可行的理論,必須具備三個要素,一是必須有關于合法性的復雜的、道德的和認知上的程序;二是必須理解關于民主歷史和社會制約條件的重要性;三是必須思考協商情景和更廣闊的社會條件的機會和束縛。
      
      西蒙·錢伯斯(SimoneChambers)認為,協商民主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理論,它為我們鞏固民主以批評不符合規范標準提供了方法。協商民主通常并不被認為是代議制民主的替代品,而只是豐富和擴展了代議制民主。
      
      (2)西方協商民主的概念和內涵
      
      作為決策形式的協商民主。喬恩·埃爾斯特認為,協商民主就是通過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間的討論進行決策。這就說明,協商民主涉及集體決策,所有受此決策影響的人都應該參與協商過程,此外,涉及集體決策都應該通過參與者之間的討論來進行,這些爭論既來自參與者,也面向參與者,決策過程是民主的。“在協商民主中,公民運用公共協商來做出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決策”.
      
      馬里恩·揚認為,協商民主是當前現實情況下能做出民主決策的最理想、最可行的方式,這樣的方式可以讓來自不同階層的民眾平等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中,自由地表達觀點,而且可以傾聽和商議不同意見,從而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決策。作為政府形式的協商民主。最早提出協商民主概念的畢賽特認為,協商民主體現為美國制憲者的代議民主體制。美國政府體制尊重多數,同時也保護少數,是基于人民主權原則設計和建立的。南非學者梅維·庫克認為協商民主指的是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討論提供基本空間的民主政府。
      
      作為治理形式的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在本質上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導向,通過對話、溝通以及換位思考,在某一問題上達成共識,明確責任,從而得到受該決策影響的人們的普遍認同。協商民主是一種具有巨大潛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回應文化間對話和多元文化社會認知的某些問題。喬治·M.瓦拉德斯認為,協商民主有其強調對于公共利益的責任、促進政治話語的相互理解、辨別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哪些重視所有人需求與利益的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政策。
      
      通過對協商民主含義的梳理,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協商民主的內涵:協商民主是規范性理想與經驗現實的結合;以人民主權原則為基礎的代議體制、選舉、政黨政治以及分權與制衡;鑒于現代國家的人口和疆域的規模,協商民主在強調代表的學識的同時,也尊重多數的意愿表達;協商民主承認多元分歧以及由此展開的廣泛參與和對話,其合法性正是來源于民眾的廣泛參與,強調超越個人利益,更加關注公共利益。
      
      對此,我們嘗試給出這樣的概念:協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協商過程中,基于理性和權利,提出相關理由說服他人,同時在傾聽他人的基礎上轉換自身偏好,以公共利益為共同目標,通過對話、討論甚至辯論等形式,形成具有合法性決策的民主形式。
      
      (3)協商民主的理論要素
      
      隨著學者們對協商民主理論的深入探索,對于協商民主的要素描述雖有不同,但總體上包含多元主義、平等協商、理性參與、公共利益以及合法性。
      
      第一,多元主義。喬舒亞·科恩認為,“人民在選擇與自決、幸福與福利以及自我價值的實現等方面存在著持續的差異,在思考與實際生活相關的美德以及個人和政治參與的意義方面也存在廣泛的爭執,而且對于這些觀點的宗教和哲學背景也存在深刻的分歧,這就產生了合理的多元主義問題。”
      
      從協商民主角度來說,多元的視角可以促進提出要求的人表達其自身的合理訴求,但不僅僅是自利的表達,由此,當公民能夠自由地表達其自身偏好,并能夠讓其他人傾聽同時能夠傾聽他人表達的時候,各種分歧和沖突就最有可能達到明智地解決。第二,平等協商。法國學者伯納德·曼寧(Bernard Manin)認為,協商,即各種觀點相互比較的過程,有助于使這些信息更明晰,使人們自己的偏好更分明,甚至可以修改其最初的目標。
      
      “協商或者是指特殊的討論,它包括認真嚴肅地衡量支持和反對某些建議的理由,或者是指衡量支持和反對行為的內部過程。”
      
      喬舒亞·科恩認為,在有效的協商過程中,參與者在形式上(程序的規則)和實質上(參與協商的機會、發揮權威性的作用)都必須是平等的。博曼認為,合法決策在兩種意義上必須實現平等:第一是民眾必須平等,第二是他們的理由必須予以平等的重視。
      
      學者們對于協商民主的平等這一要素的論述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參與協商的機會平等;其次,協商民主的參與者的身份平等;再次,協商過程的參與者必須擁有平等的可支配資源;最后,追求更高層次的平等,必然要求關注參與者的能力平等。平等是協商民主的基本價值訴求,沒有平等的協商只能是精英主義。
      
      第三,理性參與。喬亞舒·科恩認為,協商的參與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參與各方需要表明自己提出、支持或者批評各種建議的依據。
      
      理性地參與協商還能通過相互辯論改變不同文化的人之框架,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性地反思。“理性參與”這一要素在強調理性的同時,也注重參與,參與是協商民主的重要過程。參與協商的過程,是民眾表達自身偏好、增強自身影響力以及維護自身權利的重要途徑。第四,公共利益。喬治·M.瓦拉德斯認為,“公共協商的主要目標是利用公共性尋求能夠最大限度滿足所有民眾愿望的政策”.
      
      埃爾斯特也認為,協商民主要求民眾超越私人的自利,追求公共利益。當然,“多元主義的事實迫使我們承認,優勢決策必將由于協商共識的形成,而且這些決策尤其需要正當理由以堅持那些被拒絕或忽視的觀點”,這樣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同樣也是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導向。第五,合法性。“如果未經協商而做出具有約束力的決策,這不僅說明政府不尊重民眾,而且當其將這些決策施于民眾時也缺乏足夠的正當性。
      
      協商民主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合法性的追求。”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協商民主強調的是公眾及其代表需要對其決策的正當性進行證明。他們都希望賦予其施于對方的各種法律以正當性。“⑥合法性是協商民主理想內核。
      
      2.國內研究現狀
      
      新世紀以來,國內有關協商民主研究的理論成果豐碩,學者們對協商民主的概念、內涵以及要素進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概念提出時間較短,在諸多研究成果中,”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相關研究顯得相對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概念和內涵
      
      十八大召開之前,中央沒有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新概念,學界對協商民主的表述及概念界定各不相同,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黃衛平認為,協商民主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中特定主體通過對話、商討、討論、溝通等協商性的方式及機制參與政治的一種民主形式。
      
      也有學者認為,協商民主是一種治理形式,是指平等、自由的民眾通過討論、對話以及協商,提出相關理由,在充分尊重和理解他人的基礎上,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以理性的思考為指導,賦予立法和決策的合法性。
      
      李君如認為,協商民主作為民主決策的一種形式,每個公民都能平等參加公共事務討論的過程,自由地表達個人意見并傾聽別人的觀點,對道德問題提供協商空間,達到在理性討論、協商過程中,做出各利益相關者都能接受的決策。
      
      朱勤軍則認為,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形式之一,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運行機制中體現出多方面、多層次的政治關系。從國家形態的民主形式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協商民主在我國的制度基礎。從民眾形態的民主看,社會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是協商民主的重要實踐基礎。
      
      以上關于協商民主概念和內涵的表述中,多以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為范本,融入我國的一些元素。
      
      黨的十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后,學者們的表述視角則開始有大的變化,即以我國政治生活為中心,吸收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中適用的要素來進行表述。如齊衛平教授認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形態,內涵應包括以下三種維度:形式、制度、形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超越了具體的形式和制度,以發揚人民民主的理念滲透到整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中。
      
      劉學軍教授認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是,中國人民內部的各方面,通過國家的政權機關、政協組織以及黨派團體等渠道,對經濟社會發展等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問題,進行平等、廣泛協商的程序和規則的總稱。⑤這一界定從協商的主體、方式、方法和內容上進一步說明,擴展了范圍,表述更加規范。
      
      (2)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框架
      
      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框架方面,學者的研究結論較為統一,具有代表性的,如黃國華教授認為,當前,政治協商已滿足不了利益群體多元、利益訴求多元的客觀現實,需要社會協商來完善協商民主的范疇。中國共產黨 2006 年提出了”協商民主“的理論概況,從這一概況上來看,協商民主不僅是指政治協商,還包括社會協商思想。發展至今,政治協商和社會協商二者的結合,構成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框架。他還從歷史的角度指出,就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思想的產生、發展以及形成的歷史進程來看,其應當由政治協商思想與社會協商思想兩部分組成。
      
      王建軍、唐娟通過哈貝馬斯關于協商民主類型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在議會黨團的制度化的協商形式中實現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社會公眾及民間團體的政治上的語言交往網絡中實現的“,借助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分析架構,勾勒出我國協商民主制度演進的基本線索,即政治協商和社會協商兩大范疇。
      
      (3)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階段的劃分
      
      莫岳云教授認為,協商民主思想出現雛形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4 -1927 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兩黨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國家事務的探索;協商民主形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也標志著協商民主的基本形成;我國協商民主豐富和發展于改革開放新時期,改革開放后的我國階層結構、利益格局、經濟成分以及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人們的思想活動更具多樣性、差異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協商民主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楊弘、張等文將我國協商民主觀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提出了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思想,并付諸實踐,創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職只能,將團結和民主確立為人民政協的兩大主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從執政興國的戰略角度,賦予協商民主以新的時代內容。
      
      邢樂成認為,從 1922 年中共二大到1949 年,是協商民主形成階段,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誕生。建國之后的發展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國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此為穩步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從一屆全國人大至”文革“前夕,此為協商民主進一步確立階段;第三階段是”文革“期間,此階段協商民主的發展遭受嚴重挫折;第四階段是從文革結束之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此階段協商民主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第五階段是從十三屆四中全會至十六大前夕,此階段協商民主得以順利發展;第六階段是十六大以來,協商民主得到了健全和發展。
      
      (三)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本文充分利用中國數字化期刊網和萬方期刊網查閱已公開發表的論文,在圖書館查閱出版的圖書等信息工具,廣泛搜集有關協商民主的文獻資料,對搜集到的資料進行認真分類、篩選,在吸收和借鑒優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觀點,搭建本文的研究架構和理論支撐。
      
      2.歷史研究法
      
      本文將通過歷史研究法,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形成于發展過程進行梳理,理清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歷史淵源,從豐富的實踐經驗中分析出我國協商民主的理論要素,從而對當今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提供參考。
      
      3.比較分析法
      
      本文在文獻綜述部分對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研究進行整理,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歷史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后,將中西方協商民主思想和實踐進行對比,揭示二者的差異,闡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制度優勢,為堅定社會主義理論自信提供理論支持。
      
      (四)創新之處
      
      1.創新之處
      
      (1)本文從歷史的視角,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展開研究。通過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歷史演進的梳理,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所經歷的挫折及重大轉折點為節點,分清其發展所經歷的不同歷史階段。
      
      (2)本文在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脈絡研究過程中,分析其在不同階段所展現的特征,提煉出理論要素,為當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參照經驗。
      
      (3)兼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的區別,指出二者是在”不同軌道上“行駛的車,雖然存在耦合之處,但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理論。
      
      2,不足之處
      
      雖然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研究已興起三十余年,我國從 21 世紀初就開始譯介協商民主理論,但現有研究成果仍然以西方為藍本,近些年,結合我國具體實踐的研究成果也不斷涌現,但在理論上缺乏系統性,難以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關于其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因此本文在資料方面相對缺乏,這也可能導致本文在理論支撐上略顯薄弱。
      
      (五)主要內容
      
      文章主要從歷史的角度研究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源頭,從中國共產黨誕生起,協商的思想就存在著,雖然其發展歷經波折,但豐富的實踐經驗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由剛開始”不合作“思想發展為和其他力量”共商國是“,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這一階段是中國協商民主思想的萌芽時期。
      
      第二部分主要從抗日戰爭時期的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根據地政權”三三制“的推行、重慶談判以及政治協商會議等實踐出發,研究抗日戰爭時期協商民主的發展情況,并進行理論分析。
      
      第三部分從主要研究建國前后協商民主的基本形成。這一時期協商民主的基礎得到鞏固和擴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形成,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部分還對協商民主進行了理論分析。
      
      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協商民主得到的豐富和發展。”文革“結束后,協商民主得到了恢復,中央確立了”十六字“方針。此外,社會協商的正式提出豐富了協商民主的內涵,使協商民主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第五部分根據新時期以來協商民主的理論化發展趨勢,從協商民主的概念、類型、目的、原則和要素等方面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進行理論分析。
      
      最后,結論部分主要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正確對待西方協商民主理論,認清異同之處,堅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自信等問題。
      
      (六)文中幾個概念的說明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有過各種不同的表述:在 2006 年 2 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和 2007 年 11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政黨制度》中,將這一民主形式概括為”協商民主“;之后,學者在比較西方協商民主和中國協商民主的過程中,提出”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概念,如 2007 年新華社特稿《從政協十五屆五次會議看中國特色協商民主》、2008 年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會刊《理論研究》刊載《借鑒現代民主理論成果,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等。
      
      從”協商民主“到”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再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字面變化的背后,是協商民主的內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是我國對協商民主認識的不斷深化,是對協商民主理論自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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