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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的現實依據

    時間:2016-04-26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8896字

        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制建設探究
      【緒論】我國協商民主機制形成原因分析緒論
      【1.1  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內涵與形成
      【1.3】我國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
      【2.1  2.2】西方民主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融與影響
      【2.3】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人民和歷史的選擇
      【2.4】健全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的現實依據
      【第三章】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幾點思考
      【結語/參考文獻】協商民主制度在中國確立的原因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四節  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現實

      依據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當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現實需求,造成這一結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國不斷發展的國情對民主制度的健全和發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與充分發揮民主豐富民主形式的世界潮流相印合。

      一  中國經濟文化的變革與發展需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

      中國的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文化的新繁榮,但是改革開放也帶來了新問題和新挑戰,協商民主在應對這些新情況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突出了協商民主的重要價值,推動著協商民主向前發展。

      (一)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需要協商民主發揮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在發展的過程中對人民政協制度加以改造,先后取得了職能、性質等方面的發展,促使政協在經濟建設中發揮正能量。第一,人民政協經歷了從統一戰線組織到中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發展,人民政協地位的提升以及介入政治體系深度和廣度的拓展,使得政協委員對經濟發展問題產生較強影響力。第二,人民政協經歷了由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組織形式的成長。政協委員可以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等形式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有利于盡量避免在經濟建設中出現隱患和弊端。第三,民主黨派的性質從資產階級政黨到參政黨的轉變,明確了各參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對于提升民主黨派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以及黨派間同心同德十分有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離不開民主黨派的通力協作。第四,隨著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人民政協的界別經歷了由傳統行業向新階層的延展。當前中國界別中專門設立了經濟界,有利于在政治生活中表達訴求民主協商。

      政府在重大經濟決策前向人大、政協以及相關領域內專家學者進行咨詢協商的協商民主形式已經初具形制。這種協商民主的形式是政府進行重要經濟決策前的最佳選擇,是中國人追求善治的經驗之作。政府在關切人民生活中的經濟利益的敏感問題上采取的座談會、議價機制等都體現著協商民主的價值,推動著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認知和實踐。一方面公平公正的協商機制有助于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多樣的民主形制有利于鍛煉人民的民主意識,在點滴中推動著中國民主化進程。

      (二)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促使協商民主的價值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文化愈加的凸顯出多元化的發展走勢,簡單加以概括主要分為四種類型:多元的傳統文化、多元的社會階層文化、多元的地域文化以及多元的海外文化。不論是哪種文化的多元化發展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對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提出了挑戰。

      首先,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在引進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時首先對中國傳統多元文化進行整理和恢復。主要以儒家、道家、佛家三家繼承的最為完整,且系統化程度很高。此外在歷史中存在過的諸子百家則以學術研究團體的形式或者僅保留下一些文化觀點被人們所承襲。客觀來說,每個中國人都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但是每個中國人因其所從事的職業與愛好的差異,對傳統文化中各派思想的信仰程度有相對差異,這些差異是造成不同價值取向的重要原因。以平等為前提以溝通、協商為過程的協商民主形式,是符合中國人共同特質的,這種方法合情合理是中國人的最佳選擇。

      其次,中國多元的社會階層文化興起,各階層之間缺乏溝通與合作,需要協商民主發揮其平等協商、溝通合作等作用。中國各行業之間界限明顯,"隔行如隔山"的社會現象在當今社會逐步深度認同。

      這種延續了幾千年的特殊的社會文化體系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認同度,主要是人們在市場經濟主導下為了生存和職業化的自然選擇。不同職業與行業的人延續和秉承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傳統觀念,缺乏合作與溝通,而且越是發展程度較高和完善的行業其壁壘越重。

      再次,改革開放以后,統一的市場環境被打破,多元地域文化再度興起,其中中原文化和黃土高原文化能夠凸出反映中華民族文化特征。因為中華民族勤奮、向上、善良、正直以及淳樸的民族精神在這兩種文化中得到了集中體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實質有一定的契合度。

      最后,多元海外文化逐步進入中國現代社會,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相對穩定的社會文化體系,甚至很多方面越來越多的體現出負面影響。中西方文化建立在不同哲學基礎和社會歷史上,形成了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道德標準的極度差異。在各自的文化體系內能夠完好運行,而一旦秉承著"拿來主義"去利用,將極有可能對本土文化與社會安全產生問題,而中國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在中國現有的多元文化中尤其以多元海外文化的問題最為突出和緊迫,中西方文化在這里雜糅,造成了中國人在一定社會價值標準上的混亂,這種混亂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個人的處事原則和方法上,沒有協商民主這樣的規則或制度約束,就難以達成有效的解決矛盾或問題的共同意見,最終仍不可避免發生沖突。

      (三)  多民族大家庭和衷共濟需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如何處理民族事務和能否團結好各民族力量關系到國家的繁榮與穩定。面對當前中國經濟變革與多元文化不斷深化等局面,完善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發揮其在團結與民主中的重要職能,有利于促使各民族同心協力、克服困難穩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歷史上協商民主為處理民族問題開局拓路,取得過巨大成果。1951 年針對西藏問題,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展開民主協商,并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促使西藏地方和平解放。

      當代中國在民族區域自治中缺乏協商民主,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十分必要。1985 年《國務院關于行政區劃的管理規定》已明確指出:"在承辦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區劃變更的工作時,應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和有關民族代表充分協商擬定。"但是在實踐工作中,這些規定并沒有得到很好地落實。例如:1999 年至 2003 年,云南省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在縣區分設問題上,并沒有很好地給予群眾充分的發言權,沒有落實與有關民族代表充分協商的規定。在撤銷麗江地區、設立麗江地級市的報告中顯示"雖然也有群眾參與的環節,組織召開了一些座談會征求聽取意見,但其主要目的還是'統一認識、統一思想'".

      當前《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相關配套的地方法律中都含有協商民主的相關條款,可以說是有法可依,但是其在實踐環節還有待完善,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還有待推進。

      二  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

      中國經濟基礎的巨大變革必然引發政治體制格局的前進與發展,2012 年,十八大報提出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新要求,并在這一要求下將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列為重要建設方向。

      (一)  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符合民主發展的時代需要

      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直接選舉的民主制度雖然可以較好的體現人們的意志但是難以實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西方代議制選舉形式,是基于現實條件束縛下的最佳選擇,但是西方的選舉民主形式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有缺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在協商民主的研究方面獲得突破,并認為是解決現有選舉民主弊端的有效辦法。而中國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很早就開展了符合國情需要的協商民主建設,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可見協商民主作為新興民主形式是時代發展需求的結果。

      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之間具有互補性,是推動民主走向更高程度的良方。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互補性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個體理性與公共理性相互補;間接性與直接性相互補;暫時性與持續性相互補;多數原則與整體原則相互補;世界性與民族性相互補。選舉民主以個人理性為理論基礎,協商民主以公共理性為基礎。在這一點上兩者的共同點是都必須以理性為基礎,不同點是選舉民主注重個人理性在民主中的體現和作用、而協商民主注重公共理性在民主中的效用。就現實中的個人而言,理性并非一直處于主導因素,不僅如此,人們存在著以理性為主導的和以感性為主導的兩類,即使是在以理性為主導要素的人群里仍然會因環境的因素而受到感性因素的干擾。雖然選舉民主理論以個人理性為基礎和最高追求,但是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選舉民主理論在實踐中遇到的弊端之一。協商民主以公共理性為基礎,即需要人們側重于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問題,這就要求人們不能只關注于個體利益,而且要盡可能的擴大視野從公共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協商民主以公共理性為基礎的理論能夠對選舉民主以公共理性為基礎的理論在實踐中相融合與補充,但是并不能夠完全實現民主理論中以理性為最高追求的目標,這是人類自身條件的瓶頸無法突破,只能通過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追求接近,以達到盡量的民主。 在現有的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所實現的是間接性的民主選舉模式,這種模式有其先天的弊端,正如盧梭對代議制民主所批評的那樣,"他們只有在選舉議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一旦議員被選出以后,他們的權力就等于零。"這表明現有的間接的代議制民主形式完全有可能實現不了"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民主的本質要求。協商民主在這一點上給與了較好的補充。協商民主要求在開展代理人活動之外實現各個階層公民進行廣泛的協商,尤其是在立法和公共政策出臺之前。這樣協商民主就可以在允許代理人代表自身進行國家政治活動的同時仍然關注甚至直接參與。 選舉民主具有短暫性的特點,而協商民主具有持續性的特點,在時效性上協商民主優于選舉民主。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選舉民主雖然操作相對簡單但是耗費人力物力和人的精力,因此對時間提出了必要的要求,一般情況下西方國家四年進行一次全民選舉,我國則五年開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每次時長一個月左右。而協商民主因其廣泛性、多層次性、多樣性等性質,決定了可以不限定時間、次數,針對需要解決的問題社會各界都可以共同商談。 選舉民主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選舉過程中少數票被淘汰多數票獲得肯定的選舉模式被稱之為多數人的暴政,不符合民主的本質要求,因為總有一些人的利益因之而得到合法的損害。協商民主在這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雖然由于社會整體現實狀況的限制,并不能做到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是協商民主堅持全員參與、各個利益體相互協調溝通,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盡量達成共同意見,已達到維護全員利益的目的。雖然協商民主的這一主張很難在實踐中完美實現,但是彌補了選舉民主中可能出現的多數人的暴政的弊端。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發展都具有世界性與民族性互補的特點,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理論都起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選舉民主較適合于更具有對抗性的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民族和國家的民主發展需求,而協商民主則更適合在"仁和"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民族和國家實現民主的發展需求。

      (二)  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推動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在遵循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進行和管理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務。穩步將社會主義民主推向法律化和制度化,有利于國家各項事務的有序運行。避免工作中因領導人的個人因素而改變事務的正確的發展方向。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正是通過制度化建設促使協商民主得到國家法律制度的保障,同時中國的發展建設也將伴隨協商民主制度化建設得到進一步發展。

      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使人民當家作主這一要求進一步得到保障。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是用系統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來并確保其得到有效的實施。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以實現,保證人民實際地享有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事業的權力以及各項公民權利。人民是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的主體和力量源泉,法制建設以保障人民的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為其民主實踐提出了相關要求,在政治協商中,要保證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團體在立法協商中的作用,凝聚社會共識,確保決策科學、1方針,持續將社會主義民主向法律化、制度化穩健推進。無論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都應當如此。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可以強化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進而對國家權力機關發揮更加有力的作用,這樣不僅尊重和保障人權而且使公民享有更加充分權利和自由;健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可以促進政府機構改革,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兩者都必須走上社會主義法治的軌道,堅持民主與法制的結合的原則。再次,法制建設高度重視體制機制和程序,使協商民主的發展更加規范化,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制度建設能夠減少人為的、隨意性的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使民主是真實有效的。中國共產黨是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前進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地位不可動搖。堅持依法治國有利于改善并加強黨的領導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法律,代表和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繼而又將這些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

      實現國家法律、人民意志以及黨的主張三者相統一。實行依法治國,把堅持依法辦事、發揚人民民主、同黨的領導嚴格統一起來,有利于從制度上和法律上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

      (三)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為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發揮重要作用

      "統一戰線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重要法寶。"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就是要完善法律制度,在平等民主的環境下,通過溝通商談協調相關各方面意見,凝聚人心物力爭取和諧穩定共謀大局,有利于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

      完善協商民主制度首先是協商主體的逐步明確,協商民主的主體是人民內部各方面,根據 2015 年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協商主體參與在政黨協商、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等協商組織中,囊括著社會主義建設者在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時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大多呈垂直分布,不僅中央有代表,各省自治區、各省轄市州以及各縣區都有相應的制度建設。這樣的體系還在不斷地探索與建設中,極大的擴展了協商民主主體的范圍和數量,不斷地推動著協商民主主體的合法性建設。在現有的協商民主渠道中,人民政協就是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在近些年的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中,人民政協的界別與時俱進得到不斷豐富,協商主體更具有代表性和廣泛性,這與統一戰線的基本要求相符合,正是在對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

      協商民主客體是"圍繞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這些協商的客體通過調研等方式不斷被發現,并以提案等形式提交至相應的協商平臺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利益相關各方主體通過協商的方式努力形成共識,有利于減少不必要的矛盾、增加合作互利的前景。中國共產黨在協商過程中體現著協調各方面,維持公平和諧的協商環境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協商效果,凝聚共識進而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推動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凝聚各方面力量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協力前進,正是統一戰線的重要任務。協商民主客體的不斷豐富也有利于推進統一戰線工作的有序開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其自身的不斷完善中有助于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提升。新時期統一戰線是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最廣泛的聯盟,更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泛聯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有利于中國共產黨更好的領導愛國統一戰線,發揮愛國統一戰線的歷史價值。

      三  中國共產黨執政建設需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

      2004 年 9 月 19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不論是從黨的執政經驗來看還是從未來著眼的角度思考,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都將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建設發揮有力作用。

      (一)  改進黨的領導方式促進科學決策需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

      決策之后關鍵在于實施,實施是否順利關鍵在于民心。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保障群眾與黨同心,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是否與民眾協商溝通達成一致意見,知民情、順民意,在溝通中解決矛盾形成科學決策。

      改進黨的領導方式促進科學決策是時代要求和人民要求,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是社會主義事業平穩健康前進的重要保障。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正在不斷推進黨的領導方式向更加科學和制度化轉變。新世紀以來,中國面臨更加嚴峻的國情和世情的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愈加明顯,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綜合國力的競爭時刻存在,各種思想文化在不斷碰撞中博弈,敵對勢力對中國西化、分化的圖謀從未改變。國內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期,經濟下行壓力較重,社會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在機遇與挑戰中不斷更替。這些國內外的深重壓力對不斷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加強黨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急迫要求。

      采取什么樣的領導方式,如何保障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自身建設中一直關注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總結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建立法制國家的要求,從制度上保障中國社會的平穩發展。提出了將人民政協納入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中,不斷提高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水平,以凝聚民智保障社會的科學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中發展最完善的平臺,在改革開放以來發揮了重要作用,不斷為提升中國共產黨的科學領導發揮著獨特作用。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不僅在政治協商中推進協商民主建設,而且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協商民主在人大、政府、基層等方面的應用。這些在不同組織方面進行的協商民主實踐是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現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的不斷轉變、決策水平的不斷提高離不開協商民主的影響。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歷史推動的結果更是現實需要的必然。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以及各級地方的參政議政團體都是由其各自聯系的社會成員中的優秀代表組成的。這些黨派團體成員中大都是知識分子,有很多還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不僅有很高的知識文化素養,而且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形成了很高的政治素養,這些黨派團體中的精英在協商民主中發揮著巨大能量,對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裨益實多。從歷史經驗來看,要使中國共產黨更好的發揮領導作用,在社會主義前進道路上平穩健康前進,需要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提供保障。

      (二)  制約行政權力膨脹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

      行政權力膨脹歷來是國家發生政局危機和地區動蕩的重要因素。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秘魯等國出現過的彈劾領導人以及倒閣事件皆與行政權力膨脹有著密切聯系。中國群體性事件突發不斷的原因固然是社會矛盾凸顯所至,但是其根源上仍有行政權力膨脹導致矛盾激化的因素。行政權力膨脹需要從制度上加以制約和調解,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并發揮更加有效的實際作用。

      從中國近些年來的政治體制改革變化來看,民主是制約行政權力膨脹的重要方法,防止自由化蔓延十分必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擴大協商民主主體,拓展民主協商途徑范式,增益民主實踐水平。此外中國的協商民主是以統一戰線為理論基礎的,民主和團結仍然是協商民主的主要內容,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有利于發揚團結和民主,防止行政權力的無序膨脹。

      首先,行政主體的權利與責任不平衡、政府職能不規范是導致行政權力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行政主體有權無責或有責無權的責權不平衡狀態的存在,必然導致有權者不愿負責和無權者不能負責。沒有切實責任約束的情況下,利益驅動致使行政機關和人員擴展自己的職能和權力。從政府系統來看,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體,其自身的權利與責任就存在不平衡不規范等問題。政府常常越權越界來干涉企業、事業和社會的事務,最引人注目的問題即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現象。突出表現為權限模糊、責任不清、爭功諉過。針對這些問題,一方面需要對行政部門責權劃分清楚、關系理順,另一方面需要有效的監督機制和制度約束。近些年來隨著協商民主向政府、基層等方面的拓展,政府與政協、人大等機構在進行重大決策前進行充分協商的機制的形成與常態化,政府不僅主要權力職能受到規范化制約而且有利于提高行政決策的效能。

      其次,財政軟約束是中國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權力膨脹的重要因素。各級人大對財政的監督不夠有力和充分導致制約機制不能充分發揮效用。政府資金來源渠道多樣化亂收費現象嚴重。預算內收入,因其具有較高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程度而不易出現問題,主要問題在于非預算收入,也稱制度外收入。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迅速,很多方面在法律規范上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水平,在利益驅動下,一些部門機構憑借行政權力以各種非稅收程序收取費用,形式繁多、渠道混亂、難以管理和計量。這些各種渠道的非預算稅收,一方面導致社會矛盾堆積另一方面也為腐敗提供溫床。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要求擴大協商主體范圍,提供更多的協商渠道和協商客體,通過政府與相關利益群體的平等協商解決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中華民族世代傳承的協商合作精神的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有機結合,催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改革開放以來,協商民主在國家和社會事務中發揮著愈加凸顯的有利效用,不僅體現了自身價值而且彰顯了中國特色,奠定了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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