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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管理”與“教育性的管理”之爭

    時間:2015-05-06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3444字
    摘要

      在西方教育管理理論發展史中,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化和規范化,一直是百余年來西方教育管理學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誕生于 1950 年代的西方“教育管理理論運動”(下文簡稱“理論運動”)將科學和理性主義對教育管理理論的影響推至高潮。直到 1974 年,加拿大教育管理學家格林菲爾德(Greenfield)主觀主義教育管理理論的提出,才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動搖了牢固的實證教育管理研究傳統。

      從 1974 年開始,格林菲爾德與“理論運動”的代表學者進行了一場將近 20 年的學術論戰。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雙方的理論及思想都互通有無、互相修正。通過這次論戰,教育管理理論也邁向了更為包容、更具現實解釋力的高度。主觀主義教育管理理論,對于西方教育管理理論研究來說,不啻于是一場革命,它給西方教育管理理論帶來的不僅是一次反思與洗禮,也是宣告一種新的教育管理研究路徑的誕生。以至于另一位加拿大著名的教育管理學家克里斯托夫·霍奇金森(ChristopherHodgkinson)認為,如果沒有好好地理解格林菲爾德,就無法真正準確地認識當代教育管理理論。

      正如有西方教育管理學者說到,教育管理理論運動把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研究中來,卻沒想到他們掩蓋的東西比揭示的東西還要多,學校教育難道能拋開道德和倫理的考慮?教育難道能拋開“引人向善”的思考?邏輯實證主義教育管理學忽視了這類問題。因此,格林菲爾德朝他們“開了一槍”,這一槍就是所謂的“主觀主義教育管理學”,這一槍不僅帶來了人們對教育管理元問題的反思(rethinking)和重思(unthinking),而且也正式提出了教育管理學“事實”與“價值”問題之爭。

      2“教育管理”與“教育性的管理”之爭

      2.1 教育管理學對“是什么”問題的研究

      20 年世紀 50 年代,正是西方教育管理“理論運動”盛行的時期。“理論運動”以“抽象的原理”代替了“價值型的規范取向”,只描述“具體行為”的教育管理經驗論,只討論問題“是什么”而不討論問題“應該是什么”,其突出貢獻是為提升教育管理學的科學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理論運動”為學校管理者建立了這樣一種教育管理學:學校的元價值是效率和效能,理性代表著學校運作的根本準則;學校管理者的使命是如何把學校資源和人員揉合在一起,以便富有成效地實現學校的目標;從更大的范圍來講,學校也是大社會的一個系統,學校就是外在于人的“具體實在”.而對于學校教育應該研究的正義、平等、公正、道德、人性、價值取向等問題,“理論運動”認為這些概念都不屬于事實范疇,科學的教育管理學應該不予討論。因此,在“理論運動”的教育管理學者看來,事實與價值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教育管理學就應該“毫無偏見”、“科學客觀”地反映事實問題。“是什么”就是教育管理的研究基礎和出發點。

      2.2 教育管理學對“應該是什么”的研究

      “理論運動”高舉研究“是什么”的旗幟,引發了以格林菲爾德為代表的西方教育管理學者對其的批判,比較出名的是其與“理論運動”代表人物格里菲斯的“兩格之爭”.“事實”與“價值”之爭,一石激起千層浪,遵循著教育管理“應該是什么”的角度出發,教育管理理論叢林涌現了主觀主義教育管理理論、教育管理價值論、教育管理批判理論、教育管理文化理論、自然主義教育管理理論等風格迥異但又緊緊圍繞著教育管理“應該是什么”以及探討教育管理價值問題而展開的理論,照亮了教育管理研究領域長期被人忽視的問題--價值問題--討論“應該是什么”的問題。為此,格林菲爾德以其大膽的理論創新,提出讓人耳目一新的主觀主義教育管理思想,其主要觀點概述如下:

      第一,他認為事實和價值在組織和環境中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任何人的行動中也是密不可分。在格林菲爾德看來,組織并不外在于人,組織從本質上來說存在于并通過人而存在(Organization existin and throughin-dividuals)。組織不是別的什么東西,組織就是內在于人的道德秩序。這種道德秩序可能是武斷的,非自然的,受權力支配的甚至是暴力的。但是,格林菲爾德認為“愛”可以挽回脫軌的道德秩序,而這就需要人們學會去判斷什么是好的價值,并把它貫徹到行動中去。

      第二,格林菲爾德認為事實是給定的(given),而價值卻是被創造出來和被賦予意義的。格林菲爾德認為,人們發現了事實,但卻賦予了價值,價值是被選擇的,是不可量化的,也是超越了理性的。價值就是判斷、選擇、強制或者信仰。它們超越了量,是不可測量的。它們不是變量,盡管它們也可以被如此看待。價值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理性也是建立在價值判斷之上的。因此,教育管理無法回避價值問題。格林菲爾德強調人們在面臨價值困境的時候,應該拋棄理性的分析,進行隱退(withdraw)和沉思(con-templation)。即暫時從道德困境和繁瑣的日常事務中脫離出來,去思考一些更加大的問題,比如宗教或者文化、人生意義等問題,這樣做,即使無法獲得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但經過隱退和沉思,至少可以獲得一種對教育組織問題更加深刻的洞察(insight),而這種洞察的能力可以幫助管理者更好地認識價值和道德問題。

      第三,價值的世界在我們心中,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價值是最終的主觀現實性。它不具有任何我們稱之為客觀的表現形式。如果將組織和管理中的價值這些實體建筑在與人類目的和人類行為相分離的理論基礎之上,便不可能對價值進行深入的探討。只有個人在組織行動與現實性中占有地位,價值才可能在其中出現。因此,格林菲爾德說到:“我們不可能在周圍的自然世界中找到價值,只有在人們創造的非自然秩序中,在形成這種秩序構架的自我及他人的信念、態度和評價中才能找到價值。”

      第四,格林菲爾德認為對價值問題的思考就是一個尋找更好價值的價值選擇過程。教育管理的實質是鑒賞、判斷和平衡各種各樣的價值。格林菲爾德認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時代,每個人都在追逐屬于自己的利益的時候,忘記了個人利益的獲得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喪失的基礎上的,因而我們的時代正變成一個狗咬狗的時代。因此,我們急切地呼喚著一種更好的價值觀的出現。而在組織中的權威(authority)和等級制度(hierarchy)正是體現了一種道德秩序。而組織中的管理者就是這種道德秩序的外長表現和價值的建設者。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更好的價值并體現在組織的權威和等級制度中,讓合適的管理者去將正確的價值貫徹到組織中去,形成一種良好的道德秩序。

      第五,格林菲爾德認為教育管理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人及人性基礎上的教育性管理。格林菲爾德認為,人們是生活在自己建構的經驗世界中的,自我的世界也融合了他人的世界和他人的經驗。人們每天都必須和他人進行交談和協作,在他人的經驗世界中觀光。對此,格林菲爾德以一種流暢的、文學的筆觸描寫他心中的組織:“從根本上,組織就是生活的方式,就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組織是生活激情的存在方式,是我們選擇來生活的規則;組織也是其他人選擇好的,為我們安排的規則;不論是否真的有生活意義存在,人們都試圖在組織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意義。因此,個人無法脫離組織,個人也是另一種深層次意義上的組織”.

      3“事實”與“價值”問題之爭對西方教育管理學發展的啟示

      教育管理學“事實”與“價值”問題之爭,歷經 20 余年,對教育管理學科建設的影響是深遠的,格林菲爾德提倡的一種豐富的、多元、注重人性探討和哲學分析的探究教育管理的路徑,極大地豐富了教育管理理論。同時他也尖銳地指出了當今教育管理研究的不足,指明了教育管理研究應該具有自己的獨特的個性,具有自己鮮明的學術品格,并且為培養教育家式的管理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這些建議,直到現在,還在發揮著它的巨大作用。比如,格林菲爾德時時提醒人們,不要只重視管理方法的改進,而忽略了教育管理特殊性的探究,不要只是重視教育行政的開展,而忽略了隱藏在行政和管理背后的真正價值。這些建議,無疑在給當今飛速發展的教育產業化提了個醒,在工業化式的培養人才的同時,不要忘記了教育的育人之價值的發揮。因此,格林菲爾德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法律是為解決沖突和協調矛盾沖突而誕生,它富含了解決問題的智慧,并且提供了改進之道;而歷史是人類行動的舞臺,各式各樣的人在歷史這一舞臺上實現他們的人生追求,通過歷史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更為寬廣的人類社會,更加深刻地了解人性的善惡。因此,教育管理研究可以從法律和歷史中吸取智慧,更好地解決組織中的沖突,以及培養富有洞察力的管理者,實現人間的公平正義。所以,未來的教育管理應該通過管理者和學校、教師、家長、學生等方面的共同努力,聯合教育學和管理學研究的有關力量,構建更加合理的道德秩序、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并通過學校教育與服務,為社會傳遞更為合理的道德與價值。

      參考文獻:
      [1] [美]卡伯特森。教育行政研究對其知識基礎的百年探索[J].唐瑩,編譯。高等師范教育研究,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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