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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建設中的不平等和不確定性

    時間:2015-11-28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7238字

      

      筆者曾認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詞是效率與增長,社會建設的關鍵詞是公平與共享'.”[1]到目前為止,把“公平”看作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理念可能正是大多數人的觀點。孫立平先生曾區分了理解社會建設的兩個基本思路:一種思路是把社會視作一個與經濟、政治、文化相對應的領域,另一種思路是將社會視作一個與國家和市場相對應的主體。[2]

      前一種思路,即將“社會”理解為一個領域,進而側重于從社會事業、社會管理,以及這方面的一些具體制度安排等來理解社會建設的內涵,其代表了當下大多數人的認識。陸學藝先生所概括的國內學界理解社會建設的四派觀點,即強調保障改善民生的“社會事業建設派”,強調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維系社會秩序的“社會管理派”,強調調整和優化社會結構的“社會結構派”,以及強調以“社會”規制權力、駕馭資本的“社會重建派”,[3]前三派都可以歸入這種理解思路,其間的區別只在于具體側重面的差別而已。質言之,它們都將社會建設理解為主要由政府主導和舉辦、同時一定程度上有社會協同參與的社會民生事業、社會管理事務以及與此相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推出與完善等;實際上,這也是政府對于“社會建設”所持的基本觀點。而無論是民生的保障和改善,社會管理的創新和轉型,還是社會結構(城鄉結構、階層結構等)的調整與優化,都離不開“公平”這一基礎性的價值或者說核心價值。因此,在這種理解下,社會建設無疑主要是面向社會不平等而展開的,目標是控制和縮小社會不平等,促進社會公平是其核心價值理念。

      理解社會建設的第二種思路(孫立平先生自己基本上傾向于這種思路)將社會視作一個與國家和市場相對應的主體,在這種思路下,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被概括為“制約權力、駕馭市場、制止社會潰敗”.[4]而之所以必須“制約權力、駕馭市場、制止社會潰敗”,從有關論述可以看出,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不受約束的權力、不受規制的市場、社會的灰色乃至黑色化,必然導致社會的極大不公平,乃至弱肉強食。因此可以認為,在這第二種理解思路下,社會建設的基本價值理念同樣是促進社會公平。這一點,聲稱自己的觀點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提出來的駕馭市場、制衡權力、發育社會”的觀點差不多的李培林先生說得很明確:“社會建設的最終目標是要把社會建設成一種不同于政府和市場的資源配置的權力,這樣才能使市場中的一部分資源和財富流向窮人那里,由此形成資源配置上的完全公平合理。”[5]

      不僅國內大多數學者(以及政府)傾向于將公平看作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理念,即社會建設主要是面向不平等的問題而展開的。事實上,這也是國外學術界和實務界一直以來的基本觀念。“社會建設”固然是一個中國概念,但涵括在這一概念下的實踐(如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義務教育、工會活動、慈善、社工乃至各種相關的社會運動等)以及相應的思考,在所有現代國家中都存在。而絕大多數與這一概念的內涵相關的實踐與思考,基本上都以公平為基本價值取向,都屬于“向不平等開戰”的范疇。在實踐方面,最典型的無疑是“福利國家”的實踐,縮小不平等、促進社會公平是“福利國家”的核心價值,這既體現在作為戰后“福利國家”基石之一的“貝弗里奇報告”中,同樣也體現在左右兩翼對于“福利國家”的批判中。而無論是右翼從公平與效率的角度批評“福利國家”的無效率,還是左翼從資本主義國家“招安”工人的角度批判“福利國家”是穩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套裝置,[6]實際上都肯定了“福利國家”的實踐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控制社會不平等的一種努力。在理論方面,最典型的有 T · H · 馬歇爾的公民權理論。在馬歇爾的公民權理論中,與我們的“社會建設”之內涵最相對應或者說直接關聯的無疑是“社會權利”(social right),即“從某種程度的經濟福利與安全到充分享有社會遺產并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與這一要素緊密相連的機構是教育體制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7]

      馬歇爾認為,先后于 18、19 世紀發展起來的公民權利(civil right)和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對于社會不平等幾乎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直到社會權利興起,社會不平等現象才開始實質性地減小。在社會權利興起發展的 20 世紀,公民權跟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階級體系一直處于戰爭狀態,而“福利國家”的建立,在馬歇爾看來乃代表了公民權特別是社會公民權所蘊含的平等主義,在對抗社會難以容忍的不平等中的一種勝利。

      當然,也有個別思想者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如英國社會學家鮑曼。鮑曼指出,隨著傳統社會中由聯系密切的社群和組織所構成的社會保護網被現代革命撕毀,個體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隨著自由選擇一同到來的是數不勝數的失敗的風險;很多人發現或懷疑其個人能力不足以應對這種風險,因此覺得這種風險是無法承受的。對大多數人來說,除非以社群的名義簽發一份保單,讓他們在遭遇不幸時可以有所信任與依靠,從而減輕對失敗的恐懼,否則自由選擇將永遠是一個難以捉摸的幻影,毫無價值的空想”.因此,“現代國家自建立之初便面臨著管理恐懼的艱巨任務。……現代國家矢志發展成為社會國家.與普遍的看法不同,社會國家的核心任務是保護(對抗個人厄運的集體保障)而非財富的再次分配.……第一種(保護性)社會網絡包括福利機構與福利供給,國家運營或支持的醫療服務、教育、住房保障,以及闡明勞動合同中各方的相互權利與義務,并以此保障雇員的福利與權益的工廠法規等。而第二種社會網絡的典型范例是車間、行會與職業聯盟,它們植根于福特主義工廠,在那種相對穩定的環境中自然地繁榮發展起來。”[8]

      也就是說,在鮑曼看來,現代“社會國家”,或者說,現代世界中那些與我們的“社會建設”概念相對應的實踐,主要是圍繞現代社會中的不確定性而展開的,其核心價值是幫助人們應對風險,是安全。當然,在上面的引文中鮑曼也明確承認,這只是他個人的觀點,而不是普遍的看法。

      普遍的看法依舊是,現代“社會國家”的核心任務是“財富的再次分配”,也即控制社會不平等。

      二

      不過,鮑曼的話卻可以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社會建設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重新認識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理念,特別是當我們已經無可回避地進入了“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鮑曼的觀點,也正是從一個“生活于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的人的體驗出發回顧現代“社會國家”的實踐,從而對現代“社會國家”之核心任務、基本價值的重新體悟。

      社會學家貝克、吉登斯等指出,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已經導致當今社會進入了“風險社會”,在現代性的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作為現代化所帶來的不可控制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積累的結果--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風險越來越多地脫離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在其合著的《自反省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和美學》“前言”中,貝克、吉登斯、拉什指出:“今天的社會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滿了自反性的人類知識,但這并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正好相反:未來日益有別于過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變得十分具有威脅性。作為一個物種,我們的生存已不再有保證,即使是短期內也是如此,而且這是我們人類集體自己所作所為的后果。現在風險的概念成為現代文明的中心,這是因為我們的思維大多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礎上。在我們--無論個人還是集體--生活的很多方面,必須經常建構潛在的未來,但我們知道這種建構實際上可能妨礙這些未來的出現。新的不可預測領域的出現往往是由企圖控制這些領域的努力所造成的。”[9]“不確定性以自律的現代化之勝利的不可控制的(副)作用的形式回歸了。”[10]

      在這個“未來日益有別于過去”的時代,在這個“風險”業已成為文明的中心概念的時代,在這個我們的思維決策“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礎上”的不確定性的時代,社會中每個成員的生活狀態、心理情態都不可避免地改變了。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愈演愈烈的不確定性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對自身命運和未來的不可預期感、失控感,焦慮已逐步成為當今人們的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心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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