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ble id="zigek"></table>
  • <acronym id="zigek"></acronym>
    <big id="zigek"></big>
    <tr id="zigek"><s id="zigek"></s></tr>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政治論文 > 政治學論文

    代議制內部屬性的分析與解構

    時間:2015-10-12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8438字
    摘要

      近代民主乃代議制民主,或稱選舉民主。然而,行至今日,我們卻發現代議制并不能滿足我們對民主的全部期望。許多人曾對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前景表示樂觀,可30年過去了,參與這波浪潮的很多國家連政權穩定都未得到保障,遑論民主。以辯證的態度,立足于民主的歷史軌跡,對代議制的內部屬性進行分析與解構。代議制的進步性勿容置疑,然而,代議制的屬性需要重新界定,民主之路尚需進一步開拓。

      一、直接民主的“興”與“衰”

      民主觀念發源于古希臘時期,距今約有2500年的歷史。民主的原初含義被界定為“人民的統治或權力”,具體講,就是公民參政議政,親自參與城邦公共事務的決策與管理。顯而易見,最初的民主觀念即為直接民主(1)。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民主一直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的形式而存在,但長期不為世界主流政治所重視,甚至被視為“魍魎”[1]2.大致以法國大革命為界,之后,民主漸漸為世界各政治體所認同。與此同時,民主概念也跳出了政治體制與國家形式的園圃,獲得了歷史性和思想上的擴展,它成為了“一個社會和精神概念,一種有關民主原則的學說。”[2]824-825之前,直接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形式,僅僅停留在觀念層面,比較模糊。直到18世紀法國啟蒙政治思想家盧梭出現后,直接民主制在理論上的形狀才明晰可見。盧梭的直接民主理論的邏輯起點是:

      人民主權的不可轉讓性與不可分割性。他在《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的第一、二章分別對這兩點進行了闡述。人民主權是“公意的運用”,“公意”區別于“眾意”,后者僅僅是個別意志的簡單加和。對于主權的不可轉讓性,他論述道:“主權既然不外是公意的運用,所以就永遠不能轉讓,并且主權者既然只不過是一個集體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來代表自己;權力可以轉移,但是意志卻不可以轉移。”[3]31他進一步指出,“由于主權是不可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可分割的。因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體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

      在前一種情形下,這種意志一經宣示就成為一種主權行為,并且構成法律。在第二種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種個別意志或者是一種行政行為,至多也不過是一道命令而已。”“意志要成為公意,并不永遠需要它是全體一致,但必須把全部票數都計算在內;任何形式的例外都會破壞它的公共性。”[3]33盧梭的這一理論為作為現代民主風向和標識的選舉制度提供了理論指導。在盧梭看來,基于主權的不可轉讓性與不可分割性,公民共同體是主權的唯一承擔者,且除了它自己,別無代表者。若真切地創設一代表者,這一代表者也必定會成為專制者,此無異于為自己打造專制的牢籠,乃出賣自由的行為。這是反人類理性的。

      直接民主極具夢幻色彩的外表,確實讓人為之著迷,然而,華麗的外衣終也贏不得現實政治的青睞。

      第一,超現實的“公意”只能是空中樓閣。盧梭的民主理論建基于“公意”假設,但他在對公意的解釋上存在著理想主義的傾向。“公意”的形成要求公民之間不存在派別,每個公民都只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否定委托投票制度。此外,它包含了公共利益優位的觀念,要求個體在做選擇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共同體”意識。然而,這種期許是很難實現的。不可改變的事實是,個體的利益需求總是存在差別的,而且,促使利益實現的動力來源于人的自利性和自我性。所以,“當公共利益尚未被普遍公民認清或者不能為公民帶來即時的利益時,他們的意見就很難像神明一樣超越。”[4]

      第二,直接民主下,政治決策的低效率、高成本。決策的成本與效率是在政治決策規則制定時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一方面,直接民主論者主張每個人都擁有對等的政治決策權,而大眾的非理性、個別利益的差異性以及個體的自利性,必然使決策過程激烈沖突。即便政治決策最終不走向夭折,為調和這些差異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與物質成本。再加上國家地域等客觀因素的限制,直接民主的決策就更加趨近于空想了。針對盧梭忽視的這一客觀事實,美國現代著名政治家薩托利指出,盧梭的理論乃“為一個同質性的小共同體提出的設想”[5]315.這里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局限:一是直接民主只能在“小共同體”中才能生長。二是直接民主僅適用于同質社會,對異質社會就缺乏相應的適應能力。然而,不僅是不同國家之間,就是同一國家的不同邦省之間也存在質的差別。社會的差異性、事務的復雜性以及國家疆域的廣闊,在直接民主理論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

      第三,直接民主在形式上拒絕法律的限制,反對法律至上。直接民主強調民眾直接參與政治決策。還有什么能比公民自由、即時、直接地對各項政治事務發表自己的見解更具有正當性呢?直接民主的“公民自己治理自己”似乎已經具有了至上的合理性,任何對民主決策過程進行限制的其他法律規則都是缺乏說服力的。然而,正如柏拉圖所擔憂的是:“到最后……他們連法律也不放在眼里,不管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沒有誰能管得了他們。”[5]334沒有外在規制的限制,或凌駕于法律規制之上的人治,必然會走向專制的不復深淵,即便這種人治號稱是“全民自治”.

      直接民主理念是美好的,無人不向往之,所以“興”;但它又有點“不食人間煙火”,很難在俗世的土壤上生根,故而“衰”.實際上,從古希臘雅典民主時期,到盧梭自己身處的西方近代開端,直接民主在國家政治意義上都未曾獲得實質的整體性成功。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社會步入空前的高速發展階段,世界政治的日益專業化、復雜化,作為政治制度的直接民主制逃脫不了被其他政治形式取代的命運。但辯證地看,直接民主理論仍有其積極意義。

      首先,宣傳了民主的理念,動搖了君主專制的根基;其次,雖然直接民主不無遺憾地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天空,但其為代議制的產生與完善提供了靈感。

      二、代議制的博興

      盧梭對直接民主制的熱情沒有得到現實的回眸,更令他詫異的是,他批判的英國代議制,在他之后獲得了良好發展以及普遍的政治認同。大多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在近代民主思潮的沖擊下最終選擇了代議制。

      1215年英國的《自由大憲章》頒布之后出現的“大會議”可算是代議制的初級形式,并相繼被其他中世紀歐洲國家所效仿。

      14世紀,著名法學家巴圖魯斯對代議制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他認為,代議制應當是:“人民通過民眾大會選舉作為統治機構的議會;議會代表整個公民集體,即國家;議會代表人民的意愿,授予議會多少權力完全取決于人民的意愿;議會的權力也要受到規范或限制,在特定時候是否舉行政府選舉的權利保留在人民手中;議會決策程序遵循簡單多數原則。”

      但是這時期的代議制本質上還是封建專制性質的,它缺乏近代民主所需的如下幾點內涵:(1)主權在民的原則。前面已經論及,人民主權原則在直接民主起源的古希臘時期即已萌生,只是在整個中世紀君主專制的壓制下被埋沒了。缺乏主權在民理念的代議制僅僅是封建貴族集體專制罷了。(2)個人自由。即近代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具體而言,它要求個人的生命、財產等神圣不可侵犯的權益應得到保障,表達自由與人身自由不受不合理限制,個人在公共生活之外應該享有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間等。(3)公共利益或稱全民利益的政治價值目標。民主政治或者“好政府”的標準,就是使所有人生活得越來越好,以民眾普遍利益的實現為行動指南。既然民主制度是將主權完整地交還給全體民眾,所有公民的個人價值應當得到體現,那么,代議機關所代表的就應當是全體公民的政治愿望。顯然,中世紀只生長出了代議民主制的“殼”,而沒有代議民主制的“內核”.盧梭曾說:“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3]121彼時,盧梭腦海中的代議制正是中世紀封建專制時期的代議制,這也難怪盧梭會對英國的代議制橫加嘲諷了。

      在盧梭逝世近一個世紀以后,英國哲學家密爾發表了《代議制政府》,從而掀起了近代代議制民主的高潮。但值得一提的是,密爾并未徹底否定盧梭的直接民主理論,實際上,在他的代議制理論中,融合了直接民主的有益因素。西方近現代的代議民主制實質上是中世紀的代議制模型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當然包括盧梭的直接民主思想)有機融合的產物。密爾承認:“顯然能夠充分滿足社會所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體人民參加的政府;任何參加,即使是參加最小的公共職務也是有益的。”[7]52但接著他又指出,“既然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市鎮的社會里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可得出結論說,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7]52密爾承認,最能夠滿足社會要求的理想政府只能是全體人民都參加治理的政府,只是因為現代國家幅員遼闊,無法期待人人都親自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管理之中,所以,理想的政府形式只能是代議制。

      然而,正如丘吉爾論斷民主僅僅是“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地嘗試過的政府形式之外最壞的政府形式”一樣,與其把代議制看作是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它毋寧是在直接民主制只屬于天堂的無奈下,“眾害相較”中的最輕害者罷了。代議制也同樣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多數“庸人”當政,導致“多數民主”最終淪為“少數人專政”.這其實是代議制與直接民主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在政治里,“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的說法是不成立的,甚至有時“三個臭皮匠”為政也未必好過“一個臭皮匠”.正如代議制的集大成者密爾自己所說的,“現代文明的代議制政府,其自然趨勢是朝向集體的平庸,這種趨勢由于選舉權的不斷下降和擴大而增強,其結果就是將主要權力置于越來越低于最高社會教育水平的階級的手中”[7]112.

      一方面,民主價值取向要求盡可能地擴大選舉和參政的范圍;另一方面,選舉和參政的范圍的擴大又會使得那些知識與智力水平較低,同時缺乏政治能力的人進入代議機關,從而影響整個政治決策的水平與效率。當參與政治的人越來越多,就步入了“庸人政治”的泥沼,最后還是得依靠少數人主導政治的方向。普布利烏斯就指出:“所有立法會議,組成的人數越多,實際上指導會議進行的人就越少。”“在古代共和國里,全體人民親自集會,那里通常可看到一個演說家或一個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像獨掌大權一樣。”[8]298-299所以,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在這兩難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其二,公民內部的階層劃分,立法的階級化。即使是在雅典民主時期,由于城邦內的婦女、兒童等人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圍之外,這種公民與非公民的劃分實質就是不合理的階級分化。階級分化的結果是,不同階層的政治利益得不到同等的保護,其他權益亦如。在一個統一的民主制度之下存在著對一部分人民主,對另一部分人獨裁的劃分,本身就是個悖論。當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專政結束之后,這個階級內部的獨裁就開始了。原來人民群體中的一部分人蛻變為了統治者,而大多數仍然是受統治的人民。

      雖然相對于直接民主制而言,代議制獲得了實在的可操作性,并吸納了直接民主理論的部分思想,在理論上,又擁有了“民主”頭銜。但是,環顧歷史現實,代議制仍與我們期待的民主政治存在距離。現實的“當政施治者”永遠都是少數,卻也只能是少數。代議制也不能例外,所謂的“代議”,最多也只是代表大部分人的部分意志。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159彩票{{转码主词}官网{{转码主词}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