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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梭對國家治理一般原則的探討

    時間:2015-10-12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6460字
    摘要

      盧梭作為現代政治制度設計大師,在年輕時即立志要撰寫《政治制度論》,但終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相 關 思 想 主 要 散 見 于《政 治 經 濟 論》( 1755) 、《社會契約論》( 1762) 、《科西嘉憲政規劃》( 1765) 、《關于波蘭政體的思考》( 1770) 等著作中,集中體現了其有關政治制度的思考。我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國家治理的結構和保障所在,從某種意義上擔負著指揮、調動、匯聚、整合治理資源的重任,政治制度的良善、進步、成熟與否關系著國家治理的方向、水平和能力。而政治制度的構建一般都著眼于國家治理的現實需要和可能,善治實際上就是能夠使政府與公民達成良好合作的制度設計,所以盧梭的政治制度論包含有對國家治理一般原則的探討。

      一、國家治理須基于民族特點

      古往今來,許多政治思想家一直在探討何為最優政體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其實就是探討治理最好的政制形式,古代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混合制,現代民主共和制、君主立憲制等都曾進入學者們的視野,但卻始終沒有爭論出一個確切的結果來。當然,這方面共識性因素還是有的,譬如權力的人民性、行政效率高、制度回應能力強等,而且不容否認的是,由于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都是由一定的民族所構成,因而無論何種所謂好的政制,一旦被“落實”在特定的城邦或國度里,就必須符合各民族的特點,植根于一定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正因為如此,盧梭認為政體設計“要遵循的第一條規則就是民族性格的原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或者說應該有一種民族性格”[1]204.

      一般而言,在沒有受到外界干擾的情況下,民族性格受本地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需經長期的演化積淀才得以形成,因而盧梭斷定“當一個國家沒有住進殖民者的時候,是因為土壤的性質造成了居民的原初性格”[1]205.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土壤性質這一自然條件在民族性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但他卻指明了一個道理,即民族性格主要由該民族的內在基因所決定,具有獨特性和唯一性,正如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也絕不會有完全相同的兩個民族性格。民族性格非短時間內所能形成,它是一個民族共同體在應對自然界挑戰以及不斷處理自身內部不同時期社會、政治關系矛盾的過程中逐步成型,留下了特殊的歷史---社會---文化變遷的印痕,潛移默化成為旨趣各異的民族文化心理,所以民族性格里延傳著不同的文化傳統。一個民族長久沉淀下來的比較穩定的情感喜好、習慣流俗等構成了該民族性格的主要內容和表現形式,它們不僅直接檢驗著外來制度能否落地生根,而且賦予該民族共同體獨具特色的制度面貌,影響著民族國家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英格蘭民族保守而又熱愛自由的特性成就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治理形式,而具有移民特點的美利堅民族,則在平等精神的基礎上建立了復合共和制治理模式。完全可以這樣說,除非在明了治理對象---構成被治理群體的民族性格之前,任何國家是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理的。只有把握了治理對象的特點,治理主體才能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的治理對策與措施。否則,不明就里地盲目移植“他者”的治理形式和模式,就可能產生“水土不服”的狀況,甚至與預期的治理效果南轅北轍。所以盧梭強調: “不要將由其他民族身上得出的結論加于自身,從自身經驗中得到的規則才最適宜用來統治你們自己。”[1]192客觀來說,任何民族性格都有其閃光的方面,滲透著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這些優秀的特質構成了一個民族由傳統治理邁向現代治理的寶貴資源。在探討科西嘉憲政規劃時,盧梭獨具慧眼地認識到,“科西嘉人民保存著許多原初的美德,這將很大程度上構成憲制的基礎”[1]209.

      這實際上就是從民族特點中尋找能夠與現代社會相對接的治理資源,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治理體系不僅牢固可靠,易于生發和成長,而且有利于縮短變遷社會中人們心理上調適的過程,緩解現代化所帶來的摩擦和沖突,從而有利于現代國家治理的推進。從治理體系構建的邏輯來看,首先是要真正地了解和把握一個民族的性格特點,然后才是按照民族性格原理建立治理體系。然而,確切知曉和洞悉某個民族的性格談何容易? 在此意義上,盧梭在關于波蘭政體的思考中指出: “適合于波蘭的一種良好的制度只能靠波蘭人自己來建立,或者是由一個對波蘭民族及其鄰邦進行過實地研究的人來建立。” [1]35并強調除了一般觀點之外,一個外國人幾乎是不能對政制設計做出任何其他貢獻的。

      二、國家治理須依靠法治

      “治理”( governance) 是一個現代語詞,它不同于“統治”( government) 的地方之一,在于前者體現了國家與社會關系互動的雙向性。國家治理本質上是一種契約,在制約政府不能濫用公權的同時也同樣約束公民社會和個人審慎運用社會權力和個人私權,也就是說,雙方的互動均須在一定范圍和邊界內展開,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規則,否則治理就會淪為空談。顯然,治理所遵循的范圍和邊界是由憲法和法律加以界定的。在盧梭看來,法律是公眾意志的表達,法治既是用公意規范政府,使其不敢出現僭越行為,又是用公意約束公民的個體意志,防范其對抗公意,從而為政府與社會確定共同的“游戲準則”.自古至今,人類治理國家的方式有兩種,即人治和法治,人治曾經在傳統社會處于支配性地位,甚至能夠在短時期內將治理推向極佳的境態,但卻始終逃脫不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律”,間歇式的革命性顛覆破壞使恒定的治理難以為繼,而依靠法治通過改革糾治時弊,即可使國家治理得以長久的維持。從根本上說,法治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治理的保障和基本條件,在于它打掉了公權力的任性,使治理主體能夠最大限度地保持理性,這也正是盧梭用公意宰制權力的真實意圖。另一方面,法律要想在國家治理中長久地發揮作用,又必須得到治理對象的支持,也即遵守法律要成為公民的潛在意識,使得國家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2].

      從古今中外何者為最優政體的討論來看,無論何種政體,如果法律能夠為民眾所普遍接受,政制就會持久,國家治理即可平穩運行,所以問題不在于何種政體能夠使國家得到良好的治理,而關鍵是在于哪種政體下法律能夠深入人心。基于此,盧梭深刻指出: “在法律統治公民心靈的政體之外,絕沒有良好穩固的政體。”[1]38當然,在法律統治公民心靈的政體之外,也決不可能會有良好的治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的條文都可以是次要的和表象的,立法也可能只是臺面上的形式,因為只要人們視而不見或棄之不用,“不管這些法律多么明智、富于預見性,它們都會被避開而毫無用處”[1]56.倘若如此,法律就勢必成為擺設,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出人們對法律的熱愛和牢不可破的法治信仰。“如果你希望人們服從法律,那要讓他們熱愛法律,而為了讓人做他應當做的事情,那 么 讓 他 想 到 他 應 當 這 樣 做,這 就 夠了。”[1]153而除了正式的法律之外,還應該尋求更為寬泛意義上“法律”的存在,“所有這些立法者都在尋求可以使公民們依附于祖國和相互依附的紐帶,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建立這種紐帶: 通過獨特的習俗; 通過宗教儀式,這種儀式在其本質上是排他性的和民族性的”[1]42,這樣可以提高公民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使他們從祖先不幸、美德、勝利的歷史中激發心靈,點燃獻身于祖國的激情。此外,法治的根本還在于憲法的良善,如果沒有好的憲法,在國家治理中充斥著不公平和非正義,人們自然就會對政治系統持拒斥態度,甚至可能訴諸暴力以抗拒治理,所以更進一步講,凡歷史上法律能夠深入人心的政體,也必然是實施了相對公平正義的法律的政體,這樣人們才愿意接受法律,從而可能服從和參與相對合理的治理。如此看來,國家治理憑借法治,而法治所依據的必須是良法,不容易為激情所濫用,能夠得到或者是至少能夠歷史地得到民眾的認可,因而盧梭在《關于波蘭政體的思考》中深入剖析了波蘭法律所存在的種種不公情況,并且在探討中不惜筆墨,以最大的審慎和精力用來糾治其憲法的各類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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