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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道路的內涵、特征及意義

    時間:2015-09-15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225字

      2004 年,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的《北京共識》研究報告開啟了新世紀研究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熱潮。十多年過去,認真梳理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對于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解讀中國現實國情和引領未來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一、從中國模式到中國道路

      基于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和研究傳統的差異,國外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概括以“中國模式”為主;而國內學術界則經歷了有無中國模式,用中國經驗、中國特色、中國案例、中國道路來取代中國模式的爭論,最終多數學者形成了“中國道路”表述的共識。

      以 2004 年《北京共識》研究報告為契機,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時代》周刊,英國《衛報》、《金融時報》,新加坡《聯合早報》,墨西哥《每日報》等紛紛刊發有關“中國模式”的文章。國內學者也發表文章和出版專著,回應對中國模式的研究。美國左翼學者馬丁·哈特-蘭茲伯格、保羅·伯克特認為: “中國后改革時代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許多進步主義者視中國為一種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的經驗表明,在現存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存在一種可行的、可資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盡管這一模式并沒有得到絕大多數進步主義者的廣泛認同,但是許多主流的經濟學家還是將中國的發展視為一種模式。”

      ①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說: “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②《人民論壇》調查組關于中國模式的調查結果顯示,“74. 55% 的受調查者認可中國模式”③。北大教授潘維認為用“中國模式”來總結中國的經驗,“能夠提供新鮮知識,促進我國學界對本土文明的自覺,從而促進中國話語系統的形成,以及中國學派的崛起”④。當然,也有不少否認“中國模式”的觀點。美國學者戴維·蘭普頓認為,“中國模式應該不是一個模式,而是一種發展的方式。”⑤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通過對比東亞其他國家,認為中國發展雖有獨特之處,但難稱“模式”.麻省理工教授黃亞生說: “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并不存在的。無論是中國取得成功的經驗還是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這些都不是中國所特有的。”⑥中央黨校邱耕田教授認為,如果“中國模式”包括中國發展的高代價性,則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其不成熟不完善,應當不具有示范和推廣價值; 如果不包括,則又說明所謂“中國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實際性。⑦李士坤教授提出中國道路仍處于發展和探索過程中,遠沒有成熟為一種模式。⑧丁志剛、劉瑞蘭認為: “人類社會發展中不存在某種固定的發展模式; 發展經驗不等于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說既不符合中國發展現實,又不符合中國迅速變化的時代特征。”⑨包心鑒認為,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形成所謂的“中國模式”,更沒有必要迷戀所謂的“中國模式”.⑩很多學者主張采用另外的表述方式。李慎明、何成、宋維強認為: “中國模式”的提法給人有完成和不再發展的感覺,有加強、推廣和擴張的嫌疑。我國經濟已高速發展 30 余年,但仍有近億的貧困人口,其發展方式亟待改變。并且這一發展方式是從我國國情出發而采取的舉措,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但很難復制。因此,我們認為提“中國道路”為宜。

      李君如提出以“中國特色”來代替中國模式,因為講模式有定型的意思,這既不符合事實,也會引起盲目樂觀。趙啟正認為,“單從模式一詞本身的含義加以考察,它含有示范、樣本的涵義,但中國并無此示范之意。所以,我們用中國模式這個詞就得十分小心”.他認為用“中國案例”更合適。郭萬超說: “我認為,中國道路的提法,比中國模式更準確,模式是相當定型的東西,而道路還要前進,還要探索。”

      受國內道路與模式之爭的影響,部分國外媒體和學界政界人士也開始使用“中國道路”的提法,如法國的《歐洲時報》2012 年刊載《改革是“中國道路”的精髓》一文,認為回顧中國 30 多年來各階段的成長歷史就會知道,沒有不改革的中國道路,也沒有無旗幟無路線的改革。中國道路的精髓就是改革。中國的改革從未停止過,也因此形成了“中國道路”.埃及前駐華大使馬哈茂德·阿拉姆接受記者采訪時也采用了中國道路的表述,并總結了中國道路的“小規模試驗,成功后再向全國推廣”、“集中決策但不集中實施”、“不斷推動社會的開放與進步”三條經驗。

      黨的十七大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二位一體。黨的十八大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三位一體。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至此,“中國道路”在國內基本達成共識。

      二、中國道路的內涵

      關于中國道路的內涵,國內學者的第一種觀點是從中國歷史發展邏輯來界定。韓慶祥認為,中國道路的發展具有內在的“中國邏輯”,這一邏輯“主要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形態邏輯、結構性要素變化邏輯和中國問題演進邏輯”.唐洲雁指出,“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不懈追求的“復興之路”,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艱辛探索的現代化強國之路,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漸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種觀點是從本質的角度界定。冷溶認為,“中國道路”在本質上講,是要探索和走出一條后發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是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傳統發展模式的嶄新道路。有的學者試圖從社會主義的角度界定,如李捷認為,中國道路實際上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發展經驗。第三種觀點是從多維視角來界定。陳晉認為中國道路是具有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形態構成講,中國道路是途徑、理論和制度三種形態在實踐中的有機統一; 從宏觀規定講,中國道路的形成和發展,有其總依據、總布局和總任務; 從基本要求講,中國道路有八個方面必須堅持的內容; 從實踐領域講,中國道路是一個體系,由不同方面、不同層面的若干具體道路組成。

      李慎明等人認為中國道路有六個內涵: 第一,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政治發展道路; 第二,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走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 第三,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走與各國各民族相互學習借鑒,與不同社會制度在意識形態上求同存異的文化發展道路; 第四,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科學發展,在各個領域走不斷改革創新之路; 第五,始終堅持對外開放,并在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與世界各國在經濟上平等互利,走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開放之路; 第六,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政治上互不干涉內政并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和平發展道路。

      有些西方學者用自己熟悉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來闡述中國道路。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和保羅·伯克特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并不通往社會主義的復興,而是通往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美國學者喬納森·安德森指出: “盡管中國經濟相對來說還比較貧窮,盡管有著長期的社會主義背景,但今天它已經是世界上自由化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它絕對接近于里根和撒切爾主義的模式。”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撰稿人崔宇認為,“現階段的中國模式與其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如說是政府控制和干預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鄭永年認為,“中國今天是三重資本主義',包括市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還有國家資本主義,政府本身就是資本家。”一些西方學者把中國模式稱為威權主義模式、獨裁資本主義模式或儒家資本主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精辟地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中國道路的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構成中國道路的核心內容。由此可見,中國道路既不是“傳統”的“老路”,更不是“西化”的“邪路”,而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獨創的“人間正道”.只有這條道路、沒有別的道路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實現人民福祉。

      三、中國道路的特征

      對中國道路的特征的解碼是基于中國道路性質界定基礎上的延伸和具體化。對此,首先相當數量的西方學者認為“政治實用主義”是中國發展道路的顯著特征。托馬斯·海貝勒認為中國當前這種實用主義的特征體現在: 經濟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或者政治的經濟化; 政治上,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階級的政黨發展成為一個人民的政黨; 意識形態上,政府的目標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共產主義”,而是一個不太遙遠的“和諧社會”.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特色”體現為特殊的體制與文化。美國學者洪朝輝指出,中國開創的這條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與文化之上的,它不以現有的經典理論為指標,不以各國的歷史與現狀為參照,完全以中國近 30 年的各種發展現實作為實證分析的基點,是對世界常識的挑戰和對經典理論的證偽,是中國的發展保存和延續潛力及活力的秘密所在。

      第三種觀點把“和諧”視為中國發展的獨特之處。雷默在談到中國特色時,形象地將其表述為“淡色”,認為“淡”將“水”與“火”兩種根本不相容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使對立的東西成為一種和諧。“淡色中國”意味著中國是一塊白板,可以充分展現自己美好理想,既可以包括“水”,也可以包括“火”,它是“和而不同”這一傳統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在。同時,這還可以理解當前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即為何中國充滿著相互對立的東西,卻能安然無恙。

      第四種觀點是從促進發展的視角來總結特征。弗朗西斯·福山認為,“中國模式”的首要特征是擁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政府,沒有多黨制的民主,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中國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標是國家發展,它對人民負有道德責任,即政府必須為公益服務。”第二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第三是較為欠缺的社會安全網絡。鄭永年將“中國模式”的特征概括為: 第一,中國發展基本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秩序; 第二,通過政治和行政手段保護產權; 第三,有效的產權模式,即混合所有制; 第四,經濟發展的兩個支柱: 出口導向和內部需求獲得了平衡發展。

      第五種是從國家體制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發展道路的特征。意大利學者洛蕾塔·納波萊奧尼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經濟的控制是中國經濟成就的關鍵所在,也是西方的執政者應該效仿的樣板。

      托尼·卡倫指出,“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的制度,讓政府有能力快速作出重大而復雜的經濟決策。”

      國內學術界對此同樣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有的學者從多個側面分析中國道路的特征。姚洋認為,“中國道路”可概括為社會平等、賢能體制、制度有效性和中性政府“四大要素”.尹倩認為中國道路的主要特征有: 一是在改革方式上,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 二是在政治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政治協商制度,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西方的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 三是在經濟制度上,實行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四是在文化、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上,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信念,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借鑒但不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 五是在外交政策與對外關系上,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對國際事務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斷,并按自己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肖貴清、劉愛武認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是中國道路的基本特征; 和諧發展是中國道路的本質特征; 協調區域發展、協調城鄉發展、協調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是中國道路的顯著特征; 和平發展是中國道路的重要特征。劉應杰認為中國道路有十個方面的特征: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制度,差異化發展戰略,國家宏觀調控,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是“巨型”規模的國家發展,具有遠超一般國家的復雜性。在研究中出現多樣化解讀并不奇怪。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影響,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道路時,故意抹去中國道路的社會屬性和政治性質,不愿意把中國道路的成功歸因于社會主義,抽象而籠統地從中國的傳統文化、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所謂的“中性政府”出發闡述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構成的。道路是實現路徑,理論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證。所謂中國道路的特殊性,特就特在中國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和中國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的“三位一體”上; 特就特在實現路徑、行動指南和根本保證的內在聯系上; 特就特在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上。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本質的特征。

      四、中國道路的意義

      對于中國道路的意義,國外學者尤其是歐美學者最關心的是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和世界格局的影響。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崛起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形成了挑戰。阿里夫·德里克認為,“中國式資本主義話語也許對原本占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概念提出了挑戰,但它本身并沒有取代資本主義,而是在資本主義的范疇內提出并代表了一個更好、更有秩序的可能選項。”

      美國《外交政策》一篇題為“中國威脅”的文章也指出: “最重要的是,中國崛起雖然沒有威脅到今天的民主國家,但西方之外的大多數獨裁國家均將其奉為范例。通過經濟上的成功把獨裁統治合法化,中國使其他國家更難看到民主的未來。”南非學者馬丁·戴維斯認為,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來的經濟繁榮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整個世界經濟、地緣政治格局都會因中國的發展而改變。

      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為自由資本主義糾正自身的弊端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也可以從中國的發展中借鑒一些合理的因素。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的一篇文章指出,“保守派偏愛的一味崇尚自由市場、一切聽命于股東的模式在 20 世紀大獲成功,但到了21 世紀,它正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美國經濟的表現差得可憐,這應該促使領導人進行反思,而不是變本加厲地推行實踐中行不通的自由市場極端主義。盡管這么做可能很痛苦并且丟臉,美國應該學習其競爭對手成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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