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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我國外交體制建立與轉型分析

    時間:2015-09-15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7434字

      所謂“外交”,就是一個國家在國際關系方面的活動,如參加國際組織和會議,與別的國家互派使節、進行談判、簽訂條約和協定等。日本學者坂野正高認為,“外交是對等的獨立國家間關系的現實,它不是縱向關系,而是橫向關系”,中國周朝以后(春秋戰國時期)的朝貢體制基本上是上下關系,因而不是外交(坂野正高:《現代外交分析---情報、政策決定及外交交涉》,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版,第9~10頁)。川島真據此認為,“清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等可以定位成朝橫向關系的轉移,而后來設立外務部、外交部就可以認為是這個轉移的結束或完成”(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但在民國前期,國家處于分裂狀態,也使外交不能統一;南京政府北伐告成后,立即決定將“各省外交統歸中央辦理”(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2,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年版,第261頁),接著又以修改不平等條約、全面融入近代國際體系、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為目標,對外交制度進行調整和改進。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積極推行“抗日外交”,1942年成為世界“四強”之一,1943年成功參與開羅會議,中國外交近代化轉型終告完成。本文試對這一過程做些初步探討。

      一 中國古代社會沒有外交

      近代以前的傳統中國是一個自以為世界中心的封閉體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駕于萬邦之上,而把周邊地區的國家和部族視為“藩屬”或“夷狄”.這些藩屬國如朝鮮、越南、琉球、緬甸等,必須按時向中央王朝“進貢”,得到本朝天子的“冊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統治地位。這樣就形成了一種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四夷為外服,以“朝貢”為理想圖式的“華夷秩序”.美籍歷史學家徐中約認為“儒家意識的天下一統帝國,傳統上不維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關系;也不承認有任何對外事務,只認為有藩務、夷務或商務”(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9頁)。這些藩屬國一旦遭受外敵入侵,中央王朝就會出兵援助;如果遭遇各種災難,中國皇帝還會派宣慰使前往安撫;而他們前來進貢時,本朝皇帝就要以高出貢品數倍或數十倍的重禮饋贈來使,以示恩惠和羈縻。這種朝貢制度基本上是“縱向關系”,而不是“橫向關系”,因而不屬“外交”.民國初年,吳成章在《外交部沿革紀略》一書中,對中國外交機構的歷史沿革做了回顧,認為“古有聘問之使,無所謂外交也”.陳體強也認為“百年以前,我國沒有現代所謂‘外交’的觀念”(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1頁)。

      中國古代社會沒有外交,但卻有藩務和夷務。這里的藩和夷也是有區別的,藩務本質上是中央王朝體制內的事;而夷務本質上則是中央王朝體制外的事。夷也泛指外國,如東夷、西夷、夷狄,“以夷之長技以制夷”,等等,夷務發展到后來就是近代的洋務、外務。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有大量的藩屬國事務,他們需要定期進貢、冊封,而夷務卻很少,所以少量的夷務就常常被當作藩務一并辦理。戰國時,主持對藩屬國事務的職官是御史。到秦漢時,中央政權始設九卿官制,九卿中的典客,西漢景帝時稱大行令,武帝時改稱大鴻臚,主管有關藩屬朝貢國賓客事務。這些貴賓到京師,參加各種祭祀典禮,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有人大聲傳話引導,以免失禮。鴻,聲也;臚,傳也。因此稱大鴻臚。東漢以降,一直沿用這一官制。到唐代,中央機構設三省六部、九寺五臨等,其中九寺中的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典客署掌對藩屬國交往之儀。宋代仍沿襲三省、六部、九寺等中央機構設置,南宋時把光祿、鴻臚兩寺并入禮部。明代時,隸屬于禮部的鴻臚寺主要負責管理朝廷禮儀、朝會和宴會事宜,另在六部之外新成立一個部級機構---理藩院,專管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和四川等地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事務。因當時稱少數民族區為藩部,故處理藩部事務的衙門就叫理藩院,它還負責辦理沙俄(相當于古時的夷狄)的各種事務,設有招待俄使和俄商的俄羅斯館。所以,直到近代,一直沒有一個專管夷務即“對外事務”的行政機構。

      中國古代社會甚至也沒有現代意義的外交概念。查古代典籍,外交一詞在古漢語中早已有之,不過其內涵與現代外交大不相同。如《史記》中有“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資治通鑒》中有“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漢書》中有“內塞王路,外交籓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隋書》中有“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魏書》中有“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籓臣守節之義!”《明史》中有“輝雅好禪學,多方外交,為言者所論”等語,這些“外交”詞匯基本都是“對外交往”或“在外結交”的意思。而編撰于民國初年的《清史稿》中的“外交”一詞就悄然發生了變異,如“自五口通商,英法聯軍入京后,朝廷鑒于外交挫衄,非興學不足以圖強”、“夫外交視國勢之強弱,權利既失,豈口舌所能爭”等等,已有現代“外交”之義了。

      現代漢語中的外交一詞或直接來自日語。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時,認為近代以來,“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匯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匯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并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胡平:《一百個理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頁)。正如雷頤先生所言,現代“外交”一詞或是日本明治維新后使用古漢語中的舊詞而賦以新意,然后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所以,不能簡單地說外交一詞是從日語中舶來,因為日語中常用的2131個漢字(日語中常用漢字據2009年日本最新修訂的常用漢字表收錄為2131個)顯然都首先來自漢語。不容否定的是,千百年來,中日兩國文化確有一個互為補充、相互增益的過程。
      
      二 中國外交機構產生于近代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列強勢力的紛紛涌入,打破了中國傳統的閉關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較早的“開眼看世界”的大臣開始認識到,如其頑固抗拒來自西方的各種沖擊,不如主動適應他們的外交訴求,探索在西方外交語境下建立適應國際交往需求的外交機構。這一外交機構的建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其一,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南京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通商事務隨之增多。

      經常辦理對外交涉的耆英開始意識到,對英、法、美等國,斷不能“繩之藩屬之禮”,主張“與其爭虛名而無實效,不若略小節而就大謀”;道光皇帝采納了他的“權宜之計”,遂在朝廷設置辦理各國通商事務的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孔令紀、曲萬法等主編:《中國歷代官制》,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349頁)。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廷與英、法、俄分別簽訂《北京條約》,這時,因皇上和太后逃往熱河,被迫留京的恭親王奕?由于經歷了與各國使節談判的過程,深感清廷“夷務”處理混亂不堪,“弊在體制”,加之增開通商口岸、列強公使駐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設一機構,統籌外交全局的想法(申曉云:《民國政體與外交》,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于是上奏皇上,并為咸豐帝所接受。

      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京設立,簡稱“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奕?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等負責主持,下設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專門辦理對西方各國的交涉及各項洋務。總理衙門的設立,改變了以往由禮部、理藩院等機構兼辦對外交涉、內政與外交界限不分的狀態,從而向近代外交體系跨出了建制的第一步。不過,這個機構的設計還是帶有濃厚的“天朝體制”色彩,是對近代國際體系沖擊的一種變通(龍向陽:《關于“中國外交近代化”的思考》,《求索》2007年第8期)。

      其二,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總理衙門創立之初,雖然獨立于禮部,但卻與軍機處互有交叉,其工作人員主要由軍機處章京兼任,并沒有總理衙門的定員。這些“兼官”差不多5天一輪交替來總理衙門視事。這就造成了該機構地位不明、職責不專、遇事拖延的工作狀態和衙門作風,備受各國公使的批評。八國聯軍之役后,列強更在《議和大綱》和《辛丑條約》中對“革改更新”總理衙門提出強烈要求。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可能參照日本政府體制,借鑒日語中“外務省”的名稱,詔令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并稱:“從前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交涉雖歷有年,惟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仍未能殫心職守。自應特設員缺,以專責成。”(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甲編,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2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頁)外務部置于六部之前,并由原來的臨時衙門改為常設機構,這就為外交機構的正規化建制提供了前提。陳體強對此評價說,外務部的成立“廢除了總理衙門那種中國式的外交,那種根本否定外交的外交,而采納了西洋外交組織的方法。不過外務部的改革還是不徹底,君主制度之下,局部的修改是沒有多大效用的”(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第50頁)。應該說,外務部的產生,一方面是對列強外交語境的被動應付,另一方面也是晚清王朝維護自身統治與維持國家獨立形態的重要工具。

      其三,國民政府創立外交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宣告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根據《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權限》規定,中央行政共設九部,直屬大總統,外交部在陸軍部、海軍部之后,位列第三。

      1月5日,王寵惠就任國民政府首任外交總長,魏宸組就任外交次長。

      2月6日,《臨時政府公報》刊登了大總統提交參議院的《外交部官制》,規定了外交部職員構成和組織機構。這時出現了北京政府外務部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并存的狀態。隨著清帝宣布退位,受南北議和的影響,北京政府于3月10日將外務部改稱外交部。南京參議院于4月2日決定遷往北京。遷都北京后,陸征祥出任外交總長,王寵惠改任司法總長兼外交部顧問,魏宸組改任國務院秘書長,后任駐荷蘭公使。陸征祥上任后,立即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改組外交部,并“把駐外使館和領事館改為專業機構,從事外交的人員為職業外交官”(《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1頁)。陳體強評價說,民國元年的外交部“整個接受了西洋的組織,特別偏重于法國的色彩,其機構簡單而合邏輯,責任確定而專一”(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第51頁)。這樣,中國外交機構就實現了從“仿日”到“仿西方”的轉變,中國外交的近代化邁出了一大步。

      近代以來,經過長期的中西文化沖突和融合,中國政府在被動應付中尋求主動,從探索性地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又經過清末十年基于“外務部”的外交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傳統體制的殘跡,為民國外交體制奠定了基礎”,終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國際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國外交體制(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國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變了中國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國的分裂狀態與國際地位并未發生實質性轉變,致使這種近代化的轉型還遠遠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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