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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對政治問題的解決方式

    時間:2015-09-10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790字

      政治哲學就其內容而言十分古老,但就其概念而言,則遲至 20 世紀上半葉才逐漸流行于學術界。西方學者囿于哲學流派的分野及對政治哲學研究對象與方法的理解不一,賦予政治哲學不同的含義。盡管西方政治哲學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仍會使人一再提出“什么是政治哲學”的問題。在當前學術界,政治哲學是一個相當活躍的領域,西方政治哲學的話語和話題變換之快,各種概念和思潮出現的頻度之高、勢頭之猛,在歷史上前所未有,有人形容政治哲學的“諸神之爭”更加激烈、更加分化。透過西方政治哲學錯綜復雜的發展圖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廣袤而深邃的地帶,同時也可以看到在西方政治哲學錯綜復雜的發展中有其主導線索,有其相對穩定的主題和演變軌跡。為了對當代西方政治哲學進行系統梳理,本文擬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路向作一初步概括與述評。

      一、概念之爭:規范性抑或評價性

      政治哲學的定義是規范性的抑或是評價性的,這一問題涉及對政治哲學的根本理解。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古典哲學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哲學,作為知識與價值統一的整全式理論,它既包括對“政治事務之本性”的知識理解,也兼顧對“政治事務之正當、善和政治秩序”的政治倫理評價。蘇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識”的命題;柏拉圖思考“至善”問題并形成了理想國的構想;亞里士多德則執著地探索形而上學的“理性智慧”和關于城邦政治大善和個人美德之善的“實踐智慧”.整全式的古典哲學始終關注政治美德和政治倫理,追求恪守政治事務的價值底線。

      近代以降,西方政治哲學開始被理解為與“政治科學”截然不同的東西,實證主義成為科學的基本形態。實證的社會科學強調,只有事實判斷才是科學范圍之內能做到的事情,堅持“價值中立”、“道德中立”的原則,否定非科學的價值追索及其意義,由此造成了科學與價值的根本對立,“把凱撒的歸凱撒,把上帝的歸上帝”①.20世紀社會科學對政治事務“科學化”的理解,使善惡沖突、是非辨別等價值判斷被排除出社會科學,以致“不科學”的、以價值目標為對象的政治哲學顏面盡失,成為沒有確定科學標準的、不靠譜的學說。于是乎,現代人似乎成功地將政治與道德隔離開來,朝著所謂的“政治中立”或“無道德的政治”義無反顧地前進著。馬基雅維利把人類對政治主題的哲學追問變成了一種地地道道地追逐政治權力的游戲,政治哲學一步步蛻變為“權力”與“權利”的不斷糾纏,很多人驚呼“政治哲學已經死亡”.再以以賽亞·柏林為例,他指出:“哲學家的任務并不是規定人們必須選擇哪種哲學,而是向人們解釋所涉的問題和價值,如果一個人理解了他選擇所依據的原則,他的選擇就是合乎理性的;即使他根據這些原則作出了另一種選擇,他的選擇也是自由的選擇”.以賽亞·柏林對哲學家任務的界定是非常有價值的,以此來衡論我們的某些政治哲學思想,就會發現很多問題實質上是一種無謂的爭執。但是必須明確地指出,以賽亞·柏林是一個分析哲學家,他的論述是站在分析哲學的立場得出來的。

      政治領域畢竟不是科學領域,人類的政治活動始終受價值觀的牽引,對一個正義的“好社會”的愿景始終存活在人們心中。隨著社會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科學的政治哲學體系的建立離不開一整套概念、范疇,離不開價值與事實的科學分析和評價。施特勞斯開始厭惡“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社會科學沒有能夠把諸如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一類的政體理解為暴政。按照施特勞斯的解釋,政治哲學本來就暗含著對政治世界的理解,這種理解構成著現代社會科學的前提,然而這種本來意義的政治哲學卻被實證主義當作非科學的東西予以摒棄,它構成了當代政治哲學的困境。因此,施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有關政治之善惡好壞,政治行為之正當與否,政治理念之高尚與卑劣,以及國家政治之終極理想和至善目的的價值學暨形而上學的研究。

      政治哲學一般被視為一種規范理論,盡管亦有人呼吁一種超越規范性的政治哲學,至多只是道出了一種規范性理論必然要涉及價值評價的問題。事實上,政治哲學廣為關心的問題,并不是列出惡或善事務的清單,而是追問什么是“對”的或者“好”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哲學乃是一種后設性兼評價性的思考。

      政治哲學的規范性和評價性相分離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規范性由于與價值性無關而成了無所指向的機械性定律,價值性因為失去了規范性又成為了無根之浮萍,在這一點上,也許馬克思主義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之道。

      二、致思理路:哲學解釋導向抑或政治實踐導向

      以哲學解釋為導向的思想家認為,現代西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實踐(如法西斯主義的出現等)所凸現的社會危機與困境,表明了傳統政治原則已經喪失了引導我們行動的效力。于是,他們迫切地要求尋找一個思考與引導人們政治行動的新的路徑,這個路徑就是運用哲學解釋學的方法,對政治哲學作出一種“應當如何”的構想,這一源頭淵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是理論指向的,這為“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標尺。

      但是,由于以理論為導向的政治哲學不能解決自身建構的新的政治范疇所重新陷入的理論困境,并且造成了某些現實的政治難題與政治實踐逸出政治哲學所討論的視野之外,因此,政治哲學的學院化、抽離化趨勢也不時遭人詬病。

      政治哲學的實踐指向也非常明顯,政治哲學的素材直接來自政治世界,而不是來自過去的著作,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政治哲學的理論來源于政治哲學家本人的政治實踐;另一方面,政治哲學的理論應用于人類的政治實踐。從政治哲學家本人的理論來源看,亞里士多德當了亞歷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師,馬基雅維利是弗洛倫薩共和國的外交長官,狄德羅被葉卡捷琳娜邀請到圣彼得堡討論怎樣使俄國實現現代化。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即它產生于社會內部的政治沖突。在每個時代,社會內部都存在著政治沖突和政治斗爭,該時代的政治哲學既反映了這種政治沖突,也試圖平息這種政治沖突,解決隨之而來的社會秩序問題。以羅爾斯為例,他的名著《正義論》似乎只是書齋里的一介書生所做的一種抽象的政治哲學推理。但是,如果沒有 20 世紀 50、60 年代美國的黑人抗暴斗爭、民權運動、種族歧視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價值沖突,羅爾斯是不會去思考“正義”這個問題并做這樣的理論模型的。即使他天才地提出了這些問題和理論,它們也不會產生今天這么重大的影響。

      在羅爾斯出版《正義論》之前,政治哲學在世界上默默無聞,頻臨滅絕,到《正義論》出版后,政治哲學著作一時洛陽紙貴,這個現象實際上只是佐證了政治哲學與它產生的政治背景之間的密切關聯。又如 20 世紀 90年代,人們把政治哲學研究的焦點轉向了“公民資格”.然而,如果沒有冷戰結束導致的兩級世界坍塌和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方式的過時,如果沒有全球化帶來的新的流動、新的融合和新的矛盾與沖突,就不會出現對“差異政治”、“承認政治”的多元訴求,也不會產生從“共同體主義”向“公民資格”,再向“全球正義”的理論轉折。總之,沒有政治潮汐的起落,就沒有政治哲學的變化。

      反觀沒有政治哲學的觀念改變,也不會有政治景觀的深刻變革。任何一種學說或理論,其價值必然體現在對社會實踐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上。哈耶克自不待言,1974 年因其自由至上的經濟理論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因此成為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思想之父。在他影響下西方政治家啟動的政治思想和公共政策,至今仍占據西方政策的主流。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第二代的思想領袖,哈貝馬斯是在世的歐洲最有世界聲譽的思想家,其“公共領域”和“商談理論”對發展當代多元民主起了很大作用。

      阿倫特倡導的公民共和主義古典傳統在當代的重興,對重塑美國公共生活中的共和主義居功至偉。她對極權主義根源的揭露為她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她對極權統治下助紂為虐的“平庸之惡”的批判,叩擊著人們的道德良知。因此,不能漠視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的關系,必須重視政治哲學家和政治哲學的政治影響力。政治哲學是實踐性、規范性很強的哲學,對它的研究有著極其重大的理論意義,且對現實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

      政治哲學絕不是書齋里的純教條,它有靈性,有生命,有德性,有正義與邪惡的斗爭,它能夠為政治行為提供理性的規范倫理尺度。政治哲學的研究至少能讓我們保持正義感,保持對未來世界的正義期待和追求。

      即使是堅持以理論為導向的政治哲學,其學說也必然渴望得到實踐應用。不光政治實踐創造了政治哲學,而且政治哲學也創造了政治實踐。不光政治實踐修正了政治哲學,而且政治哲學也改造了政治實踐,創造了政治實踐。政治哲學對時代的把握,既不是“表述”時代狀況的經驗事實,也不是“表達”對時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類對時代意義的自我意識。政治哲學之不可“消解”,或者說政治哲學的“合法性”,主要在于人類不能“消解”關于政治事務的自我意識,需要通過政治哲學的理論“表征”方式而獲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從而歷史地調整和變革人類的政治世界。

      三、政治原則:一元還是多元

      如同人類政治文明的沃土孕育了多種多樣的政治生活形態一樣,人類不同的政治生活經驗和政治智慧也催生了多種多樣的政治哲學。傳統的政治哲學都試圖建立一元論的政治理論,追求統一的價值目標,因此,當代政治哲學的光譜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情形:自由至上主義者堅持自由原則,主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堅持平等原則,主張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平等自由主義者堅持自由與平等的結合,主張福利國家資本主義。自由至上主義者處于政治光譜的右端,社會主義者處于其左端,平等自由主義者居于其中,而其他的各種政治哲學分別散落在這一光譜或左或右的位置上。

      盡管堅守的根本價值即各自眼中“統一的”價值目標不同,但是,每一種理論都認為自己是一種對根本價值的訴求。盡管 20 世紀以來的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呈現出多樣的發展狀態,使尋找一種綜合價值的努力前景陷入茫然,但奇特之處在于,政治哲學的這種左中右劃分和一元論的思維方式卻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沒有受到任何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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