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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國家秩序

    時間:2015-09-10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316字

      進入 21 世紀以來,對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范式發生轉變,如果不涉及社會認同問題,幾乎就不能引起學術界和實務部門的注意,作者也很難把問題說清楚。有深度、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幾乎無一例外都與社會認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社會認同理論源于西方,流行于 20 世紀 70 年代,經典之作是西方社會心理學家的《社會認同過程》。最早運用社會認同理論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學者是鄭杭生先生和王春光先生①社會認同理論成為認識和理解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重要話語的原因與認同的本質分不開。不管是什么樣的認同其本質都是形成共識,達成一致。所以,社會認同理論促使中國民族問題研究范式發生轉變,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 其一,研究中國民族問題必須與中國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相結合。凡是脫離于此的民族問題研究,都很難解釋清楚中國民族問題的普遍性、長期性、復雜性和國際性。其二,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社會背景發生了變化。在這個背景下,研究者需要新思維、新觀點、新話語去創造性地構建新的富有活力的更有時效性的研究范式。

      這個轉變告訴我們墨守成規解決不了中國的民族問題,離開中國國情也解決不了中國的民族問題。

      本文認為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實質是正確處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關系,進而構建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國家秩序。這個意義上的社會認同可以劃分為三個類型和三種秩序,即混沌的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是認同的物理秩序; 可變動的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是認同的生命秩序; 象征的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是認同的國家秩序。只要國家存在,構建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國家秩序就能提供中華民族集體行動邏輯的不竭動力和思想源泉。

      一

      葉江以社會認同為視角對中國民族問題實質的闡述可以看作是中國民族問題研究范式轉變的代表,他認為“民族問題的實質是民族在自身民族認同基礎上加強中華民族認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縱觀以往對民族問題的研究的確存在葉江指出的忽視對某個民族的認同與對中華民族整體認同相結合的內生性和外生性的結合,忽視對民族認同是居于民族問題的核心這個認識和理解中國民族問題的關鍵問題的深度認識和準確把握。葉江提出的每個民族只有首先解決對自身的認同才能解決國家認同的觀點,對我們研究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也有一定啟示。葉江的民族認同觀觸及了社會認同的實質,強調解決中國民族問題離不開社會認同理論的支持無疑有彌補民族問題研究之不足的作用。但是,葉文對社會認同理論對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質作用尚缺乏進一步的闡述和細致描述。我們還不能從葉文的闡述中完全清楚地認識和理解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深刻內涵、發展層次和走向特色。本文希望對此進行必要的補充和有益的完善。

      我們必須承認,在改革開放時代,社會認同理論對于我們研究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確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根據社會認同理論,處理好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關系必須注意對個人身份和社會身份的認同,以此才能對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豐富內涵做出正確描述和深刻揭示。社會認同的關鍵是處理好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只有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才能形成對社會的正確認同,構建正確的社會認同觀。社會認同生成于個體社會化過程,這個過程由兩個不同階段構成,即群體對個體的社會認同和個體對群體的社會認同。葉文僅僅注意到個體對群體的社會認同,而群體對個體的社會認同則有所忽略。

      澳大利亞社會心理學家豪格和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阿布拉姆斯認為群體對個體的社會認同通過五個規范進行: 權威主義人格規范、我群中心主義規范、挫折 - 侵犯假說規范、相對剝奪規范、功能互依模型( 現實利益沖突理論) 規范。這就是說,如果個體不屬于這五個規范的其中之一,就可能遭到群體對個體認同的拒絕。因此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怎樣實現從民族認同向國家認同的轉變。

      按照豪格和阿布拉姆斯的社會認同理論,權威主義人格規范以服從權威為特點,我群中心主義規范以服從我所在的群體為特點。挫折 - 侵犯假說規范、相對剝奪規范和功能互依模型( 現實利益沖突理論) 規范則突出了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另一個特點,這就是個人利益與社會認同的關聯性。

      挫折 - 侵犯假說規范表明個人受挫后如不及時向群體歸依,個人的行為就會轉化為反社會行為。

      相對剝奪規范表明個人利益受損后如不及時通過群體彌補也會轉化為反社會行為。功能互依模型( 現實利益沖突理論) 規范表明每個人都是社會人,加強人與人互相之間的緊密聯系就能夠產生人群的功能互補和互惠,構建更加團結和協作的共同體。

      恩格斯指出: “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不管社會組織怎樣,在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在民族認同向國家認同的轉變過程中,如果注意權威引導、群體歸屬的作用,這個看似復雜和艱難的從個體到群體的認同過程就會變得容易一些,也會降低過渡風險,減少過渡沖突,加快實現認同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轉變過程。相比較而言,民族認同比國家認同容易實現,原因是民族認同可以圍繞歷史和文化形成的民族權威和民族共同體歸屬進行,在這個認同過程中,民族共同體成員只要遵從風俗習慣乃至習得的要求引導就可以實現民族認同的目標。國家認同之所以比民族認同難以實現,就在于國家認同雖然可以圍繞對國家權威和國家共同體的歸屬形成,但是,對國家權威的認可、對國家共同體歸屬的認可則較為復雜。在國家認同過程中,統一的意志、統一的指揮之所以必要和不可缺少,就是因為國家權威的建立和對國家共同體歸屬需要一個強力引導的規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強制性、規范性乃至服從性都是必要的。在民族認同中,這個權威可以是有生命的人,也可以是沒有生命的地域,還可以是信仰的力量。這就是說民族權威和民族群體的力量在民族認同中比較容易形成,比較容易找到,很多時候,起作用的是民族權威和群體歸屬力量的歷史慣性及歷史記憶的延續。在國家認同中,歷史慣性和歷史記憶延續也會起作用,但是,由于國家所處條件和環境較為復雜和多變,民族認同的單一性、簡單性在國家認同中不容易重復出現,也很難發揮一模一樣的作用。國家權威的至上性和國家共同體的強制性的形成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做前提,需要一個成本比較高的對民族共同體的引導教育乃至不斷規范的過程。國家認同的形成,還要考慮人們對權威和群體的認知效果和情感接受。在從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轉變過程中,認知效果表現為集體意識或者共同意識的形成,情感接受表現為集體信仰和個人悅納的形成。埃米爾·涂爾干指出: “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

      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形成的基礎是信仰和情感。建立信仰和情感一致性的基本條件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價值觀的形成。在今天,全國各族人民形成國家認同的條件是具備的,培養全體人民的國家意識、國家觀念則是這個條件的必然產物。

      社會認同理論建立在群體邏輯的“集團理論”基礎之上,表明一個民族不能只是一味強調本民族的特殊利益,停留在民族認同階段止步不前,而應該加入更大的民族共同體提升境界,使自身獲益,這既是獲得本民族自我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獲得本民族安全發展的必要條件。通過這樣的“民族集團”構建。各個民族不僅具有自我的民族意識,而且形成由內群吸引力構成的統一的民族共同體的群體凝聚力。

      統一民族共同體的群體凝聚力就是內群吸引力的形成。內群吸引力形成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真正形成的標志,因為內群吸引力乃是民族范疇化的開始。民族范疇化意味著將自我所在的民族與他人所在的民族劃在同一范疇,彼此形成認知和情感上的一致,使得大家緊密聯系、互相關心和互相幫助。民族范疇化的同一化意味著自我對他我做出積極評價,彼此都把自身積極的特質賦予對方。民族范疇化還意味著社會吸引和個人吸引的形成。根植于群體資格,產生于自我范疇化過程的人際吸引被稱作社會吸引。個人吸引是建立在個人習性癖好基礎上的植根親密人際關系的吸引,歸因于個人的習性特征和雙方的親密關系。

      社會吸引是共享范疇資格和對立范疇資格的歸因,是個體心理的群體歸屬。由此可見,國家認同的復雜性表現在國家認同過程與民族認同過程相比較更多地涉及了一個復雜的精神模型的構建。

      我們把這個復雜的精神模型表述為知覺認同觀念。

      二

      僅僅把社會認同定位在利益歸屬的“民族集團理論”還不能說明社會認同的實質,因為社會認同的思想基礎不同,對社會認同的態度就會產生差異。社會認同固然是個體對群體、局部對整體的歸屬,但是,在這個歸屬的過程中,我們最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精神模型構建。以知覺行為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社會認同證明了在對中華民族認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外在于精神的。這個理論基礎的含義為世界是意識所包含的客觀關系的整體,人們“能夠在一個被視為自在的自然中發現各種結構,以便把它構成精神。”

      在這個精神模型里,對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在我們面前被構成、被改變和被重組。這種對民族和國家的重組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以狹隘的地域、某一段歷史和局部傳統為由而排斥更廣大的地域、更悠久的歷史和更能夠表現民族本質的“認同的大世界觀”,也不能接受排斥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觀念可以在我們身上模仿、復制和在心靈實現的“認同的大價值觀”.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是自然事件、機能( 身體) 事件、思想事件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結果。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本質上是知覺認同觀念的形成。在現代社會,各個民族發展的不均衡不僅表現為“人類能力發展的一般性不均衡”,而且表現為人類社會中理性和道德能力分配上的“社會不均衡”.社會主義社會不允許這種不均衡的存在和發展,更不能對這種不均衡聽之任之,使其破壞和瓦解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社會與這種不均衡完全不相容。知覺認同觀念作為精神的力量對于解決不均衡問題的作用是巨大的。各個民族完全可以通過感受在社會主義制度之內形成彼此之間日益相互密切的依存關系,縮小“社會不均衡”造成的事實上存在的民族隔閡、民族矛盾和民族心理距離,構建社會主義意識狀態的連續性和思想的邏輯結構。知覺認同觀念的最大優勢就是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構建方面,可以超越現實生活、歷史發展對個人和民族形成的局限性,向他者開放,認同現存的民族和國家類型以及社會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引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建立。知覺認同觀念的最高境界是我們已經完全擺脫了感性事物在精神中獨霸天下這一觀念不可避免造成的局限,減輕“非理性的情感震蕩”.穩定的民族和國家認同秩序必須以知覺認同觀念為精神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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