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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政治走向合作政治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2182字

      一、從共識到對抗

      雖然歷史教科書似乎呈現給了我們整個人類文明史都是對抗與斗爭的歷史的印象,但如果我們想要弄清對抗政治的起源與特征,還是得把目光集中在工業社會,因為只是在工業社會中,對抗才被確認為了一種合法的權利,人們才能合法地通過對抗開展政治活動。換句話說,在工業社會,對抗是一個政治過程,而在農業社會,對抗則是一個反政治的過程。在農業社會,以階級斗爭的形式出現的對抗是政治重建的機制,而不是政治運行的機制,當階級斗爭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現象時,往往意味著既有政治體系的瓦解。所以,對抗政治的概念其實并不能完整反映農業社會中的政治現實。而在工業社會,對抗則成了日常政治的運行機制,工業社會中的所有政治決策與行動都是通過不同社會群體與集團之間的對抗并在這種對抗之中完成的。所以,工業社會中的政治就是一種對抗政治。

      對抗政治的形成是一個悖論性的后果,因為當啟蒙思想家們開始勾畫工業社會的政治藍圖時,本來是想建立一個合作體系的。仔細品讀啟蒙思想家們的著作,不難發現,他們對合作的渴望躍然紙上。雖然不同思想家在具體的理論主張上存在許多的差異,但他們都相信,社會中的所有成員一定能夠達成某種共識,進而在這種共識的規范之下開展合作。事實上,不僅思想家,“在17世紀之初,公民和他們的代表都相信,民族國家可以在共同福祉的基礎上制定大多數決策。比如,這樣一種信念讓英國議會得以通過共識決定了大多數的事情。但那之后,這種信念就不斷消減。民主制度現在不只是接受了沖突,而是把它作為了自身的存在理由。……多數統治曾經是完全共識的一種不充分替代形式,現在則幾乎成為了民主本身。”

      這一重大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對此問題的思考將我們引向了現代政治的核心概念,這就是代表。

      在理論上,理想的政治是一種合作政治,而合作政治要成為可能,又必須以所有共同體成員間的某種共識為前提。這里就出現了代表的問題。如無數思想家已經論述過的,在一個大規模社會中,如果讓所有社會成員都參與形成共識的過程,結果必然是政治體的癱瘓,因而,社會共識的形成只能訴諸代表,讓代表來代替全體社會成員形成共識。那么,這種代替如何可能呢?換句話說,如何能夠保證另一個人所做的決定符合我的利益與意見?在實踐上,這指向了一系列復雜的制度設置,而在理論上,學者們只需假定代表及其代表對象之間的同一性便化解了這一難題。也就是說,只要代表及其代表對象之間無論是在利益還是在意見上都彼此同一,或者說,只要某一社會群體或集團的所有成員之間都擁有同一的利益和意見,那么,無論他們中的任何人被選為代表,他所作出的任何決定必然都是其他人在相同情況下也會做出的相同決定。而“在所有人都擁有相同利益的前提下,公民們所需做的僅僅是選出他們相信最好地理解了共同福祉且最有能力促進這一福祉的人作為代表。”

      另一方面,一旦這樣的人被選擇出來,“代表實際上是在代替那些委托人,是在某種同一性的關系中代替他們。”正因為存在這種代替關系,所以代表的活動才能被等同為其代表對象的活動,代表間所形成的共識也才能成為社會合作的基礎,進而,選舉才能被等同為民主,而代表型民主也就成了一種合作政治。然而,代表及其代表對象間的替代關系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因為代表及其代表對象之間并不具有同一性,而總是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同一性意味著代表將以委托人的身份表達意見(speakas),并且試圖在委托人缺席的情況下為他們出席。代表他人表達意見(speaking for)所具有的代表性作用則不應當與同一性的要求相混淆。”

      當代表只是為其代表對象說話而非替代其說話時,代表所表達的意見究竟是否其代表對象的意見就成了一個問題。換句話說,由于差異的客觀存在,代表間所形成的共識就不再能夠反映全體社會成員間的意見狀況了。“于是,在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就存在著永遠的‘不一致性',使得代表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如實‘地’重現‘被代表者。”

      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如何保證整個政治體內部仍然能夠擁有一種共識?對此,盧梭的解決方案是設置一種“抵消”機制,讓所有個別的意見相互抵消其不可通約的分歧,余下的便是所有意見之間共同的部分,也就是共識。顯然,這一思路被應用到了代表制度的現實設計之中,通過確認“一人一票”的合法地位,代表制度變成了讓所有個別意見相互抵消的一種機制,只要它能保證每一個別意見的獨立性,保證它們都能作為個別意見而與其他個別意見相互抵消,那么,即使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差異,但某一社會群體或集團所選出的代表則一定是他們共識的體現,進而,這些體現了不同群體與集團之共識的代表之間所形成的共識也就可以被視同為所有社會成員間的共識。由此,代表不必替代其代表對象,而只需為他們說話就同樣能夠保證代表型民主的健康運行,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通過代表來實現合作。但這一方案在現實中同樣是不可行的。的確,代表制度提供了一種讓不同意見相互抵消的機制,但進入抵消過程的卻并非個別的意見。代表制度雖然做出了“一人一票”的規定,但政治畢竟不是數學,共識的形成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合并同類項的過程,所以,“一人一票”并不能阻止個別意見獨立性的喪失,也無法避免盧梭所擔憂的“眾意”篡奪了“公意”的情況。結果,“在現實世界中,某些群體與個人擁有顯著的更加強大的能力來運用民主過程服務于他們自己的目的,而其他人則被排斥在外或者被邊緣化。我們所進行的各種民主的政策討論并不是發生在沒有強制與威脅的狀態中,也不是發生在不存在扭曲性影響的狀態中--這種狀態是由不平等的權力與資源控制導致的。在實際存在的民主政治中,在社會與經濟方面的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之間傾向于存在著一種不斷增強的循環,從而讓那些有權有勢者運用形式上的民主過程來使不公正永遠存在或者繼續維持其特權。”

      也就是說,“一人一票”雖然保證了不同個體之間在形式上的平等,卻無法消除不同群體和集團間的結構性的不平等,進而,當這些大小不一的群體和集團進入同一個相互抵消的過程,便只能得出“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進而通過服從而將多數意見變為了整個社會的共識。當然,這是一種虛假的共識。到20世紀中期,如舒伯特(Glendon A. Schubert)所說,政治現實主義者們“已經拋棄了認為在諸如’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等觀念中存在任何獨立的實質性內容的幼稚想法。”這就是代表型民主中代表性的異化。如果民主過程能夠得出真正的共識,那么,全體社會成員就可以基于這一共識而開展真誠的合作,進而,民主政治也就成了一種合作政治。但既然民主過程無法得出真正的共識,那么“民主政治僅僅是各種私人利益與偏好之間的競爭。”這是因為,在民主過程只能得出“少數服從多數”這一結果的情況下,顯然,每一個群體和集團都想成為“多數”,從而讓自己的利益和意見在政府的政策與行動中得到體現和貫徹。而要成為“多數”,它們就必須彼此對抗,通過擊敗其他群體和集團來使自己的支配地位得到承認,結果就將代表型民主變成了一種對抗政治。墨菲(Chantal Mouffe)認為,“政治的目的是在沖突和多元性的背景中創造出統一,它總是通過確定一個’他們‘來創造一個’我們‘.民主政治的新奇之處不在于消除了關于我們/他們的區分,而在于提供了一種新的區分方式。”

      但無論如何,民主仍然是建立在“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和對立基礎上的,仍然是一種對抗政治。在這種政治中,“民主來自于民眾的斗爭,并且它還動員和重塑民眾的斗爭。”反映到理論上,“無論是有著單一次級系統的法團對抗模型還是熊彼特的成熟的對抗式代表模型,都拒絕認為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以擁有共同利益的主張。”結果,“當代的規范民主理論幾乎完全是一種’對抗‘理論,它假設了公民之間的利益沖突,且被視為解決這種沖突的一種手段。”至此,由于代表制度的缺陷,代表型民主就從一種理念上的共識政治蛻變為了實際上的對抗政治。也正是由于這一發展,平等這一在啟蒙思想家那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到今天又變成了政治學者們不得不加以正視的一個問題,因為對抗的結果必然是造成“多數”與“少數”間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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