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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實用主義政治思想探究(2)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5090字

      
      杜威推崇經驗的自然主義,認為傳統的二元論是造成當前社會問題的思想根源。傳統的二元論主張主客分立,追求不變的終極確定性,將權威建立在永恒不變的實在之上,造成了主觀與客觀、心靈與肉體、個體與世界的對立,這種對立反映在當代社會表現為階級斗爭、種族對立等問題。二元論無法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有效引導。杜威試圖改變這種思維模式,建構了經驗本體論的一元論哲學。經驗是杜威哲學的核心范疇。經驗來自于有機體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二者發生雙向改造。個體適應環境,在自然中得以生存;自然被有機體改造,失掉原始的自然狀態,成為帶有有機體痕跡的人化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經驗發生在自然之中,經驗與自然是具有連續意義的統一整體。

      綜上所述,杜威主張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融性,打破傳統哲學有關人與自然對立二分的二元論觀念,將哲學建立在經驗之上。哲學應當關注日常生活經驗,通過經驗方法從日常生活中尋找事情的原委,為個體提供指導。

      三、民主政治和自由信仰的統一性

      在20世紀初,當艾耶爾、維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學家嚴格區分事實和價值并且看輕價值的時候,杜威是認真對待價值并把它作為哲學核心領域來給予闡發的極少數哲學家之一。杜威終生熱衷于道德哲學或政治哲學,“將個人態度、公共政策和文化移入策略方面的變化看作更為自由、更為民主的共同體以及在這共同體內部發展起來的更優秀的人類 之 漸 進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三 個 互 相 關 聯 的 方面。”

      在杜威那里,所有問題都可以還原為民主問題,民主成為醫治社會疾病的萬靈膏藥,成為批判各種社會形態的主要標準。以民主的觀念來批判社會,以民主的教育來培養人,以“民主共同體”的理念來建設社會,成為杜威把“無所不包的民主觀”推行于所有生活領域的基本策略。

      作為20世紀前半個世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杜威以民主的觀念來批判社會。“杜威的哲學是作為對解釋和兌現現代性科學和民主模式視野之內的一個道德許諾生存下來的。”丹尼爾·貝爾曾回憶道:“在最近20年來,幾乎沒有幾個人物或幾本書可以與杜威、貝爾德、霍姆斯、凡勃倫和布蘭代斯的光輝形象和著作相媲美。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來讀解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我們肯定會對其本質上的樂觀主義感到震驚……這種樂觀主義是建 立 在 對 理 性 和 人 類 共 同 感 的 無 限 信 任 之 上的。”像貝爾一樣,羅蒂把杜威納入“充滿希望的”哲學家之列:“杜威的所有著作都彌漫著一種典型的19世紀的信念---人類歷史是一部擴展人類自由的故事,以及一種希望---以一種關于哲學家任務的不那么職業化、更加以政治為導向的觀念,來代替柏拉圖將哲學家視作‘時間和永恒的觀眾’的那種觀念。”杜威既是一位熱心的社會活動家,更是一位清醒的社會批判者。

      19世紀末,杜威前往芝加哥大學任教,置身于現代工業城市,不僅領略了科技發展帶來的重大變革,而且了解了科技發展帶來的問題,比如勞資沖突,潛在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問題。杜威試圖探尋這些問題的深層根源,認為它們是由社會制度的遲滯所致。在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下,杜威認為,科技發展導致生產力的發展,但社會關系的發展具有遲滯性。工業革命帶動生產力發展,要求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環境,但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導致財富流向少數人,導致階級沖突,影響社會穩定。杜威指出,“當我說到科學方法和技術是使社會發生變革的動力時,我并不意味著沒有其他力量對這個變革起著阻礙、偏斜和敗壞的作用……使現實發生紊亂和不穩定的沖突就是從這一點上產生的。這個沖突是源流于科學技術沒有發達以前時期的制度和習慣同因科學和技術而產生的新生力量之間的沖突。”

      杜威將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政治法律制度的落后與僵化不僅制約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且導致民主等價值觀念的抽象化與形式化,階級對立進一步加深,使生產力發展造福于人民淪為空談。“我們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實質上卻有利于占優勢的富豪階級。”

      杜威斷言,面對現實社會問題,“整個自由主義成了陳腐的說教。”杜威認為,遲滯的自由主義觀念不論具有多大歷史價值,一旦與社會脫節,便成為“閃爍其詞、軟弱無力的教條”.因此,“杜威最賣力地攻擊著和摧毀著政治哲學的各種定論,尤其是對個人主義的美國式神圣化,在《獨立宣言》中得到確立的不可讓予的各種權利以及在憲法中確立的各種分權結構制度、代表民主制度和定期選舉制度。”杜威的這些見解明顯帶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色彩,是他被一些批評家看作同情社會主義的左翼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由于蘇聯的誕生,西方知識分子面臨艱難的政治立場抉擇:是同情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蘇聯,還是認同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20世紀第一代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杜威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他對兩邊都表示不滿意。杜威起初以贊賞的態度看待蘇聯。他曾經訪問蘇聯,積極向美國民眾介紹蘇聯的社會建設。但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蘇聯政權的日益集權化,杜威逐漸喪失對蘇聯的信心,轉而開始批判蘇聯:“宣稱民主是一個最終的理想同時又宣稱壓制民主是實現這個理想的手段,這在一個從來不懂得民主的基本精神的國家里也許是可能的,但在一個傳統上各方面都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國家里,這就意味著要求一個階級獨占或把持統治權,不論這個階級叫做法西斯或無產階級。”杜威認為暴力、專政和民主是不兼容的。他贊成變革,反對暴力,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暴力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會給社會帶來無窮后患,導致“所有派別的毀滅和文明生活的解體。”

      訴諸于暴力的社會變革并不必然導致民主社會的建立,“在一個甚至連基本的民主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國家里,如果把民主作為其最終的理想,那么,把壓制 民 主 作 為 實 現 最 終 民 主 的 手 段 也 是 可能的。”

      人的成長,公民的成長,人性和人格的完善是杜威關注的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它既是一個教育學命題,更是一個政治哲學命題。杜威以民主的教育來培養人,設計了一種躲避暴力或遠離暴力的民主社會,以實現“人類追求更高價值的能力,”其方式就是公民教育或民主教育。杜威重視公民的道德教育,但不同意功利主義將快樂作為道德目的,認為這將造成“人群徹底渙散。”在杜威看來,善良意志才是道德目的:“行為的目的或者善,就是實現了的意志、發展了的或被滿足了的自我。這種被滿足的自我……是在符合法則的欲望的滿足中被發現的……是欲望自身的法則。”

      杜威將欲望解讀為品格向更大行動發展的努力。欲望渴求整體性和連續性活動,而滿足欲望的唯一方式便是作為品格的表現形式,是“善和人的法則”.杜威不是個人主義者,他反對自我中心論或狹隘個人主義。這里的“善”是一種共同善。共同體成員具備共同體要求的道德品質。公民的品質對共同體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合格的共同體公民具有以下特征:(1)公民擁有自由能力,即“一種關于目的的理想或概念的力量。”個體致力于實現真正的自由,即實現自身的個性與潛力;(2)公民接受道義感的引導,在積極發展自身的同時自愿履行義務,積極參與共同體建設,將共同體視為與自身唇齒相依的一方,為推動共同體的發展而不懈努力;(3)公民擁有批判與反思的良知。這樣的公民通常采取一種獨立的態度面對社會與自然,通過理智理解并反思其經驗到的事情,例如社會制度等,質疑并批判其不合理之處,并積極推動社會改革;(4)公民具有包容性。當共同體從最初的家庭、氏族一步步發展至囊括世界一切的共同體的時候,公民會以一種寬容開放的胸襟面對不同于自己的體 驗。“各 種 興 趣 和 目 的 的 共 同 體 就 是 人 性自身。”

      在杜威看來,道德“是指實踐與行動,是指不從局部來看而要與其實現的目的關聯起來看的行為。”杜威反對把道德視為一成不變的永恒價值,而把道德視為一種具體行為。道德與個體經驗相關聯。基本價值觀來自經驗本身,人需要將道德規則與具體環境相結合,據以調整自己的行為。杜威主張,道德情感來自個體日常生活的道德經驗,是個體對其遭遇的具體道德事實與道德情景進行思考的結果。道德情感產生于人性,杜威稱之為“良知”.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人和成就人,在于造就現代民主社會成員。民主成為教育的重要內容,杜威以教育來達成民主的目標。教育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杜威對教育的重視不亞于民主在其心中的地位。在杜威看來,民主與教育是一對密切交互的范疇,民主本身就是教育的基本原則之一;教育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審慎的工具”,“手段的使用 就 是 真 實 目 的---也 就 是 說,后 果---的 實現”.一切社會性問題,如心理、道德、哲學、宗教等,都能夠在教育中得到體現和展開。“就教育的全部意義來說,它包括形成理想和信仰的態度傾向的一切影響,這種態度傾向能左右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一個社會的文化氛圍與價值理念正是依靠個體的信仰與思想來維護。教育“使行動的力量成為個人的內在智慧與性格的一部分”,塑造了具有民主意 識的公民,為民主生活的養成做好了準備。

      杜威認為把民主僅僅視為一種政體是狹隘的,容易導 致 對 民 主 制 度 的 誤 解。他 贊 同 洛 威 爾(James Russell Lowell)的觀點,將民主視為政體的派生物,體現了現代人的友善情感和合作精神,他以“民主共同體”理念來建設社會。“民主制度是一種倫理理念,是一種帶有真正無窮能力、內存于每個人的個性的理念。”這是一種“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代表了不再在精神世界與世俗世界作出區分的社會”.杜威調和精神世界與世俗世界的區分,既表達了他關于“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主張,又體現了他追求統一性的一貫態度。“民主之為自由,意味著松開綁繩、磨掉桎梏、沖破藩籬、打破壁壘和消除隔膜。”

      杜威希望,個體應本著尊重來面對不同意見和異己價值,形成積極的寬容態度。這種寬容態度在宏觀層面上尤為重要,因為交流與分享的對象絕不僅限于民主社會內部,而是會逐漸擴展到越來越多的社群和國家。

      尤其是當異質文明之間進行對話的時候,秉持一種開放的寬容態度尤為重要。“只有當在一個人身上意識到的真理擴展并散布到所有的人,一邊成為大同世界、理想國和公共事務的時候,真理才得自由……正是在如此建立起來的真理共同體之中,人人皆兄弟,亦即民主,才可以有其存在。”

      杜威希望,民主精神最終消除不同個體、不同社群之間的齟齬與隔閡,建立涵蓋整個世界的民主共同體,實現世界和平。“民主共同體”是杜威設計的理想社會,是“在自我意識中對這種世界的再造。”它是一個有機體,各個部分相互聯通,不僅表現為物理的連續性與有效溝通,而且體現為“意志統一體。”

      個體與共同體共享文化精神或價值觀念,有著休戚與共的共同感。共同體為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條件與環境,個性的意義在共同體中得到體現。個體與共同體的二元對立被消解。個體不再作為異化的身份存在,而是在共同體內部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與此同時,個體承擔著共同體義務,通過履行義務,個體既成就了自我,又促成了共同體。“在實現個體性的過程中,同樣也可以發現,以個體作為其一員的某種個人共同體也需要實現;反之,那種適當滿足其所在共同體的行為者,也通過相同的行為來實現自我滿足。”

      杜威認為,完滿的生活意味著個體能力獲得全面自由的發展,它就是善。這種善將共同體緊密凝聚在一起。民主共同體是一種意志共同體,它被某種公共善所指引。在完滿的道德活動中,公共善之于所有共同體成員就是共同目標。公共善為共同體設定了道德制度,這些道德制度是公義與理性的表征,是真實道德的體現。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參與道德活動,與其他個體分享這一共同目標,并且逐漸道德化。個體的一切德性均出于實現共同目標的考慮。這種對共同目標的享有造就了意志共同體。

      民主具有合作性,民主共同體是一種合作組織。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個體所從事的職業各不相同。“他們所做的又都是全體的一部分,所以可以養成他們群性的動作,將來到了社會上去自然會多數人合做一件事了。”

      個體為實現共同目標而采取合作的行動模式。民主反映公意,公意形成于公民之間坦誠的交流與溝通。個體具有個性,個體意見相左在所難免。杜威希望個體以寬容的心態面對分歧,尊重并耐心聽取他人意見,合作解決社會問題。在杜威看來,民主共同體既是最穩定的社會制度,又具有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杜威認為,“我們僅僅是全人類的一部分,而全人類是與自然相呼應的社會,包括生活在遠古時期的我們的祖先。我們引以為傲的文明并不僅僅屬于我們自己。文明的種種來源于持續存在的整個人類共同體的作為和遭際,我們也被囊括在這個共同體之中。我們負有保存、傳遞、修正、擴展我們所繼承的價值遺產,這樣,我們的子孫后代將會繼承更加牢靠、更加安全地繼承這些遺產,同時,這些遺產將會被廣泛地悅納,以及慷慨地共享。”文明不局限于具體的教派、民族或國家,文明屬于全人類,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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