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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實用主義政治思想探究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5090字

      “像所有民主主義者一樣,實用主義者不僅致力于政治民主,而且致力于社會民主、自由民主和多元民主。”①約翰 ·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正是這樣一位實用主義者。他嘗試打通理論和實踐、科學和信仰、民主和自由的隔閡,認為除了民主生活,現代人找不到其他美好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在杜威看來,哲學、科學和人類生活相融,科學和宗教也未必對立,民主在其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他關注人的當下實踐及其后果,看重人的生活、成長和發展,用實驗主義整體論改造傳統形而上學本體論,用民主政治觀取代獨斷政治觀,提升人們對現代民主生活的整體期望,尋求哲學、科學和人類普通生活的連貫性,證明民主是現代人類生活的主要方式。杜威實用主義政治哲學,既是對現代民主觀念的合理論證,也是對它的真實描述。杜威是繼黑格爾和馬克思之后,較早預示“歷史的終結”或“意識形態的終結”的哲學家,對20世紀后半個世紀美國主流哲學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科學探究和社會實踐的一致性

      繼尼采等人之后,杜威否定傳統形而上學,主張工具論或實驗論的實用主義,把實驗哲學同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相提并論。杜威工具論簡單化了傳統哲學的真理問題。他“否定笛卡爾派的二元論,堅持經驗與自然的連續性,這消除了一整套形而上學問題---特別是涉及身心關系問題。”②杜威感興趣的問題,不是古老的本體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生活問題、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③杜威認為,“哲學必須成為道德、政治的診斷和預判方法;世界 處 于 生 成 之 中,我 們 須 為 它 助 一 臂 之力。”④杜威在摧毀傳統形而上學方面不遺余力,有著相似于馬克思、尼采和維特根斯坦的貢獻,他們對待形而上學的態度是一致的,都是批判的和治療性的,而不是建設性,沒有康德和黑格爾那樣的體系化野心。

      杜威改造了傳統哲學方法論,重視哲學和科學研究的經驗方法或實驗方法。在這一方面,黑格爾歷史主義觀點給他以重要啟示。正如羅蒂指出那樣,“要思考杜威就應該從思考黑格爾開始。”⑤德國古典哲學是杜威創立自己的經驗主義哲學的思想史起點。他早年深受康德和黑格爾影響,從科學心理學角度來解讀德國古典哲學,表示“哲學探索的所有對象的性質在于找到經驗對我們說了什么。心理學正是對這種經驗的科學而系統的探討。我認為,這才是心理學立場的根本所在。”⑥杜威在閱讀康德時,其重心是康德的第三個批判,他賦予康德的“理性”(reason)以經驗含義,“試圖證明康德的判斷力理論是以‘使理性或精神成為人的整個經驗領域的中心或有機統一體’為中介的……他視康德為真正哲學方法的創始人。”⑦杜威認為,當康德試圖超越這種科學方法時,康德把自己引向了錯誤的方向,使自己的學說陷入矛盾之中。杜威早年跟隨莫里斯研究黑格爾,把黑格爾讀作經驗主義哲學家,去掉了黑格爾哲學的神秘主義因素,打通了哲學和科學的界限,把哲學納入科學之中,成為科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

      不過,杜威哲學仍然是一種整體論哲學。“20世紀有兩個偉大的哲學家,一個是維特根斯坦,一個是杜威。維特根斯坦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寫出來的東西給人以他似乎一無所知的印象;杜威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寫出來的東西給人以他似乎無所不知的印象。”⑧杜威試圖把所有問題都用一套連貫的語言來表述,用一個統一的方法來解答。那個方法就是心理學方法。科學和哲學是相通的。“任何一個哲學體系最終都要退回到事物本真存在的事實中。這個事實性的意義是所有哲學的應有之義,作為哲學方法的心理學的確將明確地呈現這個必然意義。只有它才是從這個完整事實出發的,因此只有它才是完整的哲學。”⑨杜威試圖找到一個普遍方法解決所有問題和紛爭。他最終把它落實為一種心理學觀點。“心理學是完備的哲學方法,因為在心理 學 中,科 學 與 哲 學、事 實 與 推 理 是 統 一的。”⑩杜威明確表示,“心理學,而非邏輯學,是哲學的方法。”

      因此在方法論上,杜威不是二元論者,也不是多元論者,而是一元論者。他不像以賽亞·伯林那樣擔心人類生活的對立、對抗、分裂、分歧或不可通約性,他不擔心由人類自由帶來的紛爭、破壞甚至毀滅。杜威主要從積極角度而不是消極角度看待人類的自由。憑借科學和哲學的相通性,憑借作為人類基本生活方式的民主政治,人類能夠解決他們面臨的所有爭議。因此,杜威拋棄了舊的本體論,但發展了作為哲學方法的心理學。正如科學、哲學和心理學具有內在協調性或一致性一樣,它們總體上是相通的,杜威把政治哲學視為他的哲學和科學觀的自然延伸,是他的哲學方法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具體應用。哲學方法的研討有助于社會、政治問題的探索。當杜威說哲學主要是一套研究方法時,他沒有拋棄哲學自身的內容。

      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融性

      羅蒂說:“杜威的主要興趣在于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而不是專業性的哲學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通常需要被消解掉,而不是獲得解決),他將實用主義對倫理學和社會哲學的意義發揮出來了。”杜威的主要貢獻在社會實踐或人類公共生活領域,他不滿足于像維特根斯坦那樣簡單地取消傳統形而上學問題的做法。

      杜威沒有像哈貝馬斯和羅蒂那樣嚴格區分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認為公民的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是難以分開的,宗教和哲學皆可以為現代民主服務。同羅蒂試圖撇清哲學、宗教與民主政治的關系的做法不同,杜威努力尋求宗教生活、哲學研究與民主生活的共同點。杜威毫不隱瞞宗教對其思想的影響。杜威思想中一直流淌著真誠的宗教關懷。

      杜威認為,哲學研究有助于一種民主的公共生活方式的建立。杜威畢生致力于構建一種一元論哲學,以消解自童年開始就困擾著他的二元論。杜威長期保持著對宗教的虔誠信仰,認為宗教是人具有的內在于自然經驗的一種本能。在杜威對民主問題的思考中,我們總能發現其宗教和哲學的維度。

      杜威區分了以外在社團形式存在的“宗教”(Religion)社會或教會和每個人內心的以精神形式存在的“宗教的”(religious)體驗或情感,前者為社會文化現象,后者為個人心理態度。他認為“宗教”(religion)社會或教會具有多樣性,宗教的形成與具體經驗、具體社會文化條件緊密相連。“宗教的”(religious)體驗或情感則表達了一個人的宗教態度,不一定與現實宗教相聯系。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宗教,彼此存在無法消解的差異。不存在能為不同文化共同接受的一般宗教。宗教態度產生于個人經驗,產生于人與環境的互動過程,是人與環境相互適應的產物。宗教態度引導人們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蘊涵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杜威終生沒有放棄對統一性(unity)的追求,那種統一性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學的,更是政治的,主張通過宗教態度來構建為各個文化群體共同接受的信仰,由哲學來承擔建立共同信仰的任務。杜威的幼年在基督教新教與福音派虔信主義影響下度過。該教派主張虔誠地信仰上帝與耶穌,通過上帝的恩典使個人的靈魂得到救贖。新教教義在意識層面上造成肉體與精神、個體與上帝、自我與世界的二元對立,對生性聰敏的幼年杜威產生了極大的心理壓抑和持久的精神困擾。杜威由此產生對統一性的強烈渴求。這種渴求在杜威思想發展歷程中演變為一種有機統一理念,通過調和個體與上帝、人類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實現有機統一,成為杜威畢生求索的終極理想。在大學期間,杜威被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有機體思想所吸引。這與杜威的統一性渴望相契合,奠定了杜威對科學的親近態度。當時盛極一時的新英格蘭超驗主義運動對自我的強調,也令杜威產生強烈共鳴。在莫里斯(Morris)影響下,杜威開始研讀黑格爾,吸納了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哲學。黑格爾“世間萬物統一于絕對精神”的整全性哲學,為杜威統一性思想提供了哲學基礎。

      杜威尋求宗教生活與日常經驗的統一,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統一。杜威不把基督教單純看作一種宗教,而是把基督教看成一種啟示。啟示是對生命的審視,作為啟示的基督教致力于將真理傳達給大眾。杜威指出,基督教的重要責任在于“向人啟示絕對真理的思想---即在作為充分而至高的生活指導的意義上的絕對。”

      啟示幫助人們確定其生命的真理性,而上帝就是真理。杜威認為,上帝與自我是統一的,因此,啟示并不會自動降臨,只有通過人們日常生活的行動才能認識到真理。“人是通過在既定時間的自己的行動,來詮釋他所生活的宇宙的。”通過對真理的獲得與認同,人獲得了自由。杜威指出,以往的基督教傾向于忽視個體感受,單方面要求個體履行宗教教義所宣揚的內容。

      這些內容往往是超驗的,是普通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無法經驗到的。一方面個體對于基督教的信奉往往是機械的,帶有距離感的,另一方面宗教因無法對個體生活給予實踐性的指導而淪為某種空洞的、徒具外表的儀式。由此造成了宗教與信徒之間在實踐層面上的二元對立。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實現宗教生活與日常生活的同一,彌合這種二元對立。杜威提出,上帝一開始便內在于世界之中,內在于作為共同體成員的每個人的心里。在《基督教與民主》一文中,杜威寫道,“民主之為啟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夠使我們從一種自然的、日常的和實踐的意義上獲得真理。”

      這種真理來自于日常生活,是一種只要用心體會,人人均能夠體驗到的真理。這種來自日常生活的真理具有以往宗教不具有的親切感,不僅極大地拉近了宗教與個體的距離,使宗教獲得了個體的信任感,亦使宗教真正成為引導個人生活的精神動力。杜威的解決方案徹底打破了以往宗教與個人疏離的二元對立,順利實現了二者的融合。

      杜威尋求宗教生活與公共生活的相融性,賦予基督教以民主內涵,或者用民主思想來改造基督教,視民主為通往基督教真理的途徑之一。杜威對宗教和民主兼容性的判斷與當時的社會情勢有著密切的關系。

      19世紀晚期,美國社會動蕩起伏,社會民主化改革的呼聲愈加迫切。杜威將目光投向社會,表示美國社會問題源于人性。杜威重構了美國人的宗教生活與日常生活,積極促成基督教向人性的回歸,使宗教信仰與民主價值實現同一。杜威希望基督教更適應美國社會的需要,并借助基督教之力推動民主的發展。在杜威看來,經歷近代啟蒙之后的宗教并不對立于政治,甚至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載體。杜威消除了上帝與自我、精神世界與世俗世界的二元對立,認為民主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人們通常把民主視為一種政治制度,杜威則從經驗主義視角審視民主,把民主看作一個屬靈事實,一個倫理理念,一種精神生活狀態。在民主制度下,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獲得用于指導生活與行動的真理。

      杜威提倡人本主義思想,從個體心靈,到個體關系,再到個體與自然的關系,無一不在杜威關注的視野之內。在早期著作《心理學》中,杜威定義人“是一個自我;自我的本質是意志的自我決定性的活動;這種意志是一種客觀化的活動,”“客觀化的活動是智力”,“這種活動的結果就是認識。”

      杜威將自我定義為一個自我決定的力量,自我在與他者的關系中不斷拓展自己各個方面的經驗,并越來越充分地與真實的自己相統一,不斷趨向完善的自我。杜威認為,人的生命是一個不斷趨向完備自我的進化過程。人兼備生物性與社會性的雙重特征,在社會環境中逐漸發展出鮮明的個性,并因此涂上“社會性的色彩。”

      社會的文化遺傳塑造了個體的個性,同時也限定了個體的價值觀念與好惡。社會性因此成為個體不可或缺的文化組成。杜威對人性的獨特理解構成其社會理論的根基。

      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也是個體與社會環境進行互動的過程。經驗包含做與經歷的雙重體驗。經驗植根于自然,與自然具有不可分割的連續性與互動性,二者是同一的。但經驗又是未完成的,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不斷趨向完善的過程。人的一生也是一個不斷趨向完善的過程。通過經驗到的各種事實,個體不斷發現真理,并據此進行自我調整。

      杜威樂見個人的成長,斷言一切社會制度的目的都在于為這種成長提供機會與便利,最終使每一位社會成員得到全面發展。杜威的全部思想都致力于引導人性得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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