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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市民社會中的城邦國家和城市公社(3)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5311字

      
      三、市民社會兩種歷史傳統的分析與比較

      當我們分別考察了市民社會的兩種歷史傳統后,對它們之間的相同和差異進行一番分析和比較,就是一個很有理論意義的事情了。這種比較能夠幫助我們客觀地看待近代市民社會兩種歷史傳統的積極意義與歷史局限。

      從總體上說,古希臘羅馬的城邦國家與中世紀的城市社會,最大的區別就是政治與經濟的差異,正如皮雷納所指出的:“如果說城市在政治組織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時代比在中世紀為大,那么城市的經濟影響在中世紀則遠遠超過古典時代。”

      表現在城市生活中,按照韋伯的說法,二者存在著“性格”上的差異:“中世紀市民的政治狀態使他們走上經濟人的道路,反之,古代的城邦,在其繁榮時期,保持著就技術觀點而言最先進的軍事團體的性格:古代市民是政治人。”

      古典時代的城市生活是一種以身份為手段、以德性為目的的政治生活。作為一種“政治人”,城邦公民在行為中幾乎沒有摻雜任何經濟上的考慮。如果說城邦中存在著經濟行為,那也是服務于其政治目的的。與此相反,中世紀的城市生活則是一種以經商為手段、以謀利為目的的經濟生活。作為一個“經濟人”,中世紀城市市民的任何行為都是出于經濟目的,市民可能會在某些問題(如反對貴族與領主的勒索、攤派甚至搶劫等)上采取政治行動,但這種政治行動完全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

      就經濟影響來說,中世紀雖然還沒有市場經濟的概念,但人們卻普遍受到了重商逐利的市場取向與利益驅動的推動與影響,“追求利潤的思想指導著他的一切行動”.就此來說,商業、商人、城市、市民,這些概念至少在中世紀的歷史語境中幾乎是同時產生的,因而是具有同等程度的概念。

      城市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性格差異,在城市生活中明顯地表現為公民與市民的差別。在古典時期,城市的政治生活不限于城鎮的城垣之內。城鎮本身是為整個部落建立起來的,部落中的每一個人,無論居住在城墻之內還是城墻之外,都可以成為城鎮的公民。而在中世紀,市民的概念卻大大地強于公民的概念。在中世紀城市誕生之后存在著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隨著城市的興起,出現了“市民”這個概念,但這個概念在一開始卻沒有得到普遍使用,人們仍舊根據老的傳統使用“公民(civis)”這個詞。正因此,在當時的文獻中用來指城鎮居民的civis(公民)一詞,僅僅是一個“地形學”上的名稱,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在最初的市民階級的思想中,沒有任何人權和公民權的觀念。他們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當作天賦的權利。只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他們才尋求人身的自由。”

      相反,無論是對傳統概念的借用,如“civis(市民;公民)”,還是對新概念的創造,如“poorter(市民)”、“poortmannus(市民)”、“burgensis(市民)”等,市民都特指城市中的主體,即主要是商人以及與商業活動有關的手工業者、行會師傅和勞工階級。在這里,“市民”不是相對于“公民”的概念,而是相對于“臣民”的概念。市民階級的最大特點就是他的自由性。正如范迪爾門所說:“一個市民比一個農民更能決定他自己的一生。”作為“自由人”,市民對人身自由的爭取和對城市自治的爭取是一致的。

      然而,相對于中世紀的封建領地制度,中世紀的城市制度并不是主要的,城市社會并不是社會生活的主流。中世紀歐洲從整體上仍然是在物質上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在精神上由對商業極端仇視的教會控制的封建社會。正如皮雷納反復強調的那樣:“從各種觀點看來,九世紀以后,西歐在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從社會統計學的觀點說來,中世紀社會,本質上是農業社會,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域,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

      明白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它說明中世紀興起的新型城市文明,是在社會性質從總體上來說是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的封建制度與基督教會的夾縫中生長并發育起來的,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中世紀晚期城市發展由興盛到危機的歷史轉變。

      事實上,在封建社會的土壤上興起的中世紀城市,自產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的烙印:一方面它受領和擴散著源自鄉村的一些封建因素,另一方面它又創造了具有封建內容的特定事物。

      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以手工業行會制為特征的城市等級制。在行會制度中,產生了幫工、學徒對師傅、個人對行會之間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系;(2)城市貴族階級的出現。隨著行會的發展,產生了一個由富有的、有顯赫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的上層市民構成的城市貴族階層,面對下層民眾表現出的盲目、放肆、兇猛的民主精神和原有領主重建權威的壓力和威脅,城市貴族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表現出畏首畏尾、固守本份、過于遷就、適可而止的態度,從而在城市貴族和下層勞動階級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3)城市發展的分隔性、孤立性與封閉性。無論是面對內部城市貴族的壓迫,還是面對外部其他國家的侵占,城市都沒有采取一致行動進行對付,各個自治城市被分割成了許多心胸狹窄的社會共同體,權力和土地小塊割據的局面蘊藏著的脆弱性使多數自治城市不能聯合御敵;(4)城市和鄉村貌合神離的社會現實。城市市民階級的出現,在一方面看促進了城鄉融合,在另一方面看則引致了城鄉分化,因為它把“一”分成了“二”,使得中世紀歐洲在封建社會基礎上出現了城市生活與農村生活的區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于分工、屈從于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

      城市自身的封建特性在其興起之初有力地保護了它的成長與壯大,保證了城市工商業的順利發展。但是,隨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封建因素必然演變成城市發展的嚴重桎梏,因為城市自身的封建性質越來越不適應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所培育出的新生的商品市場經濟關系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了,而城市的舊的封建性軀殼卻依然大大地禁錮著這些新生事物的成長。這種新與舊的矛盾沖突及其日益激烈,在14世紀的大饑荒與黑死病所引發的農業危機的強烈沖擊下,最終導致了中世紀晚期歐洲普遍性的社會危機與城市危機,城市生產萎縮,經濟蕭條,市場荒蕪。對于中世紀晚期城市危機的封建性質與根源,有學者給予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所謂城市危機的實質是封建危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城市及其整個社會的封建性質引發了城市危機,是封建制度引起了城市的危機,這是城市危機的基本根源。……但在同時,城市危機又加深了封建主義制度的危機,使封建生產關系又一次面臨崩潰瓦解的邊緣。”

      城市的出現引起了歐洲社會結構的改變,社會結構的改變又引發了封建社會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和階級斗爭。不僅原有的教權與王權的斗爭、貴族與王權的斗爭、農民(農奴)與封建的斗爭沒有停息,而且在新增加的市民與封建的斗爭(包括市民與王權的斗爭、市民與貴族的斗爭、行會師傅與幫工學徒的斗爭、城市平民與富商大賈或城市上層分子的斗爭等)的推動下更趨尖銳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從12世紀到15世紀,歐洲社會擁有了包括“國王、世俗貴族、教士、市民、勞動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權力”在內的“眾多的獨特力量”,形成了“組成國家和政府的一切必要因素”.

      就城市社會而言,城市成了王權、貴族、教會與市民四種力量的角力場。在這四種力量的斗爭與角力中,王權因面臨著教會與貴族兩種力量的擠壓(特別是因貴族擁土自重而表現出的王權相對衰弱)而希望重建公共權威,市民也因面臨著教會與貴族兩種勢力的盤剝而要求獲得權利保障,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天然的同盟關系:在國王與貴族之間,市民扮演著一種中間力量;在貴族與市民之間,國王又扮演著一種中間力量。四種力量斗爭并整合的結果是,到15-16世紀中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教會勢力和貴族勢力逐漸衰落下去了。這樣,在歷史舞臺上就只剩下了封建王權和城市市民這兩種主要力量。然而,這兩種力量同樣因為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要求社會結構獲得一種新的質性改變,這就是為著適應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需要,一方面是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孕育,另一方面是獨立的市民社會的培育。當然,這兩種力量在能夠分化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前,首先必須從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為一個高度重合的政治共同體,就如同雙胞胎嬰兒在誕生前必須共處于一個母體中那樣。

      參考文獻:

      [1]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2] 晏紹祥.古典民主與共和傳統:上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 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G]//汪輝,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4] 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卷[M].鄧正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何增科.市民社會概念的歷史演變[J].中國社會科學,1994(5):67-81.
      [6] 米勒,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25-126.
      [7] 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M].陳國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8]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M].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9] 基佐.歐洲文明史[M].程洪逵,沅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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