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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市民社會中的城邦國家和城市公社(2)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5311字

      總之,希臘城邦由于其范圍相對狹小、公民人數相對較少的“小國寡民”狀態,使它能夠實行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這既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局限所在。空間狹小、人口較少的“小國寡民”狀態,使希臘人能夠有條件實行公民直接參政的民主政治,但也容易滋生城邦本位主義---希臘城邦不僅拒外邦人于公民權之外,而且對相鄰城邦的情況漠不關心,這必然導致城邦之間各自為政的發展格局。這種情況能夠適應氏族社會向政治社會的轉變,但卻無法適應城邦政制向大一統式帝國政制的轉變。

      學術界普遍認為,在經歷了雅典和斯巴達為爭奪希臘霸權而爆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年)之后,希臘城邦政制即開始走下坡路。依此標準,柏拉圖(約公元前427-前347年)生當希臘城邦的危機時代,而到亞里士多德時(公元前384-前322年),希臘城邦已經分崩離析了。顯然,在一個城邦基礎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瓦解、形態已經不再是城邦的國家中,亞里士多德還希望用城邦的政治手段恢復城邦的政制體系,顯然是脫離歷史發展實際的一種“歷史想象”,而羅馬共和國時期對包括了高級官職(包括執政官、副執政官和監察官)與低級官職、元老院和公民大會于一體的共和政治的實踐,充其量也只是希臘“城邦政制”臨死前的一種“回光返照”.正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去世,乃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如薩拜因所說:“在政治哲學史中,亞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2年的逝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正如他那位比他早去世一年的偉大學生的一生標志著一個新的政治學時代的開始以及歐洲文明史的開始。城邦的失敗乃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條十分明確的分界線。”

      事實也說明,在經歷了最初亞歷山大的征服及其繼承者的分割,以及后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對希臘化國家的征服之后,古典時期的希臘城邦再也無法作為自足的政治單元而獨立存在了,城邦不僅讓位給了軍事化的帝國這種更加強大的政治單元,而且日益喪失了其獨立性。到公元前1世紀的時候,不管是雅典式的民主政治、斯巴達式的寡頭政治,還是羅馬式的共和政治,都先后退出了實際的政治生活。

      然而,城邦政制退出了歷史舞臺,對城邦政制特別是城邦與公民關系的觀念反思與思想反撥卻伴隨著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對希臘世界的先后征服而在希臘化時期取得了歷史性突破。伴隨著長期征服帶來的戰爭、動亂以及生活貧困和顛沛流離,那些失去城邦保護的個人在龐大帝國的戰爭機器面前既失落又無助,開始從關注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轉而尋求個人內心深處的靈魂安寧和倫理修養,由此產生出以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為主要代表的哲學流派。伊壁鳩魯不僅以偶然性的形式分析了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從社會契約角度論述了個人與社會正義的問題。斯多葛學派則分別在馬其頓和羅馬統治的不同時期形成了早期斯多葛學派和晚期斯多葛學派。早期斯多葛學派站在“眾生平等”的立場上,提出了自然法思想的最初萌芽。他們提倡不分種族的大同世界和抽象普遍的世界公民,主張根據個體的人的實際處境把他們劃分為道德和政治兩個不同的序列,從而對政治與倫理進行了截然二分的態度,提出了“人的雙重忠誠”的社會思想,即作為普遍的人類中的一員,作為世界公民,人應該忠誠于源于人性的自然法;作為某一國家的一位公民,作為某一種族中的一員,人應該忠誠于該國家的人為法或習慣習俗。可以發現,這種思想已經在悄無聲息間實現著社會政治哲學的一種歷史躍遷:將城邦政制中城邦與公民、城邦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推進到了帝國政制中個人與人類、個人與倫理的關系問題。這種思想到了羅馬統治時期雖然被順應自然、不問政治、服從整體的主流思想所改變,但對于個人與人類關系的思考則成了此后的思想常識。在這里,無論是伊壁鳩魯學派對個人與社會問題的關注,還是期多葛學派對個人與人類關系的理解,都本質重要地標志著一種新的、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思想的產生。正如塔恩所說:“作為一種政治動物(亦即作為一種polis或自治城邦之一分子)的人,已經隨著亞里士多德的去世而終結了;作為一個個人的人,則始于亞歷山大。這種個人既需要考慮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又需要考慮他與其他個人的關系(他同這些個人構成了‘人們居住的世界’);為了滿足前一需要,產生了種種研究行為的哲學,而為了滿足后一需要,則產生了某些新的有關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

      總之,伴隨著城邦的衰落、失敗和帝國的征服、統治,當人們不得不學會作為一個個人去生活和思想的時候,“個人”概念終于出現在了歐洲文明史的地平上。從“作為一種政治動物的人”的政治生活與公共生活出發竟然發展出了一種與其相對而立的“作為一個個人的人”的自由意志與私人生活,難怪薩拜因將這一根本性變化調侃為亞里士多德之后“最為戲劇性的對照”.對于亞里士多德之后城邦政制的這種發展趨勢,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有著非常獨特的歷史感悟,這從他將在希臘語πολιζ(polis)基礎上形成的politike koinonia翻譯成societas civilis就可看出。

      在希臘語中,“政治”、“城邦”、“公民”等詞語,全都出自同一個詞根πολιζ(polis),意指同“鄉郊”相對的“堡壘”或“衛城”,后來人們就把衛城、市區、鄉郊統稱為一個πολιζ(polis),綜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賦有了“城邦”或“國家”的意義。

      在這里,πολιζ(polis)既指城市又指國家或同時指兩者,但它首先指的是相互依賴的個人與城市組織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共同體及其中的社會政治生活。

      正因此,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首先提出了politike koinonia的概念,用它指稱政治共同體或城邦國家,即“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個合法界定的法律體系之下結成的倫理-政治共同體”.而西塞羅在公元1世紀將politike koinonia翻譯成拉丁文的societas civilis時則賦予了其更為寬泛的意義,不僅意指“單一國家,而且也指業已發達到出現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體的生活狀況。這些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禮儀和都市特性(野蠻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屬于市民社會)、市民合作及依據民法生活并受其調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業藝術’的優雅情致”.顯然,西塞羅對societas civilis從而對politike koinonia因而也是對πολιζ(polis)的意義界定,恰恰反映了羅馬法觀念從市民法向萬民法再向統一法轉變的社會現實,因而是從野蠻與文明、國家與社會、公民與市民的多重視野出發對城市共同體的理論界定。正因此,當西塞羅對societas civilis的意義規定在14世紀為歐洲人廣為接受并將其翻譯成英文civil society的時候,它就同時具有了文明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這三層含義,盡管它們在本質上都是城市社會的不同譯法。

      總之,從希臘時期規模有限的城邦社會發展到羅馬時期疆域遼闊的帝國體系,從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發展到帝國居民的商業生活和私人生活,從特別注重公民的政治生活發展到更加重視市民的私人生活,這就是城邦國家的興起及其衰退帶給我們的歷史遺產。它說明,隨著“作為一個個人的人”的概念的提出,市民社會在公民社會的母體中已經發育出了它的胚芽。

      二、“城市社會”中的市民等級與市民社會

      羅馬政制、羅馬軍隊和羅馬法,像三駕馬車一樣,使羅馬帝國從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大帝登位到公元180年奧勒留皇帝去世的兩百多年里空前強盛。然而,盛極而衰。

      395年狄奧多西一世死后,羅馬帝國就被分成了東西兩半。此后,隨著5世紀時北方日耳曼蠻族開始的對羅馬帝國的入侵而在西部帝國原來地盤上建立起諸多王國以及這些王國特別是法蘭克王國在后來的分裂組合,終將西羅馬帝國楔成了碎片化的社會格局。然而,7世紀中葉開始的阿拉伯人對歐洲的侵略性進軍,盡管因為拜占庭帝國和法蘭克王國的英勇抵抗而粉碎了它對基督教歐洲兩翼實行包抄合圍的強大攻勢,但卻對西部歐洲后來的社會秩序與發展軌跡產生了巨大影響。一方面,阿拉伯人入侵的直接后果是封鎖了地中海,基本上中斷了自古希臘以來的海上貿易與商業活動。這種斷裂是重要的,因為它讓商業凋敝,讓城市衰落,讓城邦時期積聚起來的個人力量和市民社會的胚芽在經歷了妊娠的劇烈反應期并沉寂了幾個世紀之后才重新釋放出來。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入侵的間接后果是成就了法蘭克王國的內陸國家優勢,確定了其為歐洲中世紀奠基者的歷史地位。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封閉了地中海,西部歐洲的重心從以前的地中海沿岸“北移”了,這就為“在西部僅起第二流歷史作用的法蘭克王國將要成為西部命運的主宰”創造了條件。由于法蘭克王國“基本上是一個內陸國家,它對外再無交往,是一個封閉的國家,一個沒有出口的國家,生活在幾乎完全隔絕的狀態之中”,因而法蘭克王國盡管也實現了“以推翻傳統的世界秩序作為基本條件”從而“為中世紀歐洲奠基”的歷史使命,但是其實現這種歷史使命的經濟基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卻是由它作為內陸國家和農業國家的特性決定的。

      正因此,皮雷納認為,無論查理大帝時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來是多么輝煌,但“從經濟觀點來看,它是一個倒退的朝代”.法蘭克王國及其后來的分裂為中世紀歐洲奠基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綜合吸收羅馬社會、日耳曼傳統和基督教精神的基礎上創建的中世紀主義秩序,它包括了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社會這兩個重要方面:(1)封建制度。湯普遜說:“羅馬貢獻了財產的關系,日耳曼人貢獻了人身的關系,它們的結合形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質。”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是一種以土地分封、軍事采邑、領主政治、莊園經濟、人身依附為特征的等級社會和特權社會,它既是一種國家管理制度也是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等級森嚴,界限分明,每個人都處于一定的等級系統中。尤其是在軍事采邑的封建莊園中,莊園居民不僅是莊園主即領主的佃農,而且直接就是他的臣民,領主以其無上權力決定著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封建制度的確立產生了一個顯然十分重要的變化,“它改變了人口在地面上的分布”.這個變化對于歐洲文明的性質和進程發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居社會優勢的成分、社會的管理突然從城市轉到鄉間;私有財產漸漸變得比公共財產更為重要;私人生活比公共生活更為重要。”

      (2)基督教社會。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后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現象是,日耳曼人用武力征服了羅馬帝國,而羅馬帝國則用宗教征服了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帝國后建立的日耳曼王國最終都皈依了基督教。隨著基督教對法蘭克人的征服以及法蘭克軍隊的四處擴張,基督教神權和日耳曼政權就已經在逐漸地彼此融合并且重合了,最終在羅馬帝國的中心建起了一個獨立而日益強大的基督教國家。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湯普遜認為:“中世紀的歷史基本上是中世紀教會的歷史”;“教會在一個驚人的程度上把宗教活動和世俗事務、理想觀念和實踐行為聯在一起。如果說它的頭是在天堂上,它的腳則一向是立在地面上的”.

      總之,一方面是城市商業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社會的確立,這兩個方面此“消”彼“長”,共同構成了中世紀后期商業復興和城市發展的社會背景,為市民社會的最終生成奠定了隱蔽的社會基礎。事實上,商業的沉淪和城市的沉寂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封建制度一旦徹底建立,人人各就各位,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停止了流動的生活。這樣過了一些時候,市鎮又獲得一點重要性,再次顯出活力。……只要人們瞥見秩序與和平的一絲光亮,就產生希望,隨著希望又工作起來。市鎮也是這樣。封建制度的大局甫定,采邑領主就有了新的需求,又想有所進取和改善。為了滿足這需求,商業和工業重又在領地上的市鎮里出現。”

      10-11世紀開始的商業復興改變了一切。隨著日耳曼人的歸化和阿拉伯人侵略的消退,西歐人民終于能夠在大陸腹地的封建莊園中集中精力發展他們的農業經濟了。自1050年左右起,西歐出現了農業革命和人口增長這樣兩個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歷史現象。有了人口和財富的增加,就為以農業和土地為基礎的西歐經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為商業復興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1096年開始的十字軍東征也標志著地中海重新回到了歐洲的懷抱,標志著東西方商路被重新打通了。這樣,從11世紀起,歐洲商業進入了復興時期。這種復興是從南歐地中海沿岸(主要是意大利)和北歐波羅的海與北海沿岸(主要是尼德蘭和德意志)這兩個策源地逐漸向歐洲大陸腹地推進并展開的。

      商業的復興必然帶來城市的興起,它所引起的變化首先就是西歐城市結構的改變。“中世紀城市的起源與……商業復興直接相關,前者是果后者是因,這是毋庸置疑的。”

      簡單地說,以商業為生的商人最初必然聚居在城鎮或城堡等設防地點之內以供應它們的生活必需品。然而,由于“城堡只是四周用城墻圍起、面積狹窄有限的堡壘”,所以結果只能是“由于缺少地方,商人們從一開始就不得不定居在城堡之外”.他們在城堡旁邊建起一個“外堡”(forisburgus)或“郊區”(suburbium),并且以“新堡”(novus burgus)相稱,以區別于與之相連的封建城堡即“舊堡”(vetus burgus)。

      這里最關本質的就是,功能上的相互區別以及現實中的相互融合,使得新型城市誕生了:“較老的一個是堡壘,另外較新的一個是商業地點。正是通過這兩種成分的逐漸融合,第一個一點一點被第二個所吸收,城市誕生了。”

      “中世紀城市,是從某個城堡前面或附近的‘堡’的一個地方化的商人集團興起來的。我們必須區別兩個中心:一個老的和軍事的---城堡,另一個新的經濟社會---‘堡'.最后,后者并吞了前者,因而兩者合成為一個社會了。”

      城市最先是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蘭及其附近地區為數有限的地方發展起來的,然而從11世紀到15世紀,在歐洲大約誕生了5 000個左右的城市和市鎮,一些地區甚至有一半以上人口從農業轉向了商業。“城市的興起,論過程,是演進的;但論結果,是革命的。”

      城市興起的最大的革命性成果就是社會政治結構的改變和市民社會雛形的出現。

      首先,商業的復興和城市的興起產生了以經商為職業的商人群體以及商人階級,而商人的出現反過來又刺激了商業繁榮與城市擴張,這種相互作用必然把城鄉重新聯為一體。在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封建文明中,在一個人民依附于土地、每個人隸屬于一個領主的社會組織中,商人能夠周游各地而不屬于任何人,這本身就顯示了商人“不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權的人”的特殊性,顯示了他們“擺脫了仍然壓在農民身上的領地權力和領主權力”的自由性。按照皮雷納的說法,商業適應著人類“追求冒險”與“喜愛謀利”的本性,因此在本質上具有“傳染性”和“滲透性”.商業活動的這種傳染性和滲透性使它成為了一種開放的外向型活動,在12世紀時就使西部歐洲開始擺脫傳統農業活動那種靜止的封閉狀態。慢慢地,商業和工業不再僅僅處在“從屬于農業”的地位,而是反過來支配農業;農業產品不再只是供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消費品,而是作為交換品或原料被卷入到“總的商品流通系統”中。這樣,禁錮著經濟活動的領地制度的框框被打破了,鄉村重新趨向于城市。日益緊密的利害關系使得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依賴顯著增強。

      其次,城市的發展壯大和城市生活的強化,培育了城市市民等級與市民階級。隨著商業和商人的出現,一個全新的市民階層在城市生活中嶄露頭角。雖然說市民并不都是商人,但在最初的時候,市民指的就是那些與商業活動有著直接聯系的人,正如皮雷納所說:“商人聚居地稱為新堡,以別于原來的舊堡。從而新堡的居民最遲從11世紀初期起得到市民這個名稱。”

      但是慢慢地,市民的概念就由最初的商人階級擴大到了所有的城市居民身上,并且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特性的合法的階級。“市民階級本身就是商業復興的產物,而最初商人與市民兩個名詞就是同義語。不過當它發展成為一個社會階級時,市民階級就變成了一個具有高度特性的合法的階級。”城市使市民獲得了人身自由,市民的人身自由則成了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城市與市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同生共死、休戚與共的緊密聯系。從此,市民等級或市民階級成了封建城市中繼教士和貴族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力量,“市民階級在他們旁邊取得了自己的位置,從而使社會得以補全,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之臻于完善。……社會具備了它的一切構成元素”.發展所致,在14世紀法國的三級會議中,市民階級“雖然在地位方面居第三,但在重要性方面不久即成第一”.

      再次,隨著市民階級人身自由的獲得與強化,以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為核心的城市制度就確立起來了。市民的人身自由不僅是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而且也是市民階級的最基本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中世紀的城市是在封建主或教會的領地上興起來的,在物質上掌握著土地所有的封建主掌握著城市的權力,他們把城市作為額外財源,任意向城市居民勒索賦稅,攤派徭役,甚至肆意搶劫。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市民為了取得各種權利,逐漸展開了反對領主的沉重剝削和壓迫的斗爭。從11世紀開始,城市市民或者“通過贖買”、或者“通過武力”、或者“利用貴族的弱點或者他們之間一心只顧爭吵的機會”等方式[11],迫使封建國王或教俗領主以頒布“特許狀”的形式建立了自由城市、城市公社、城市共和國等獨立的、自治的社會實體,取得了城市的自治權,不僅免除了許多封建勞役和賦稅,明確了市民人身與工商經營活動等基本權利和義務,而且確認了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所獲得的不同程度的自治主權和經商特權。

      11世紀后期起,“執政官”的大量出現就反映了城市自治的基本特點。

      第四,市民階級的自由性以及城市生活的自治性,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打開了傳統封建社會和等級社會的缺口,將人們從封閉的身份共同體中引領出來。城市市民的人身自由,說到底其實是勞動的自由,是奴役性勞動向自由性勞動轉變的結果:“在城市出現以前,勞動是奴役性的;隨著城市的出現,勞動成為自由的。”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以勞動自由為載體的市民的人身自由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城市生活的自治性以及市民生活所展示出來的那種較為舒適、講究的生活方式,無疑具有非常強烈的示范效應,成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和不堪壓迫的農奴從封建莊園向城市逃亡的一個有力激勵。德意志的諺語“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成了適合于所有地方的真理。盡管市民階級本身也是一個特權特級,但是這種市民社會的等級與傳統社會的等級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它不再以人的身份狀況而是以人的居住地域或財產狀況來劃分等級的!由此,市民社會打開了傳統等級社會的缺口,將人們從封閉的身份共同體中引領出來。正如有學者所說:“如果沒有市民社會從等級世界中的突圍而出,政治生活將永遠都只是身份精英們的權力游戲。”

      在這種意義上,城市的興起與市民階級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個“去身份化”、“去等級化”的過程,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

      最后,隨著市民階級的形成以及城市制度的確立及其發展壯大,在封建社會的土壤上就形成了一個不同于農奴等級制的城市等級制。“中世紀的城市本身是一個個體,但是一個集體的個體,即一個法人。”作為一個集體,市民階級本身也是一個特權等級,也需要他們的等級象征,這就是行會和同業公會。正如湯普遜所說:無論中世紀行會的根源是什么,有兩個事實是清楚的:一是“它們與市民階級的產生和城市的形成同時發生”;二是在它們萌芽時“就是組織起來的自由商人或手藝人團體,以保護他們擺脫不自由的競爭和同等團體的競爭”.在行會中,行會成員是“師傅”,師傅之下是“幫工”和“學徒”.然而,隨著行會逐漸富裕和強大,行會中就出現了大行會與小行會、大師傅與小師傅的分化,大行會中的大師傅便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貴族化了”,“一個貴族階級在城市中成長起來”.他們不僅狡猾地篡改了行會的規章,以便排斥較低等級的工人或商人,保證他們自己對行會控制權的壟斷,而且很自然地同城市政權結合了起來,有意無意地謀求政治地位。

      到14世紀時,行會不僅成為“剝削和壟斷的團體”,而且“在城市里產生了一種和農村等級制相似的等級制”---“同業公會所有制,即手工業的封建組織”.總之,商業的復興、城市的興起、市民階級的產生和城市制度的確立,為市民社會的誕生提供了一切必須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社會要素。隨著這些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市民社會已經走到了近代社會的門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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