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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市民社會中的城邦國家和城市公社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5311字

      恩格斯寫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時代,正是“歐洲中心論”大行其道的時候,所以恩格斯只描述了希臘、羅馬和德意志三個民族國家的起源問題。事實上,當古希臘、羅馬接受西亞、北非文明的影響,從原始氏族社會進入階級文明社會之前,國家就已經在埃及、波斯、印度、中國等東方文明國家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演進。所不同的是,與東方國家的“神權國家”或“政教國家”性質不同,古希臘羅馬國家一開始就表現出“城邦國家”或“政治國家”性質。這種國家采取的是公民政治與私人生活合二為一的形式,而且大多數情況下公民政治都處在相對于私人生活來說的絕對優勢地位,但它畢竟為市民社會留下了一定的活動空間。正是這種活動空間,使得西方社會結構在經歷了中世紀初期的社會分化、裂變與重組后,能夠在中世紀歐洲教會權力與世俗權力相互斗爭的社會縫隙中產生出“城市公社”、“城市社會”或“城市共和國”這樣的新的市民社會形式。由此,古希臘羅馬的“城邦國家”和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公社”,實際上構成了近代市民社會的兩種歷史傳統。

      一、“城邦國家”中的公民生活與私人生活

      談及希臘城邦,人們首先會聯想到亞里士多德“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1]7的經典論述。因為它揭示了希臘城邦生活的兩個基本事實:一方面,城邦作為一種國家實體,關涉到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另一方面,個人作為城邦的組成部分,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才能讓大家滿足其需要。正因此,亞里士多德從公民與城邦相統一的角度對兩者進行了定義:“(一)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就可說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 邦 的 一 般 含 義 就 是 為 了 要 維 持 自 給 生 活 而 具 有 足 夠 人 數 的 一 個 公 民 集團。”[1]

      亞里士多德的定義說明,“什么是‘城邦’”和“什么是‘公民’”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城邦政制”的兩個不同面相。希臘的“城邦國家”這種政制問題,本質重要地涉及兩個根本問題:一是城邦的國家生活,二是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資格)。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解,人們為了滿足其自然需要,建立了三種不同層次的社會組織,首先是人類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會的基本形式即“家庭”,其次是為了適應更廣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聯合組成的初級形式的社會團體即“村坊”.然而,一旦由若干村坊組合而為“城邦(城市)”的時候,社會就進化到了“高級而完備的境界”.正是看到了城邦具有相對于個人來說的“高級而完備”的“社會團體”優勢,亞里士多德特別看重希臘公民個人對于希臘城邦的高度依賴性。他說:“我們確認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個人,就因為[個人只是城邦的組成部分,]每一個隔離的個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才能讓大家滿足其需要].凡隔離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為世俗所鄙棄而無法獲得人類社會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滿而鄙棄世俗的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祗。”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個人要想成為不被隔離而自外于城邦的人,就要努力地參加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通過政治參與實現希臘人特有的道德觀念。這種對城邦和個人同時有用、能夠為人們帶來榮譽的道德品性,就是希臘人稱之為“幸福”的東西。

      可是,在希臘城邦中,只有公民才有資格參加城邦政治生活。這樣,城邦的政治生活問題自然轉化成了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資格)問題。事實上,按照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希臘城邦的人口通常被劃分成三個主要階級:一是奴隸階級,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毫無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被亞里士多德稱為“有生命的工具”、“有生命的財產”;二是非公民階級的自由人,包括婦女、兒童,以及定居本邦的外邦人(外邦人作為非公民的自由人,雖然適應了城邦經濟的商業化發展需要,但是除非作出特殊貢獻,否則很難取得公民權,因而同樣沒有參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權利);三是公民階級,他們是出身于本邦公民家庭的成年男性,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參加本邦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顯然,奴隸階級的毫無地位、非公民階級自由人的無權地位和公民階級的特權地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強化了城邦作為公民團體的性質。

      這樣,在希臘城邦國家中,盡管存在著雅典民主政治與斯巴達寡頭政治這兩種城邦政制的區別,但它們卻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城邦的最高治權都寄托于公民集體身上。

      以此為基礎,希臘城邦普遍實行的是一種主權在民的政制原則,“公民大會”與“輪番為治”就是這種主權在民原則的貫徹和落實。以雅典為例,公民不僅可以出席公民大會,參與公民大會的辯論和投票,而且可以輪流參加議事會和陪審法庭,處理國家事務,審理案件,調解糾紛。即就是在“不那么民主”的斯巴達,其國王也由兩人擔任,且其權力平等;其長老會和監察官也都由多人出任,輪流執政。

      不難想象,正是在這種城邦政制中,孕育出了古希臘民主、平等、自由、法治與理性的精神傳統。

      那么,城邦公民在政治生活之外又是如何生活的?亞里士多德從城邦與家庭的區別出發,認為公民除了基于城邦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之外,還存在另一種生活方式,即基于家庭的“家務生活”或“私人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完全的家庭是由身份和地位不同的奴隸和自由人(包括家主、婦女和兒童)組成的。家主具有公民權,奴隸、婦女和兒童則沒有公民權。在家庭中,奴隸處于依附地位,婦女處于從屬地位,他們的存在似乎天生就是為那些處于家主地位的公民創造生活資料,提供生產性、生活性、服務性的活動資料而已。亞里士多德就是從這種整體論和目的論出發理解公民即家主的私人生活的。在他看來,一個完全的家庭除了“主奴關系”、“配偶關系”和“親嗣關系”這三項要素以外,還有另一項更為主要的要素即“致富技術”.亞里士多德說:“財產既然是家庭的一個部分,獲得財產也應該是家務的一個部分;人如果不具備必需的條件,他簡直沒法生活,更說不上優良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不僅區分了兩種“獲得財產的技術”,即“為生活而從事于覓取有限的物資”的“自然的”“家務管理”和“專以聚斂財富(金錢)為能事”的“不合乎自然的”“貨殖”,而且認為作為“家主和政治家”的公民應該熟悉家務管理這種獲得財產的自然技術,因為這種致富方式和技術“不但有益于家庭團體,也有益于城邦團體”.一方面,對于城邦公民來說,自外于城邦的公共生活而過一種徹底的私人生活,“首先意味著被剝奪了對真正的人的生活具有本質意義的東西:被剝奪了來自于被他人看見和聽見的現實性,被剝奪了與他人的‘客觀’關系,被剝奪了達到比生命本身更加永恒的境界的可能性”.所以,無論對于那些想通過參與城邦政治而保持與公民集體或公共生活聯系的普通公民,還是對于那些想作為有閑階級而從事修養德性、擔任公職的行政人員以及議事和審判人員等著名人物,都必須擁有一定的財產作為政治保障。正如阿倫特所說:“從歷史上看,無論是財富還是財產都比其他的私人事情或私人關懷對公共領域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兩者至少在形式上或多或少起著相同的作用,成為一個人進入公共領域、具備充分的公民資格的主要條件。”

      另一方面,對于作為城邦公民的家主來說,無論是對“無生命工具”還是對“有生命工具”(奴隸)的管理,都是對其“家有財產”的管理。由于“家務和政務,以及主人的治理奴隸同政治家和君王統治人民完全相同”,所以,家務管理即家有財產管理這種致富技術,在更高的意義上其實是對公民政治能力的訓練與培養。以這種觀點審視希臘人對于家務管理與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關系可以發現,他們雖然在家務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保有充分的活動空間因而保有一定的個人自由,但最終還是將其消弭到了公民的政治生活與公共生活這種城邦自由之中去了。正如阿倫特所說:“‘私人的’一詞,就其原初的剝奪涵義而言,只有與公共領域的多元性聯系起來才有意義。”

      “古代人必須每天穿越橫亙在他們面前的那條鴻溝,越過狹窄的家庭領域,‘升入’政治領域。”遺憾的是,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他們對城邦國家的論述都只是一種歷史想象。一方面,希臘人對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資格)的認同本身受到荷馬理想的巨大影響,存在著貴族主義的文化傾向,體現出非常明顯的排他性與不平等性。其最大特點是,與物質財富的功利性追求不同,希臘人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非功利性追求,因而對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極其鄙視,往往將人劃分成高貴者和低賤者、貴族和平民兩類,認為他們在外貌、體格、能力、德性等所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

      不僅如此,就是公民階級,其參政的范圍與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有閑階級人數不可能比現在一個與之同等規模城市的有閑階級人數還多的希臘城邦,絕大多數公民都還只是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活的商人、工匠或農民(他們除了人身自由等基本權利能夠得到保障外,其他權利絕大部分時間都處于“蟄伏”狀態)的情況下,“只有那些能夠擔任公職、出任元老的人能經常行使他們作為公民的權力”,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充分的時間全面了解有關國家的事務,也只有他們有足夠的財力接受必要的演說訓練”.顯然,這種實際情況是和希臘城邦所主張的主權在民的政制原則背道而馳的。至少它為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古希臘的城邦政制實行的是包含著不同程度的民主因素、但遠非真正民主的政體形式。另一方面,希臘城邦之所以能夠實行主權在民、輪番為治的政制,那也是由希臘城邦在基本上都是“小國寡民”的社會狀態所決定的。

      在這里,“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成了希臘城邦政制實行主權在民、輪番為治這種直接民主政治的決定性因素。比如,柏拉圖理想中的城邦國家的公民人數僅有五千多人,亞里士多德雖然沒有具體規定其理想國家的公民人數,但是卻對“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進行了原則上的規劃。他說:“一個城邦最適當的人口限度:這該是足以達成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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