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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會中媒體政治觀念的多元化難題解讀

    時間:2015-08-17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4521字

      對于西方國家而言,公共輿論甚至替代了法律而成為民主社會權威的真正來源,它是民主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美國前總統林肯認為,如果政府站在公眾輿論一邊,會無往而不勝,否則將一事無成。美國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民意極大程度上成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據,決定著政黨綱領與政府公共決策的更改與變動性。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中的公共輿論是建立在批判討論、權力共享的理性基礎上的。那么,隨著大眾媒體出現、網絡新媒體方興未艾的時代環境下,西方社會中媒體是如何影響公共輿論的,能夠承擔起政治溝通的輿論平臺是當下學者們高度關注的研究主題。

      一、溝通進程中新聞媒體的政治說服力功能

      在歐美國家,盡管政治傳播與溝通理論取得了諸多成果,但人們普遍認為大眾媒體對于公共輿論一貫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與說服力。《紐約時報》的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在《看不見的眼睛:電視在國家政治中的神秘力量》這本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書的前言中提到:“如果這本具有開創意義的書不能對廣播電視行業、對兩黨重要的政治家們以及對政治科學領域產生巨大沖擊的話,那么就再沒有別的書能做到這點”.普通民眾相信溝通對于公共輿論的重要性,因為媒體作為公共輿論形成的重要平臺,擁有說服公眾的特殊影響力。這里的說服,是指透過特定信息的傳遞活動,有目的地改變人們所固有的態度、信念與行為,這種信息通常是以間接強制的方式訴求于被勸服者的理智與情感。早期的“媒介皮下注射說”“媒介有限效果論”都以研究傳播媒介是否改變人們的態度,尤其以是否改變人們的政治態度為基本關注點。如今,政治說服理論已經在政治傳播研究的各個方面得到運用。例如,西方現代政治傳播學者已經將政治宣傳、政治廣告和政治辯論作為政治說服研究中的三個重要主題。

      因此,隨著社會發展,新聞媒體的政治溝通作用非但不會弱,相反還會持續加深。在對政治傳播者(包括媒體)的研究中,人們越來越重視對政治傳播者的說服行為和方式方法的量化研究;在政治傳播內容的研究中,愈發重視說服內容選擇的可能性研究;在政治傳播的受眾研究中,更加重視政治說服在受眾整體、團體、個人中的不同功效與影響等等。有的政治組織會調整政治溝通的策略,將一筆經費從某一種溝通媒介轉移到另外一種溝通媒介上,但選擇的溝通工具仍是媒體,這體現了政府或政黨對大眾媒體在溝通公眾中說服力的高度認同。

      二、政治觀念的多元化是西方媒體溝通的爭議性難題

      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在《公共輿論季刊》創刊 50 周年時曾評價,20 世紀四五十年代對溝通和公共輿論關注的主題與今天關注的主題非常相似。

      在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政治溝通和公共輿論研究仍圍繞政治觀念多元化的主題。那么,信息環境如何才能達到理想的民主價值觀的要求?我們需要對新聞媒體的溝通表現作一個簡要的歷史描述。

      25 年前,在政治溝通領域,人民對新聞媒體進行批判時并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那時候,電視被視為政治溝通“最重要的媒介”,那些晚間新聞聯播對政治問題的預測往往就是公眾關注的焦點。那時候即便有一些對媒體批評的聲音,是因為一些新聞節目,諸如 ABC、CBS 和 NBC 的晚間新聞節目內容很多存在雷同與重復,對同樣的新聞事件的分析視角也極為偏狹。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媒體報道時遵循著“客觀性”的新聞規范。那個時代,電視媒體及記者總是害怕被人貼上某種政治標簽,盡可能避免陷入到黨派斗爭或政治紛爭之中,追求所謂“客觀性”的動機是為了尋求所謂的“客觀事實”.其次,許多政治學家希望在政黨政治中存在更多黨派立場與政治爭論。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政黨委員會(1950)主張“負責任的兩黨制”,就是期冀“政黨在可供選擇的政策中為選民提供一個合理的議題選擇范圍”.在那個年代,政黨往往因為不能提供充分的、清晰的政治選擇而遭到社會輿論的指責。幾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差異性不大,甚至連政黨自身特有的那種立場與特性都已經消失不見,這造成了選民在選舉投票時很難判斷不同黨派的立場與政策差異。因此,那種可以超越黨派界限的政治聯盟被認為是必須要避免的行動,因為它們將“剝奪公眾有意義的選擇”.

      再次,在新聞領域,那個年代,大部分報紙與政黨保持密切聯系,有些報紙變身為某些政黨的宣傳陣地。然而,到了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媒體與政黨的共同利益扼殺了媒體表達政治訴求的愿望。巴格迪基安(Bagdikian)哀嘆道,“現在媒體與政黨形成了利益共同體,他們不以表達個人意愿為出發點;他們的新聞報導平淡無奇,只是為了能夠避免政治爭議”.新聞報道的客觀性非但無法維護公平和避免偏見,相反,它本身就被視為一種無法實現的事情,記者這個職業被視為“最好的職業”,同時又被視為“最乏味的職業”.相比那些政治傾向不明確的媒體,具有明確政治傾向的媒體更容易為人們接受,那些帶政治立場的文章即使乏味大家也喜歡看,就是因為有其特有的觀念與立場。

      最后,不同的政治事件往往會傳達不同的政治信號,態度明確的政治報導風格更有可能突顯這些信息,而不會被人們忽視,那些泛泛的、不帶政治偏向的觀點很容易被人們忽略。

      通過對過往政治新聞報導的討論,明顯可以看到,雖然政治傳播的研究工作者一直重視政治觀點的多樣性,可是,什么樣的媒體才能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對此人們很難達成共識。二十五年前,在那些對媒體持批判態度的學者心目中,多元是一種綜合了多重訴求的多樣性,而不是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場的多樣性。盡管這樣,目前的媒體環境也沒有大幅度的改進。相反,有鮮明政治立場的媒體平臺的興起和傳播渠道的激增又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難題。政治媒體目前傳遞給公眾各種聲音,不管是帶有政治立場還是不帶政治立場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人可以接觸到大量帶有政治傾向性的信息和觀點。因此,個體差異對于政治信息獲取存在著顯著的影響力。只是,我們對人們如何接觸到政治信息和政治評論,以及不同傳播渠道對大眾的影響大小還知之甚少。

      三、社會公眾獲取政治資訊的方式差異性及其對多元化的影響

      隨著西方民眾對媒體的選擇權越來越多,有兩方面的問題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首先,人們對于政治媒體和非政治媒體的選擇會導致政治“富人”(了解政治的人)和政治“窮人”(不了解政治的人)的差距日益擴大,與之相關聯的問題是選擇新聞和公共事務類節目還是選擇純娛樂節目的疑問。

      第二種選擇行為體現為不同的政治和公共議題新聞資訊中選擇的差異。

      第一,在政治與非政治類媒體平臺之間的選擇。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選擇的差異體現為是否關注政治媒體。如馬庫斯·普利爾(Markus Prior)曾指出,政治不是大多數美國公眾天生就關注的東西。

      當隨機選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受訪者讓他們去選擇傳統的晚間節目時,大約 80 %的受訪者選擇了其中一個新聞節目,而 20 %的選擇不看任何節目。不過,同樣的受訪者,給出同樣選項的同時提供給他們更多的電視頻道選項,如情景喜劇、戲劇、科幻小說、真人秀或者體育等,只有 35 %的人選擇了新聞節目,大約 9 %的人什么都不看,56 %的人選擇了非新聞類的節目。

      根據普利爾的分析,這是一個訊號:如果給大家更多的選擇項,那些不是特別喜歡政治的新聞觀眾將會改看情景喜劇、戲劇這些節目,這便減少了他們對政治信息的獲取量,偶然接觸到不同的選擇便會降低此類人群的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從這方面來看,多樣化的選擇顯然并不符合民主價值的要求。

      第二,在政治新聞資訊類來源之間的選擇。不僅在政治和非政治媒體之間,在政治新聞信息源方面的選擇也在增加。現在這些信息渠道提供的政治資訊都是根據預先存在的個體偏見及黨派意圖制作的,它只會導致一種情況:新聞曝光度越高將越強化早已存在和預設的政治觀念和立場。兩黨及多黨自身在政治綱領、意識形態及觀念的分裂導致了兩種認知焦慮現象:第一個擔心是公眾會缺乏作為討論和辯論的共同基礎。同樣的新聞事件,觀眾收看到幾個完全不同版本的新聞,即便他們很關心這期新聞內容,但由于新聞內容完全不同使得觀眾難以就此展開討論。第二個擔心是新聞受眾群體的政黨分裂現象。現代溝通技術激發了在政見上持極端態度者的參與熱情,輿論場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政治聲音。極端政治觀點的不斷出現并被一些人有意識地強化,會導致政治立場的兩極化,執政黨的政策執行會變得更加困難,而且更容易極端化。

      基于以上論述,政治溝通環境的多元化風險不在于提供政治信息的新聞媒體本身,而是由個體公民的行為帶來的,人民在眾多彼此矛盾的新聞源中進行的選擇將會深刻影響他們政治觀點的曝光程度。同時,仍有很多人懷疑,在政治溝通過程中大眾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問題往往是扭曲的,贏得了注意而非客觀信息。那些對政治非常感興趣、有十足動力關注并傳播相同政治信息的那部分人是否會選擇將自己掌握的全部信息向公眾公布,這是今后學術研究的熱點議題。

      四、對于政治社會與溝通而言,新媒體或許還是一把雙刃劍

      溝通技術在不斷的變化,但有關公共輿論與溝通研究中人們所關注的深層問題一直保持不變,政治傳播與溝通中也存在著具有“規律”屬性的特征。

      這些“規律性”既包括人們一直以來對于新聞媒體“客觀性”的疑慮,也包括對媒體形態變化所帶來的群體社會交往恐懼癥及共同體價值觀衰落的擔憂。

      最近的新媒體,即電視網絡結合互聯網的新類型,在這方面也未能幸免。它們在受到人民追捧和批評的同時,又會被新的溝通工具替代,就像電話、電影和電視一樣,人們對新溝通技術效用的追捧都被一種迫在眉睫的文化衰落恐懼所取代。

      目前,政治溝通方面最明顯的技術變革就是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學者們對此再次寄予厚望和重要預測。積極方面是,學者們預測互聯網將帶來更強的參與性文化的崛起,與傳統被動地觀看電視相比,公民在信息獲取和活動參與上更具有自主性。

      但是,正如普特曼(Putnam)和其他人指責電視剝奪了人們的社交網絡一樣,互聯網成為人們擔心社會關系缺失的“替罪羊”,“我們正在從一個世界移往另外一個工具化的世界,在過去的世界,你們認識你所有的鄰居,看望你所有的朋友,每天跟許多不同的人發生交流,而在這個工具化的世界里,互動交流在遠距離就可以產生……人們使用互聯網的時間越長,他們花在與真實世界的人的互動時間就越短。

      盡管有很多實踐與理論成果,但學術界在很多方面并沒有達成共識。例如媒體環境的變化對公共輿論有消極還是積極的影響?新聞媒體報道需要的是完全的”客觀性“還是具有特定立場的報道?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西方政治溝通所關注的議題,也是目前轉型期中國已開始顯現的現實問題。在很多方面,對溝通和公共輿論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且復雜的理論領域。對此,我們應該采取比較和審慎的態度來研究政治溝通與輿論問題,避免出現為迎合媒體所鐘情的”重磅頭條“而在最初的理論假設中簡單化處理本應該是龐大復雜的議題。

      參考文獻
      
      [1]Patterson, Thomas E., Robert D. McClure. The UnseeingEye: The Myth of Television Power in National Politics[M].New York: G. P. Putnam Sons,1976.
      [2]祝基瀅。政治傳播學[M].臺北:三民書局,1983.
      [3]Vavreck, Lynn. The Message Matters: The Economy andPresidential Campaign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Committee on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Association. Toward a More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 Supplement.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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