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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探析

    時間:2015-07-25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2648字
    摘要

      二十世紀后二十年,有兩股巨流橫掃全球:一是經濟的市場化浪潮,二是政治的民主化浪潮。鄧小平曾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我們放眼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發展經濟作為頭等大事。在目前電子信息時代,經濟發展更是突飛猛進,與此同時上層建筑也相應地發生了巨大變化。世界各國適應經濟的高度發展建立了相應的政府管理和調控機制,以利于經濟的發展。政治改革不斷扮演主要角色,始于十八世紀的民主化浪潮在人們的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有主要地位。經濟發展關系到國計民生,民主政治關系到個人生活的價值實現。

      1 經濟發展與民主的起源

      民主由希臘語的 Demo(s人民)和 Kratia(統治或權威)演變而來,其最初的含義是“人民的統治”.“民主”一詞演化到今天,有了豐富的內涵。美國政治學家達爾曾經指出“,民主是許多歷史要素的混合物”,亨廷頓認為“作為一種政體,民主一直是根據政府權威的來源,政府所服務的目的和組成政府程序來界定”[2],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導人。

      關于民主的描述由于各人觀察角度、階級立場、利益關系以及政治立場不同,會有不同的認識和歸納,但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通過選舉等方式,決定國家組織中的領導人,并按照監督和有效的原則運行的制度,是不可否認的。美國政治歷史學家巴林頓·摩爾在《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強調了農業社會與民主制度的關系似乎在說明這樣一個原理: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有一定關系,并有促進作用。

      有這樣一種事實認為:盡管 60~70 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預期的政治民主化在多數國家并未實現,一些國家依然在政治上保持著專制主義,因此獨裁的興起,特別在拉丁美洲導致一種議論,認為專制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有利于經濟增長,亨廷頓、奧唐奈及一些拉美依附論學派理論家都認為民主制的前景暗淡他們大都稱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給第三世界各國經濟制造了機能障礙。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民主化作為政治發展的一種形式有一定的積極性,但也不是完全的。這就向世人昭示,任何事物都不會是萬能的。

      2 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

      經濟發展、工業化、都市化、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出現,工人階級的發展及早期組織,貧富差距逐步縮小,所有這些在十九世紀北歐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中發揮了作用。另外新教也促進了民主化。導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政治和軍事的勝利占有顯著的地位,西方盟國在二戰中的勝利和這些國家在戰后進行的非殖民化改革導致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財富和民主之間的相關意味著向民主的過渡必然要發生在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國民主已經發生過。但也有些經濟進入中高等收入層次,卻仍未實現民主化的國家。

      在石油主要輸出國家,其國民收入平均已超過 4000 美元,屬富裕的國家,但它們仍不是民主國家,這意味著伴隨著重大的工業化進程,已具有廣泛基礎的經濟發展會有助于民主化,但靠石油出口則不能產生民主化。石油收入屬于國家,這些收入增加了國家官僚體制的權力,它們可以減免稅收,也減少了向民眾的攤稅派稅的必要。稅收的越少,公眾所要求代表的理由也就越少。證據表明僅靠財富不足以成就民主化。

      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社會上逐步實現了工業化,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中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人們逐漸結成一些利益群體或行業團體,他們要求政府分權,影響政府決策,以實現或達到本集團或階層的利益,這樣在社會上就形成了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形成無疑會推動民主化進程,而市民社會的形成的基礎則是經濟發展。市民社會是現代民主社會產生、發展和鞏固的重要基礎,也是民主政體運行的必要條件。他一方面為民主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另一方面還能有效地監督和制約國家權力的無限膨脹。市民社會的民主化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監督和制約國家權力;第二,培養和深化民主價值文化;第三,利益的多元表達;第四,直接推進民主進程。在此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有了一種間接的關系。與此相反,如果人們都很窮并忙于為生活而奔波,那么他們就不會有很多時間參與政治,更不希望社會動蕩,而希望社會安定。而社會安定就有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

      現代工業化經濟的發展會導致新的更加多樣的、復雜的和互相依賴的經濟,這種經濟對權威政權來說更難以駕馭,經濟發展造成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這些來源獨立于國家之外,而且會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決策權,更加直接的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和鼓勵民主化的價值觀。首先,一個社會內部經濟富裕程度決定了其公民的價值觀和態度,而且培育了人際間相互信任、生活滿足和憑能力競爭的性格,這些性格反過來與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的相關性;其次,經濟發展會促進教育發展,更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開始養成追求滿足和注重個人能力的性格,這些都是與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的;第三,經濟發展使得在社會集團之間有更多資源可供支配,因而促進了融洽和妥協,第四,60~70 年代的經濟發展既要求也促進了該社會向對外貿易、國外投資、旅游和通訊市場的開放,一個國家加入世界經濟會產生一系列非政府性的財富來源和影響,并未使得該社會接受在工業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觀念的影響;最后,經濟發展促進了中產階級的擴大,社會上越來越多的是商人、專業人士、店主、教師、公務員、經理、技術人員、文秘人員和售貨員,在某種程度上民主是以多數統治為前提的,而且在貧富懸殊的地方,民主也不可能行得通。

      民主政治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在西方及一些民主國家內確有其事,但也不盡然,而在非西方國家如印度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已有相當一段歷史,但其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后;民主政府也由于領導人的變更,領導人民主素質的有無而使民主化中斷或斷層。民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而言會對社會各集團、各階層政治參與提供一種共享機會,但同時也會由于社會經濟集團的增加,而降低社會決策的效率,延緩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民主和市場機制有一種相關性。市場機制自我調節,在利益追求標準下,促進人們去競爭,但市場經濟的滯后性是其根本缺陷,使人們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了精神生活和社會公益事業。同樣民主促進了自由、平等價值觀念的實現,使人們在政治舞臺或社會要求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但社會各階層集團也是小群體利益的代表,具有其自身的地域性、缺陷性、自利性,這種群體的膨脹也給社會帶來動蕩。

      參考文獻

      [1] 羅伯特·達爾《。Democracy and its crisis》Yale University,1989:13.

      [2] 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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