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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國》中“國家論”的基本思想、原則及啟示

    時間:2015-05-21 來源:未知 作者:學術堂 本文字數:3783字
    摘要

      柏拉圖原名阿里斯托勒斯,出身于雅典貴族,青年時師從蘇格拉底。蘇氏死后,他游歷四方,曾到埃及、小亞細亞和意大利南部從事政治活動,企圖實現他的貴族政治理想。公元前 387 年活動失敗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稱為阿加德米的體育館附近設立了一所學園,此后執教 40 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頗豐,其教學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國》和《法律篇》中。

      一“、國家論”的基本思想

      我們認為,國家是一個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而又難以觸摸到的似有似無的存在,關于國家學說的文字自古至今應有無數,我們肉眼所能看到的國家是一個由不同民族的人們組成的一個有限的空間,是通過某種方式聚集起來的集合體。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一個完善國家的理想,是人間神國的夢想。可以說,柏拉圖是烏托邦理論的鼻祖。他在《理想國》國家論中指出:由于道德是至善的,個人不能孤立地而只能在社會中取得這種善,國家的任務就在于實現德行和幸福,國家體制和法的目的在于為使盡量多的人為善而創造條件,即保證社會福利。社會生活是使個人完善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誠然,個人必須以私利服從公共福利,但是,這只是因為個人的真正的善同社會福利聯系在一起。如果所有的人都講道理和有道德,就不必有法和國家,因為完整的人是極少的,需要有法來實現我們真正的善。因為有必要,才建立起國家。

      柏拉圖認為,首先,在國家組織中,理性應該占統治地位。一個國家的每一個階級,無論是從事工業,還是軍事和守衛,都要堅持做自己的工作,堅守自己的崗位,這樣一個國家就會實現正義。并且如果這些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能夠和睦相處,一個國家也就有了節制、勇敢和智慧。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在國家中有一種職業,這種職業應該是最合適他原有的能力的。正義就是占有自己應該有的,做自己應該做的,守本分,不管閑事。其次,理想的社會構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一個和諧的大家庭。柏拉圖反對私有財產和一夫一妻制,主張兩個上等階級實行共財產和共妻兒。他還建議監督婚姻和生育、遺棄弱嬰,推行國家義務教育,教育婦女作戰和參議,檢查藝術作品。最后,國家是一個教育機構、文化工具,必須建立在可以獲得最高知識的哲學的基礎之上。“除非哲學家在國家中取得王權,或者是現在稱為國王和君主的人具有足夠的真正哲學方面的修養,那就是說,除非政權和哲學融合于一身……城邦就不會得救,何況全人類。”柏拉圖非常看重統治者本身的素質。為防止他們被壞的思想和環境所腐蝕,他強調,他們必須從小就進行良好的教育。正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國家選擇的政治家必具有淵博的知識、良好的天賦、杰出的才能、優秀的品德,只有具備上述條件,人們才能把國家的實際管理權交給他。

      二“、國家論”的普遍原則---正義原則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闡述了國家理論的普遍原則:正義原則。他認為,正義是維系社會的紐帶,正是它把人們融洽地聯系在一起。正義既是一種公共道德,又是一種個人道德,是既涉及國家也涉及個人的至善,二者一以貫之。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的口說:“我們在建立我們這個國家的時候,曾經規定下一條總的原則,我想這條原則或者這一類的基本原則就是正義……這條原則就是: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合適他天性的職務。”“正義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別人的事。”即恪守本分。他認為在國家內,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擾,便有了正義和國家。柏拉圖把正義看作是繼智慧、勇敢、節制三種美德之后的最后一種美德,是所有美德中的最高境界,國家實現善的根本原則。

      正義在國家中的實現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如:國家統治者勵精圖治,戰士英勇忠誠,農夫和工藝人勤奮勞動,全民都服從理性的統治。沒有正義,其他美德就失去了最高目的。孤立的智慧、勇敢和節制是沒有內部和諧與力量的。正義要求國家的完善發展,要求所有美德恰如其分地結合。正義原則是國家和社會一切品德的基礎和最高體現。

      柏拉圖認為,正義不僅應體現在立國原則中,也是對人的內在精神狀態和品質的要求。國家之實現正義要靠每個人對自己的正確認識,并按照善的原則去做事,如此才能形成整體的國家的善和正義。柏拉圖最早詳細地闡述了國家社會的正義原則的實現,取決于個人心態上的健康和正常發展。沒有良好的精神文化環境,一切政治原則和體系無論設想得如何完美而細致入微,也不過是海市蜃樓。

      按照柏拉圖的觀點,當個人中具有的理性、情感和欲望三者和諧地發揮職能時,就表現出正義和美德。對個人來說,正義便表現為靈魂各組成部分的和諧秩序。此種內在精神狀態,使個人的品德調節可與自己的本性和職務相一致,這種和諧完美的人格理論,是蘇格拉底美德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是“認識你自己”這一格言的具體發揮。柏拉圖在《高爾吉亞篇》中,通過蘇格拉底與加里克斯的討論來強調“實行不公正比遭受不公正還當更加避免,而且不論在私人生活中,或在公共生活中,都應當拋開一切,先追求德行的實際,而非其現象;而且當一個人在任何方面行錯了事的時候,他應當受到懲戒,因為人除了行事正直之外,其次的好事就是他能夠在得到懲戒處罰之后,趨于公正,他還應當避免互相標榜,不論是少數人的諂諛或多數人的諂諛;而且他不論言辭或行事都永遠應當著眼于公正。”對個人德行的完善要求和規定也就是對正義國家的規定,在一個充滿丑行和不道德行為的國度里,是無所謂正義可言的。

      三“、國家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啟示

      國家是什么?國家的目的又是什么?國家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為了尋覓國家建立和存在的理由,把社會和國家等同起來,然后用成立的社會的需要來頂替國家存在的理由,從而讓人們覺得國家(社會)乃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模糊國家與社會的界限,而將國家等同于整個社會組織之后,形而上學的國家論還力圖把社會組織結構解釋得超越現實,而將其看成一個超人的實體。這個實體將有權使用絕對的物質力量控制其成員,似乎是理論建構的一個宗旨或者說目的。黑格爾曾經斷言:國家應當有一個最高統治者來使它具有完滿的個性,而且這個統治者應當用一種自然的方法來確定,這個方法就是長子繼承權。而通過繼承延續下來的權力將擁有廣大到像上帝的絕對支配權一般的統治權。在這種絕對統治權的陰影下,作為其中成員的個人義務也變得絕對化,他們真正的個性逐漸被國家淹沒了,因為國家是最高的權力,是人類聯合組織的最高形式,而這種形式被神圣化為一個不可侵犯的合法暴力體,其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而非手段,真正作為的手段卻是暴力!

      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組織,國家只是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手段,國家本身就應該是人們組成團體的一種方式,當然,不同形式的國家有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但時代產生的各種國家形式應視為社會中人們為謀求最大福利而自覺采用的人類組合的一種手段,卻并非為目的。

      在形而上學的國家理論中,國家被認為是我們社會活動的主要內容,并看作是文明生活的有機組織,因而國家變成了自身的目的。人生而處于國家之中,期待在國家所提供的一切呵護下尋求自身個性的發展,并為自身最大幸福而努力,但國家的每一條法律都是對自由的限制,而自由受到侵犯的人自然就會產生痛苦,國家中的公民只有犧牲他的部分自由才能獲得法律上的權利。然而人們在獲得國家保護權利的同時還必須忍受國家強制其履行義務的合理干涉。人們常說的“每一項權利都包含著一項責任”,在這里責任好像被解釋成為義務,也就是說,權利本身包含著義務,這是不合理的,權利即權利,義務即義務,權利和義務可以轉換,擁有權利同時可以承擔義務,但權利并不能因此成為義務,若權利成為義務,那將為國家侵蝕個人權利制造出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個人權利也將淹沒于國家強制力的制約之中不得喘息!在充滿理想色彩的學說中個性逐漸走向滅失,給我們的理想蒙上了厚厚的一層陰影,這是我們所不愿意見到的。

      四、對中國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意義

      柏拉圖在《國家論》中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社會,盡管這種描述帶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但是他相信通過種種的改良措施,能夠去除社會固有的弊病,挽救當時希臘民主的政治方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隨之而來的負面效應也充斥著社會的各個角落,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貧富差距拉大、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生態環境惡化等,這些問題都必須依靠國家的不斷改革和創新來解決。

      解決矛盾就要解決社會公正問題,社會公正的核心是全體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應用,不合理的分配就是對社會公正的背離。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諧,我們要不斷改革和創新,時刻警惕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在物質文明的基礎上緊抓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黨和政府要面向廣大人民群眾,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物質保障,解決廣大人民群眾迫切需求。構建和諧的社會是一個長期、復雜的工程,不僅要求黨和政府充分發揮引領作用,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斷探究實踐來檢驗理論的合規性,從而真正提煉出一個合乎國情、與時俱進的理論精髓,為國家的日益壯大提供智力支持。

      參考文獻:

      [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英]鮑桑葵。關于國家的哲學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英]L.T.霍布豪斯。形而上學的國家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4][美]梯利。西方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5]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西方哲學原著選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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