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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民主黨

    時間:2015-05-1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7425字
    標題

      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始終認為自己的綱領是進步的。然而,自 20 世紀 70 年代起,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陷入了守勢。當新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時髦起來之后,他們的綱領不知從何時起被看做是傳統的,因而不再是面向未來的。從此之后,社會黨一直在討論自己應如何在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之間定位。這基本上也反映在他們的歐洲政策上。為了在今天更好地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對歐洲的綱領和態度,本文在第一部分將討論歐洲各社會黨的歐洲政治綱領,重點討論德國、英國和法國的三個大黨; 在第二部分將介紹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歐洲的社會發展和社會黨在歐洲的狀況。在這個意義上,綱領和社會發展共同交織在下述主題上,即社會黨的一般綱領同歐洲綱領發展成為一種明顯相互矛盾的關系: 盡管歐洲各社會黨的基本綱領非常相似,然而他們在對待歐洲一體化的具體態度上的分歧卻愈來愈大,以至于一再威脅到共同目標的實現。

      一、歷史上社會黨對歐洲的態度

      作為各民族國家工人之間團結的象征,國際主義從工人運動存在之初就是一種共同的基本理念。在建立國際工人協會時,同 1863 年起義失敗后的波蘭人民的國際團結就被稱做核心要素。在普遍適用的基本價值即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的意義上,各種工人政黨發展起來。在這里,平等的自由只有作為所有人的自由才是可想象的。因此,工人運動的國際團結與國際合作所反對的是同樣國際化的資本。特別是《共產黨宣言》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作為最后的號召,對此給出了雄辯的證明。這里的基本理念是,對于各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相同的社會前提不太可能讓雇員們相互對立。自全球化的新浪潮興起以來,正是這一點在國際地位競爭的主題詞下對于歐洲的工人又再度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因素。歐洲的事業也因此對于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來說是重要的。

      (一) 德國社民黨

      德國社民黨在歐洲立場上具有悠久的傳統,例如,在 1866 年全德工人聯合會《萊比錫綱領》草案中所蘊涵的。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合作及國際主義的理念獲得了某種意義,但更多的是作為綱領性的長遠目標; 這里的關鍵詞是 1925 年在《海德堡綱領》中提出的“歐洲合眾國”,但是后來沒有被繼續堅持下去。這一切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同時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社會主義國際內部多樣化取向的一種典型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的統一變得重要了: 德國社民黨強調德國作為歐洲的一部分而存在。不過,該黨反對根據 1951 年的舒曼計劃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因為對于德國社民黨來說,德國重新統一的目標處于絕對優先地位,而西德的一體化或許會阻礙兩德從長遠看來可能的重新統一。這樣,德國社民黨就成為致力于國家統一的政黨和歐洲發展的反對者。然而,基于歐洲一體化的推進,德國社民黨已于 20 世紀 50 年代末承認了形勢,并回歸現實政策: 德國社民黨于 1957年同意了旨在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羅馬條約》,而且將它和共同體的社會取向的要求以及歐洲機構的民主建設---議會選舉---的要求聯系起來,并在之后的數十年中堅持了這些要求。隨后,德國社民黨轉變成為歐洲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之一。20 世紀 70 年代,在維利·勃蘭特推進一體化廣度和深度的一系列努力之下,歐洲政策獲得了雖然不是非常突出,但卻是持久不變的重要地位。因此,歐洲議會直選得以實現。歐共體內的各社民黨之間開始了緊密合作,在 1979 年的第一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相互協調選舉活動并提出共同的選舉徽標。由于糟糕的選舉結果,這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僅有的一次嘗試。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成功地建立一個社會共同體/社會聯盟成為歐洲政策的核心目標。此后,這一綱領實現了: 歐洲合作被看做是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目標的手段,或者換句話說,應當在歐洲的政治環境中找到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成就的道路。例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就贊同這一觀點,并能夠在其擔任輪值主席國期間制定了關于平等等議題的重要法規。這一綱領的基調(尤其適合德國社民黨) 始終是堅持更多的一體化: 政治聯盟及社會聯盟必須同經濟聯盟及貨幣聯盟平行發展,特別是在確立了貨幣聯盟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后。在該條約簽訂的同一年(1992 年) ,作為歐洲層面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歐洲社會黨成立了。社會黨自 1998 年執政以來,歐洲優先的動力衰退了---“社會的歐洲”失去了意義。與明顯變化了的框架條件相適應,“對全球化進行塑造的政治聯盟”躍升為新的理想。在這一政治聯盟的總綱領之下,歐洲政策及其不同政治領域的政策開始呈現區別; 其中,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沒有間斷。在這一時期,歐洲機構的民主化被確定為目標,例如歐洲委員會職位的任命更加依賴于歐洲議會。雖然迄今為止尚未實現歐盟委員會主席熱門候選人的直選,但在 2014 年的歐洲議會選戰中,為強化選民的政治立場,各主要人民黨的熱門候選人都被宣布為歐盟委員會主席的候選人。在過去幾年里可以觀察到,已經開始討論對一體化的不同支持。目前,拯救歐元處于關注的中心: 要求對銀行實施更加苛刻的措施,并要求在歐盟內部有更多的“增長動議”和社會支出。此外,德國社民黨支持歐洲銀行聯盟的計劃; 但從長遠看,銀行的監管應當由一個“獨立的歐洲監管機構”來領導,這一機構事實上也已成立并將于 2015 年 3月開始工作。建立一個歐洲的評級機構和一個作為歐元債券變體的歐洲償債基金已經提上日程。

      同時,還有大量這樣的要求,即創造一種更加公正并以投資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正是在這次危機中,德國社民黨因對一種救助原則的聲明而廣為人知,即按照聯邦的模式建立一個歐洲治理機構,當然也包括與此相關的民主的組織原則。為此,應當設立一個新的制憲會議。此外,還提出很多具體的社會標準和稅收政策標準以及歐洲層面的項目與戰略的要求,例如加強歐洲的企業工會委員會以及對利潤和資本收入的稅收進行協調等。

      (二) 英國工黨

      英國工黨在其早期專注于國內政策。直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8-1939 年) ,才開始深入討論對外政策和歐洲政策,其中只有少數人贊成歐洲一體化或歐洲聯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工黨嚴格拒絕超國家的一體化。大多數工黨成員認為在歐洲聯邦中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戰略的可能,而且英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不應受到威脅。

      此后,英國工黨實行了一條反反復復、搖擺不定的一體化路線: 反對派時期雄心勃勃的歐洲政治目標與執政時期的平庸政策之間經常形成一種強烈的差異。對歐洲一體化始終是有爭議的。自 20世紀 70 年代初以來,英國工黨對歐洲完全持懷疑態度---盡管或者恰恰因為英國于 1973 年加入歐共體; 工黨政府在隨后的談判中有所改善,并通過一場全民公決使英國人同意留在歐共體。在反對派期間,英國工黨自 1979 年起表現出強烈的目標搖擺: 一開始,它想要退出歐共體,隨后從 1984年起,它對歐洲一體化的看法愈來愈正面(尤其因為瑪格麗特·撒切爾是堅決反對一體化的) .

      20 世紀 90 年代初,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談判的背景下,確立了社會的歐洲的目標。在愈來愈接近 1997 年大選和工黨上臺執政的過程中,英國的利益重新處于中心地位,現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包含強大英國的社會的歐洲”.這一趨勢在工黨執政期間得以加強。

      從制度上看,盡管歷經種種搖擺,但英國工黨一直堅持盡可能高度的國家自治。首先是在反對派期間,英國工黨希望將歐洲議會的權利收回到民族國家層面; 后來,工黨支持在加強歐洲議會的同時加強各成員國及其議會,因為它們是以最民主方式獲得合法性的。它支持在歐洲理事會和歐洲部長會議中的多數派決定,但只是在對于民族國家來說并非核心利益的領域內。它強調救助原則,即在不同政治層面之間分配任務,目標是將塑造的機會委托給各自的最底層。在執政期間,英國工黨比以往更加強調民族國家的意義,目標是盡可能保持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拒絕聯邦制國家式或者邦聯式的結構。直到今天,其要求還包括明確區分職權范圍,將權限交回民族國家層面,或者不再在歐洲層面設立新的權限。目前,對于英國工黨來說尤其困難---要在傳統上對歐洲持懷疑態度的大不列顛支持歐洲,因為拒絕歐洲的英國獨立黨在 2014 年 5 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巨大成功,而大衛·卡梅倫及其反對歐洲的政策失敗了: 在 2014 年 11 月的英國議會第二輪補選中,保守黨在一個選區輸給了英國獨立黨的一名候選人。這樣,英國工黨對此作出怎樣的反應將是非常令人緊張的---秉持懷疑歐洲的立場無論如何也不能獲得更多,因為這是抗議政黨所持的立場。

      (三) 法國社會黨

      對于歐洲的統一,法國社會黨始終持建設性和贊成的態度,不過理由則是變化萬千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旨在限制德國利益的所謂保衛和平的理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舒曼計劃,歐洲煤鋼共同體) ; 這一理由從此就沒有消失過。

      后來,歐洲一體化被理解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或者實現民族國家利益的希望。然而,針對歐洲政策也還是有爭議的: 自 1971 年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少數派,他們批評歐洲統一的模式,甚或從根本上就質疑歐洲的統一。他們指責歐共體過于自由主義了,在歐共體內沒有實行社會主義路線的可能---因此,他們和英國多數派的立場沒什么不一樣。隨著密特朗于 1981 年擔任總統之后,他們的態度發生了些許變化。“社會主義的歐洲”的目標將不會在歐洲層面實現的觀點向一體化支持者提出了一個更高的塑造要求: 民族國家行動能力的有限性被承認,所以歐洲一體化的目標要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用。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起初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的/綱領性的目標淡化了(目標從社會主義的歐洲轉向社會的歐洲) .在同一進程中,民族國家的利益被更多地強調了(“在社會的歐洲中的強大法國”---這看起來與英國工黨的提法一樣,但卻比后者早了將近 15 年) .20 世紀 90 年代初,在討論《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的目標重新變得重要了。社會黨人利昂內爾·若斯潘上臺執政之后,在歐洲政策中確立了更貼近時代、更加現實的綱領目標,并且拋棄了完全是空想的和/或抽象的目標。與此同時,民族國家的利益依然重要,盡管與英國工黨相比要弱些。

      法國社會黨在制度上的觀點是始終堅持一種區域性政治原則。超國家結構意義上的全面的共同分擔原則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被拒絕。但也出現了情愿接受主權讓渡的情況---如果這樣能夠實現法國的目標或者社會主義的目標的話。另一個持續的目標則是歐洲機構的民主化,盡管對此幾乎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要求。總而言之,法國社會黨在制度方面的政策就是利用盡可能少的主權轉移來實現盡可能多的一體化。

      目前,法國社會黨的立場是通過對財政金融交易進行征稅來提升歐盟的財政資源。此外,法國社會黨還致力于擴大歐盟對外政策的影響力,首先是要“建立一個多極的世界性政府”,特別是自烏克蘭危機以來,這一目標便更具緊迫性。金融危機致使其更加關注建立一個具有反應能力的、超越歐盟委員會的歐洲執行機構,理由是(和德國社民黨完全一樣) 對于歐元危機處理得太晚或者太糟糕了。與此相應,法國社會黨贊同成立一個包含歐洲財長的歐洲經濟政府,這些財長是歐盟委員會或歐盟理事會的成員; 另一替代方案是由現任歐盟理事會主席來承擔領導歐元區的責任。該黨還主張,應當建立一個歐洲的評級機構;應當實施歐元債券,并建立一個歐洲的能源共同體。因此,有關現實問題的政策明顯處于核心地位。

      綜上所述,這三個政黨無論何時在歐洲政策上的目標都不盡一致,盡管他們基本上都支持歐洲一體化。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這里只簡要總結如下:

      1. 國家的政治文化和中央集權的或者非中央集權的政體: 德國一直是聯邦制的組織形式,與其他兩個國家相比,更能認識到一體化的好處。英國具有特殊性,將主權讓渡給不同機構與英國政體中根深蒂固的合法性理念不一致---即使是通過蘇格蘭公投事件出現了這樣的運動。英國的主權直接同議會捆綁在一起,因而議會權力的讓渡就意味著制度的崩潰。最后,英國是另外一種選舉制度,這使得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實施政策成為可能。還要注意,一個基于共識的多黨構成的多數派政府和嚴格的一黨構成的多數派政府是不同的政治形式。此外,還有各國議會對歐洲的不同影響。

      2. 原則上,歷史經驗是另一個原因,例如法國和英國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還擁有殖民地,到今天還仍在維護其政治和經濟的一致性(法國的國家領域遍布全球,尤其是和前殖民地的經濟關系遍布全球; 英國則在關照其英聯邦成員) .

      3. 一個聽起來乏味,但卻不失重要的方面是地理位置。英國位于歐洲大陸之外,德國則處于歐洲的中心。

      4. 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這里的關鍵詞是反對派和執政黨的區別; 對歐洲的興趣本身在英國就不大; 內容上的不同: 在法國和德國,諸如保衛和平的安全政策的利益占主導地位,統一后的德國深度融入歐洲結構。對英國來說,經濟利益則始終更為重要,而且其經濟利益的獲得方式與德法不同。目標不同的德國和法國具有類似的利益,多年來構成了一體化的發動機(以政府首腦赫爾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爾·德斯坦為代表) .

      5. 此外,不能忘記媒體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各國的輿論導向。

      可以這樣理解今天的形勢: 各國社會黨在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使用的共同選舉宣言為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其中反映出對當代現實問題和社會黨自身定位的共同看法,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答案可能不同。

      可以將這次真正全歐洲范圍進行的共同選舉看做是一個良好的標志: 1979 年直接選舉時進行了第一次共同行動的嘗試,當時受到了負面的評價,因此,之后 30 多年都沒有再度進行過共同行動。這一次的情況不同了: 人們在共同選舉綱領和共同候選人的問題上取得了一致。選舉活動是最具有顯示度和最引人注目的,所有社會黨的基層群眾都積極投入到選戰之中。結果表明,與2009 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相比,社會黨是唯一取得穩定結果的(特別是要關注一下意大利的結果) .

      現在,歐洲社會黨計劃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基金會一道,建立一個歐洲范圍的社會民主主義培訓學院,核心議題是: 就業崗位、經濟增長、民主,這樣就搭建起一個意見交流和人員交流的平臺。盡管社會黨人在其他一體化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他們還仍然組織起關于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共同討論。尤其是從 1998 年起關于第三條道路的討論和 2010 年后德英“美好社會”的討論平臺之后,共同討論得以繼續發展。

      二、歐洲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民主黨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歐洲各社會黨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身份認同危機。其原因不能僅僅從冷戰的結束中去尋找,而且要從深層結構方面進行探尋。在社會科學中,20 世紀 70 年代的社會變化被理解為首要原因。因此,1989/1990 年結束的東西方沖突雖然是一個重大事件,但卻主要發生在東歐社會中。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的經濟技術變革遠超“鐵幕”的影響,并且是導致全部歐洲社會(事實上不僅僅在歐洲) 深刻變化的原因,這種社會變化已顯現為政治斷裂。更明確地說,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的危機是歷史分析的起點,所以,深刻而長期的變化引起的社會發展被認為比 1989 年的政治事件更重要。主要論據是數字革命引起的變化。與此平行發生的是由社會福利國家繼續發展及其結果所導致的明顯的社會變化及階級結構的解體。尤其是在德國,這一問題引起了激烈討論: 1989 年柏林墻倒塌作為重大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而 20 世紀 70 年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持續至今的社會發展轉軌的決定性十年。目前,人們的意見相當一致,這不僅是一次在社會中顯而易見的突變,而且更是一次社會轉軌,要經過很久之后才能感受到它的深遠影響和累積的趨勢。

      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中的這一發展與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及其在全部生活領域的廣泛滲透匯聚在一起。歐洲各社會黨最終順從了這一思想---盡管是以不同的速度。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提出一種第三條道路的模式,即要在全球化時代使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繼續與基本價值相一致成為可能。

      這一模式被兩位社會民主黨人格哈德·施羅德和托尼·布萊爾所接受: 當時的形勢是,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這兩個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很長時間內在德國和英國都處于反對派地位,并常常思考這一問題: 他們是否能夠在某個時候再度贏得選舉。不久之后,這兩個黨的主席分別于 1997 年和 1998 年贏得了選舉,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歐洲的核心的希望承載者。所以,他們的第三條道路的建議獲得了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其中指出了擺脫兩難困境的道路,即遵循新的金融資本主義游戲規則,同時又保持社會民主主義的特征。在需要變通的、強烈感受到變化的時代,社會福利國家應當這樣進行改造,即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發展---但他必須是“活躍的”.“活躍”這一概念成為辯論中的核心概念,并且是隨后幾年進行的福利國家改造中的核心概念,“支持與要求”原則成為核心工具。通過“2010 規劃”,德國社民黨實現了這一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業市場靈活了,工資成本降低了。與之并行的是一個投資綱領。

      自 2009/2010 年,即第三條道路之后大約十幾年,在德國和英國開始了一場新的前景討論,它能夠在第三條道路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后,批判性地深入探究其基本原則: 作為討論平臺,它是在網絡上以“美好社會”為標題,自 2010 年于倫敦啟動的一個共同項目。

      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對正確道路和目標的信心受到威脅之后,它將深入討論什么才應當是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根本目標。

      從那時起,討論一直在進行。目前,正在重新討論諸如國民經濟等問題: 所謂的“魔力四邊形”描述了具有下列四個經濟政治目標的一種國民經濟制度: (1) 價格水平穩定; (2) 高水平的就業狀態; (3)對外經濟平衡; (4) 適度而持續的經濟增長。它本身并不是新模式,但目前是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意義上進行討論。這場關于美好社會的辯論是關于下述問題的意見交流平臺: 對人們來說,什么是可行的好政策; 人們在哪里可以相互學習。可以拿2015 年在德國實施的、在英國早就制定的最低工資作為例子。在辯論中反映出了出發點的多樣性。

      這被看作是有成效的,因為人們通過這種方式發現了出發點的不同,并嘗試將它們統一起來。通過對美好社會的辯論,以及認識到社會黨不能通過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順從獲得持續的多數派地位,在過去的兩三年里,人們確信社會民主黨的中心斗爭領域是保衛社會福利國家的成就。社會福利國家也就構成了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的社會的基礎。它將立場不同的民主左翼政黨相互聯系起來,使基于共同基礎的多樣性成為可能,因而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社會主義國際類似,允許完全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共存。

      這樣,也就開啟了通往一種共同歐洲政策討論的道路。公眾對歐洲懷疑的態度愈強烈,這一問題就愈加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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