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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政治學研究重要課題——國家

    時間:2015-05-1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4306字
    摘要

      國家研究已經成為當今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20 世紀 60 年代末復興的國家理論又被稱為國家中心理論。這一時期的學者將國家視為一系列超越了一般結社關系的由復雜結構所組成的制度性矩陣。包容性、強制性的結構特征使得國家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機制。這種突出國家內在特征的視角重新確立了國家這個內生變量在政治學分析中的重要性,一掃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政治學研究中以社會為中心的背景論、化約論觀點。

      一、國家中心理論概述

      當代國家理論在復興時表現為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結構主義國家理論。結構代表著環境中系統各要素之間的一系列聯系,結構是系統的一種特性。因而結構主義往往以掌握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作為理論推論的前提依據。作為結構主義的國家中心理論,該理論尤其重視國家在其各構成要素關系上的特征,并試圖將這些特征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逐漸形成了以國家作為問題分析中心的國家中心主義范式。

      一般而言,國家中心理論建立在以下三個理論要素之上:

      第一,國家概念的封閉性特征。結構主義的理論核心之一在于對國家特征的抽象與規范,因而該理論急需指出國家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一個具有封閉性特征的國家概念主要來自于馬克斯?韋伯的理論遺產。韋伯式國家定義強調了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特定的疆域范圍內壟斷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權。強制力、支配性成為國家內涵的基石。

      第二,國家行為外部空間環境的確立。國家中心理論重視確立國家與外部環境的分界。這一方面使得國家成為了一個能夠獨立分析的單位,同時也為國家研究拉扯了分析的空間。而奧拓?欣策關于國家戰爭與國家地緣政治的研究為結構主義者帶來了啟發。欣策認為,“國家之間的沖突……來自外部的壓力對內部結構總是產生一種決定性的影響。”通過國際地緣環境競爭壓力因素的引入,結構主義者能夠在分析國家問題時建構出一套擁有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二元分析層次的空間坐標體系。

      第三,結構變遷動力機制的解釋。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答社會現象的變與不變。而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傳統對這一時期的國家理論影響巨大。馬克思主義用技術、生產關系等結構要素的變遷解釋另一套宏觀結構體系的變遷,并將政治或者說國家視為階級斗爭的反映。這一點為從事國家研究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套解釋國家結構、政體制度變遷的分析工具。階級間關系以及國家與階級間關系成為該理論研究國家問題時關注的焦點。建立在封閉性的國家概念、環境與系統的分離與宏觀結構變遷動力學基礎之上的國家中心理論存在鮮明的特征。在對國家觀念的認識上體現為一元國家觀念,對國家研究方法論上則表現為結構主義分析模式。

      二、概念的封閉性:一元國家觀念

      所謂國家一元觀念,就是對國家概念的抽象化、封閉化的解釋。將國家作為一個完整獨立的對象,與社會、觀念和個人相分離。在對國家的定義與認識上,國家中心理論采用了一元國家觀念。國家中心主義認為,國家的基本特征在于強制與支配,而對暴力的壟斷將會為國家提供一種其它任何社會組織都不可能具有的權力,這就使得國家機器及其官員能夠以一種不同于其它群體的方式行使權力。總之,國家需要人民的服從。國家中心理論往往熱衷于分析國家的體系結構,而對國家的服從主體--具體的人,他們是如何形成對國家的認同的問題則相對冷漠。比如查爾斯?蒂利對國家的經典定義指出,“國家是 1500 年之后在歐洲居統治地位的機構(具有下列特征):

      (1)有一個明確界定的、延續的疆域;(2)相對集權;(3)不同于其他各種組織機構;(4)在其疆域范圍內,通過以有形的集中性強制手段獲取壟斷地位來強化其政策主張。”蒂利的定義非常清晰地闡述了國家結構的特征,但絲毫沒有論述主體認同、權威接受等問題。在另一篇文章中,蒂利直接將合法性理解為“其他權威遵從某一既定權威的可能性”,試圖快刀斬斷“合法性”這個會給分析帶來困難的“亂麻”.另外,斯考切波認為國家自主性就是“作為一種對特定領土和人民主張其控制權的組織,國家可能會確立并追求一些并非僅僅是反映社會集團、階級或社團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標。”

      在這里,國家成了一個獨立于社會關系之外、與社會界限涇渭分明的擁有自身意志的“行為體”.另外,對國家一元性的認識得自于對歐洲國家建構經驗模式的歸納。從歷史上看,歐洲率先拉開了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序幕,誕生于持久地緣戰爭背景下的歐洲現代國家往往擁有強大的資源與暴力動員能力。歐洲模式已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了影響力,以至于各個國家對國家的機構設置、目標主張(如領土、主權、服從)、職責功能都與其相似。

      西方學者注意到了這一普遍性的趨勢,并將國家的表面特征抽象深化,同時用西歐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來佐證這些被概括出來的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一個后果就是國家中心主義往往會對國家及其國家能力抱有高度的期待,并將國家的建構設限于一定的發展路徑上,從而呈現出政治發展目的論的意味。可以注意到,國家中心理論實際上是通過這種封閉的一元國家觀念,即通過強調支配意義上的國家觀來發展一套適用于應對普遍性問題的分析模型。這套模型的好處在于能夠方便地利用可固定的國家結構性變量來解釋遇到的問題。然而,這種對國家合法性、個體心理認知層面的割除,對國家實踐呈現出來的差異性視而不見,即是對國家觀念認知上的失真,同時也不利于理解分析現實國家運作時展現的多樣性。

      三、結構分析:忽視過程的研究路徑

      與國家一元觀念相對應,國家中心理論假定當國家在面臨相同結構性壓力時,就會產生相似的結果。研究者往往將國家作為一個獨立起作用的單位放入環境中研究,這種環境可以是國內各階級關系或國際關系構型而成的。環境代表了外在于國家的力量的某種排列組合方式,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這種外部環境的結構性壓力下追求自身利益,并作出相似的反應。這種理論框架的目的在于得出一些普適性的公理與相應的推演性邏輯體系。

      該理論試圖建構結構與結構間的某種因果聯系,但對該種因果聯系的成立并不依賴于對核心因果過程本身的介入性分析。這意味著國家中心理論往往會選擇描述原因與結果兩個不同時間點上的體系結構性,但前后時間點之間的內容則會被排除過濾掉。比如,國家中心理論雖然強調國家內部結構與環境結構的變遷會帶來國家自主性行為的結構性潛力變遷與國家能力的變遷。

      但是,結構主義國家理論并不試圖展現結構變遷的具體過程,變遷的過程機制存在于結構分析的黑箱之中。這一問題同樣存在于斯考切波對社會革命成因的分析之中。作者認為,國家崩潰與農民反叛這兩個結構性因素共同發揮效應,社會革命就會爆發。

      在論述中,斯考切波沒有加入時間過程的概念,因而并沒有展現革命爆發的政治過程。她的分析正如被戈德斯通批評的那樣,沒有指明革命的“法則”,論點實際上“描繪了一套特定的歷史條件如何以類似方式出現在不同的地域。”不對過程機制做出解釋,相反,國家中心理論將理論論證建立在對不同案例結構要素的比較基礎之上。但這種分析方法對案例的代表性以及案例的檢驗問題提出了要求。尋找滿足條件的足量案例數目導致研究分析往往會回避現實政治社會生活的紛繁復雜性。研究者在對待歷史細節時不是加以歪曲就是省略或簡化。而一個抽象化、封閉化的國家概念也因此迎合了結構主義的分析模式,這是造成國家中心主義熱衷于一元國家觀念視角的原因之一。

      此外,結構主義分析對結構的強調忽略了行為體行為能動的復雜性與重要性。結構性力量自然是左右政治社會發展進程的因素,但并非政治進程的充分條件。政治世界中行為體的行為顯然不僅僅是對結構條件的單調反應,相反,行為者的意志與行為也是塑造今日世界的力量源泉。戈德斯通強調,“結構性條件可能為政治過程提供了展開的舞臺,但是通向最終政治結果的不是結構而是政治過程。”

      對牽涉到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具體政治過程進行分析應該成為深化國家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所以展現結構條件下行為體發揮施動性的整個政治過程應該成為國家研究中的必要環節。

      四、對國家中心理論的反思

      國家中心理論在理論建構上存在將結構高度1單一元化趨勢;而一元國家觀概念的盛極一時與背后解釋力的匱乏又得自于結構主義解釋模型的自有特色。可以這樣認為,在有關國家的本體論認識與方法論視角選擇之間存在互動、互構的聯系。對國家研究的反思應當從對國家概念認識的深化與方法論解釋路徑的進化這兩個具體的方面展開。國家本體論認知的深化與方法論視角的進化是這一關系的兩條主軸,而這一關系構成了國家理論進一步發展改進的內在邏輯。

      首先,在正視國家社會二元組合多樣性現實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的國家概念集。所謂建立一個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的國家概念集,就是要破除一元國家觀念,在接受社會豐富性、國家實踐多樣性的前提下建構國家概念。自二戰以來,有關國家建構的實踐豐富多彩,許多新的國家誕生了,又有許多舊的國家崩潰了。現代國家要求獲得服從的權力也日益受到國際組織的侵蝕。總而言之,國家實踐呈現出來的差異性既是橫向的也是縱向的,不同國內社會的異質性與國際社會的演進性構成了這幅奇特的政治圖景。

      其次,在分析國家問題時,應該從單純的結構分析邁向展現過程機制的分析。第一,完善對分析層次的多級劃分,按照微觀、中觀、宏觀的區分歸類研究對象。如一些學者嘗試將制度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從特定的政府制度到更為宏觀的國家結構和一個民族內部規范性的社會秩序。

      第二,重視歷史與時間維度上的理論建設,將時間概念引入分析,強調變量序列的不同對政治結果的影響。歷史上早先形成的政策、制度及文化心理自然影響著當前政治單位及其行為,但這卻是一個長期、復雜的時間沉淀過程,中間存在著復雜的因果機制鏈。一旦加入時間維度,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簡單的、單向的而是復雜的、互動的,有時甚至時間本身也成為影響行為結果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對結構變遷動因的追溯上可以更為多元化。除了傳統上試圖從結構因素的角度對變遷問題做出解釋,學者們還應該對一個社會中的文化框架、意識形態、理念話語等觀念性質的因素或機制予以足夠重視。克雷格?帕森斯認為,理念可以作為影響事物結果的獨立原因,而理念的力量更為突出地表現在處于相同結構條件下的核心行動者們在政策選擇上不同。

      帕森斯的這一貢獻不僅僅為導致結構變遷的因果機制尋找到了一個新的答案,而且也提供了一套理解國家與社會二元組合多樣性,展現國家政治變遷過程的重要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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