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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歐洲極右翼政黨崛起的原因分析

    時間:2015-05-1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13863字
    摘要

      歐洲議會選舉越來越成為歐洲政治的“晴雨表”,對歐洲政治以及歐洲各國國內政治都有著重要的信號作用。在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紛紛崛起,取得歷史性突破和“勝利”:法國民族陣線、丹麥人民黨等力壓左右大黨贏得選舉,波蘭新右派國會黨、匈牙利約比克黨、荷蘭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等斬獲的席位名列前茅。

      1(Manuel Valls) 將其形容為“一場地震”,認為“法國和歐洲迎來嚴峻時刻”.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有著與之前歷次選舉所不同的意義: 一方面,歐洲議會有了更多重要的權力,其地位上升; 另一方面,這是歐債危機全面爆發并引發重大危機以來的第一次選舉,2009 年歐洲議會選舉時歐債危機造成的深刻社會經濟影響尚未完全顯現,而至此次選舉時,歐債危機的影響已完全發酵。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極右翼政黨能夠在 2014 年歐洲議會大選中如此崛起?

      這一歐洲政治深刻新變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問題的提出: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與黨團格局

      從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和黨團聯盟的格局看,最為突出、也最讓歐盟政治家驚詫的,是反歐盟的極端政黨尤其是反歐和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的大幅崛起,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本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反歐政黨尤其是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取得歷史性突破,支持率居多個國家前列。法國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縮寫為 FN) 、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縮寫為 UKIP) 、丹麥人民黨(Dansk Folkeparti,縮寫為 DF) 、比利時新佛萊芒聯盟(Nieuw-VlaamseAlliantie,縮寫為 N-VA) 均奪得第一,匈牙利約比克黨(Magyarországért Mozgalom,Jobbik) 、波蘭新右派國會黨(Prawoi Sprawiedliwos'c',縮寫為 PiS)奪得所在國支持率第二,荷蘭人民黨(Partij voorde Vrijheid,縮 寫 為 PVV ) 、奧 地 利 自 由 黨(Freiheitliche Partei sterreichs,縮寫為 FP) 、芬蘭芬蘭人黨(Perussuomalaiset,縮寫為 PS) 、希臘金色黎明(Χρυση'Αυγη',縮寫為 XA) 位居第三,立陶宛秩序與正義黨(Partija Tvarka ir teisingumas,縮寫為 TT) 、意大利北方聯盟(Lega Nord,縮寫為LN) 居第四,等等。

      其次,中右翼政黨丟失的席位為極右翼政黨獲得,極右黨團排名升高。本次歐洲議會選舉與之前一個最大的區別是,雖然基本格局依然是中右、中左翼政黨聯合掌控,穩居前兩大黨團,然而中右 的 歐 洲 人 民 黨 黨 團 (European People'sParty,縮寫為 EPP) 喪失了 53 個席位,在歐洲議會席位中占比下降 6. 27%.上一屆歐洲議會的前四位黨團失去的席位都被意識形態光譜更往左右極端分布的尤其是右端的黨團拿下。從黨團排名來看,除人民黨和社會黨兩大傳統黨團居第一、第二名外,之前居第三、第四位的中間政黨黨團在本次選舉中跌至歐洲保守與改革黨團(European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縮寫為 ECR)和歐 洲 左 翼 聯 盟 與 北 歐 綠 黨 左 翼 聯 盟 黨 團(European United Left - Nordic Green Left,GUE/NGL) 之后。

      再次,右翼黨團陣營擴大。一方面,一些原先隸屬左翼黨團或者被認為屬于左派的政黨最后出人意料地選擇加入極右翼黨團。人們普遍歸為極左翼的意大利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加入右翼黨團。比利時第一大黨、佛萊芒民族主義政黨新佛萊芒聯盟既沒有繼續待在地方民族主義政黨聯盟的左翼綠黨-自由聯盟黨團(TheGreens / European Free Alliance,縮 寫 為 Greens /EFA) ,也拒絕了中間的自由與民主聯盟黨團(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縮寫為 ALDE) 的入盟邀請,而選擇加入保守與改革黨黨團。作為自由聯盟黨團(EFA) 的創始黨,新佛萊芒聯盟的離開對自由聯盟黨打擊巨大。原屬中左翼黨團的地區民族主義政黨轉而投向極右翼的、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主的黨團,這一現象引人深思。

      另一方面,歐洲極右翼政黨代表---法國民族陣線所聯合的政黨席位數輕松達到組建黨團標準。在各國選舉結果剛出來時,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 非常有信心能夠組建黨團,已經集齊四個反移民政黨: 荷蘭人民黨、奧地利自由黨、意大利北方聯盟和比利時佛萊芒利益(VlaamsBelang,縮寫為 VB) ,席位數量足夠。但基于避開種族主義詬病的考慮,民族陣線拒絕了希臘金色黎明和匈牙利約比克黨的聯盟請求。倍受矚目的民族陣線此次雖依然未能組團,但其將在歐洲議會中持續發揮更大的影響,例如在議程和大會發言期間發表演說,影響歐洲議會的氛圍和話語。

      世人驚詫于極右翼的來勢洶洶,不過縱觀1979 年以來的歐洲議會各黨派支持率(在已投票選民中的所獲選票占比) ,就會發現極右翼上升的趨勢其實久矣。

      從圖 1 看,總的趨勢特點為: 左右相比,左翼逐漸不敵右翼,中左自 1989 年開始逐漸下滑,極左增長緩慢; 主流與非主流相比,非主流政黨所獲支持不斷攀升,其中極右[可大致視為極右黨團和“其他”(無黨團議員) 的相加]增長較快。在投票率與上一屆持平的情況下,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的崛起從“次等國內選舉”的角度而言,傳遞出的信息主要是歐洲各國內極右翼的崛起。

      二、極右翼政黨: 概念界定、類型學分析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有很多新現 象、新狀況,因此需要更為復雜的、動態的新分析。在此之前,有必要進行研究對象的厘清和界定。

      (一) 概念界定

      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由于極右翼政黨的復雜性和變動性,對其所使用的概念紛繁復雜,包括極端右翼(extreme right) 、極右翼(far right) 、激進右翼(radical right) 、激進右翼民粹主義(radicalright-wing populism ) 、民族 / 國家民粹主義(national populism) 、民粹民族主義 (populistnationalism) 等。

      然而,實際上,極右翼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已無法按照傳統的“左”“右”恰當地予以歸類,因為其一方面堅持保守主義的社會文化價值趨向(也就是“右”) ,但另一方面主張大政府、福利國家、保護主義等經濟政策(也就是“左”) .赫博特·基茨凱爾特(Herbert Kitschelt) 用“小型政黨”(niche party) 、“運動型政黨”(movementparty) 予以概括,但這種概括是就其政治行動的外在形式,并不能反映其內質。因此,對這類政黨使用“極右翼”的標簽,只能集中于其社會和文化維度的主張。

      從社會和文化主張(同時這也是政治的主張) 來看,于爾根·福爾特(Jurgen Falter) 和西格弗里德·舒曼(Siegfried Schumann) 認為,“極右翼”由十個意識形態特征組成,包括極端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反共產主義、反議會主義和反多元主義。

      卡斯·穆德(Cas Mudde) 則將“極右翼”界定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反民主和強國家理念五個特征,后修正為威權主義、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nativism) 三個特征。本文提出,要撥開迷霧看清極右翼政黨的真實面孔,應從“民族主義”入手。現實政治的發展尤其是近年來極右翼政黨的政治主張為反移民議題所占據的事實正在越來越清晰地表明,極右翼政黨家族的核心意識形態是“族裔民族主義”,即政治共同體的邊界應與血統意義上的民族共同體的邊界保持一致。正是出于這一邏輯,極右翼政黨在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或者民族自治區)的邊界外反對高于它自身的政治體,在邊界內反對異質的社群(移民或世居少數民族) ,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也多由帶有血緣、排他性和原生性色彩的族裔民族主義衍生。換言之,盡管外表上看極右翼政黨的面孔紛繁復雜,但其內核是一種強調民族的種族概念和捍衛傳統的社群概念的民族主義。

      族裔民族主義是極右翼政黨選舉獲勝的源動因,在這一維度之外,極右翼陣營內部各政黨在不同問題上未必有非常一致的立場,有些甚至立場相左。

      綜上,本文對“極右翼”政黨的界定如下:“極”是離意識形態光譜中間更遠之意(far) ,而非極端(extreme) ,不具價值評判色彩; “右”是一個程度性、殘缺性概念,隨著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增多而越往右; 有反移民、反歐盟主張的政黨由其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輕重可歸為不同程度的極右翼政黨。

      (二) 族裔民族主義與極右翼政黨: 民族主義政黨類型學分析

      歐洲是民族主義及其研究的發源地,民族主義的兩種理想類型也抽象于此---以法國為原型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和以德國為原型的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從政治共同體的層次關系角度,對應于中央與地方關系,可分出兩類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或國族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 或 nationalism of nation-state) 與地方民族主義(regional nationalism) .以民族主義的內質和層次關系為維度,我們可得到四種歐洲民族主義政黨類型,并可將歐洲議會選舉中涌現的各類政黨逐一進行歸類。

      

      根據表 1 的民族主義政黨類型劃分,將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的民族主義政黨情況作梳理后制成表 2,從表 2 中各政黨的政治主張和實踐的表現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橫向看,不論是公民民族主義政黨還是族裔民族主義政黨,其中的國家民族主義政黨的共同點是反歐盟,族裔民族主義政黨一般反歐和反移民兼具,公民民族主義政黨更多地表現為反歐主義。公民民族主義政黨有可能是右翼,也可能是左翼,但不屬于極右翼。

      第二,縱向看,族裔民族主義類型(國家和地方的) 政黨皆為極右翼政黨,這些政黨最顯著的共同點是反移民、反伊斯蘭,其中國家民族主義政黨往往比地方民族主義政黨更為強硬,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色彩更重。

      第三,結合前述法國民族陣線的組團情況,極右翼的族裔-國家民族主義與族裔-地方民族主義政黨出現跨國合流。在 2014 年歐洲議會大選中表現突出的極右翼政黨對外反歐盟一體化、對內反移民少數族裔。歐盟懷疑主義(Euroskepticism) 和移民懷疑主義(immigrant-skepticism) 是民族主義這枚“硬幣”的兩面,反映出的是歐洲各國內各社群都存在的關于“共同體”的焦灼。這種焦灼感導致不同類型甚至有內在張力的族裔民族主義找到了共同的敵人: 歐盟和移民少數族裔。

      (三) 極右翼政黨為何崛起

      既有研究從政黨政治選舉市場的供給-需求模型切入。供給因素包含所有在選舉市場創造開放性的政治和制度機會,例如選舉系統、政黨結構關系(又叫政治機會理論) .需求因素包括導致怨恨(grievance) 或不滿(discontent) 的客觀情況,例如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轉化、結構分野等(又叫怨恨理論) .

      在供給因素方面,從選舉系統的競選策略和投票規則等角度切入的研究認為,選舉制度和政黨體制相互作用對極右翼政黨的發展有較為重要的影響。例如,認為政黨制度的調整影響極右翼的出線,比如提高議會的準入門檻會抑制極右翼政黨,而多黨制則容易提高極右翼政黨的比例。

      具體到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的普遍崛起,投票規則等技術性操作不是原因,因為歐洲議會議員的選舉規則和歐洲議會黨團組團規則大體沒有改變,因此不作討論。實際上,極右翼政黨的崛起表明歐洲的選民政治分野經歷了從階級分野(class cleavage) 到以族群分野(ethnic cleavage) 和地區分野 (regioncleavage) 為代表的認同分野(identity cleavage) 的轉化。

      那么,在選民政治分野轉化的現實下,社會-文化層面的認同議題在選舉市場中到底有多大需求量? 在需求因素方面,有不少文獻認為極右翼崛起主要是對失業和經濟不滿。但近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極右翼政黨主要的刺激源和催化劑是移民問題: 極右翼能以此動員排外民族主義,增加選民的不安全感甚至怨恨,極右翼借此登上政治舞臺,并錨定國家的政治生活。同時,就算是在社群經歷經濟危機時,工農、小手工業者等低收入階層從左翼轉而支持極右翼,這其中社群認同的作用也遠遠大于經濟方面的怨恨 (economicgrievance) ,而且對于穆斯林移民的恐懼心態尤其起到主要作用。甚至有研究認為,惟獨移民問題引發的認同問題這一點,聯合了所有的民粹主義右翼政黨。

      綜上,本文認為,“極右翼”政黨是一個概念家族,其核心特征是族裔民族主義。

      對于歐洲選民從階級分野到認同分野的轉變,如何解釋新近十年來急速發展的極右翼政黨崛起的現象? 實際上,極右翼政黨崛起和民族主義回潮的現象需要當下的研究對社會-文化層面的認同分野有更多關注。主流政黨有可能吸收非主流政黨吸引選民的部分主張,內化到自身的立場與政策中,而非機械、靜態地存在鮮明的全面的與極右翼政黨的區隔。政黨可以在社會-經濟維度合流,而在社會-文化維度極化,這種極化正是主流政黨內化非主流政黨的體現。

      三、極右翼政黨崛起的供給因素: 融合模式與認同構建

      極右翼政黨的供給因素涉及歐洲各國具體的政黨結構與互動、國家整合模式等差異,因此在外部供給因素的分析上,選取典型案例能更好地進行具體分析。所以,本文選取在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席位、支持率、影響力和所在國重要性方面都表現突出的極右翼政黨---法國民族陣線進行案例分析。

      (一) 民族陣線選舉表現與選民成分分析

      法國民族陣線長期以來被視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政黨,近年來急速躥升為法國第三大黨。在 2002 年第一輪總統選舉“奇跡般”打敗傳統大黨---中左派社會黨之后,這一原先被視為無足輕重的、被極度邊緣化的民族主義小黨開始在法國政治、社會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2014 年更是在市鎮選舉、歐洲議會選舉和參議員改選中有突破性表現。2009 年歐洲議會選舉時,民族陣線僅得到6. 3% 的支持率,排名第五。短短五年過去,就在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飆升到了第一名,支持率達 24. 85%,而執政黨的中左社會黨 (PartiSocialiste) 支持率僅有 13. 98% . 根據《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的民意調查,這次選舉結果之后竟有高達 44% 的網民將民族陣線視為法國第一大黨。此前,在 3 月法國市鎮選舉中,民族陣線亦取得歷史性突破,拿下 12 個城市。雖從總數上看數量不大,但其勢頭與之前有質的區別。其中,在法國北部城市埃南博蒙 (Hénin-Beaumont) 的第一輪選舉中以 50. 25% 的高支持率拿下; 在土倫、馬賽兩大城市的支持率位列第二; 在佩皮尼昂第一輪投票支持率位居首位。此后,在 9 月的參議院改選中,民族陣線首次進入參議院并選出兩名代表。

      那么,支持民族陣線的都是什么樣的人? 為什么民族陣線在近年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世界權威民調機構伊普索(Ipsos) 關于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法國選民情況調查報告顯示: 階層結構上,民族陣線的支持者中工人階級占比最多,為 43%,其次是職員(白領) ,為 38%; 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是高中水平及以下占比最多,為37% ,教育程度越高支持率越低,本科以上學歷僅有 11%; 收入分布上,有收入和失業的比例差不多,都超過了 25%,30% 的收入屬于底層; 且值得注意的是,年齡結構上多為年輕人(35 歲以下) ,占 30%.在問題意識上,主要是受到國內問題的驅動而投民族陣線,比例高達 58%.與此相對應的是,社會黨和人民運動聯盟 (Union pour unMouvement Populaire,UMP) 選民主要受到歐洲問題的驅動(分別為 79% 和 58%) .實際上,有72% 的選民贊成留在歐元區,其中民族陣線支持者也約有 35%支持留在歐元區。可見,反歐盟并非選民投票支持民族陣線的首要原因,國內問題才是根本性的影響因素。

      選民情況分析表明,民族陣線的支持者多為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人(受教育程度低、收入偏低等) ,選民多為中青年,且主要是出于國內問題而選擇支持民族陣線。

      (二) 移民政策主張、融合模式與建構傳統

      越來越多的選民轉而支持民族陣線,正如選民分析結果所顯示的那樣,與其說是因民族陣線的反歐立場,毋寧說是因為民族陣線敢于“直面”法國國內的重要問題---移民問題。民族陣線在移民及其相關問題上的主張大致有幾點。首先,嚴格控制并逐漸減少移民,包括每年減少 20 萬在五年內減少到 10 萬、重新質疑申根計劃、減少長期居留證的年限、重新協商難民庇護方面的人權條款、強力驅逐任何非法移民。其次,強調法國及法國認同的優先性,強調法國的共和模式及其價值觀與盎格魯-薩克遜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對抗。這表現為兩方面: 一方面是強調同化尤其是通過學校教育的同化應成為法律法規,并遵循法國憲法“共和國不承認任何社群”,禁止社群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另一方面是強調法國式的平等,批判盎格魯-薩克遜式的“積極歧視”(positivediscrimination) 為“逆向種族主義”.再次,強化能夠控制移民騷亂局面的國民憲兵,加強對于可能破壞世俗化的宗教極端勢力的情報工作。

      在這種理念和邏輯主張下,民族陣線喊出“要么愛法國,要么滾出去”的口號,在剛執政的城市中,停止提供照顧穆斯林學生飲食習慣的校園清真餐,“捍衛”法國的共和主義和世俗化價值觀,重視移民對于社會治安秩序的影響。甚至“反常”的是,連穆斯林選民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民族陣線,原因也是認為民族陣線能以強硬姿態對待破壞法國認同和社會治安的穆斯林“渣滓”.

      民族陣線能得到大量選民的支持,正是因其在人口和文化多元化的現實中,以法國既有的民族共同體建構方式的框架和邏輯反移民: 主張法國國族的獨立和民族精神的正統,強調堅守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世俗化的法蘭西共和主義價值觀與傳統,主張對外來移民的同化。

      傳統上,法國人對于國族(nationhood) 的認識是國家中心主義和同化主義的。因此,實際上民族陣線在移民問題上的主張因循法國的國家整合模式---共和模式的邏輯和框架,與保持法蘭西民族精神與文化純潔性的要求相契合。當極右翼政黨的反移民和排外主張與一國的融合和公民身份歸屬的方式契合時,容易引起選民的共鳴,并成為民族國家傳統中的正當部分。強硬的融合同化方式以及敢于政治不正確的做法,在遭遇人口多元化和文明多樣性挑戰的法國民眾看來,正是其所亟需,也易于接受的。

      (三) 主流政黨的合流與極化

      法國民眾在認同問題上的敏感,也與這五年間主流政黨執政下國家主導認同的“厘清”與“重塑”工程并將處理“他者”的極端化做法以國家的手段合法化有關。2009 年底,尼古拉·薩科齊政府發起全國性大規模的國家認同大討論,討論的問題為“你認為什么是法國人”,在客觀上將相對于全球、歐洲和內部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焦慮問題政治化和極化。

      此外,建立移民、整合、國家認同和共同發展部(Ministère de l'Immigration,de l'Intégration,del'Identité nationale et du Développement Solidaire) ,強調法國國家認同在面對伊斯蘭教、全球化和歐洲共同體建構的沖擊下應如何應對。2010 年夏,法國與歐盟對抗,抵住來自歐盟的道義譴責和可能的行政壓力,大規模強力驅逐東歐的移民少數族裔羅姆人。2010 年底,議會以絕對多數通過罩袍禁令,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宗教服飾,禁令的主要對象是穆斯林婦女的罩袍。2013 年,左翼奧朗德政府驅逐羅姆女孩,引發巴黎及全國各地的移民少數族裔青少年的示威游行。對此,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表示: “我們應為我們所做的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抱歉”,強硬程度與上屆政府并無二致。與此同時,中右的人民運動聯盟黨也在變得更右。2013 年 10 月,人民運動聯盟黨主席讓- 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ois Copé) 提出,法國移民政策應該變更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實行的屬地原則,改為實行血統原則。這一提議實際上正是極右翼政黨 20 多年一直以來的主張。

      “由右翼民粹主義提出并成功運作的移民問題、文化自治主義和公共安全問題,現在卻在資產階級主流政黨那里得到發揚光大。”在移民問題上,左右主流政黨已經合流,將極右翼政黨的主張內化至執政理念和政策中。

      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安排,是主流政黨以國家化的手段凸顯法國社會中核心族群與外來種族、文化和宗教間的緊張關系,并以強硬立場為民族主義情緒站隊。這種將認同危機政治化、國家化和極化的做法,使國家政權機器和公眾輿論在強烈族群民族主義式的對共同體外部的態度上達成了共識,某種程度上也形成了壓制移民少數族裔的共謀關系。這一關系為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選民基礎。

      然而,盡管主流政黨在競選和執政時期在話語和一些政治實踐上有極化的趨向,但實際上,除了對待非法移民手段有所強硬外,并未完全真正落實這些主張。即使是在右翼強硬派薩科齊執政時期,非法移民人數依然在增長,為非法移民提供醫療救助的國家醫藥救助(Aide Médicale d'Etat,AME) 的預算也在不斷上漲。另一方面,合法移民亦不斷增加,例如 2010 年發放了 20. 3 萬個長期居留許可,與 20 世紀 90 年代相比上漲了60% -80% .所以,一方面左右主流政黨沿著社會-文化維度在話語上合流,趨向極右翼政黨的極化,但實際上政治實踐又讓選民失望,因此給予了極右翼政黨發揮的空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民族陣線在全國市鎮選舉、歐洲議會選舉和全國參議院選舉中拿到大量選票,也在于執政黨社會黨和人民運動聯盟黨無法就當下的危機---包括歐債危機后的經濟下行、在歐盟地位的下滑、國內移民騷亂和文明沖突等重大問題提出強有力的方案,尤其是執政黨領袖、總統奧朗德執政乏力。伊普索報告顯示,從投票動機而言,有 69%的選民投民族陣線是因為反對政府(三個選項: 支持政府、反對政府、皆非) ,選民的抗議性投票大幅流入民族陣線的票倉。

      (四) 小結

      民族主義政黨在 2014 年歐洲議會大幅崛起,其中族群民族主義色彩較濃的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獲得勝利或突破。以法國民族陣線為代表的族裔-國家民族主義政黨最具代表性。這類政黨之所以受到歡迎,從外部供給因素上說,主要是主流政黨在移民問題上的合流極化,為極右翼的排斥性民族主義主張提供國家化和合法化的“背書”,而事實上又不能完全真正實施超出驅逐非法移民之外的、針對法國公民的移民少數族裔采取強硬手段; 同時,歐債危機導致的經濟問題凸顯,也使得階級矛盾以民族主義的形式表達出來。

      對于民族主義政黨的支持者們而言,民族主義政黨象征的是堅持真正的“民族國家”---對外捍衛民族的主權不被歐盟和全球化侵蝕,對內捍衛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不被人口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所消解。

      四、極右翼政黨崛起的需求因素: 歐洲政治的結構性變動

      若要深刻理解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崛起的原因,需要從大的結構性背景因素變動切入。筆者認為,民族國家、代議制民主、福利國家、意識形態困局這四方面所遭遇的問題相互作用,更加凸顯了危機,使極右翼政黨崛起的需求因素陡然增加。

      (一) 民族國家模式危機

      民族主義的本質內核是遵循排他性規范,即“我們”與“他者”之間存在著社群邊界。換句話說,與城邦國家或帝國模式所不同的是,民族國家模式的邏輯是民族(nation) 即為國家,意欲建立“一族一國”共同體,對外自主獨立,對內社群同質。在民族主義的背景下,這一共同體模式在當下歐洲所遭遇的危機逐漸凸顯,其內部產生了三種張力。這三種張力看似截然不同,實際皆源于民族國家的邏輯,也因此產生事實的悖論。

      第一種是歐盟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張力。歐盟與各成員國之間不論在平和時期還是危機時期一直存在著主權的博弈。這與歐盟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實驗物有關,即歐盟將往何處走的問題依然沒有清晰的共識---是應該成為跨國家組織、一個松散的聯合體,還是應該成為聯邦制國家、一個給予各地方自主權然則本質上是歐羅巴聯合眾國的民族國家? 這種徘徊和猶豫被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無限放大,因為主權債務危機的出現、各種爭吵、解決之不力等都不斷地指向這一問題,這與歐盟在按照歐盟政治精英的設計朝向民族國家發展,具備了一些民族國家的制度設計,但缺失另一些要素模式相關: 貨幣統一造成不同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加劇,然則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民族共同體所具備的認同感和社會團結,各地區(各成員國) 能否對出問題的貧窮地區同心協力進行扶持,就成為很大的問題。因此,歐盟這走了一半的路,實際上不進則退: 或者如歐盟官僚所設計的最終成為一個民族國家,或者如極右翼政黨所主張的退出歐盟的歐元區和申根區制度設計。

      第二種是民族國家內主流社會與移民少數族裔之間的張力。歐洲尤其是西歐國家中的主流社會多為某一核心族群,歐洲民族國家多以核心族群的歷史和政治建構為基礎立國,與后來者移民少數族裔群體之間一直存在整合路徑上的較量---是差異性地進入,還是同一式地融合。當前,沖突最為凸顯的部分在于有基督教歷史和世俗化原則的歐洲國家如何處理國家和核心族群與穆斯林移民的關系。

      來自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他者”在本國居留,在事實上改變一國的人口、文化結構,從而對當地民眾構成沖擊,使得近年來移民問題凸顯。以基督教為底色的歐洲各國(尤其是西歐) ,以既有的民族國家模式融合多數以伊斯蘭教為宗教信仰的移民和難民,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在內政與外交的疊加效應下,沖突正越來越不可調和。

      第三種是歐洲民族國家內核心族群與世居少數民族之間的張力。核心族群的國家民族主義與世居少數民族的地方民族主義形成沖突,因前者欲保持國家內部最大程度的同質性,而后者(多為世居少數民族) 作為民族國家內的異質性因素,對自身族群使用與國家民族主義一致的邏輯---外保自主內護同質,要求自治甚至分離。

      因此,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內在的張力。

      目前,第三種張力暫時退居其次,第一和第二種張力在凸顯。在反對歐盟和移民少數族裔的問題上的目標一致,使國家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極右翼政黨走到一起。產生這三種張力的來源,都在于在民族國家模式的框架內解決政治和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問題。

      (二) 代議制民主危機

      與民族國家相關并由之引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代議制民主的困境。造成這一困局的原因在于人們往往忽略一個原初性問題,即代議制民主的適用范圍或規模問題---民主在政治疆域范圍擴大、政治實體規模擴大后,還是否可能?

      從本質上說,代議制民主就是大規模民主的產物,其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在一個現代共同體(意味著不再是小規模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共同體) 中實行何種政治制度,能使得共同體的意見表達、事務決定更好地傳遞和讓渡給政府。但即使是大規模民主支持者、代議制民主鼻祖密爾,也認為代議制民主只能在同質的民族共同體內部實行。

      在跨族群的政治體內進行代議制民主選舉,與在單一社群內部實施存在不可忽視的差異。民主的前提是定義“人民”,在這一意義上,“邊界劃分和政治共同體成員的界定也許是最基本的政治決定”.民族情感是民主運作的動因,民族認同是民主的意向條件。

      如果社會團結、重疊共識等民主實現的前提在共識和認同缺乏(認同的來源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且在少數民族受到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歧視時更難以實現) 的政治體內沒有較好地存在,語言傳播媒介和選舉制度設計等民主實現的技術手段沒有考慮在異質性的群體中可能的損耗,那么,異質性共同體的民主容易成為假多數人之名而行壓迫少數人之惡的制度武器,正如我們在這次選舉中看到的,歐洲諸多國家中核心族群選出反移民、反伊斯蘭、反猶太的族裔民族主義政黨。同樣的邏輯不單適用于不同族群在同一民族國家內的情況,也涉及不同民族(國家) 在歐盟內遇到的由于共識和認同缺乏帶來的代議制民主的問題(經《里斯本條約》修訂后的《歐盟條約》第二編“民主原則條款”第 10 條規定,“聯盟的運行應以代議制民主為基礎”) ,而這一點往往被人們忽略。

      此外,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崛起還凸顯了一個問題: 當民眾選擇了精英認為錯誤的選擇時,該怎么辦? 密爾所定義的代議制民主是“國家的主權權力屬于全體人民或公民,人民通過自己的代表或公民投票行使這種權力”,其預設的邏輯是,政府是人民的意志的代表,但無關對錯。人民若要選擇對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閉關鎖國,選擇對少數族裔的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其結果是選舉市場中對極右翼政黨的需求大增,但于國于民未必符合長遠利益。這一問題,單靠代議制民主是無法解決的,反而只會加劇。實際上,歐盟作為歐洲層面“去民主化”的機構,其政策制定由技術官僚和跨國精英主導,“這種跨民族體系的發展減少了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自治……跨民族活動和決策的增多,減少了一國公民通過政府在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務上實施控制的能力。在這種程度上,一國政府正在成為地方政府”.盡管歐盟備受“民主赤字”的詬病,而且在最具“民主”的歐洲議會也存在傳統大黨團排擠極端黨團---“不民主”地壓制歐盟公民“民主”選舉的產物的問題,但是就歐洲政治民粹主義化、極端化的發展而言,歐盟這一設置是對代議制民主下極右翼勢力發展的對沖(hedge) .

      (三) 福利國家制度危機。

      歐債危機之所以會促進民族主義的高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經濟危機的時刻,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開始變得資源有限,而其本質上所謂“福利”又是基于共同體的邊界而實行的。因此,民眾尤其是底層的窮苦大眾很容易出于自身福利的考慮,反對“外來者”.不少極右翼政黨都宣稱自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黨,其支持者多是受到經濟危機影響較大的階層。新崛起的極右翼政黨與福利沙文主義和福利民粹主義相關。

      工農等低收入階層往往更容易被煽動起排外主義甚至種族主義情緒,將自身利益受損歸罪于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下外來移民的沖擊和歐盟官僚精英的剝奪。在此,經濟危機所凸顯的階級矛盾借助民族主義的動力,以支持極右翼的政治選擇體現出來。

      福利國家是建立在共同體的基礎上的,在操作上具有排斥性,即根據是否有這一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而享有相應的福利。例如,法國民族陣線在綱領文件中論述控制移民的必要性時,稱“移民對于民族(國家) 共同體而言是一筆昂貴的開支,大概每年需要 700 億歐元”.事實上,共同體對社會團結的要求很高,需要一部分成員愿意將己得由國家分配給需要的同胞。而當這個共同體內部出現了認同危機、產生出狹隘族裔民族主義情緒時,“福利之船承載不了那么多”就容易成為普遍的共識,移民少數族裔作為共同體的“他者”很自然地成為目標。

      況且,在歐盟、成員國、國內民眾三層結構中,由于貨幣和邊境等輸入性主權已經讓渡給歐盟,因此造成歐盟內經濟競爭力較弱國家因為統一貨幣而失去進出口的匯率杠桿,從而不得不遭受競爭力較強的歐盟國家“剝削”; 但另一方面,歐盟在統一貨幣的同時沒有統一財政預算,邊境的開放便利了申根區內各國(主要是由新歐洲到老歐洲) 人員流動以及申根邊境外的、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而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等輸出性主權依然由民族國家負責,那么,民族國家的核心族群民眾在經濟危機引發的福利改革問題上,會以民族國家的排他性邏輯,來反對該共同體中由于歐盟一體化帶來的越來越多的“局外人”---移民(難民) .但是,如果社會福利的發放權由歐盟掌控,則問題更大,比如各國對于福利程度的偏好差異很大、各國對于難民和移民的準入和社會政策不一,會引發激烈的利益碰撞,最終導致合作的失敗。

      (四) 意識形態危機

      自 20 世紀 50-60 年代西歐大量輸入移民勞動力之后,人種、宗教、語言、文化迥異的移民少數族裔在西歐國家的人口版圖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民族國家通過“同一化”整合模式達致統一的既往路徑逐漸顯得力不從心。在理論和話語上,60-80 年代興起的承認政治和認同政治、多元文化主義和少數人的權利保護與抗爭等注重少數民族群體性權利的運動型左翼政治哲學思潮,也代替原先以公民個體性權利為標準的右翼自由主義,成為全球性的“政治正確”.極右翼政黨所代表的國家-族裔民族主義的回潮與壯大,是對這一“政治正確”的反動。

      近年來,各極右翼政黨和將極右翼政治主張內化了的右翼執政黨,紛紛打破普世性的政治正確話語,不憚于反其道而行之。不僅極右翼政黨如法國民族陣線公開宣稱“社群主義是國家團結的毒藥”,從 2010 年開始,德國、英國、法國首腦默克爾、卡梅倫和薩科齊都表示,多元文化主義是失敗的、不可行的。

      此外,各極右翼政黨如法國民族陣線、丹麥人民黨、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縮 SD) 等也表示,本國不是移民國家,多民族(multi-ethnic) 的轉變是國家的災難,因此不可接受; 也明確拒絕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大幅降低非歐裔移民,反對伊斯蘭化,對已有的移民少數族裔實行同化政策,加強國家認同和社會團結。極右翼政黨受到選民支持的原因,也在于它們敢打破政治話語的禁忌,言主流政黨之所不敢言、做主流政黨之所不敢做,正如法國民族陣線的支持者所言,“我支持瑪琳·勒龐,因為她敢于‘政治不正確'! ”

      然而,在打破既有政治正確之后,新的政治正確是什么? 甚或已經不需要政治正確? 如果不需要,那么,什么是全歐洲最基本的道義共識; 如果需要,一個曾經以人權為強大感召力的歐洲文明如今不斷封閉而敏感地向內收縮,又能貢獻出怎樣的政治標桿?

      歐洲議會中極右翼政黨的崛起,背后是歐洲社會大的結構變化。這種結構性變動表現為民族國家危機、代議制民主危機、福利國家制度危機以及意識形態危機,四者共同作用于增大政黨選舉市場中極右翼的需求因素。在歐債危機之后矛盾進一步激化,導致極右翼政黨的大幅崛起。

      五、結語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帶有強烈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極右翼政黨大幅崛起,取得歷史性突破。

      從供給-需求模型的角度看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原因,是極右翼政黨的主張與民族國家既有的共同體建構和融合模式相契合,較易為選民接受;另一個是主流執政黨迎合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選民,在移民問題上合流趨向極化,但在政治實踐上又不能完全實現承諾,給予極右翼以發揮的政治空間。

      更為重要的是需求因素。選民排外主義的族裔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來自于歐洲政治中的結構性危機,即民族國家模式、代議制民主、福利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四方面的危機相互作用,放大了歐洲各國在外部歐洲共同體和內部移民群體問題上的危機,也因此急劇擴大了對有強烈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極右翼政黨的需求。選舉市場中選民的需求因素是最為根本的“內因”,極右翼政黨抓住并迎合選民的需求,得以大幅崛起。在這種結構性的影響因素下,極右翼政黨的崛起不會止步于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而是會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現實。

      外部的跨民族體系和內部的離散民族群體已成為歐洲政治進程中的兩大重要角色,其中以異文明和異種族的移民為主要影響者。今后,整個歐洲從歐盟層面到各民族國家,都會因移民面臨巨大挑戰,其應對也會造成一系列溢出效應,政治生態也將受到逐步而深遠的影響。例如,大批在所在國承受多重壓力、懷有巨大不滿的歐洲穆斯林移民后裔加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and Syria,縮寫為 ISIS) 做志愿軍,前往敘利亞參戰、“擔綱”斬首歐美公民的行動,直接觸發美國及其盟友對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在族裔-國家民族主義和族裔-地方民族主義的跨國合流下,向本“民族”回歸的潮流正在涌動,上與超國家組織、下與共同體內部的“異質”元素產生緊張關系。

      歐洲該往何處去?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表明,歐洲并未完全身處后民族結構(post-nationalconstellation) 中,而是一種正在建構進程中的民族和后民族混合結構。以基于憲法、規則和公民權利的憲政愛國主義建構歐洲公民團結、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方案或許存在本質性缺陷,這一抹去文化、歷史、傳統的抽象設計始終難以抵擋現實中族裔民族主義的沖擊。對歐洲而言,“民族性政治實體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則是一個帝國林立的時代,一個跨國性的政治統一體的時代,不過這些統一體仍然還是要由加盟的民族國家來構成”.如何與民族主義相處,是歐洲乃至其他共同體在建設進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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