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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式威權的類型、含義及演變歷程

    時間:2015-05-12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8666字
    標題

      民主化研究一直是比較政治學界關注的焦點。伴隨現實政治的發展,不同時期民主化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研究重點。當民主化成為某一時期全球政治的主要潮流時,研究重點就集中在民主政體上; 當一些民主政權被威權統治所取代,或者民主化的結果不如理論預期時,學者們的注意力就會轉到威權政體上。從客觀現實的發生、發展,到學者對這一問題作出系統研究論述,這中間會存在一定的滯后,但總體還是處于相對一致的狀態。

      一、二戰后不同時期民主化研究的重點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伴隨全球政治發展的客觀現實,民主化研究對象在民主政體與威權政體間呈現出擺動趨勢。

      二戰后到 20 世紀 60 年代初,由于英美等西方國家在戰爭中獲勝并迅速發展,學界在這一時期主要集中在對西方民主政體的研究上,并以此為基礎展望民主化的未來前景。在研究中,他們強調社會經濟結構對民主政治的影響,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李普塞特認為,工業化、城市化、較高教育水平、較高國民收入等先決條件的出現,有利于民主國家的出現。摩爾也同樣認為“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開始,拉美軍人政府相繼執政,其中包括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家,拉美威權體制的出現和新興民主國家的崩潰打破了現代化理論的預期。

      20 世紀 70 年代,民主化研究的焦點轉移至威權體制,其代表人物有胡安·林茨( Juan Linz)等,他們批判“從社會結構出發”對政治轉型的解釋,強調政治行動者的互動過程,認為政治轉型是一系列策略互動的結果。林茨和阿爾弗萊德·斯泰潘( Alfred Stepan) 認為政治領袖的認知、計算和行為將深刻影響政治的結果。20 世紀 80 年代,拉美、東亞等地區的許多國家相繼民主化,學界的關注焦點再次回到對民主政體的研究上。他們試圖解釋威權崩潰的原因、民主轉型的方式和過程以及民主鞏固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基本延續前一階段研究,認為民主轉型既非線性也非不可逆轉,而是漸進、不確定性的過程,是精英計算和選擇的結果。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政權發生變化,學界開始關注不同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的不同途徑以及系統性構建民主轉型的不同類型。芭芭拉·格迪斯 ( BarbaraGeddes) 將政體分為個人威權、軍事威權、一黨制威權以及混合體制。她認為,派系是所有威權體制的共性,不同威權體制的派系擁有不同的博弈模式,政治行動者在變局中的利益計算和偏好決定了這些威權體制民主化的不同過程和結果。林茨和斯泰潘將威權政體劃分為極權主義政體、后極權主義政體、威權主義政體和蘇丹式政體。他們認為這些威權政體在民主轉型和鞏固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也面臨不同困境。

      近十年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局限和問題日益暴露出來。根據 2012 年《經濟學人》雜志發布的民主指數( Democracy Index) 顯示,在全球范圍內,完全民主制( Full Democracies) 的國家有 25個,占 15%; 威權國家 51 個,占 30. 5%; 有瑕疵的民主 ( Flawed democracies) 國家有 54 個,占32. 3% ; 混合體制 ( Hybrid regimes) 的國家有 37個,占 22. 2%.

      可以看出,既非民主又非威權的混合體制在全球范圍內如此普遍,對于這類政體的研究和關注自然十分重要。尤其是一些已經看似民主化的政權,雖然擁有選舉制度,但選舉的競爭性和公平性令人堪憂,這些政權并沒有如民主理論預期的那樣走向民主體制,而是以一種民主與威權相混雜的形態存在,表現出穩定的存續能力,并非從威權走向民主的一種過渡形式。還有一些威權國家建立了選舉制度,但也沒有如民主轉型理論所解釋的那樣---威權體制一旦建立選舉制度,選舉將會削弱或終結統治者的權力,增加民主化的機會。相反,有的政權更具鎮壓性。這些政權形態既不是屬于傳統威權政體,也不是民主政體,政體類型學中的任何一類都無法與之對號入座。那么,如何定義這些帶有民主表象的非民主體制? 如何解釋這些政權在經濟發展、公共產品提供等方面的表現存在的差異? 其長期存續的原因何在,什么原因會致使其崩潰? 等等。

      這些問題都是近十年民主化研究的焦點所在。

      二、選舉式威權的類型及含義

      林茨在 2000 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當時許多失敗的民主轉型國家都出現了執政者利用民主假象掩蓋威權統治的現象,連最小程度的民主標準都沒有達到。他首次用“選舉式威權主義”(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來概括這種類型的政權。

      隨后,安德里亞斯·謝德勒 ( AndreasSchedler) 系統地劃分了四種政體類型,分別是選舉式威權、選舉式民主、自由式民主、封閉式威權。他首次將選舉式威權歸為一種政權形態,并認為選舉式威權是當前非民主政權中最普遍的一種形態。

      近十年來,學者們對這種政權類型愈加關注,相關研究也更為細致、深化。選舉式威權是一種新型威權體制,存在選舉制度并定期舉行多黨選舉( 甚至某些國家的選舉具有高度的競爭性) ,但選舉過程受到操控,或擁有不可比擬的執政優勢,因而這種選舉喪失公平性、競爭性,公民權利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因而這種體制不能歸為民主體制,屬于被民主制度掩蓋的威權統治。選舉式威權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統治者需要通過選舉來取得權力。根據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選舉結果以及統治者在位時間等指標來區分和判斷選舉競爭程度的高低,選舉式威權又分為霸權式選舉威權和競爭式選舉威權兩種。

      1. 霸權式選舉威權
      
      霸權式選舉威權在形式上存在著多黨選舉、全民投票、反對黨等民主制度,因而不屬于傳統威權主義。但是,霸權式威權選舉過程缺乏競爭性,選舉結果毫無懸念,選舉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制度形式。人們不禁要問,統治者為何要持續不斷地進行這樣的選舉,為何還要制造票選的絕對多數?

      彼特瑞茨·麥格羅尼( Beatriz Magaloni) 在《投票贊成獨裁: 墨西哥霸權政黨的生存與讓位》一書中通過對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研究對此作出了回答。她認為,通過在選舉中的不斷成功來制造一幅不可戰勝的景象,使得潛在的反對派受制于執政黨,迫使反對派必須與之合作,也向選民表明他們別無選擇。其實,墨西哥的選舉制度“就是一種使付給支持者報酬和懲罰反對者合法化的手段”.不斷贏得選舉,這又使得統治精英有機會制定對其有利的選舉規則。選舉的目的在于從形式上取得人民同意,減輕社會壓力,分配社會資源。換言之,選舉在霸權式選舉威權中具有增加統治合法性的效力。在這類政權中,非正式性的權力太多,以至于不能制度化,立法機構基本上也不具有實際效力,本應在權力結構中相互制衡的立法、司法機構往往都被統治者( 行政部門) 收買,成為政治的棍棒,權力的制衡失效,民主的制度設計已經流于表面化的形式與程序,這也是其選舉不具有實際效力的原因所在。

      2. 競爭式選舉威權

      斯蒂文·列維茨基( Steven Levitsky) 和盧坎·威( Lucan Way) 定義了一種新的體制類型,即競爭性威權體制(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他們對 1990 年到 2008 年間的 35 個競爭性威權體制進行了研究。作者明確表示競爭性威權與混合體制不是一回事,競爭性威權是混合體制的一種子類型。競爭性威權是一種文官政權,“在那里正式的民主制度存在,并被廣泛認為是取得政權的基本方式,但是存在當權者濫用國家權力以對抗其競爭對手的問題”.統治者往往操縱選舉,通過運用國家資源、濫用國家權力、使用暴力手段等方式制造出不公平的競爭,使自己在選舉中獲勝。

      競爭式威權中的反對黨具有一定實力,在選舉競爭中能夠角逐權力,所以存在一定的競爭性。競爭式威權的顯著特征是“競爭是真的,但是不公平的”.競爭性威權是后冷戰時代的產物,源于西方外交政策、政治環境和跨國活動轉變的綜合因素,精英們轉而選擇一種有多重陷阱的民主制度,以此降低統治成本,并同時濫用這些制度來維持他們的權力。競爭式選舉威權與霸權式選舉威權的主要區別在于選舉競爭程度的高低,選舉在競爭式選舉威權中是政權更迭的關鍵,在霸權式選舉威權中則沒有實際意義。

      3. 競爭式選舉威權的特例---主導性政黨威權

      在墨西哥多黨競爭選舉的政治背景下,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自 1929 年成立起,直至 2000 年選舉失敗下臺,連續執政達 71 年之久。肯尼思·格林( Kenneth Greene) 提出“主導性政黨威權”( Dominant party authoritarian) 的概念并解釋了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競爭性選舉中能夠長期執政的原因。格林認為,這種類型的政權還包括 1987 年到 2000 年的臺灣、1981 年以后的新加坡、1974 年之后的馬來西亞等。

      他認為,一個執政黨在競爭性選舉中,維持超過 20 年的統治時間,或者連續贏得四次行政或立法權的選舉,便可以成為“主導性政黨威權”.

      在這樣的政權中,必須存在有意義的選舉,即競爭性選舉,由于主導性政黨掌握優勢資源,因此這樣的選舉又是不公平的。這種政體明顯不同于禁止反對黨存在的單一政黨體系( Single-party) ,也不同于薩托利定義的不允許存在具有實際意義反對黨的霸權式政黨體制。這種政體存在有競爭力的反對黨,選舉也具有競爭性,但主導政黨掌握大量資源,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即使主導政黨不操作選舉,也可以贏得選舉。這樣的選舉也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選舉,因此也不是民主體制。主導性政黨威權是競爭式威權中的特例,并非所有的競爭式威權都擁有主導性政黨。

      4. 不同類型選舉式威權的比較

      透過近年來的研究可以看出,選舉式威權主義已經從傳統威權主義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新的政權形態,屬于非民主政權,又不同于極權主義、后極權主義等開放程度較低的非民主政權。與傳統威權相比,選舉式威權具有民主的制度特征如定期的全國多黨選舉、全民投票、存在反對黨等,但這些民主的制度安排只是一種形式和表象,抑或被大打折扣,受到限制,但這些民主的制度安排在傳統威權政體中是不存在的。

      【1】

      表 1 中的霸權式選舉威權和競爭式選舉威權都屬于選舉式威權的范疇,兩者的差別主要表現在選舉制度的不同質量和完備程度。首先,就其選舉的公平性和競爭性而言,民主國家視選舉為取得政權的唯一途徑,選舉過程是自由、公平和具有競爭性的,執政黨可能擁有某些優勢資源,但不影響選舉結果的公平性。在霸權式選舉威權中,選舉競爭程度很低。在競爭式威權中,選舉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但統治者擁有絕對的資源優勢,通過操縱控制選舉,選舉有競爭而不公平。其次,從反對黨實力和地位來說,民主國家的反對黨與執政黨處于平等競爭的地位,具有與執政黨競爭和角逐權力的實力。霸權式選舉威權中,反對黨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存在,根本無能力與執政黨競爭。

      在競爭式選舉威權中,由于執政黨掌握豐厚執政資源,所以反對黨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但仍能夠和執政黨在選舉中公開、合法地競爭。再次,從選舉結果而言,霸權式選舉威權選舉結果的不確定性低,舉辦選舉的目的只是為了增加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 競爭式威權的選舉結果則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與民主政權相比,競爭式選舉威權距離民主政權較近,霸權式選舉威權距離民主政權較遠; 相應地,與傳統威權主義相比,霸權式選舉威權與傳統威權最為接近,而競爭式選舉威權遠離傳統威權( 見圖 1) .

      三、選舉式威權的演變路徑

      20 世紀 80 年代,國外學術界曾提出過“軟威權主義”、“硬威權主義”等概念,用來總結概括已有的政體類型。近十年來,選舉式威權這種新型威權類型的提出,不再作為一種結果的描述,而是當作研究的起點。學者們不僅用這種概念來描述非民主政權的發展,也由此展開了對威權存續或崩潰的因果解釋,力求在不同變量中建立關聯,進而深入剖析威權體制的演變。

      1. 精英的分裂或共識有學者認為,在選舉式威權中,選舉固然是重要的議題,但不是影響政權歸屬的決定因素,精英策略計算才是政權存亡的關鍵因素。喬伊·蘭斯頓( Joy Langston) 認為,精英分裂( Elite Rupture)會破壞執政黨的凝聚力,開啟政權崩潰的過程。

      選舉制度大大降低了黨內( 執政聯盟內) 精英分裂的成本,因此,主導政黨( 政治聯盟) 出現分裂,少數派精英在經過利益計算后,如果認為出走的政治收益高于留下來的收益,他們會選擇在選舉中脫黨,執政聯盟由此被削弱。

      格迪斯在這方面也作了細致的分析,他認為選舉的競爭性增加,就為主導政黨( 執政聯盟) 的少數派提供了新的選項---出走。以臺灣為例,1986 年民進黨成立后與國民黨在各層級選舉中爭奪選票,選舉的競爭性增加。1993 年,國民黨內的“改革派”出走,成立新黨,這個新黨也開始瓜分國民黨的選票。2000 年,宋楚瑜以無黨籍身份獨立參選,再次削弱了國民黨的競爭力,最終執政黨在選舉中敗北,反對黨上臺執政。這樣的黨內分裂同樣也發生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身上,20世紀 80 年代末,革命制度黨內左翼反對經濟自由化的政策,而后脫黨自立門戶,并在 1988 年總統大選中挑戰該黨候選人。同時,該黨的地方精英也紛紛脫黨參與地方選舉,嚴重削弱了革命制度黨的統治地位。

      詹森·布朗利( Jason Brownlee) 的研究同樣關注精英的互動過程,但他以“精英共識”為起點來解釋政權存續的原因。布朗利研究了埃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伊朗四個擁有選舉制度的威權體制。他認為,這一類型威權的存續關鍵在于精英共識。政體創立階段,精英們在解決他們核心利益沖突的過程中,就創造了強有力的政黨來促進威權制度的長久性,在政黨內部建立起權力分享和解決爭端的機制,精英有共識通過政黨及內部機制來維持他們的共同利益。日后各派系發生利益沖突時,這樣的政黨機制仍將發揮作用,各派系在利益權衡后都會認為只有威權制度存在,他們的利益才能得以實現。這種政治安全感使執政黨內部更容易化解沖突,降低分裂的可能,維持政權的穩定。

      制度作為一種約束與制度作為沖突目標之間的張力,對所有政治制度的研究都是同樣的。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內在制度能變為外在約束,最終對政治制度和統治精英產生影響。但是布朗利并不認同歷史制度主義的論述,他認為獨裁政黨有助于處理精英沖突,精英沖突的解決帶來獨裁政黨的出現,也有助于獨裁政黨的鞏固和存續。如果精英間的核心利益沖突沒有得到解決,少數派和多數派就會產生博弈局面,少數派因為擔心被多數派逐出政權而獨享資源,在危機時刻就很可能加入反對勢力,精英間出現分裂狀態,此時也就成為民主化的重要契機。

      2. 國際因素的影響

      列維茨基和威對 35 個競爭性威權國家進行研究,他們研究的主要問題是: 如何解釋冷戰結束后 20 年競爭性威權的多樣性? 即為什么一些競爭性威權能夠完成民主化,而另一些發展為穩定的威權體制,還有一些轉變為不穩定的威權體制?

      他們對這一問題的解釋以“國際影響”為起點,包括兩個方面: 西方壓力( Western Leverage) 和西方聯系( Linkage to the West) .西方壓力主要是西方國家對威權政體施加壓力,要求其進行民主化改革,主要手段就是實施制裁。在面對外部施加壓力和制裁時,威權政體的抗拒和承受能力以及與西方討價還價的能力,都決定了威權政體的發展。研究認為,西方壓力很難推動競爭式威權走向民主。統治者通常會采用形式民主來減緩這種壓力,比如多黨選舉等。

      西方聯系是指威權政權與西方國家或國際組織,在經濟、軍事、外交、科技等領域的互動,包括跨國資本、貿易、人員和咨詢的流動。

      如果和西方聯系緊密,意味著這一體制擁有更高水平的經濟、社會和政府間的聯系。總體而言,這一類型的政權基本都能實現民主化。因為它們與西方的密切聯系,西方壓力和干預對本國政權的影響較大,一旦統治成本增加,操縱選舉的機會就降低,民主化的契機就會出現; 而另一些與西方關系不那么密切的國家( 地區) ,例如非洲和中亞,國際因素并不能很好解釋政權的發展方向。因此,作者又引入“組織化能力”( Organizational Power) 這一概念來作出說明。作者認為,在這些與西方聯系并不密切的國家或地區中,當政者們的組織化能力決定了其政治發展的結果。組織化能力主要體現為鎮壓能力、精英凝聚力、政黨實力以及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當組織化能力強時,這些體制就變成穩固的威權統治。當組織化能力弱時,就需要依靠外部聯盟的支持,西方的影響力就成了決定其威權穩固與否的因素,因而威權體制可能變成不穩固的。對威權體制發展結果的三種解釋,既不同于以往的偶然決定論和精英決定論,也對現代化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不能解釋競爭性威權體制的三種政治結果,即民主化、穩固的威權、不穩固的威權。

      3. 對資源的管控與鎮壓能力

      格林以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為例的研究中,探討了主導性政黨長期執政以及下臺的原因。他認為主導性政黨能夠長期存續的原因主要是具有執政優勢( Incumbency Advantage) .在選舉時,執政優勢為該黨提供換取選票所需的資源,同時也擠壓反對派的生存空間,從而形成不公平的競爭。

      在主導性政黨威權體制中,主導政黨占有兩方面的優勢資源: 一方面是對國有資源的占有,主要是控制國家財政和國有企業,黨國不分的狀況下“國產即是黨產”.“因為反對黨無法有力監督政府、官僚機構政治化以及立法機構黨派化,因此執政黨能夠輕易獲得資源。”“這些資源提供給執政黨討好選民,換取選民選票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國家暴力的使用,利用暴力鎮壓和選舉舞弊等手段使自身贏得選舉。但格林認為,占有資源的重要性遠遠高于舞弊和鎮壓。執政黨占有資源不需要舞弊也能取勝; 若須舞弊贏得選舉,表明執政黨的執政資源已經流失。因為舞弊也是要動用大量資源,失去資源優勢的執政黨也無法保證舞弊的成功。

      此外,這類政權對鎮壓的使用也是選擇性的,在鎮壓與勝選之間沒有因果聯系。20 世紀 80 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為了應對和解決債務危機,開始推動經濟自由化,逐步放開國家控制,獨霸國有資源的優勢受到侵蝕,原有的庇護關系發生變化,反對黨的勢力開始發展,這時威權統治就會被動搖,變革的契機可能到來。

      執政黨失去對資源的獨享,與反對黨的競爭就開始走向公平,反對黨有可能通過與執政黨競爭贏得選舉。麥格羅尼同樣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她認為革命制度黨這種策略也有其局限性,“經濟衰退會轉化為對政治贊助者來說可用經濟資源的減少,進而霸權政黨在面對精英分裂、選民反叛和反對黨進入等問題時,就會顯得更為脆弱”.墨西哥反對黨最終贏得了 1998 年國會選舉與 2000 年總統選舉,其政治制度隨之也轉變為民主政體。

      4. 反對力量的作用

      綜合以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除了列維茨基和威的研究以外,其他研究多強調國內因素,主要是執政黨( 或聯盟) 在威權存續或轉型時的作用,包括執政黨( 或聯盟) 中精英的博弈、組織化程度、控制資源的能力等。對執政聯盟的對立面---反對勢力似乎沒有太多關注。學者們普遍認為,反對勢力缺乏主動弱化威權統治、開啟政權轉型的能力。例如,列維茨基和威就認為競爭式威權內的反對陣營不具備單獨挑戰統治者的能力,他們并非政權轉型的關鍵因素。那些表面上看似反對陣營主導的轉型,也只不過因為政權早已搖搖欲墜。相反,當政權十分穩固時,即使那些強勢的反對陣營也無法推翻政權。

      布朗利認為雖然反對陣營的策略考量會影響政權演變的結果,但前提是執政黨( 或執政聯盟) 要出現分裂。當執政聯盟有較強凝聚力時,反對力量的影響就無法發揮。同樣,格林也認為只有在主導政黨喪失政治優勢以后,反對勢力才可能擊敗執政聯盟。換句話說,反對陣營的角色是被動的,很難挑戰強勢的執政聯盟。但也有學者并不這樣看,他們強調反對勢力的作用。尼古拉斯·范·德·瓦里( Nicolas van de Walle) 研究非洲選舉式威權體制后,認為反對勢力的結盟是政權轉型的先決條件。

      當原有組織松散的異議人士評估了他們有推翻政權的可能,就會消除彼此分歧,在選舉中合作,這時選舉式威權的崩潰時機就到來了。

      四、理論展望

      近十年國外比較政治學界的民主化研究,主要聚焦于選舉式威權政體的研究。其中既有細致的類型劃分,也有對這一政體之變遷的解釋,后者雖然各不相同,但關注點基本上可以歸為三類: 第一,執政聯盟的實力及內部互動過程,包括執政聯盟的分裂、共識,執政聯盟對資源的控制及鎮壓能力。第二,國際因素,如西方民主壓力以及與西方的聯系等。第三,反對人士的結盟以及策略的運用。其中列維茨基和威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們除了運用多個國家的案例和數據作為研究基礎,還構建了比較完整的分析框架,詳細分析了影響政體變遷的國際要素( 細化為西方壓力和西方聯結) 和國內要素( 包括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的組織化程度和資源控制能力) ,并在兩者之間搭建了邏輯鏈條。相對而言,其他幾項研究成果則各有側重。總體來看,這些研究成果在量化方面都做得比較到位,體現了近年來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在西方政治學中的廣泛應用。

      不過,在對選舉式威權政體的定義和解釋中,學者們依舊沒有逃脫“選舉”與“民主”的單線思維,或者說,對這種新型威權政體的考察是以選舉質量的優劣來予以區別的,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除選舉外,民主政治的現實發展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維度,比如公民權利,包括言論、結社、集會、示威、新聞、出版等公民政治自由,這些應該成為衡量民主質量的標準。再比如民主制度框架中的立法、司法機構,在新型威權中雖然存在卻沒有起到權力制衡的作用,以致選舉的公平性受到損害。

      如何解釋這些現實問題,都是今后研究中應該關注的重點。

      民主轉型研究的另一問題是缺乏對傳統威權的關注。2011 年開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北非和中東國家的威權政權相繼下臺,另一些威權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仍維持舊有威權體制,并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傳統威權國家間存在差異,如何解釋這些差異? 如何與新型威權國家進行比較來探討不同威權穩定與崩潰的原因,等等。民主轉型與威權崩潰在不同地區或國家間存在差異,是民主化研究難以建立一般性解釋模型的原因。怎樣通過對不同區域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政體演變模式提供更為充分的論據? 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將豐富民主化的研究,也能填補這方面的理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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