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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居民個體媒介信息環境與政治參與的關系調研

    時間:2015-04-25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8156字

      概念闡釋與研究問題
      
      ( 一) 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

      在西方文化中政治參與往往與民主政體聯系在一起,其核心內容是選舉制度與選舉行為。但是,政治參與并不局限于投票選舉。亨廷頓給出了一種較為寬泛的界定,認為政治參與是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不論這一行動是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群體性參與,以及是否表現出自愿的性質。

      ①亨廷頓將政治參與界定為一種行動,但有些學者主張將態度、情感、認知等主觀成分也歸入政治參與的范疇,如阿爾蒙德和伏巴認為,參與的定義應包括參與的態度---個人效能感,或一個人的公民規范;②巴恩斯將公民閱讀政治文章、了解政治知識視為政治參與; 斯通也將“追蹤報紙和電視報道”列為間接的政治參與。

      ③結合我國的政治傳統與當前的政治實踐,國內大部分學者都傾向于將參與的主體限定為“普通公民”.楊光斌認為,普通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政府的決定或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為便是政治參與。

      ④參與行為的合法性在跨國比較研究中也存在明顯的國別差異。正如王浦劬所言,政治參與是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與政治生活,并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和政策過程的行為。

      ⑤本研究中“政治參與”強調如下幾個內涵: 首先,政治參與的主體是全體公民。因為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政治經濟環境存在很大的差距,其政治參與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將城市樣本與農村樣本分開討論。其次,政治參與的形式為合法化的政治參與行為,那些試圖影響國家穩定的非法政治參與行為不在本研究之列。當前我國制度內政治參與方式主要是選舉投票,包括人大代表選舉投票、城鄉基層自治組織選舉投票等。最后,本文接受廣義的政治參與概念,認同伏巴等學者的解釋: 政治參與研究不僅應該關注實際行為,還包括政治心理、態度、認知和知識等主觀因素。

      ( 二) 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
      
      媒介使用是影響政治參與的一個重要變量。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說“政治體系所能提供的參與渠道越多越通暢,政治的參與就越加便利,相應的參與也就越多。只要克服較少的障礙,便可行動,人們就去參與。遇到的障礙越大,人們就越不大會介入政治。”

      ⑥簡捷方便的現代信息傳播手段為公民積極參與政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支撐。通過媒介人們可以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法律法規,掌握國家政治生活的運作情況,還可以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嚴格執行政策、法律、法規、規章和有關規定、命令等實施直接監督。

      可以說,大眾媒介是公眾了解政治知識、觀摩政治活動、內化政治信條的重要平臺與渠道。誠如哈貝馬斯所言,隨著商業化和交往網絡的密集,隨著資本不斷投入和宣傳機構組織程度的提高,交往的渠道增強了,進入公共交往的機會則面臨著日趨加強的選擇壓力。這樣,一種新的影響范疇產生了,即傳媒力量。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

      ⑦媒介的新聞報道是公民討論政治話題的主要內容,而交流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參與會令個體接觸到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重新思考和定義自己在社會問題上的觀點態度,這樣大眾媒介在一定意義上充當了社會的“安全閥”,降低沖突的立場以及不同觀點間的差異,緩和社會變革所產生的階級沖突與矛盾張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此外,大眾媒介還承擔政治動員的社會功能。政治動員的目的就是讓公眾參與政治。在現實社會中,政黨往往通過大眾媒介來完成對公民的政治動員的工作。媒介具有議程設置的功能,通過對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聚焦宣傳與炒作,可以有意圖地引導公眾的輿論導向,從而影響其政治行為抉擇。例如,以投票為例,政黨、大眾傳媒和公眾在投票過程中就具有相互影響的作用。

      從理論層面上講,大眾傳媒信息傳播量大,社會影響力廣,對公民政治參與起到積極推動的作用,而在經驗層面上,公民高頻率的媒介使用會對政治參與產生深遠的影響嗎? 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強調“義務本位”,公民的權利意識很淡漠。不可否認經過 30 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公民的政治素質與參政能力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形成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公民政治參與新格局。然而,短短幾十年的改革畢竟很難徹底根除幾千年封建專制的影響,更不可能根本改變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局面,這種不平衡必然會對公民的政治參與帶來負面效應,使其在顯現出逐步成熟、完善之基本趨勢的同時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而如果能分析出影響公民政治參與的一些主要因素,則可以探索增進公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路徑。基于此,本研究將通過對我國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圍繞著“媒介使用如何影響城市居民政治參與”這一問題展開分析。

      本研究的政治參與從“政治效能感”和“社區選舉的行為”這兩個維度對政治參與進行操作化并提出如下假設:

      H1: 媒介使用( 頻率與新聞性) 促進了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

      H2: 媒介使用( 頻率與新聞性) 促進了城市居民的社區選舉參與。

      數據與變量
      
      ( 一)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與香港科技大學社科部于 2010 年共同組織實施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GSS2010) 》項目,是目前為止最新的公開數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定期、系統地收集中國社會居民的基本信息及其對于特殊研究主題的基本態度。本次調查抽樣設計采用多階段分層概率抽樣設計,對全國 100 個縣( 區) 的 12000 戶家庭中的個人進行了調查。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2010 年城市部分的樣本量為7091 個。本文采用 SPSS18. 0 和 Stata11. 0 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 二) 變量設置因變量
      
      ( 1) 政治效能感問卷測量政治效能感的有四個題目,分別是:對政府工作的理解程度( “政府的工作太復雜,像我這樣的人很難明白”) 、對政府的影響認定( “像我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 、政治參與能力認定( “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參與政治”) 以及擔任政府職務能力認定( “如果讓我當政府干部,我也完全能勝任”) .被訪者從“完全不同意、比較不同意、無所謂同意不同意、比較同意、完全同意”進行選擇,分別賦值為 1 到 5 分。

      本文首先對 1、2 選項進行正向賦值轉換,然后采取因子分析生成一個新的政治效能感的自我認定變量。( KMO 值為 0. 621,Bartlett 球形檢驗 p =0. 000,其方差貢獻率達到 50. 72% )( 2) 社區選舉參與社區選舉的參與,研究采用的測量問題是:“近三年來,您是否在居委會的換屆選舉中投過票?”( 被訪者有兩個選項: 1 = 是; 0 = 否)自變量( 1) 媒介使用( 頻率)媒介使用頻率,為定序變量,采用 5 級量表測量,要求調查者分別回答過去一年里對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 包括手機上網) 以及手機定制消息的使用狀況(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總是) .

      ( 2) 媒介使用( 新聞性)媒介新聞性使用在問卷中操作化為兩個問題: 一是,近一年來閱讀報刊、雜志、和書籍時,對于時事新聞的關注程度。二是,近一年來與他人議論有關新聞話題的頻率( 1 = 從不; 2 = 很少; 3 =有時; 4 = 經常; 5 = 總是) .

      控制變量( 1) 人口特征包括被訪者的性別( 男 = 1; 女 = 0) 、年齡( 2010 減出生年份) 、年齡的平方( 更精確地考察年齡的增加對政治參與水平是否存在 U 型或倒 U型的影響) 、教育水平( ( 1 = 大學教育; 0 = 其他) 、2010 年個人年收入的對數。

      ( 2) 社會態度被訪者的社會態度直接影響到是否參與到特定的行為中去。本研究控制了社會信任感、社會公平感、生活滿意度三個關鍵性變量。CGSS 依次測量的問題是: 您是否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 1 = 完全不同意; 2 = 比較不同意; 3 = 居中; 4 = 比較同意; 5 = 完全同意) .

      您認為當今的社會是不是公平? ( 1 = 完全不公平; 2 = 比較不公平; 3 = 居中; 4 = 比較公平; 5 = 完全公平) .您認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 1 = 很不幸福; 2 = 比較不幸福; 3 = 居中; 4 = 比較幸福; 5 =完全幸福) .【1】

      
      ( 一) 描述性發現
      
      從表 1 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因變量政治效能感水平處在中等偏上,其均值在 1 -5 之間達到了 2. 65,這表明中國城市居民較為認可自身對政治過程的影響力。社區投票政治參與均值為0. 37,近三年來參與過社區投票選舉的人數不足一半。這與國內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同,中國城市居民制度性政治參與的熱情不高。通過對中國城市居民媒介接觸的頻率調查,結果顯示,除電視外,其他媒介種類的使用頻率大致相當。電視、報紙、網絡是城市居民使用頻率最高的媒體,其中經常上網者( 總是和經常) 達到 23. 8%.相比較而言,城市居民對廣播、雜志等傳統媒體使用頻率則表現較低。這充分表明,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媒介使用環境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即從傳統的單一性的媒介使用轉向多元化的融合性媒介使用。

      媒介環境的改變直接影響政治參與的意識與行為,下面的回歸分析將對此進行實證研究。【2】

      
      ( 二) 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
      
      性別對于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具有統計學意義。男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要高于女性( β =0. 246,P ﹤ 0. 001) .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男性政治興趣比女性濃厚,更加主動地接觸新聞媒體,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因此更加認可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年齡對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影響,年齡的回歸系數為正值,而系數平方為負值( β =0. 011,P ﹤ 0. 05; β = - 0. 010,P ﹤ 0. 05) ,這表明年齡對政治效能感的影響基本成倒 U 型,即城市中年人的政治效能感最強。教育水平對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發揮重要的正向預測作用( β =0. 353,P ﹤ 0. 001) .文化程度越高擁有的社會資源越多,越能夠感受到自身在政治與社會改變歷程中的影響力,其政治效能感越高。在社會態度三個變量中,只有社會公平感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城市居民的社會公平認同度越高,政治能感也就越強( β =0. 037,P ﹤ 0. 01) .

      在媒介使用變量組,傳統媒介中對政治效能感產生正向顯著性影響的有閱讀雜志的頻率( β= 0. 086,P ﹤ 0. 001) ,即城市居民的雜志閱讀頻率每提高一個等級,政治效能感上升 0. 086.雜志作為小眾化、內容多樣的媒介種類與城市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比較吻合,相關研究顯示,中產階層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興中產階層在政治關心習慣維度上平均得分最高⑧.收聽廣播頻率對政治效能感起負向顯著影響( β = -0. 029,P ﹤0. 01) ,即城市居民收聽廣播的頻率每提升一個等級,政治效能感下降 0. 029.這或許與城市居民對廣播的使用動機有關。音樂廣播與交通資訊頻率在廣播收聽市場上的占據巨大優勢,居民更多地通過廣播媒介獲取生活資訊與娛樂消遣。新媒體互聯網與手機的使用均對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具有統計的顯著性。越是經常上網的群體,越具有高 水 平 的 政 治 效 能 感 ( β = 0. 087,P ﹤0. 001) ; 越是經常通過手機獲取消息的群體,政治效能感越強( β = 0. 030,P ﹤ 0. 05) .這表明,以網絡、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我國居民的政治參與過程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學者胡榮所言: “隨著網絡的普及和網民的增加,更多的城市居民借助網絡表達利益、參與決策,從而形成影響政治過程的‘網絡政治參與'.”

      ⑨媒介新聞性的關注( 閱讀時事方面報刊、雜志和書籍的頻率,與他人議論新聞時事的頻率) 與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 感 之 間 顯 著 正 相 關。( β = 0. 071,P ﹤0. 001; β = 0. 192,P ﹤ 0. 001) .這一研究結果與國外學者的觀點相一致。在媒體接觸與政治效能的關系上,國外學者發現: 接觸報紙、雜志等新聞( 特別是硬新聞) 使受眾掌握更多的時事信息和知識,加深對政治過程的理解,因此與政治效能之間存在正向關系。

      ⑩模型 2 加入了媒介使用變量后,調整 R 平方由 13. 7% 上升至 21. 9%,增加了8. 2% ,表示其解釋力明顯有所增強。對于政治效能感而言,假設 1 得到了驗證,即媒介使用對于我國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 三) 媒介使用與社區選舉參與
      
      性別對于城市居民的社區選舉參與沒有統計的顯著性。這一結果與以往的研究是一致,即城市男女選舉參與差別不大。年齡與年齡平方的影響均在 0. 001 的水平上顯著( β = 0. 099,P <0. 001; β = - 0. 076,P < 0. 001) ,回歸系數顯示這種影響近似倒 U 型,即年輕人社區投票率較低,而后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提升,中年人到頂點,老年之后逐步下降。文化程度與選舉參與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 β = -0. 273,P ﹤ 0. 05) ,其 EXP 值為 0. 761.具體而言,與未上過大學的群體相比,受過 高 等 教 育 的 群 體 投 票 參 與 概 率 會 下 降23. 9% .教育水平提高促進了政治效能感,但這種政治態度未必轉化成具體的參與行為。

      年收入自然對數對于社區選舉起到了負作用,( β =- 0. 220,P ﹤ 0. 001) .這表示收入高的城市居民對社區選舉并不感興趣。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投票者對參加選舉投票的成本收益權衡。在社會態度方面,社會信任感越強,越傾向于參與社區選舉( β =0. 118,P ﹤ 0. 01) .信任作為社會資本對政治參與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居民的政治參與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對政治機構的情感信任。

      社會公平認同度與投票行為弱相關( β =0. 063,P﹤ 0. 05) .投票被認為是一種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行為,居民對社會公平認同度高,也傾向認同平等地享有政治參與權利,自覺承擔和履行投票的公民權利的可能越大。生活的幸福感越高,參與投票的概率越高( β =0. 095,P ﹤ 0. 01) .這表明個體的情緒會影響其政治參與行為,擁有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一般也會有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在媒介使用變量組,傳統媒介的使用中對社區投票參與正相關的只有廣播。經常收聽廣播的人群更易于參與社區投票選舉( β = 0. 108,P ﹤0. 001) ,其 EXP 值為 1. 114,亦即廣播的使用頻率每增長 1 個等級,參與社區選舉的可能性增加11. 4% .本次調查顯示,電視的使用頻率無論是對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抑或社區選舉參與均未呈現預測作用。這或許因為電視的接觸率已經達到 4. 17,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調查樣本都表示“經常看電視”,這說明看電視這一媒介使用行為已不能用來表示城市居民政治參與的差異性。對于新媒體的使用,數據顯示,手機的使用頻率對社區選舉的影響呈顯著正相關,( β = 0. 088,P ﹤0. 01) .亦即城市居民的使用手機瀏覽消息的越頻繁,投票參與程度越高。這一現象可能與手機媒體的特性有關。手機有效地整合了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它的功能不僅在于提供信息,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把信息的認知強化為行動的信念。相關的研究表明,在微觀層面的動員過程中,社會網絡對個人參與社會運動有影響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體使用的瀏覽互聯網時間( 頻率) 對社區選舉參與起負面性影響( β = -0. 078,P ﹤0. 05) .曾凡斌研究網絡使用與農村的選舉參與亦顯示呈負相關結果。國內關于“網絡賦權”的經驗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有一種觀點認為,網絡使用以虛擬交往代替現實交往,降低了網民的社會資本,對其實際的政治參與行為起到負向作用。

      閱讀時事方面報刊、雜志和書籍的頻率與社區選舉參與弱相關( β =0. 072,P ﹤ 0. 05) .表明媒介新聞性的使用有助于促進城市居民的社區選舉行為。模型 4 的 NagelkerkeR2為 11. 3%,比模型 3有所增加,表示其解釋力也有所增強。對于社區選舉參與來說,假設 2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驗證,即媒介使用的增加,會帶來社區投票參與水平的提高。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 CGSS2010 的調查數據分析了我國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狀況以及媒介使用等因素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就個體因素而言,男性的政治效能感比女性強,但兩性在投票選舉行為方面無差別; 年齡與政治參與之間呈倒 U 型關系,中年人的政治參與意識最強; 文化程度與政治效能感正相關,與選舉行為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個人年收入對于社區選舉起到了副作用。在社會心態方面,城市居民的社會公平認同度越高,政治效能感也就越強; 社會信任感、社會公平感、社會滿意度在社區選舉中參與中均發揮正向作用。

      當然,本研究更為關注地還是非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即媒介使用時間頻率與新聞性頻率對城市居民政治參與的相關關系,對相關研究的發現討論如下:

      第一,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對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影響不同,新媒體相對而言更具有顯著性。

      就大眾媒介對于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培養而言,我們發現,以網絡、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影響力更具有顯著性。尤其是網絡,在所有媒介中最具有影響力。

      傳統媒體,除了雜志,其他媒體或不具有顯著性或對政治效能感呈負面影響。我們的研究結果與西方媒介學者關于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的認知不一致。在西方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傳統媒體居于社會主流地位,新媒體在整體上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補充,而且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總體上均作為基礎資源對政治參與產生一致的正向影響。

      這其中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網絡已成為我國城市居民使用頻率最高的媒介之一。目前,城市居民網絡參政已成為常態,特別是“網絡反腐”、“微博問政”,已經成為居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有效途徑。個人的政治效能感往往是從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活動的經驗中獲得。網絡政治參與較之于其他途徑的政治參與,往往經濟成本低、政府回應快、問題解決的徹底,這種直觀的效果對于通過網絡問政的公民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或經驗上的激勵,其政治效能感必然得到了發酵和放大。

      不過,我們也發現,報紙、廣播、電視對于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培養不具有正向預測作用,說明新、老媒體在塑造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方面存在差異性。這也許因為,雖然新聞自由或對商業利潤的依賴使傳統媒體也會對公民所關心的政治事件、熱點問題進行報道,激發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但是,傳統媒介仍然存在比較嚴格的“把關”意識,當傳統媒體本應成為體制性參與的重要平臺時,卻往往只能充當政府簡單的“傳聲筒”,扮演政府風向標的角色,從而對公民政治效能感起消極作用。也就是說,官方主導的傳媒在培養公眾政治效能感的表述上往往存在矛盾性。因此,傳統媒體使用頻率高也不會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

      第二,媒介使用對城市居民社區選舉參與的動員效果微乎其微。在政治參與的諸多形式中,投票是一種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治參與行為,也是參與人數最多、最為集中的一種參與形式,是“有很大一部分公民參加的唯一政治行為”.

      在西方社會,大眾媒介的助選是煽動公民投票熱情的重要砝碼。我國自 90 年代以來,媒介的運營進入雙軌制,大眾傳媒在商業化運作的同時仍然擔負著政治動員、輿論導向的社會功能。本次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城市居民制度性政治參與的熱情不高,媒介的使用雖然對社區投票選舉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效果甚微,加入媒介使用變量的NagelkerkeR2僅僅提高 1. 8%.社會認知理論認為,大眾媒介信息與觀念的傳播對于公民的認知、態度以及社會權利的表達行為存在明顯的關聯作用,但是人的行為并不完全僅僅受某單一方面因素的影響,除了媒介使用行為之外,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人際交往以及對自身遭遇的反思也足以影響他的社會行為。對當下城市居民的選舉而言,一方面大眾媒介的宣傳動員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則取決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對于自身權利的實現以及利益保障的感知。本次調查數據亦表明,社會信任感、社會公平感、生活滿意度等社會心態對于城市居民的選舉投票行為均構成正相關的影響力。因此,“在日常治理中,解決問題是第一位,輿論引導是第二位。”提高城市居民的選舉熱情首要因素在于健全基層民主選舉制度,創建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樹立公民對于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社會信任感,僅通過對大眾媒介的政治動員達到對政治參與的全面影響,其作用微乎其微。

      第三,時事新聞的使用與傳播有利于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媒介新聞性的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系在西方政治傳播學研究中已達到共識---新聞媒體的接觸對政治參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是鼓勵和促進參與的重要因素。國內學者周葆華以廈門 PX 事件為例的經驗研究也證明無論是傳統媒體的新聞性使用還是新媒體的新聞性使用均促進了居民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參與度。本次研究也顯示,媒介新聞性的使用以及新聞話題在人際之間的傳播與城市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之間存在強相關關系,閱讀時事方面報刊、雜志和書籍的頻率也正向影響了城市居民社區選舉行為。新聞媒體是公民獲得政治知識的有效途徑,政治知識并非直接對政治參與行為產生影響,但通過正向影響公民的政治效能、政治習慣進而會影響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媒體需加強對政治知識與訊息的普及與傳播。各種媒體可以將時事新聞、政治評論類的信息放在公民最易接觸的位置或時間段。從而有助于公民更多地接觸到新聞、評論類信息,有助于其了解各種政治信息與政治知識,有效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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