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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同思想為文化淵源的現代中國夢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魚 本文字數:7586字
    摘要

      大同社會是中國古代的理想社會觀,至近代又經過不同政治思想家的改造,成為現代中國夢的文化淵源。但是夢想如果不能在現實中實現,它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而中國古代大同思想不僅具有終極的理想價值,也有充分的實踐意義,以大同思想為文化淵源的現代中國夢,也體現出了終極價值與現實追求的結合,從而具有世界性意義。

      一、古代大同理想辨析

      “同”是先秦哲學思想中極為重要的概念范疇,先秦典籍多有提到這一概念,諸如“和”與“同”的關系,墨子的“尚同說”, 《呂氏春秋》 的“應同說”,等等。而“大同”是指最高級的統一,即無限多樣性的世界萬物通過協調演變而形成的統一,或是無限多樣差異背后的實質的同一性,因此“大同”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追求和探索的最高境界。 《尚書·洪范》 記載:“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這段論述是說國君在決策重大事情時,必須多方征求意見,眾人意見一致的決定是為“大同”,因此大同是在協調眾人意見的基礎上,達到思想的高度統一。 《呂氏春秋·有始》 謂:“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是指天地萬物之理可以從一人之身上體現出來。 《莊子·在宥》 篇謂:“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于大同,大同而無已。”與 《老子》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之句意思相同,是指人與萬物混同為一,從而使人達到高度的自由。孔子在 《禮記·禮運》 開篇所描述的大同則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它是建立在萬物萬事統一性的基礎上的理想社會,是事物統一性在世界和社會的反映。

      在這些大同思想中,以 《禮運》 篇所描述的大同理想對后代影響最為深遠。

      《禮記·禮運》 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 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以上這段話據 《禮記》 所載是孔子的學生子游記述他的老師的話,但因其與墨家、道家等對理想社會的描述頗為相似,自宋代以來就有不少思想家認為,大同社會的構思糅合了諸子百家的設想,因此并非孔子所述。

      但是這段話也見之于 《孔子家語·禮運》 篇,以前人們以 《孔子家語》 是偽書而不重視,近年來隨著漢簡中發現與 《孔子家語》 中相似的篇章,由此可以肯定 《孔子家語》 不是偽書。而且通過對比 《孔子家語·禮運》 與 《禮記·禮運》 的文本,也可看出 《孔子家語》 所述接近孔子的言論思想。比如 《孔子家語·禮運》 中沒有“是謂小康”一語,而小康一語的增添,使人覺得孔子把“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時代視為“大道既隱”的小康社會,這與孔子一貫來頌揚以禮樂之治的“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時代極不相符,而沒有“是謂小康”一語,則使孔子的思想前后一貫,因此 《禮運》 篇應該代表了孔子思想。

      蕭公權也認為,大同是孔子的理想,“大同似仁道的別名”,因此大同思想與儒家宗旨并不違背。

      而且按照 《禮記》 的文本,雖然有大同與小康這兩種社會的區別,但是如果從 《禮運》 全篇來看,通篇都是論述禮樂制度從遠古以來的演變及其在社會運行中的重要性,最后還提出了關于禮的本質及其如何生成變化的論述。“大同”常常被現代人理解為儒家思想的烏托邦,但是烏托邦是一種指向未來的美好理想,并與“理論”的思想文化傳統特征相關,而《禮運》 篇所論述的大同是發生于過去時代的美好生活圖景,全篇借大同社會而引導出禮樂生活的急迫性與必要性,因此大同是在中國文化的“道理”傳統中生長起來的概念,它并不是烏托邦似的空想。

      因此, 《禮運》 篇所描述的“大同”就是禮樂社會的理想模式。禮制以儒家仁義思想為根本,不僅指導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政治生活必須遵從的規范,并由此而推導出人民幸福、國家富強與天下太平,從而臻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 《禮運》 篇其實與 《禮記》 中另一重要著作 《大學》 篇相互呼應, 《禮運》主要討論的是禮樂制度對社會政治的影響,而 《大學》 著重闡述的是個人修養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兩者雖然角度不同,但是其著眼點還是相同的,即禮樂制度與個人修養都必須以德性為本,而一個人德性的提升,使他能治理社會的規模也不斷擴大,最終可以達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境界。

      《禮運》 云:“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于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不弗也。”可見國必須以禮而治,而禮則本于義,義必須學,學又必須與仁相符合,因此仁義是禮制的根本,而禮制的推行又是治理國家、天下大同的根本。同樣, 《大學》 強調德性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由此 《禮運》 的“大同”與 《大學》 的“平天下”具有相同的涵義,而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也成為中國人民世世代代的夢想。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以來連續不斷的文明,歷史上雖然經歷了多次的大規模戰亂和外族入侵,但中國至今還是保持了國家的統一與文明的延續,這是與中國人民向往大同理想所無法分開的,因為大同理想的要點就是人民生活安定、國家統一繁榮。

      二、現代中國夢:大同理想向社會主義的實踐轉化

      近代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使中國面臨亡國的危機,在民族危機存亡時刻,傳統的大同理想又成為謀求中華民族復興的主要動力,“大同”一詞也在晚清至民國初年中國社會急劇變革的背景下,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晚清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沖擊的反應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保守派,認為中國傳統沒有任何問題,沒有必要向西方學習;第二種是激進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必須無條件地西化;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調和派,即建議中國文化需要做些調整而部分西化,其中有部分人認為中西之別只是表面的,因此變革中國文化不是西化,而是世界化,即把中國文化提升到世界共同的水平。調和派的觀點就是基于儒家經典與宋儒認為的天理相通,世界必將達到四海一家的大同思想,因此這一部分人特別熱衷于談大同世界,如王韜認為中國和西方文化有著基本的共同點,必將至于大同世界,康有為更是著有 《實理公法》 與《大同書》。康有為在 《大同書》 中不僅批判中國傳統,也批判西方文明,從而使他的思想具有世界化的特征。

      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中還包含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成份,由此大同思想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就隱約透露出來。盡管康有為回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類的新名詞,但是他的學生梁啟超就把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看作是“社會主義”。其實自康有為開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傳播一浪高過一浪,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潮。當時各種社會主義都稱之為大同主義,如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學說中的民生主義,就認為是社會主義,同時孫中山還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同主義。不過,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中,大多流于空想而停留在對未來社會藍圖的規劃之中,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科學社會主義,才著眼于現有社會的改造,并提出發動社會革命以實現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之所以與傳統的大同思想能夠密切地聯系起來,主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異質同構,在心理層面有重要的契合點,這個契合點就是大同思想。清末民初,思想界介紹和評說社會主義的時候,常常將社會主義與大同學說相提并論,但是五四運動之后,隨著國人對社會主義理解的深入,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才逐漸把社會主義與大同學說區別開來。

      不過,大同理想的魅力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依然不減,而且它仍然與社會主義相提并論,成為現代中國夢的主題思想之一。1933 年、1934 年,以 《東方雜志》 為主的一些雜志和報紙發起以 《夢想的中國》、 《夢想的個人生活》 和 《個人計劃》 為專題的征文,應征者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而且大部分是當時的各界名流,數百人共同做了一場中國夢。當時的中國雖然文化與學術思想活躍,但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國內戰爭不斷,是一個國難當頭、山河破碎、災害頻繁而政治黑暗、軍閥混戰的亂世,因此許多夢是悲觀的,甚至噩夢頻頻。但是最強烈的夢仍然是反帝國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強國夢”,其中的關鍵詞就是大同社會與社會主義。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楊杏佛:“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應當是一個物質與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人們有合理的自由,同時有工作的義務,一切斗爭的動機與力量應用在創造與服務方面。物質的享用應當普遍而平等。”

      鄭振鐸:“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個人為了群眾而生存,群眾也為了個人而生存。”

      柳亞子:“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要有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應該先有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我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別,全世界成功一個大聯邦。”

      謝冰瑩:“我夢見一個沒有國界,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別的大同世界: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要工作,這工作是為他們自己,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和整個人類所需要而做的。他們過著很快樂的自由平等的生活;……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國家。”

      伊羅生:“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所以我們未來之夢是超國界的。我看見千百萬中國人,隨著他們全世界的同志從種種壓迫中解放出來,將其能力完全用于未來無產階級社會之集體的與建設的建造上。”

      高踐四:“未來的中國與未來的世界有密切關系的,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必須從夢想中的未來世界出發,余意世界大同不過遲早問題,……總之,無論國家與個人均需自立立人,自達達人,求國家與世界之和平統一也。”

      李權時:“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 《禮記》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陳時:“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于這一途;……到了我國強盛以后,再為世界上打不平,希望于百年之內,與全人類共同促進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

      畢云程:“在我夢想中的中國,沒有榨取階級,也沒有被榨取階級,大眾以整個民族利益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生活。”

      顧鳳城:“我夢想中的未來的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大同社會。”

      從以上的中國夢可見,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在華的美國友人伊羅生,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它足以構成建設新中國的文化資源。一言以蔽之,現代中國夢就是中國人追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之夢。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其深層次的思想仍然來自于傳統的文化資源,內在的動力之一就是推行大同社會的理想。

      1949 年 6 月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發表 《論人民民主專政》 一文,對未來的新社會和世界圖景做了勾畫,并指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可見中國共產黨在表達共產主義理想時,仍然使用世界大同來表述,它與前述 193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夢的暢想相共鳴,也與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所倡導的大同主義遙相呼應,但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同理想遠遠高于前人的暢想。

      三、大同理想、中國夢與世界新秩序的構建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大同理想不僅遭到了冷遇,而且被認為是與農耕文明相適應的倫理文化,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式的泛道德主義,它本質上是維護不平等的社會制度與階級利益,因此也不可能轉化成與現代工業文明相適應的自由精神。儒家大同理想在與近代文明的碰撞中,成為一個可以任意使用的理想主義空殼,這個空殼不僅可以接納科學與民主,而且可以被塞進各種學說,但這不是說明儒家人文理想與近代文明的匯通,而只能看成是近代文明對儒家文化的排斥。

      還有學者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轉型中,政治致思主題是由“大同”趨向“自由”。大同是中國傳統社會諸條件的產物,也是中國“傳統”思想類型歸屬的判斷標準,而自由則是西方現代社會諸條件的產物,也是西方“現代”社會政治理念的基本標志。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即是傳統向現代的變遷,則百年來中國努力走出傳統倫理政治的大同舊局,而艱難地邁向現代民主制度新局的歷史運動過程,就是大同向自由轉化的過程。

      大同理想盡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無法與現代社會相通。李安宅先生在作 《儀禮》 與 《禮記》 的社會學研究中發現,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大同,而大同是一個綜合的政治理想。他說:儒家理想,以“圣人參于天地,并于鬼神”并以“天地為本” (《禮運》) 的精神,得到人與自然界的平衡;以倫理的人倫之正,得到社會內部的平衡;再以正心誠意的功夫,得到人心內部的平衡,頗能成功一個整個的思想系統,在那么多年前的中國社會思想竟有合乎現代社會學之思想的許多部件 (霍布豪斯的社會協調思想見于他的 《社會發展》 與 《合理的行為》 兩書;平衡的觀念,可看布哈林的 《歷史唯物主義》 五、六兩章),總是我們承受這等社會遺業的人所該感謝的。

      社會的協調與平衡發展,不僅是古代社會所追求的,也是現代社會所必須的,李安宅的研究最初發表于 1930 年,今日看來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西方現代化以自由主義為前提,重視個人與民族國家的權力與發展,而忽視了整體社會與整個世界的平衡與協調,因此現代社會雖然技術快速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但是社會階層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不斷,在二十世紀還釀成兩次世界大戰,幾乎到了陷整個世界于毀滅的地步。因此自由主義不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唯一特征,相反倡導社會、個人與整個世界相互協調與平衡發展的大同主義也是現代社會所必須的。

      儒家大同思想包含了這樣的原則,即個體的存在必須以整體為前提,在整體利益最優化的情況下,個體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滿足與實現,即通過協調個體與整體的利益,最終可以達到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最大能力的自由境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是堅持以整體利益為主導,在求同存異相互謙讓又尊重每個人的基礎上,不斷協調與整合個體之間的利益,最終達到個體與整體的高度一致,使每一個個體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得到最大的自由、平等與福利,人類也因此進入和諧的大同境界。這一原則通用于傳統和現代,但是在傳統和現代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在傳統時代是通過“禮”來體現的,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禮制來協調和約束人情欲望,最終達到“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大同境界。當然在現代社會,綱常倫理已經成為束縛人自由發展的障礙,因此必須建立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的倫理道德,但不管是何種倫理,都必須遵循個體與全體的協調與平衡,以達到整體的和諧與統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個體的自由問題時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個體的自由與全人類的自由是一致的,它與大同理想非常相似,都是在堅持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即“天下為公”的前提條件之下,而實現全人類的自由發展。因此,郭沫若曾發奇想,寫了 《馬克思進文廟》 一文,其中就有馬克思與孔子的對話,認為兩人的理想社會是不謀而合,共產主義就是大同世界。

      總之,近代以來 《禮運》 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經過孫中山和無數仁人志士的努力實踐,正成為中華民族立足自身而放眼全球、擔當天下的新的世界政治理念的傳統文化資源。1980 年代以來,由改革開放啟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標志著中華民族終于探索出了一條既順應歷史潮流又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從而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諸多方面實現著偉大的變革與復興,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必將得到創造性的轉換,因為現代全球化所導致的人類社會的普遍緊張,非常需要“天下為公”這樣能夠協調和平衡個人、社會、國家與整個世界的理念,來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與普世性的倫理準則。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現代的中國夢,它不僅關涉中國每一個人與中華民族全體,也關乎世界的發展與人類的幸福。所謂一個國家的夢想,絕不會是一個單純的虛幻的夢,而是代表了這個國家與民族的文化價值觀與社會政治理念,也是構建國際秩序的世界觀。中國在世界上不僅歷史悠久,而且規模巨大,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自明,尤其近年來中國國力不斷上升,從昔日的東亞病夫崛起為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這種巨大變化必然帶來國際秩序的重新構造,因此中國持有怎么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對世界的影響就非常巨大。近年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就是對中國形象的一種負面描述,對此中國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這種理念的表達就是中國夢的宣示。

      筆者認為,要敘述中國夢,就不僅包含作為個體的家庭夢、作為民族的國家夢,還更要包含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世界夢。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包含個人、家庭、國家與天下的和諧、安寧與統一,大同理想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除了上面所述的協調與平衡的特征之外,大同思想還包含了獨特的涵攝觀念。大同是事物多樣性經過協調、整合而形成的終極性統一,也就是涵攝事物的一切多樣性的終極性統一。大同與包容或者寬容有質的區別,因為包容和寬容并不能消除萬事萬物的多樣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沖突與對立,而僅僅是采用一種包含的方式,達成相互妥協甚至只是表面上的平和而已。涵攝,雖然也是一種包容,它容許萬事萬物的多樣性存在,但它還通過一系列的協調與整合,在抽取各種差異之后涵攝于一個同一的理念與制度之中,從而消弭多樣性事物的對立與沖突,使萬事萬物共存于一個平和而井然有序的統一體之中,這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比較,比較獨特的就是它的涵攝性。這種涵攝性可以通過儒家文化表現出來,自東周以來的中國古代歷史,就是儒家不斷融合其他文化的結果,因此,以儒家思想和大同理想為傳統資源的中國夢,如果能夠在世界盛行,那么它將能夠保留世界各種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又能通過涵攝于同一的理念而消除各種文化的對立與沖突,從而建構和平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也就是說,中國夢可以容納歐洲夢、美國夢、印度夢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夢想,但同時又使這些夢想不會相互沖突,而是彼此和諧地共存于同一個世界夢之中。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這樣的中國夢具有無窮的魅力,但是就現在而言,中國夢還無法成為一個世界的大同夢。中國文化要涵攝世界各種文化,也需要長期的協調與整合,尤其是本身必須具備豐厚的物質基礎與文化創新能力,唯如此才能使中國夢成為世界夢,但我們深信世界大同的夢想不會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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