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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弱勢群體的理由應該是充足主義的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9130字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分配正義問題時,學界關注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導致的弱勢群體與其他人之間的嚴重不平等。① 要消除這種嚴重的不平等,最重要的方法是提升弱勢群體的地位,縮小甚至消除弱勢群體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但是,平等主義理論自身難以為認真對待弱勢群體的利益提供一種恰當的理由。通過考察平等主義的替代方案———充足 主 義 (sufficien-tarianism),我們會發現,基于一種充足主義的正義理論,能夠為認真對待弱勢群體的利益提供更充分的理論基礎。

      一、關注弱勢群體的理由不應該是平等主義的

      對平等主義來說,正義的分配應該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分配是不正義的。平等主義最重要的分配原則是: “如果某些人比其他人差,這本身就是壞的。”[1](P99)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具有內在價值,其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不平等是惡的,如果一個人的處境與其他人相比較差,那么這件事情本身就是錯誤的,應該得到糾正。與其他人相比,弱勢群體的處境最差,所以應該得到特別關注,分配正義原則應該向他們傾斜。

      對平等主義來說,提升弱勢群體地位的理由是平等,這種平等包括機會上的平等和結果上的平等。機會上的平等要求為弱勢群體提供一種與其他人同樣的機會,從而可以參與公平競爭;結果上的平等要求提升弱勢群體的福利水平,從而使其福利水平與其他人相一致。對前一種形式的平等來說,堅持這種平等觀的理論是最弱意義上的平等主義,絕大多數人———包括優先主義者和充足主義者———都不反對,人們大都認同每一個人都應該受到平等對待這一基本的道德觀點。本文所關注的是后一種形式的平等,對堅持這種平等觀的較強意義上的平等主義者來說,平等是在對人與人之間的福利水平進行比較的意義上而言的,而不是單獨一個人的正義,如果沒有這種對比,就沒有理由要求提升弱勢群體的福利水平。

      本文關注的焦點是,我們在考慮弱勢群體的重要性時,是否應該把最根本的道德理由建立在較強意義上的平等主義者所要求的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比較上面。

      問題在于,要求提升弱勢群體的福利水平的平等主義者基于平等的理由能否為幫助弱勢群體提供恰當的理由。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一方面,平等本身是否一種值得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即平等是不是真的是一種道德選擇的最基本理由,如果不是,那么平等主義的理論根基就不牢固;另一方面,即使平等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基于平等主義理論能否為幫助弱勢群體提供充分的理由。

      就第一方面來說,平等主義認為,平等之所以重要,在于不平等中那些地位較低的人的需要和偏好具有更大的緊迫性。[2](P118)但是,地位較低與需要的緊迫性之間的關聯是偶然的,只是一種經驗性的判斷。在概念上,二者之間并沒有什么必然關聯。處于較低地位的人并不見得就能產生最緊迫的需要,因為有時候富人的需要也很緊迫,很多時候,地位低下的人并不見得就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

      考慮一個例子,雖然不是由于自己的緣故,A卻有一個悲慘的童年,也不考慮B自己的責任,但他卻有一個非常美好的童年。由此看來,A的地位比B低。很不幸,兩人患有同一種痛苦的疾病,A的較輕,B的較重。此時我們只有一粒藥片,是否應該把它分配給A呢?

      B會不會有同樣合理的理由要求得到這粒藥片呢?此時如果考慮A,就是僅僅考慮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地位,那么B的要求就不重要嗎?因為B此時的體驗更痛苦。很多人會認為,B雖然不是弱勢群體,但是B此時的要求更緊迫。平等本身此時很難決定應該如何分配,因此,平等本身并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

      即使承認平等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但是,基于平等主義理論自身能否為幫助弱勢群體提供充分的理由呢?① 對平等主義的拉平反駁 (the Leveling Down Objection),可以說明基于平等主義的理由來論證弱勢群體為什么那么重要是不恰當的。批評者認為,平等主義在面臨差距過大的難題時,很可能會訴諸一種拉平的考慮。[3](P203-204)對平等主義者而言,平等本身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東西,消除不平等的方法可以是使所有人的處境變得與弱勢群體一樣差。例如:在X狀態下,A和B的福利水平分別是100和50;在Y狀態下,A和B的福利水平分別是50和50,那么在平等主義者看來,應該拉低X狀態下A的福利水平,因為Y狀態比X狀態更好。

      平等主義者可能會通過一種條件性的限制來回應拉平反駁。[4]

      他們認為,只有那種能夠為所有人都帶來利益提升的再分配才是值得追求的,那種雖然可能帶來更大程度的平等,但是沒有改善人們處境的再分配是不正義的。例如:在狀態Z中,A和B的福利水平分別是100和70,那么這種狀態就比X和Y狀態更有價值,雖然與Y狀態相比,Z狀態更不平等。

      如果平等主義的這種辯護是成立的,就可以回應拉平反駁。但是,在平等的內在價值與福利水平之間發生沖突時,這種過弱版本的平等主義無法保證平等作為最重要的道德理由不受其他理由的威脅。在福利水平較低但平等程度較大的Y狀態下,較強意義上的平等主義追求平等的內在價值是沒有問題的。在福利水平較高、平等程度相較于Y來說較小的Z狀態下,個人的福利水平與平等的內在價值發生了沖突。這時,單純基于平等的理由就很難解釋這種沖突。

      對平等主義來說,還有一個更難解釋的問題,即其無法對分配正義為什么要關注弱勢群體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而不關注其他群體之間的差距給出合理的解釋。假設有兩組人,第一組由窮人A和最窮的人B組成,A的福利水平是11,B的福利水平是1;第二組由超級富人C和富人D組成,C的福利水平是100,D的福利水平是90。在這兩組內部,福利水平的差距都是10,按照道德直覺來判斷,分配正義原則應該優先考慮第一組人之間的差別,特別是B的利益,而C和D之間的差別似乎就沒有那么重要。但是,第一組和第二組人之間差別的程度是一樣的,按照平等主義的理論,似乎無法解釋為什么C和D之間的差距不是分配正義關注的焦點。因此,對單一的平等價值的追求使得平等主義自身很難處理種種復雜的難題,從而無法為認真對待弱勢群體提供一種恰當的理由。

      如果能夠拋棄平等主義的理由,轉而訴諸一種非平等主義的正義觀,即充足主義的正義觀,就能夠更好地回應平等主義所遇到的這些難題,從而在不考慮平等主義的理由的前提下,說明為什么提升弱勢群體的利益那么重要。

      二、關注弱勢群體的理由應該是充足主義的

      在當代政治哲學中,有很多人不認為平等本身是值得追求的最重要的價值,他們認為: “從道德的觀點來看,重要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同樣的東西,而是每一個人應該擁有充足的東西。如果每一個人擁有的東西都是充足的,那么,一些人所擁有的東西是否比另外一些人多這個問題,就不具有任 何道 德上的后 果。”[5](P269)最有代表性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以反對平等主義而聞名的充足主義正義觀。

      對充足主義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身并不具備道德重要性,重要的不是一個人比其他人的所得太少,而是所得比較少的人所得太少的事實,即這些人的生活太匱乏了。只要一個人對他自己的狀況比較滿意,而且不會因為匱乏而產生怨恨或悲傷,這個人就不應該受到正義原則的特別關注。分配正義理論應該考慮的是每一個人自身的生活狀態,而不是狀態之間的對比,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比較差,因而應該得到更多關注。

      對充足主義來說,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么是充足的?充足主義者認為,對一個人來說,充足的含義一方面是指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更多的東西就太多了,即一個更大的數量會使得這個人的生活不快樂,或者是有害的,或者在某些方面是不受歡迎的;另一方面,有些時候說是充足的,意思是達到了一個特定的水準,并不是說超過這個水準就是有害的,此時意味著更多的數量也是可以接受的。對充足主義者來說,重要的是后者,即達到一種特定的水準,這個水準之上的狀態沒有或者缺乏分配正義意義上的重要性。①充足 主 義 要 求 我 們 設 定 一 個 或 幾 個 門 檻(threshold),低于這個門檻的人一生的或者某一時刻的生活水平具有道德重要性。在設計分配正義原則時,我們應該優先考慮提升那些處在門檻之下的人的福利水平,也就是要優先考慮提升弱勢群體的福利水平。那些處在門檻之上的人,不是分配正義應該優先考慮的對象。充足主義認為,緩解嚴重的匱乏是充足主義最根本的理由。[6]

      一個人的生活水平過低會使得他的生活狀況變得很悲慘,這就要求分配正義原則優先幫助這個人滿足自己的要求。由此,對充足主義來說,第二個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把緩解嚴重的匱乏作為第一要務?也就是說,我們為什么應該優先考慮提升處在門檻之下的人的福利水平?

      有的充足主義者認為,從同情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提升弱勢群體的福利水平。[7]

      假設每一個人都可以從公平的觀察者的立場出發來看待其他人的生活狀況,其設想自己處在弱勢群體的處境上,并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們因為匱乏而導致的艱難處境,從而產生一種同情心,這種同情心要求分配正義原則優先考慮提升弱勢群體的利益。

      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數量越大,他們所涉及的利益越多,就越具有重要性。由于處在門檻之上的人不存在匱乏狀態,他們的要求就沒有分配正義意義上的道德重要性。

      但是,公平的觀察者所產生的同情本身具有嚴重的問題,其無法認真對待人與人之間的分離性。[8](P27)因為公平的觀察者要求自己能夠熟悉其他每個人的具體特征,并且能夠處在他人的位置上來考慮分配正義問題,這就會把他人的特征當成自己的特征來考慮,從而忽視其他每一個人的特殊性。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產生很多種類的同情,但是,有時候某些同情并不具有分配正義的效力。比如:當看到某個人丟了一只狗時,我們可能會陪這個人一起傷心很久,但是,這種傷心并不具備任何分配正義的意義。

      同樣,如果我們發現肯尼亞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我們也會為他們的饑荒落淚,但是,這種同情可能僅此而已,也許并不能產生任何分配正義的意義,因為也許此時我們正在享受一頓奢侈的燭光晚餐。因此,同情本身不一定能夠促成某種分配正義原則的產生,單純基于同情的考慮,無法為分配正義原則提供足夠的支持。

      在排除了把同情作為一種支持充足主義的理由的可能性之后,充足主義還可以提供其他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來為緩解匱乏的狀況提供論證,即被稱為 “公民”的每一個人的需要。[9]

      這種公民的需要包括三個層次:首先,每一個人都屬于有生命的人類,他們需要一些基本的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東西,比如食物、住所、衣物和醫療等;還需要具備一些基本的反思和自由選擇能力,這些需要要求社會能夠提供一些基本的教育資源和社會保障。其次,每一個人都需要參與到公共生產當中,這要求公民具備能夠參與社會分工與合作的能力,并且能夠從合作生產中獲取個人所需。

      最后,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都需要在民主社會中參與政治生活,這要求個人的政治自由和權利能夠得到保障。這三個層次的需要限定了一個人之所以能夠被稱為公民所必需的東西。現代民主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那種阻礙人們獲取公民資格的匱乏應該得到特別關注。這種公民需要具有規范性,不管是哪個人,如果他缺乏這些東西,就很難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對個人的需要來說,充足主義可以設定一個或幾個門檻來限定個人能被稱為公民的基本條件。當個人的這些需要得到滿足并超出某種數量或程度的門檻時,這個人才有資格被稱為公民。

      在某種關節點上,如果一個人恰好處在門檻之上,就獲取了基本的公民資格,否則,即使是某種基本需要,甚至只是一丁點兒需要未被滿足,也不能稱其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需要被滿足的程度低于某種邊界值,那么這個人作為公民的生活就不值得過。這并不是說在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生活不值得過,而是說,在現代社會中,當某個人喪失了公民資格時,這個人的生活就不值得過。當然,不同的社會對這種人之所以被稱為公民的道德要求不同,但是,每一個社會都會對此設定一些最基本的評價標準。① 基于這種對公民的基本標準的道德建構,充足主義認為,弱勢群體處在充足主義所要求的門檻之下,其作為公民的一些基本需要沒有得到滿足,我們很難稱其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因此,弱勢群體的利益具有非常大的道德重要性,應該受到特別關注。

      三、充足主義是可行的基于公民的需要,充足主義為弱勢群體的重要性
      
      提供了一種非常重要的道德理由,基于這種理由,我們應該優先關注那些處在門檻之下的弱勢群體的利益。那么,接下來的第三個問題是,充足主義是否可行,即我們應該如何設置充足主義所一直強調的門檻,從而使這個門檻本身能夠成為給予弱勢群體以重要性的恰當的道德基礎。

      有些充足主義者認為,應該提倡一種單一門檻的充足主義,在這種門檻之下的人數越多,就越具有重要性。這樣,處在這種門檻之上的人才會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而處在門檻之下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滿意,其利益應該得到特殊關注。然而,這種單一門檻的充足主義的問題是:如果兩個人都處在某種門檻之上,或者門檻之下,但是兩人的福利水平差距仍然很大,那么充足主義就無法給出一種合理的解答。有的充足主義者對單一門檻的充足主義的修正是,在門檻之下賦予一種加權的優先性,而在門檻之上就沒有優先性。[10]

      如果兩個人都處在門檻之下的話,就需要對他們的生活狀況進行程度上的比較,并賦予生活更悲慘的人以更大的權重。

      這種修正能夠解決門檻之下人們之間的差距問題,但是,其仍然面臨的問題是,如果人們都處在單一門檻之上,充足主義似乎就不需要再考慮個人要求之間的差異,這明顯與道德常識不符。例如:在處理我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時,如果把門檻設置為年人均收入50 000元,那么在我們都達到這一收入水平時,似 乎就不需要 再考慮收入不平等 的 問 題 了,但 是,問 題 在 于,即使都達到了一定的門檻,我們仍然關注門檻之上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問題,特別是如果某些人的收入只有50 001元,因為1元的差距就使得個人的利益喪失了任何重要性,這似乎與常識不符。

      為了回應這種批評,充足主義的辯護者提出多層門檻的充足主義理論。[11]

      他們認為,充足主義的門檻應該有多個,這些門檻會隨著公民整體福利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最低層次的門檻是滿足基本需要,基本需要用來維持一個人的基本生存,因而具有最充分的普遍性和道德重要性,這種維持生存的門檻可以被看做一種最低層次的充足門檻。最高層次的門檻相當于一個人作為公民感到滿意的某種福利水平,即一個公民對其一生的生活感到滿意。這種滿意建立在一個公民一生的生活計劃都有機會得以實現的基礎之上。這種個人價值得以實現的層次是最高層次的門檻,如果能夠達到這個門檻,個人就被認為 (他自己也會如此認為)是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的公民。在這兩個門檻之間還可以設定多個門檻,比如:可以設定個人的痛苦最少的門檻,也可以設定個人實際享有的閑暇最多的門檻。

      在最低門檻與最高門檻之間,越靠近最低層次門檻的人,其利益就越重要,而且某些人的福利水平之上有越多的門檻,這些人的數量越多,這里所說的利益的規模越大,這些人的利益就越重要。也就是說,如果對某些非最低門檻之下的人的福利水平進行比較,那些越靠近最低門檻的人,其利益就越重要。這樣,就使我們能夠比較處在某個門檻之下的人的福利水平,并賦予狀況更差的弱勢群體以更大的優先性。這種方法比單一門檻的充足主義更合理,因為它把充足主義訴諸門檻的做法貫穿始終,而沒有求助于充足主義之外的任何方法。

      這種多層門檻的充足主義還可以回應認為單一門檻會使得恰好處在門檻之上的人利益沒有重要性的批判,因為多層次的門檻會對個人生活多方面的福利水平進行衡量,某些人的生活水平只有處在最高層次的門檻之上時,才會使得其要求不具有分配意義上的道德重要性。

      而且這種多層次的門檻是可變的。隨著個人以及群體的福利水平的變化,最低層次的門檻和最高層次的門檻也會發生變化。例如: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低層次的門檻的水準就會提高,在30年前,人們對住房的需求可能只是人均10平方米,但是現在可能是人均25平方米,那些居住面積小于25平方米的人,就是利益應該受到特殊對待的弱勢群體。這種樣態的充足主義的優勢是,其可以保證弱勢群體的范圍隨著其他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可以有效地擴展充足主義的應用范圍。

      批評者認為,即使這樣來修正充足主義的門檻理論,其仍然會面臨可行性的問題。假設某種狀況中只有一個人的處境非常差,其處在門檻之下,其他很多人的處境都非常好,而且處在門檻之上,那么充足主義似乎就會要求把現有的某種利益給予那個處于弱勢群體地位的人,而不考慮其他人的利益,不管把這種利益給予門檻之上的人能夠產生多大收益,也不管這些人的數量有多大。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對處境較好者的不公平對待,因為充足主義只關注那些弱勢群體的利益,而不考慮其他人的利益。

      對于這個問題,充足主義者的辯護是,應該像羅爾斯那樣區分配給 (allocative)正義與分配(distributive)正義,充足主義屬于后者。分配正義強調的是: “分配的正確性取決于產生分配的合作體系的正義性和對介入其中的個人要求的回答。”[12](P88)分配正義需要考慮如何提升合作體系的利益總和,而配給正義不考慮分配資源的生產問題,其在分配資源時不兼顧如何提升合作體系的利益總和的問題。很顯然,提出以上批評的批判者只是從配給正義的角度來指出充足主義的問題。在論述充足主義的正義觀時,如果所指的不是配給正義,而是分配正義的話,就需要考慮利益總和的提升。提升門檻之上的人的利益,是為了刺激或激勵門檻之上的人創造出更多收益,從而更好地提升弱勢群體的利益,或者減少弱勢群體在門檻之下的人數。從這種分配正義的角度來看,應該考慮整個分配正義原則的持續性,而不能把所有的現有資源都分配給門檻之下的人,否則可能會喪失更好地提升弱勢群體地位的機會。①總而言之,如果能夠從分配正義的角度出發為充足主義建構一種多層門檻的理論,那么這種門檻本身就能夠成為給予弱勢群體以重要性的恰當的道德基礎,充足主義也就能夠成為一種切實可行的正義理論。②四、充足主義是最優的。。

      我們在討論了什么是充足的、要求充足的理由以及如何設置門檻才能使充足主義具有可行性之后,面臨的最后一個重要問題是,以反對平等為立足點的充足主義對弱勢群體重要性的解釋是否為最優的。

      與平等主義對平等的追求不同,充足主義把緩解嚴重的匱乏、保證每個公民的充足作為認真對待弱勢群體的理由,其并不需要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對比,而只需要比較每個人自身離充足的門檻有多遠,從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平等主義難以回應的拉平反駁,而且能夠對分配正義為什么應該關注弱勢群體,而不是其他群體之間的差距給出比平等主義更合理的解釋。

      即使充足主義的理由是優于平等主義的,也不能說明其是最優的,因為可能還有其他類型的非平等主義理論。除了充足主義,優先主義是另一種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平等主義理論。與充足主義類似,優先主義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以反對平等主義而聞名的一種重要的正義理論。因此,要說明充足主義對弱勢群體重要性的論證是否優于其他非平等主義理論,有必要在充足主義與優先主義之間進行對比,以確定哪種理論能夠 為 弱 勢 群 體 的 重 要 性 提 供 更 好 的 理 論基礎。

      優先主義認為: “當一些人越差的時候,給他們以利益就越重要。”[13](P205)與充足主義相似,優先主義也反對單純基于平等的內在價值來追求平等,反對平等主義可能存在的拉平問題。而且,優先主義理論也認為應該賦予弱勢群體以更大的重要性,賦予這種重要性的理由不是像平等主義那樣認為弱勢群體與其他群體相比地位較低,而是認為即使沒有這種比較,個人的悲慘生活本身也具有道德重要性,個人的生活質量,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比較關系,才是分配正義理論應該考慮的最重要因素。雖然優先主義與充足主義之間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之間的區別更加重要。

      第一個區別是:對優先主義來說,弱勢群體被賦予很大權重的理由是其絕對福利值比較小;而對充足主義來說,弱勢群體比較重要的理由是他的匱乏和需要。要確定弱勢群體的絕對福利值有多大,就需要比較他們所具有的快樂和痛苦,這就很可能面臨功利比較的難題。因此,優先主義的要求可能過高,而且是誤導人的。相反,充足主義只需要研究弱勢群體由于匱乏和需要未被滿足而帶來多大的痛苦就可以,它不需要確定弱勢群體本身所具有的痛苦和快樂之間對比的程度。所以說,充足主義比優先主義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優先主義與充足主義的第二個區別是福利的連續性。優先主義者認為,福利水平的重要性是連續的,即對弱勢群體來說,隨著福利水平的提升,其福利要求的道德分量逐步減少,而不是陡然減少到極低的水平。① 對于這種贊同福利的連續性的優先主義者來說,即使某些人的福利水平已經相對較高,但仍然要賦予其相對較大的道德分量 (雖然這種分量要比弱勢群體福利要求的道德分量小一些,但是并沒有低到任何時候都不能作為分配正義的理由的程度)。然而,問題是,如果福利水平較高的人的數量足夠大的話,他們福利要求的道德分量的總和就會大于人數較少的弱勢群體福利要求的道德分量的總和,相信福利的連續性的優先主義者就可能會要求為了較多人的一丁點兒福利而犧牲某些弱勢群體的福利,從而造成集合的暴政 (tyranny of aggregation)。[14]

      與這些優先主義者不同,充足主義否認福利的連續性。他們認為,弱勢群體的福利要求所具有的道德分量在任何時候都強于其他群體的福利要求所具有的道德分量,當弱勢群體的福利水平提升到充足門檻之上后,其福利要求的道德分量就會陡然減少到極低的水平,這就要求任何一種分配正義原則都應該把弱勢群體的福利要求放在首位,任何時候都不能為了處在充足門檻之上的中間群體或富裕群體而忽視弱勢群體。因此,與贊同福利的連續性的優先主義相比,否認福利的連續性 的 充 足 主 義 能 夠 更 有 效 地 避 免 集 合 的暴政。②充足主義與優先主義的最后一個重要區別是:優先主義沒有像充足主義那樣為如何確定弱勢群體的范圍建立更豐富的理論體系,其只是簡單地認為絕對福利水平較小的人的利益應該受到特殊對待。

      充足主義設定了一種或幾種門檻,并通過表明門檻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來論證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什么重要。優先主義由于沒有這種門檻,它可能面臨的問題是:雖然兩個人的狀況都是相對良好的,但是他們之間的差別仍然很大,那么賦予其中一個地位較低的人以很大的優先性就缺乏足夠的理由。與此相對,借助多層次的門檻理論,充足主義可以通過對狀態較好的兩個人進行衡量,來確定究竟哪個人的福利水平上面有更多的門檻,并把這個人定義為弱勢群體,從而賦予他更大的道德重要性。

      基于以上論述,如果能夠建立一種恰當的充足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把正義的根基建立在緩解個人的嚴重匱乏上面,并且通過設置多層次的門檻來達到這種目的,那么基于一種充足主義的理由,就可以為認真對待弱勢群體提供一種恰當的理論基礎。這種理論無疑是最優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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