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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的權力概念及理性權力的運作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0599字

      批判與繼承是真正的思想家面對思想史的基本立場,也是思想生成和發展的根本途徑。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闡釋中,這樣一種立場不僅要被一般地提及,而且應該被本質地貫徹。當代西方的許多思想家和思想流派都是在與馬克思的批判性對話中發展起來的,顯示出一種斷裂與連續的辯證法。雖然斷裂與連續哪一方面占據主導地位并不一致,但卻共同表現了思想發展的開放性。福柯對于馬克思的 “忠誠”就是一種令人震驚的背離,他并不只是停留于馬克思的理論體系,而是著眼于馬克思提出的問題和問題的解決。按照萊姆克的說法,福柯非常忠實于馬克思最初的直覺,他用一種政治理性的批判補充和擴大了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1](P13)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闡釋了對于政治的理解,打破了現代思想在政治與經濟之間建立的封閉線,而福柯則是對于政治理性本身展開批判,揭示了理性統治的本質。做個簡單的類比,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作為一種社會權力成為核心的范疇,而權力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力量關系則構成了福柯思想的中心。從資本批判到權力批判,從馬克思到福柯之間的跨越到底有多大呢?通過實現這種跨越,福柯如何進入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氛圍,這樣一種進入如何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視域中得到考察?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福柯的權力概念及福柯對理性的權力如何在話語和身體中的運作所展開的分析。

      一

      在現代政治理論中,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化成為基本的分析框架。圍繞著政治國家和公共權力這對范疇,現代政治理論的核心就是確保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劃定公共權力的運行邊界。

      不論是通過選舉實現政治權力的輪流更替,還是通過制度確立權力之間的分化與制衡,權力都是與國家和政權聯系在一起的,指的是宏觀的、制度化的公共權力。現代政治解放就是確立了理性化、世俗化的政治權力概念和運行機制,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私人生活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和自由。但是馬克思認為,現代國家的統治恰好以現代資本主義的確立為前提,資本作為一種積累起來的勞動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新型的統治關系,平等的交換原則使統治不再直接表現為政治暴力和政治強制。因此,維護資本穩定運行的現代國家,實際上是在捍衛統治者的利益。正是出于對現代政治解放限度的這種理解,馬克思主義堅持批判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將政治重新激進化,形成了革命的政治理論,將超越現代資本主義作為革命的根本指向。

      一般人看到的都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革命理論之間的這種差異乃至對立,要么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革命理論超越現代政治的優勢,要么是把它看成反對自由民主的專制理論進行批判,揭示它的倒退和反動。福柯卻與眾不同,他以權力概念為核心,認為兩種思想之間存在著 “經濟主義”這樣一個顯著的共同點。福柯的這一見解讓人疑惑,自由主義的權力概念以市場調節和政治權力二分為基礎,它怎么是經濟主義的呢?福柯指出: “在經典法權理論中,權力被視為一種權利,人們像擁有財產一樣擁有它,因此可以全部或部分地通過法律行為或建立法律的行為來轉移和讓渡 (過程發生的瞬間是不重要的),這屬于占有或契約的范疇。”

      [2](P12)權力與財產、權力與財富的比喻總是貫穿于經典的權力理論中。福柯這里講的經典權力理論就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權力理論。很顯然,福柯抓住了自由主義權力概念的實質,它以所有權概念為基礎,權力的運行模式和機制是以經濟為母本的。我們可以看到,政治中的責任、義務、占有、授權等都是一些根植于經濟行為的范疇。從福柯的這一揭示中,我們確實能夠更深入地理解現代權力運行的形式主義、功利主義、世俗主義特征。在福柯看來,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權力概念也是經濟主義的。福柯指出,這種權力概念認為, “權力的主要職能是既維持生產關系,又再生產階級的統治,后兩者是由生產力占有的固有形態和發展賦予其可能性的。在這種情形下,政治權力在經濟中找到了其歷史性的原因”。

      [3](P13)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權力概念是在服務于經濟基礎并被經濟基礎推動這樣的功能性關系中被規定的,因此仍然是一種經濟主義的權力概念。這一點在列寧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這一命題中表現得異常突出。

      在肯定這兩種基本權力概念同一性的同時,福柯也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差異: “在一種情況下,有一種政治權力在交換的程序中,在財產流通的經濟中找到它形式上的模型;在另一種情況下,政治權力在經濟中獲得歷史性的原因、具體形式的原則和當前的功能。”

      [4](P13)一個是經濟模式成了權力運行的模式,一個是經濟因素成了權力的基礎和對象。從福柯的這個區分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自由主義中,核心的問題變成了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和運行模式問題,權力的劃分和權力制約成為關鍵,公正與否就產生在權力的運行機制中;而在馬克思主義中,問題的關鍵在于政治國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聯系和共謀,因此,政治的本質任務不是通過現有的制度和模式維護資本主義的穩定運行,不是程序是否合法,而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打碎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革命問題。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權力概念都是圍繞著國家和政權展開的,并且表現出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密切關聯。福柯認為,它們都是一種傳統的、宏觀的、經濟主義的權力概念。福柯指出,17世紀和18世紀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權力機制,它與立足于統治權的經典權力理論的敘述完全不相容。這種權力機器首先作用于人的肉體及其行動,超過作用于土地及其產品。

      福柯說:“這種新的、完全不能用統治權的術語加以描述的權力,我認為是市民社會的一項偉大的發明。它曾經是建立工業資本主義及其相聯系的社會的基本工具之一。這個無統治者的權力 與 統 治 權 形 式 不 相 符 合, 這 是 懲 戒'(disciplinaire)的權力。它是用統治權理論的術語完全不能描述和辯護的權力,其根本上的異質,似乎理所當然地應該帶來統治權理論的法律大廈的消失。”[5](P33-34)正是立足于這種新的權力形式的出現,福柯批判了經典權力概念,重新闡釋了對權力的理解。

      首先,福柯賦予權力基本的存在論地位。在福柯看來,權力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力量關系,而不是經濟、階級等其他因素的派生物。德勒茲曾經指出,在福柯那里權力概念很簡單,所有的力量關系都是權力關系。[6](P73)在 《性經驗史》中,福柯明確地指出,權力關系并不在經濟過程、認識關系和性關系等等之外,而是內在于其他形式的關系之中。[7](P71)福柯從這種普遍的力量關系來理解各種事物和現象,關系本身就被看成是權力性的。權力普遍存在,它不是獲得或者攫取的,而是存在本身的方式,一切事物之間的關系似乎都表現為權力。福柯指出: “這并非因為它擁有將一切會聚在它的不可戰勝的意志之下的特權,而是因為它隨時隨地都會產生,或者更明確地說,在任意兩點的關系中都會產生權力。權力無處不在,并不是因為它包含著一切事物,而是因為它來自一切方面。”[8](P126)在歷史唯物主義那里,人處于由各種物質經濟關系編織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因此,經濟關系成為馬克思理論的出發點。而在福柯的思想圖景中,社會存在表現為權力關系構成的網絡,經濟關系不過是權力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福柯將權力概念確立為理論的中心,權力概念相當于馬克思理論中的 “經濟”。福柯對權力客觀運行機制的批判,甚至在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相比照的意義上,被看成是一種 “后現代的唯物主義”。它以權力關系,而不是以經濟關系作為理解社會歷史的基本范疇。

      其次,福柯認為,權力關系的本質是普遍存在的反抗與控制之間的力量沖突,而不是一種單向的支配形式。在 《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明確了權力概念的兩個基本假定,即權力的機制是鎮壓,權力關系的本質是敵對力量的沖突。在《性經驗史》中,福柯提出 “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抵制”,抵制絕不是外在于權力的。[9](P62)福柯將壓制和抵抗的權力關系看成是政治的實質,以看清楚 “戰爭、斗爭和力量沖突的圖式在什么范圍以內實際上可以被定位為社會內部的基礎,是政治權力運行的原則和動力”。
    [10](P16-17)權力并不是固定的、靜止的,而是流布和展現在對抗性的存在關系之中,權力不再是指單向的支配和掌控,而是一種制約和反抗的辯證關系。福柯說:

      “沒有反抗的權力關系并不存在。反抗是更真實、更有效的,因為它們恰恰是在權力關系得以行使的地方形成的。”[11](P49-50)第三,福柯理解的權力并非只是消極的否定性力量,而是一種生產性的、建構性的因素,權力的運作和建構產生出新的存在關系和存在方式。權力作為存在關系和存在方式本身的生產性力量,是存在的創作者和推動者,新的權力關系本身是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的生成。福柯說:“我們不應該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如把它說成是 排斥、 壓制、 審查、分離、 掩飾、 隱瞞的。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于這種生產。”[12](P218)福柯的闡釋從根本上改變了權力概念,它不是被看成一種壓迫性的、限制性的消極力量,而是在辯證的對抗中產生新的形勢和新的狀態。福柯權力批判的實質就是揭示權力的這種生產機制。

      第四,在福柯那里,從權力的普遍性延伸出了權力的微觀性。權力關系像毛細血管一樣遍布于社會存在的每一個角落,而考察這種微觀狀態的權力運行機制是福柯的興趣所在。正是通過對無處不在的權力進行 “微觀物理學解構”,福柯揭示了統治和反抗的具體機制和普遍存在。福柯指出,應該在最底層分析權力現象、技術和程序運動的方法,指出普遍的權力或經濟利益為什么能夠鉆進相對自治而又無限細微的權力游戲之中。[13](P29)這就要 求從權力研究的 “利 維 坦 模式”中解放出來,以便 “在法律的統治權和國家的制度劃定的領域之外研究權力;重要的是從統治的技術和戰術出發進行研究”。[14](P31-32)福柯認為他所講的統治并非是一個整體的統治:一個人統治其他人,一個集團統治另一個集團,而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得以運轉的復雜統治形式;并不是處于中心地位的國王,而是相互關系中的主體;不是在唯一機構中的統治權,而是在社 會 實 體 內 部 發 生 作 用 的 復 雜 多 樣 的 奴役。[15](P25)后來福柯在 《性經驗史》中還再次指出,在研究和分析中,人們一直沒有砍掉 “國王”的腦袋,因此,在權力理論中,仍然認為法律與暴力、合法與非法、意志與自由、國家與君權的問題最重要。福柯認為必須擺脫這種分析模式,才 能 真 正 理 解 權 力 具 體 的、 歷 史 的 運作。[16](P58-59)福柯對權力概念的重新闡釋,為權力批判和權力分析奠定了基礎。

      二

      在后現代政治思想譜系中,福柯的政治思想被稱為 “生命政治”、“話語政治”、“微觀政治”、“技術政治”等等,所有這些命名都是從福柯對“權力”的獨特闡釋出發的。福柯將知識考古學和 譜 系 學 的 方 法 運 用 于 社 會 政 治 領 域, 將“話語—權力”的模式發展為 “話語—權力—身體”相互構成的三維圖景,由此展開對權力問題的分析,構 成 福 柯 思 想 中 “最 有” 分 量 的 內容。[17](選編前言P4)在 《必須保衛社會》中,關于傳統政治哲學和他關注的問題之間的關系,福柯說: “簡略地說,存在著一個傳統問題,我認為即政治哲學,人們可以如此歸納:關于真理的話語,或簡單地說,作為尤其是關于真理的話語的哲學,它們如何能夠確定權力的法律界限?這是一個傳統問題。然而,我想提的問題處在這個問題之下,與這個傳統的、崇高的、哲學的問題相比,它是完全只與事實相關的問題。我的問題可以說是這樣:為了生產真理話語,權力關系實施的法律規則是什么?或者: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真理話語被賦予如此強大的效力,用以生產它的權力屬于哪一類型?”[18](P23)福柯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重新定義真理與權力,或者說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理性權力批判構成福柯著作的主題和紅線。

      傳統政治哲學的問題是真理話語如何提供絕對的原則,規定政治權力和法律的邊界,因此,真理是第一位的。探索真理的哲學,在本質上是認識論哲學,亦即是正確地表象存在的客觀哲學。它的目的是客觀真理,基本方式是理性的沉思。哲學不是指向實踐、改造現實本身,哲學的真理不是實踐中構成的對象性關系,而是一種絕對主義的知識。然而,在福柯這里,以哲學的真理規定政治邊界的傳統政治哲學,被轉化為政治權力如何生成真理話語的問題。這個倒轉具有本質的重要性,它改變了傳統西方哲學發現客觀真理的認識論哲學路線,權力在知識和真理中的運作成為解剖的要點。真理不再被看做是具有優先地位的絕對體系,真理作為話語本身是權力關系建構的結果。正是在這一點上,福柯的思想對于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貢獻是巨大的。

      福柯著力考察的是權力在真理話語生產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運行方式。福柯指出,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都一樣,復雜的權力關系穿過和建立社會實體,并規定其特征;它們相互不可分離,權力也不能在沒有真理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運轉的情況下建立和運轉。如果沒有真理在權力之中通過權力運行,也就不可能行使權力。我們屈服于權力來進行真理的生產,而且只有通過真理的生產來使用權力。[19](P23)真理和權力不可分離,相互建構,這就打破了真理自在的絕對地位和絕對優勢,真理變成權力運作中的一種話語建構,它在權力運行中產生并指向權力運行。真理本身只是一種相對知識, “權力的運作制造出新知識對象和信息體系”。[20](P126)真理作為知識的體系在權力的運作中是流動的。

      福柯在 《規訓與懲罰》中指出,應該完全拋棄那種傳統的想象,即只有在權力關系暫時不發生作用的地方知識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識才能發展。相反,應該承認,權力制造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認識主 體、認 識 對 象 和 認 識 模 態 應 該 被 視 為權力—知識的這些基本連帶關系及其歷史變化的眾多效應。[21](P29-30)因此,應該透過知識的形式及其變遷看到權力的運作,將知識話語看做是權力的一種出場形式,考察權力在其中的運行機理。哲學家、思想家、知識分子都不再扮演絕對真理擁有者的啟蒙角色,他們操持的話語中具有權力的運作,因此,只能是情景式的,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制約。知識話語 “考古學”能夠揭示權力形式的轉移、變形、鞏固或流散等等。知識話語的歷史本身顯示出權力關系的運作,話語的對象、話語的內容和機制都是被歷史地構成的。

      在博納福瓦對福柯的訪談中,福柯曾經重復《詞與物》中的見解指出,人們錯誤地認為人文主義話語體系是歷史發展的動因和目的,實際上連人的觀念也是現代的發明。人文主義運動始于19世紀末,在16—18世紀的文化中根本還沒有人的位置。也就是說,人作為知識話語中的主體,只 是 歷 史 的 產 物, 是 在 歷 史 中 被 構 成的。[22](P79)正如莫偉民先生在 《詞與物》 “譯者引語”中指出的那樣, 《詞與物》從根本上驅散了當代知識形式中的人類學主體主義,批判了自笛卡爾、尤其是自康德以來西方哲學中的先驗意識哲學和主體主義。[23](譯者引語P3)福柯說: “我不相信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我對那樣一種主體觀持懷疑甚至敵對的態度。正相反,我認為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或者像古代那樣的情形,通過解放和自由的實踐,當然這是建立在一系列特定文化氛圍中的規則、樣式和虛構的基礎之上。”[24](P201)福柯質疑絕對先驗的主體,將主體作為觀念的形成放置于歷史實踐中,同各種權力沖突形式聯系起來。

      在 《性經驗史》中,福柯的目的也不是研究和考察性經驗結構本身的變遷,而是通過性史分析權力形式、知識形式和話語形式的變化和相互關系。福柯說,重要之處在于 “權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過什么渠道、順著什么話語最終滲透到最微妙和最個體化的行為中去,它沿著什么道路直達罕見的或幾乎覺察不到的欲望形式,還有,它又怎樣穿透和控制日常的快感,而所有這一切及其后果又能夠既是對性的拒斥、阻礙和否定,又是對性的煽動和深化,簡言之,它們具有 多種形式的權力技術”。[25](P9)話語權力在性中起到了一種抑制和煽動交織的生產性作用,質疑和拒斥只是誘導和激發的環節。福柯明確指出,他在 《性經驗史》中 “不打算分析我們通常優先考慮的性饑渴結構和性淡化的原則,而是找出話語生產 (當然,它還節制各種沉默)、權力生產 (有時,它有禁忌作用)和知識生產 (它經常傳播各種錯誤或誤解)的要求”。[26](P9-10)《性經驗史》本質上是一部話語權力在性經驗發展中的歷史解剖學,揭示了話語如何將權力刻寫在身體的發展上。

      在這里,政治就是 “生命政治”、“身體政治”。

      監獄被福柯理解為一種關于肉體的 “政治技術學”和 “權力微觀物理學”。對于身體遭遇的規訓與懲罰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考察政治權力對肉體的干預,應該被看成是 “政治解剖學的一章”。福柯指出: “我們關注的是 政治肉體(body of politic),把它看成是一組物質因素和技術,它們作為武器、中繼器、傳達路徑和支持手段為權力和知識關系服務,而那種權力和知識關系則通過把人的肉體變成認識對象來干預和征服人的肉體。”[27](P30)“肉體也直接卷入某種政治領域;權力關系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項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28](P27)在福柯看來,“靈魂是肉體的監獄”。各種知識話語和理性原則將肉體變成了監控和懲治的對象,將自己的意志銘刻到肉體上,肉體本身成為統治對象的時候,也成了統治的工具。福柯將靈魂理解為與“支配肉體的權力技術相關的存在”: “這種現實的非肉體的靈魂不是一種實體,而是一種因素。

      它體現了某種權力的效應,某種知識的指涉,某種機制。借助這種機制,權力關系造就了一種知識體系,知 識 則 擴 大 和 強 化 了 這 種 權 力 的 效應”[29](P32),強化了對于物質肉體的統治和支配。

      福柯說,從17世紀和18世紀開始,紀律變成了一種規訓身體的支配方式和技術,塑造了“馴順”的身體。“當時正在形成一種強制人體的政策,一種對人體的各種因素、姿勢和行為的精心操縱。人體正在進入一個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編排它的權力機制。一種 政治解剖學,也是一種 權力力學正在誕生。它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僅在 做什么,而且在 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這樣,紀律就制造 出馴服的、訓練 有 素 的 肉 體,馴順的肉體……如果說經濟剝削使勞動力與勞動產品分離,那么我們也可以說,規訓強制在肉體中建立了能力增強與支配加劇之間的聚斂聯系。”[30](P156)嚴密的紀律以一種強制性規范精確規定肉體,肉體成為科學認識和實踐管理的對象,這一點在有廣泛影響的泰勒制中得到了充分表現。這一身體政治與資本運行的效益和利潤原則結合起來,今天仍然是生產生活的基本形式。

      “我們可以說,規訓 (紀律)是一種能夠用最小的代價把肉體簡化為一種 政治力量同時又成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統一技巧。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造成了規訓權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種力量和肉體的一般公式或技巧,即 政治解剖學能夠運用于極其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機構和體制中。”[31]

      當然,生命政治并不只是體現在對于個體生命、欲望的規訓和管理上,它還在宏觀層面上表現出來。比如以自由、平等或者保家衛國的名譽進行的戰爭和屠殺,比如對于人口流動和人口數量的規劃和管理等等,身體和生命都成為權力施行的終極場所。在談到現代戰爭時,福柯指出,發動戰爭的這一巨大的死亡權力,現在變成了對一種積極地管理、抬高、增加、具體控制和整體調節生命的權力的補充。福柯對于身體政治的考察為生命政治理論奠定了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宏大的政治命題獲得了新的思考視角,政治哲學的許多范疇可以在生命政治的框架中進行重寫,福柯的政治哲學思想成了后現代生命政治、欲望政治、身份政治和微觀政治等等的思想基礎。

      三

      福柯的理論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相比較而言,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理性批判。福柯以權力概念為核心更改了馬克思以資本批判為核心的政治概念,具體地分析了權力如何在知識話語、身體欲望中生產和運作。那么,福柯的理性權力批判與馬克思立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政治理論之間存在著何種關系呢?關于福柯與馬克思之間關系的考察,可以從多個角度展開。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看,核心的問題還是福柯權力批判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之間的差異和聯系。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蘭查斯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對福柯的權力理論作過深入的批判。杰索普在《普蘭查斯與福柯筆下的權力與戰略》一文中,將普蘭查斯對福柯權力理論的批判概括為七個基本方面。普蘭查斯批判福柯權力理論的要點,往往也是后來福柯權力理論備受批判的基本方面。

      可以說,普蘭查斯對福柯的批判代表了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可能提出的批判性意見。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①:

      首先,普蘭查斯指責福柯主要是從個體化的角度來看待國家權力的運行,不懂得現代國家的真正基礎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斗爭。在普蘭查斯那里,這是理解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的關鍵。普蘭查斯的這一觀點站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抓住了馬克思主義政治概念的兩個核心范疇。杰索普回應說,福柯前期的著作固然是關注了那些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的 “邊緣人”如何受到理性權力和知識話語的統治和規訓,但后來福柯還是看到了現代國家的出現與經濟學研究的人口、領土和財富之間的關系。杰索普提出的回應依據是存在的,但回答不了普蘭查斯的責難。這里的關鍵是,福柯的確拒絕了經濟主義和階級斗爭的分析范式,并且明確將這一點作為自己權力理論的出發點。對此,福柯在 《必須保衛社會》以及 《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等著作中都有明確的交代。福柯是把馬克思主義將經濟看成權力的歷史根源這一立場同自由主義的權力概念放到一起進行批判的,認為他們都是經濟主義的。

      福柯從話語—權力—身體的相互關系展開權力分析就是力圖從權力觀念的經濟主義范式中走出來。在我看來,重要之處不在于像杰索普辯護的那樣指出福柯后來也看到資本、經濟等等因素與政治的關系,而是要看到福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的不同。從這個不同中,我們才能夠把握福柯思想的意義和限度。在普蘭查斯看來,由于福柯不是從經濟基礎和階級關系來闡釋權力,福柯的權力就成了無本之木,不再圍繞國家這一核心來理解權力,將權力看成是一種流動、分散的現象。

      他指責福柯的權力沒有別的基礎,只有權力關系本身的觀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權力概念本身成了福柯理論的中心,它被賦予了一種本體論的地位。的確,像杰索普指出的那樣,福柯不是在構建一種權力的形而上學,福柯的權力理論是一種微觀物理學、技術解剖學等等。但是,權力在福柯思想體系中無疑具有一種本體論的地位。權力之于福柯,就如資本之于馬克思。

      其實,不同思想體系對于社會存在的分析,由于視角差異可能有不同的出發點,沒有一個出發點能夠成為絕對,能夠自洽地說明自身的絕對合理性。福柯思想的意義恰恰就在于他開啟了一個權力分析的新視角,這當然也是一個有其自身邊界的視角。

      其次,普蘭查斯批判福柯的權力理論重 “權力”而輕視抵抗。① 也就是說,福柯重視權力關系中統治、鎮壓、束縛等等方面的技術和機制,而沒有重視和研究反抗,沒有解釋反抗,只是將反抗看做是權力統治中民眾自然質樸的精神產物。這一點的確也是福柯權力理論的一個顯著傾向。雖然福柯將權力看成一種鎮壓與反抗的斗爭關系,認為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很顯然,在福柯的理論中,權力統治的技術分析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對于這一關系中的反抗機制和形式沒有予以充分的關注。普蘭查斯提出,斗爭總是比權力機構和機器占有優先位置。也就是說,反抗性因素在權力關系中具有重要的構成作用。

      因為鎮壓與反抗的關系是在關系中存在的,恐怕很難抽象地將某一極作為絕對本體論意義上的起點。不過,對于具體的理論家來說,哪一方面占據著主要的地位,被過多地關注了,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只是說明理論的限度而已。這種限度總是存在的。用絕對完美主義的尺度要求處在特定語境中的理論和理論家,恰好是問題之所在。同情的理解就是辯證地揭示理論的限度,并包容這種限度,為突破特定的限度尋找新的可能性。

      再次,普蘭查斯認為,福柯夸大了現代國家內部懲罰方法的一般意義,夸大了這些方法作為正面和積極力量的特殊角色,認為這種力量是導致順從產生的原因。福柯強調法律作為強制性權力形式在鎮壓和禁止方面的職能,同時也指出了非強制性的規訓權力的積極作用。這就使得福柯低估了為保證這些懲罰得以實現時,強制性暴力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也低估了在國家行為中暴力的持久重要性。也就是說,福柯重視了理性的程式化的制度性因素在權力運行中的作用,而忽視了非理性的暴力,尤其是國家暴力的現實作用。

      福柯的政治批判變成了理性權力的批判。普蘭查斯的這一批評的確也很有啟發意義。權力現象中暴力因素的存在很難單純置于理性與非理性的框架中進行分析。相對于馬克思的經濟政治批判,福柯這一視角的限度和貢獻都是顯而易見的。杰索普認為,普蘭查斯的這個批判仍然只適用于福柯早期,后來的福柯放棄了這樣一種立場,承認自己夸大了懲罰權力的重要性。

      最后,普蘭查斯批判福柯的重要方面在于福柯關于政治反抗策略的論述。福柯否定宏大的革命敘事,主張微型反抗。 《性經驗史》在談到權力與抵制時指出:對于權力來說,不存在一個大拒絕的地點———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純粹的革命法則。[32](P62)從無所不在的微觀權力概念和微觀反抗理論出發,福柯認為,微型反叛只有拒絕被納入國家內部并試圖從外部對其進行顛覆時才可能獲得成功。同樣,在福柯看來,這種微型反抗也應該拒絕統一化的組織和領導,以避免被國家體制收編。而在普蘭查斯看來,將反抗的運動指向國家權力以推動權力機構的根本性變革至關重要,只有這樣,才可能避免將自由的領域不自覺地讓渡給國家權力。問題的關鍵只在于,在斗爭中保持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不至于在斗爭中喪失自我。在我看來,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沒有特定的理論價值,何種實踐方式是現實的并占主導地位只能在歷史中得到回答,思辨的理性提供不了絕對的答案。按照列寧的說法,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沒有一種策略是絕對普世的。應該堅持宏觀實踐還是微觀實踐,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在宏大革命運動的衰退中,福柯將代表不同反抗形式的微觀運動理論化,這是他的貢獻。他對組織化的拒絕反映了組織化運動中的各種問題。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這才是他的理論帶來的真正的啟示。

      普蘭查斯從階級范疇出發,認為政治是圍繞著國家政權展開的階級斗爭,而這種斗爭是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政治權力實際上體現的是階級斗爭中的力量關系,通過階級斗爭劃定各階級之間的權力界限和在政治國家中的地位。從這一方面來看,普蘭查斯對于福柯的批判的確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但另一方面,普蘭查斯變革現實的理論并不主張以暴力的方式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是通過民主運動參與和推動國家制度的變革,因而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①所以,問題的關鍵只在于,只有在差異與同一的辯證關系中理解福柯權力理論與經典權力理論的關系,才能領會福柯政治思想在當代政治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和理論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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