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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的公民治理能力解讀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0617字

      國家治理是一個全新的政治理念。不同于傳統的政治統治和管理等觀念,它有著新的內涵,使得人們重新思考政府和政治等概念。國內相關文獻普遍論及政府的治理能力,但甚少專門討論作為 民 主 治 理 或 者 治 理 主 體 多 元 化 的 潛 在前提———公民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能獲得制度的保障,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含著治理能力的民主化,也即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否要求平等的治理能力?公民又是在何種意義上具有平等的治理能力?本文將表明,平等的公民治理能力所揭示的是政治民主與治理民主之間的一致性。

      一、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與民主化:為何需要平等的公民能力

      治理是一個全新的理解政府的理念,它與政府統治的不同在于它是人們反思政府作用和重新理解政治的出發點。換言之,治理與統治的區分凸顯了治理的主要特征及其意義。不少文獻都注意到這個問題,并且也對二者的差異做了細致的厘清。在此做一個簡單的梳理,以說明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何要求平等的公民能力。

      治理與統治最根本的區別是行為主體或者說權威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主體是政府機構或者社會上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卻不一定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和普通公民。有論者指出: “治理是通過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進行的。”

      [1](P22)就此而言,治理是一種并不單靠政府來完成的行為。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權力中心,治理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治理的多元主體中最為核心的是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公民,治理活動因而也就是政府、社會與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上的合作。

      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意味著治理的民主乃至社會的自治。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在統治和治理的視域下有著不同的表現。在傳統政治統治視域中,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是統治與被統治者的關系。但是,在治理視域中,公民同樣也是公共事務的治理主體,不再是被統治者。既然社會組織和公民都是公共事務的主體,治理秩序就不再以政府為中心,而是政府與社會和公民共同治理。

      可見,治理民主是治理觀念的應有之義。若不涉及治理民主,治理與統治和管理的區分也就無法得以彰顯,治理作為一種全新政治觀念的意義也難以在國家的實際政治運行中發揮作用。

      治理民主內在包含著社會自治,或者說治理民主使社會自治成為必要。政府、社會組織治理行為不再純粹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權威為中心,也不必完全依賴政府的強制力量。因此,治理主體多元化的另一面是社會的自治。 “沒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的,即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規章機制:盡管它們未被賦予正式的權力,但在其活動領域內也能夠有效地發揮功能。”[2](P5)這種機制所依賴的是社會的自治。社會自治是政府不在場的情況下社會關于公共事務的自覺的、有效的治理。然而,社會自治從邏輯上講并沒有拒絕政府對社會的管理,二者共同構成了優化和重建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徑。社會的自治能夠吸納多方智識和卓見,民主的治理能夠有效促進民生建設。[3]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治理民主化是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那么,這種能夠有效發揮功能的自治機制是如何可能的?社會自治所反映的不只是政府與公民關系的變化,其背后隱藏的是公民能力在內涵上的變化。在政治統治的語境中,公民能力主要是作為被統治者的服從德性。而在治理的語境中,既然社會和公民也是治理的主體,那么社會自治本身也就必然要求公民作為公共事務治理者具備治理能力。在治理有效性的問題上,善治對社會、公民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善政是政治統治的理想一樣,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也是公共治理的目標。善政所關注的是傳統政治學的核心主題:最佳政體或者好的政府安排,它所要求的是良好的政府能力。較之善政而言,善治有著更多更高的要求。善治的要求既指向好的政府安排,也要求有好的社會治理。 “取決于善治的國家治理目標,一個具備善治能力的國家體系,需要同時借重國家權力、市場機制與社會自治積極互動而形成的強大能力。”[4](P17)就此而言,善治本身包含但不限于善政,善治的治理目標需要盤活社會自治的能力。因此,有效的治理在理念上至少應該包括公民的治理能力,而從制度安排上也應該充分釋放、吸納和培育公民的治理能力。

      可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含著社會的自治,而社會的自治則必然對整個社會的公民都提出要求,以善治為目標的公共治理更進一步將良好的治理能力拓展為對全體社會公民的要求。公民的治理能力對于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意義,它關系到治理民主是否能夠切實發生作用、落到實處。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借重或者說要求公民的治理能力。由于這種要求是指向整個社會和全體公民的,是對于具有公民資格的個體而言的,可以稱之為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指的是公民具有平等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不再只是限于某個群體和某個領域。

      二、作為治理能力的政治判斷

      然而,問題在于公民是否具有平等的治理能力?古今政治理論家對此眾說紛紜。在轉向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先分析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由于本文是從治理主體而非治理制度的角度討論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問題,因此對治理能力核心要素的分析也主要側重于行為主體也即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治理者的政治能力是古今政治學的核心問題之一,而政治判斷又是其中最為關鍵的要素。古典政治學將政治判斷視為一種重要的政治智慧或政治能力。柏拉圖指出,治理者是深謀遠慮的,真正有智慧的。[5](P145-146)亞里士多德持有相近看法: “賢明的統治者就是善良和明智之人,而且一位政治家必須是明智的。”[6](P78)及至近代政治,馬基雅維利也明確表明: “君主必須有足夠的明智遠見,知道怎樣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國的惡行。”[7](P74)在現代政治理論中,相似的論斷也不少見。在韋伯看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這三者之間,判斷力又被認為是關鍵。 “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這種獻身于 ‘事業'的激情,也使得對此項事業的責任心成為行動的指南。這 方 面 所 需 要 的,是 恰 如 其 分 的 判 斷力。”[8](P101)羅爾斯在 《萬民法》里刻畫了政治家的理想,他理想中的政治家能在政治實踐中清楚洞見良序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條件和真正利益,并能夠把握應該做些什么。[9](P103)可見,良好的政治判斷力是人們對理想政治治理者的基本期許。

      政治判斷的主要思想來源是政治審慎 (po-litical prudence)。政治審慎指的是一種在紛繁復雜的實踐活動中對于善的謀劃,是一種能夠把握理論規范又能結合具體語境予以判斷從而正確行動的品質。就其歷史而言,審慎一開始指的是那種知道何為其所應得并對求得其所應得感到自豪的人,后來被普遍化為那種在特殊情形下知道怎么下判斷的人。[10](P194)政治判斷或政治審慎是指在具體情境下,能就何種決定對于國家而言是好的,或者什么最有利于公民福祉這樣的問題做出準確把握和辨識的能力。政治判斷只是判斷范疇中的一種,“判斷被假設為我們借以預測具體之普遍 (universal of particular)的心靈活動。如果這種活動發生在某種涉及政治本質的普遍與具體的政治處境時,那么我們就有了政治判斷的問題”[11](Pvii)。可見,政治判斷力指向的是一種在具體處境中做出良好的理解和把握的智慧或品質。在一成不變、整齊劃一和抽象的政治生活中,判斷是沒有任何用武之地的。

      實際上,這種意義上的政治判斷之所以被視為治理者的主要能力或德性,是與治理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密切相關的。

      首先,價值指向是治理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治理體系的制度構建至為關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治理體系或治理制度完全沒有價值取向。制度的創建和維系應該有著基本的向善性,而不能只是淪為形式主義。關于善的考慮以及價值關懷即使是在現代政治框架中也應該占有一席之地。本杰明·巴伯等對自由民主派的批評雖有待商榷之處,但他指出政治判斷力對于 “解決各種價值和目的之沖突”的重要性[12](P187)卻是有意義的。政治判斷或政治審慎的第一要義在于其對價值的關懷和對善的考慮。

      其次,治理活動所指向的是具體的公共事務。治理能力的確需要以制度的現代化為前提,但在具體的治理活動中,治理主體所面向的仍然是具體的公共事務。因此,治理能力除了與制度的現代化程度密切相關之外,還與治理制度或體系在具體情境中的適用性相關,與治理主體在具體情境中對具體事務的把握能力有關。政治實踐層面的治理能力不僅在當前治理的相關研究文獻中闕如,甚至在現實的治理過程中也是一大難題。就此而言,關乎具體情境的政治判斷力也理應成為治理能力的主要品質。

      再者,治理是一種類似技藝的活動,但它并不等同于工具理性。國家治理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一門精巧的藝術,而近代政治科學對古典政治學的反轉卻讓政治學完全喪失了其重要的智慧。

      政治判斷或政治審慎在一定程度上與技藝相似,都同目的—手段的運行結構有關,是一種善于考慮的能力。但技藝是一種制作的理性,而審慎則是一種關乎實踐的理性。它的目的在于行為本身,是一種與善惡相關的品質。[13](P172-173)善于考慮和價值關懷都是政治審慎的主要內涵,根據政治審慎德性而做出的政治判斷包含了對目的和價值的雙重考慮。而公共治理需要的不只是工具理性,也不只是科學技術。 “管理好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東 西,比 嚴 格 意 義 上 的 科 學 知 識 要 多 得多。”[14](P61)在這個意義上,審慎的政治判斷同時滿足了國家治理的技藝性及其倫理性。因此,判斷雖然不是專門屬于政治領域的品質,但是政治判斷卻是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內涵。審慎或實踐智慧并不是政治行動所特有的,一切實踐技藝都有其關于判斷與常識的標準。但這些標準在西方政治傳統中占有顯著地位,政治領導、政治家的治理技藝與公民資格等問題通 常 都 與 判 斷 和 實 踐 智 慧 有 著 重 要 的 關聯。[15](P2)政治審慎或政治判斷是城邦或國家謀取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真正的治理者必須在基于審慎的政治智慧的指引下,采取合乎正義的行動,盡可能地改善國家和公民的生活。
      
      三、政治判斷與公民的治理能力:

      何種意義上的平等對政治判斷作為一種治理能力不會有太多爭議,但問題在于政治判斷能否成為一種普遍化的能力,也即公民能否擁有這個意義上的治理能力?是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運用政治判斷乃至審慎的能力?

      很難設想每一個人都能對自己的利益、對國家的發展總是做出準確的判斷,也很難設想人們在每個問題上都有同樣的判斷力。這個簡單的事實也一直是反民主理論的基本點,反民主的理論探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政治學說的傳統的確強調審慎是單獨屬于政治家的德性。即便是在現代,不少理論家也仍然是從政治家的角度來討論政治判斷的問題,比如韋伯和羅爾斯。自柏拉圖以來,審慎德性就一直被視為政治家治理能力的首要德性。柏拉圖將政治家的技藝界定為 “照料人”[16](P103),政治智慧首先是統治者可以稱為真正政治家的基本要求,而 “具有這種知識的人按照自然規律總是最少數”[17](P147)。在柏拉圖看來,只有在這種政治智慧與理智引導下的優秀統治者或真正的政治家治理才是真正的體制。亞里士多德更是 直 接 地 認 為 審 慎 是 治 邦 者 所 獨 有 的 德性。[18](P80)可見,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政治智慧都是政治實踐和政治家所需要的美德,而城邦或國家在這種政治智慧的指引下所可能獲得的善,則是古典政治思想家判斷政治家的唯一原則。這些觀點不會令人驚訝,畢竟國家治理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古典思想將政治判斷或政治審慎視為一種智慧的主張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古典政治學說關于審慎的政治判斷力專屬于治邦者的主張,具有非常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

      盡管事實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參與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能力,但現代世界已經不可能回到精英政治,也不可能忽略公民對于善和正義的把握能力與對公共事務的判斷能力。實際上,在共同治理(官民共治)的體制里,好的公民必須學會統治和接受統治,必須具有統治他人和服從他人的德性。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審慎的政治判斷可以在下述三個維度上成為平等的可為人人所具有的治理能力。

      第一,作為積極公民的政治能力。需要指出,政治判斷是屬于治理者的能力,而不是專屬于職業政治家 (或政治—社會精英)的能力。在公民也成為治理者的體制里,審慎或者政治判斷也是公民的美德———只不過這并不是公民作為被統治者而具有的德性,而是作為治理者的積極公民所應該具有的能力。

      積極公民指的是主動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并且能夠在政治實踐中發揮功效的行動主體。在現代政治世界,公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性大幅度降低。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是工業社會發展的結果,這種現代化后果對于公共治理而言是不利的。作為治理主體的公民,應該對如何正確行動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斷和行動,而不只是簡單地表達自己的偏好和個人利益,而這正是政治審慎和政治判斷的應有之義。具有政治審慎的人,能夠分辨出對國家為善的事物。[19](P173)在古典政治生活中,審慎者需要結合人的自然目的來理解和判斷政治生活里的善,但在目的論消弭的現代政治世界里,對于善的把握脫離了人的自然目的,轉而與公民和國家自身的安全、發展及福祉相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對善的把握較為容易,具有民主化的可能性。就此而言,慎議民主是其中一條可行的路徑:公民應該為了公共利益而展開公共慎思去發展和應用他們的德性。這種要求對于積極公民而言當然是值得期待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復興審慎的政治判斷力,將之作為公民積極參與政治的能力是現代政治實踐對治理主體的基本要求。

      第二,作為公民責任的政治判斷。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有意愿和能力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管理,而且現代政治也不必要求每個公民都是積極公民。但是,公民即便不作為積極公民,也仍然有可能對政治實踐產生積極的影響和功效。現代政治仍然需要政治判斷,即使不一定要發展出慎思的政治。

      在現代理性主義與工具性的國家權力體系不斷擠壓公民政治空間的情況下,公民的政治判斷力尤顯重要。從科層結構的合理性及高水平的技術導不出個人運用理性的意志和能力,事實上,獲取這種意志和能力的機會往往被這種合理性所扼殺。[20](P185)純粹的工具性治理過度強調政治制度的作用,使得政治行為甚少考慮價值關懷和倫理支撐。這種治理方式實際上消解了公民的道德能力,導致公民的公共生活、社會生活也缺乏公共性,帶來的是在政治生活中放棄獨立思考能力和判斷力的公民。由于國家治理概念源于公司治理,工具理性意義上的有效性自然是當前語境下使用 “治理”一詞的關注點。這本無可厚非,不過正因為治理更多的是一種工具理性上的行為,其倫理支撐和對善的把握就顯得更為重要,否則國家治理就只是一種技術理性的政治。純粹工具性的治理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也已經被普遍認識,比如環境的惡化、道德的腐化以及極權主義的出現,等等。公民對具體善的把握是抵制治理純粹工具化的有效能力。就此而言,現代公民的基礎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善的理念。

      現代化的治理秩序是官民共治,但是共治不只是政府、公民與社會的協同治理,還有彼此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監督。德行的腐化是政治世界常有之事,也是權力的必然本性所致,治理者很難做到堅持不懈地為公眾利益奉獻。此外,現實政治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康德所批判的政治的道德家,他們可能會利用甚至倡導某種有利于其野心實現的倫理。[21](P136-137)在這個意義上,有責任的公民必須時刻警惕政治家的野心[22](P43),尤其是在政治家將某個個別的有限的目的當做一般的和道德的目的時,公民更應該不斷運用良知的自由,對政治家的行為和決定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將政治限制在道德上。大多數情況下,公民的政治判斷力所指向的是具體的政策和政治行為,比如針對政治決定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考慮。 “我們經常依據判斷能力來評價政客和政治家的高下。這對公民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選擇,而且還有判斷各種選項和可能性。”[23](P187)這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政治判斷,它不是公民作為治理主體而需要運用的直接參與政治治理的裁決能力,而是公民作為政策的對象,以其判斷力對各種具體的政治行為做出評價。

      這個意義上的公民能力實際上是公民責任的一部分,也是公民美德的核心內容。這種公民能力有時需要專業的智識,但更多時候需要的是基本的道德能力 (如正義感和適宜的善觀念[24])以及政治常識。就此而言,回歸常識是治理能力民主化的基本指向。

      第三,作為慎思的政治理性。這個意義上的政治判斷并不是一種罕見的政治理性,也不只是某些卓越的人才具有的能力。實際上,任何人都有可能變得審慎。 “我還發現人與人之間更加平等,因為慎慮就是一種經驗,相等的時間就可以使人 們 在 同 樣 從 事 的 事 務 中 獲 得 相 等 的 分量。”[25](P92)現代意義上的審慎主要指的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理性能力,但是這種深思熟慮并不是關于人類至善的把握,而是關于完成行動的周全思考。這種能力可以是公民針對公共事務所做的判斷,也可以是公民關于自我利益的考慮。就后者而言,這是公民自我實現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公民自我完善的能力是現代治理釋放社會活力和達成善治目標的基石。一般意義上的審慎德行可被理解為同一個人自己相關[26](P177),不但沒有排斥自我利益,而且在現代政治語境中還要求人們結合自我利益去理解政治。人們對在個人利益上的審慎判斷能力誤解甚多,認為這不過是對一己私利的追逐,缺乏對公共利益的考慮。審慎的判斷能力并不意味著公民完全是出于私人利益判斷政治事務的,實踐主體實現個人目標的能力與其作為公民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在邏輯上并不相悖。相反,這種關于個人利益的平等理解能力對公共治理有重大意義,甚至是現代治理能平等考慮每個公民利益的基礎。現代治理是面向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每一個政治決定都影響重大。若決策者低估了個體對自我利益的理解能力,那么即便能設計出精致的治理方案,也難以得到良好的實施。只有在充分考慮和重視公民對其個體利益的追求時,治理行為才更具合理性。同時,公民在不被干預的社會領域追求個人目標的能力,是盤活社會自治的根基。公民可以根據個人目標或個人興趣,在社會領域里積極組織起來,以實現個人福祉甚或公共利益,這本來就是公共治理的主要目標。

      綜上可見,審慎的政治判斷有理由且可以成為人人都具有的治理能力。對公共治理有積極意愿和良好裁決能力的公民,可以運用其作為治理者對于共同利益的判斷力,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公民可以運用基本的善能力、正義感和政治常識,對治理行為和政策決定做出正確的判斷;公民還可以運用對自己個人利益的理解,在社會領域積極組織起來以實現個人目標、群體目標和公共利益。

      隨著政治判斷民主化而來的是政治判斷在內涵上的深化。根據從上述三個維度對政治判斷作為一種治理能力的拓展性論述,我們可對政治判斷與公民的治理能力做出進一步的分類和梳理。

      (1)低位判斷與高位判斷。在現代政治世界里,政治判斷不再是復雜的概念,也不再是高深的智慧,但這并不意味著判斷在類別上是沒有差別的。不同領域的審慎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審慎,比如善于理家與善于治國是兩種不同的事情。即便是在國家治理問題上的政治審慎或政治判斷也是如此。對于民族與人類功能的實現、國家發展的頂層設計、法律法規的制定等宏觀的、抽象的、專業的政治問題,并不是每個公民都有能力做出判斷的。但是政治判斷并不是很高深的理論,也可以從最根本的問題開始,比如公民可以從是否受惠于權力運作和政策安排,來考慮和判斷這些制度及政策的合理性。如果民眾沒有受益其中,那么任何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權力的新動作,即便在短期中因運動式權力運作而有風吹草偃之效,但究其長遠來看,卻是無源之水。這種低位的政治判斷標準,在國家治理中反而是根本的,它要求國家治理能力回歸常識。此外,低位判斷與高位判斷的區分意味著公民可以針對其能力而參與到不同的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去,而不是一概被排除在治理者的范圍之外。

      (2)個人判斷與公共判斷。審慎一般被認為是善于考慮一個人自己的善的能力,而政治審慎是善于考慮有利于國家公共利益的能力。因而,不少論者對政治審慎和政治判斷的討論多是側重于個人利益的超越,強調政治判斷應該以公共利益為對象,從而否定根據個人利益做出政治判斷的進路。毫無疑問,民主要求有效的公共判斷,但政治判斷并不是要完全回避個人判斷,畢竟對個人利益的考慮并不意味著個體只能做出自私的判斷和行為。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既包含治理主體善于考慮個人利益的能力,也要求其具有公共的思維方 式 和 理 性,并 對 各 種 沖 突 的 目 標 做 出判斷。

      (3)政治判斷與道德判斷。現代政治的發展以政治與道德的區分為起點,但這并不意味著道德判斷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過程中沒有一席之地。有論者指出: “我們身處的歷史情境是基于科學的技術所具有的支配性而帶來的連續不斷的威脅和危險,公共意見遭受權勢技術的操縱,道德和政治導向的喪失,以及損害了那種要求公民做出負責任決定的實踐與政治理性。”[27](P174)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需要以道德為支撐。 “政府做出一個政策決定,都應該為設計實現的目標(正義、公平、公正、幸福、健康、生存、安全、福利、平等等)做出一個道德判斷。”[28](P60)道德判斷是治理能力民主化最根本的內容。由以善惡為基礎的判斷力所形塑的公民德性,恰是孵化出平等的為人人所具有的現代政治能力的基礎。

      可見,即便人們總是被告知,并不是每個人都有完全一樣的治理能力,但是審慎的政治判斷作為一種治理能力,應當且可以在多個維度上形塑出平等的治理能力。這種治理能力的平等并不在于每個公民對具體每一項公共事務都有同等程度的理解和判斷,而是在于他們作為治理的主體本身就具有同等參與治理的資格和權利;在于他們能夠運用自己的智識和卓見,參與與其能力相應的公共事務的治理;在于他們可以運用基本的道德能力和政治常識對相關的治理主體和治理行為,做出屬于自己的應當得到尊重的判斷;在于他們能夠辨識對于自己而言為善的事物,從而在社會領域努力追求個人目標的實現和公共利益的維護。正如羅伯特·達爾所指出的: “除非在一些非常罕見并受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否則,每一個服從國家法律的成年人都應當被視為有足夠的能力去參與民主管理國家的過程。”[29](P64)
      
      四、政治民主與治理能力的民主化

      治理能力之所以得以民主化,其背后所依賴的是政治民主的制度保障。政治民主是治理民主的基礎。

      首先,政治民主保障了公民具有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若公民不能成為潛在的政治家,沒有資格或權利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管理,那么就不可能作為治理的主體。在這個意義上,公民平等的治理能力并不意味著事實上的平等,也不是每個公民在任何一項公共事務上都有同等的治理能力,而是公民作為公共治理的主體始終保持有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資格。

      其次,公民作為公共權力的賦予者,這使得公民對治理行為的評價和監督具有決定性意義。必須承認,專家在某些領域能做出更為準確的判斷,但是 “把一些非同尋常的決定委托給專家,并不等于放棄了對最終控制權的掌握”[30](P59)。公民對最終控制權的掌握是指在公民即便不成為治理者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在公共治理的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民的治理能力得到了最根本的表現: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是公民治理能力在組織形式上的表現。

      就此而言,治理民主并不意味著對代議制民主的排斥。

      再者,政治民主對權力的限制是公民能夠在社會領域形成有效自治的前提。社會的自治需要有足夠自由的空間,公民的自我完善能力只有在不受任意權力干預的領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和發揮作用。一個不斷被國家權力擠壓的公共空間,并非公民德性運行之處。因此,現代民主政治只有在多個維度上限制權力的邊界與規范權力的運行,使之不能隨意侵入社會領域以避免損害公民的自由,才有可能釋放和培育公民良好的政治判斷力與積極的治理能力。

      可見,治理民主預設了政治民主,或者說治理民主需要以政治民主為基礎。就此而言,治理能力的民主化本身就要求政治民主。若缺失民主的制度安排,那么治理民主也就無從談起,更遑論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因此,民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31]

      不僅治理能力民主化需要政治民主為其保障,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反過來還可以為政治民主的落實提供穩定的基礎。

      國家治理必然要求國家決策以 “內在平等”為合理原則,也即 “政府在決策的時候,應該對那些受決策約束的公民在物質和利益上給予平等的考慮”[32](P54-55)。平等對待每一個公民是一種道德判斷,也是政治民主的內在之義。但是, “內在平等”的主張并不只是民主政治的訴求。傳統政治學說 (尤其是在柏拉圖那里)所主張的是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竭盡所能為國家帶來福祉,也即羅伯特·達爾所力圖反對的 “監護政治”:“把權力交給專家,后者致力于為普遍利益而實施統治,并且知道如何實現這種利益。”[33](P58)可見,在賢能政治或精英政治的主張里, “內在平等”也是重要的內容。但是,相對于這些理論而言,強調平等的公民能力的政治主張更能實現“內在平等”原則。審慎能力并不是一種孤獨的考慮,它會讓公民遇到與自己有著同等能力和同樣欲求的他人,并且明白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單獨決定所有的治理政策以使之只考慮自己或與自己相關者的利益。這種理解向所有人發出告誡,相信自己高人一等是一種最糟糕的驕傲,而這種驕傲使人們無法進入有序的政治社會[34],無法組織社會生活,也無法做到平等對待其他公民。因此,承認公民具有平等治理能力的治理模式,更能夠保證決策者考慮到與此相關的每一個公民的物質和利益需求。

      治理能力的民主化還有利于提升公民參與治理的能力,形成共同治理的模式。一個充分肯定公民具有平等治理能力的社會,更容易調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從而可以一方面強化公民的主體意識,一方面進一步增強公民實際的治理能力。這兩個方面都有利于進一步推進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促進公共利益的達成。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對于政治民主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治理能力的民主化為政治民主的具體落實提供了有效的實踐主體和群眾基礎。因此,治理能力的民主化實際上是通往政治民主的道路。

      概而言之,對處于轉型時期的國家而言,公民能否運用自己洞察一切不當的審慎能力,并站在理性的一邊做出良好的判斷力和采取積極的行動,是這個國家能否為其長治久安夯實道德基礎從而實現善治的重要保障。因此,國家治理應該規范權力的運行,限制權力對社會領域的任意干預,釋放而不是限制公民的政治判斷力,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開辟出有利于培育具有獨立判斷力的公民人格的公共空間,提升社會自治的能力,進一步夯實政治民主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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