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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責任理論下公民服從義務研究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6894字

      一、公民服從問題的源起

      16 世紀,一位年輕的法國文人埃蒂安·德·拉博埃蒂提出了一個看似天真、細細想來卻十分深刻的問題: 為什么眾多社會成員都要服從一個人? 那個人或被尊為國王,或被稱為僭主,他可能是個獨裁者,也可能是位總統,或是某一階級的政治領袖。眾人為什么要忍氣吞聲,聽從他的號令? 為什么大家要尊重他、服從他,即使他是個危險的瘋子或無能的蠢材? 這種統治者從前有過,現在還有,將來也不會少,他們還會端坐在領袖們中間指揮調遣其他人。[1]21 -22這些問題想來讓人覺得不解。可是,如果指望百萬人口居住在一起自發自愿地維護和諧和平的生活方式,同時沒有任何形式的共同領導,不存在任何強制措施,即使發現可怕的破壞分子和好戰分子,也不去限制他們的自由,這是在等待奇跡降臨。這一奇跡與我們的歷史、現狀和真實可信的未來狀況都是不相容的[1]21 -22。事實上,現實社會生活中許多人都會感覺到自己以某種特殊方式與其政府存在著關聯,不僅僅只是因為“感情的紐帶”,而且還有“道德的紐帶”。盡管我們經常大聲抱怨( 并非沒有道理)政府的種種缺點,不過我們感覺自己無論如何還是有義務支持本國的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政治機構,服從本國的法律[2]2。

      這些理論和現實困惑所隱含的是政治哲學史上古老而持久的公民服從問題。統治與服從的關系是政治問題的核心,不管統治者是一個人、一群人還是所有人,人們通常認為,擁護政府、遵守法律是公民的應盡義務。但是,如果要對正當行為提供有力支持,對錯誤行為進行合理批判,僅僅依靠非理性的直覺或意識是不夠的,而必須依賴于對政治義務和政治權威的證成。公民有服從的義務嗎? 一個自然人基于何種理由承擔起一個國家的權利義務關系才是正當的? 這些問題的源起得從蘇格拉底之死說起。

      蘇格拉底雖然一生沒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在歐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依據柏拉圖《申辯篇》里所敘述的審判記載,蘇格拉底的“罪行”始于德爾斐神諭。這個神諭表明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聰明,這個結論使蘇格拉底本人深感不安。為了弄清神諭的真意,他開始到處察訪他認為有智慧的人,如政治家、詩人、工匠等。結果發現,這些人雖知之甚少卻常常以智者自居,而他比這些人聰明的地方僅只在于他知道自己的無知。蘇格拉底的考察使自己四面樹敵,引來極為惡毒和固執的誹謗,最終被人告上法庭。他被起訴的罪行有: 腐蝕青年人的心靈、相信自己發明的神靈、不相信國家認可的諸神。

      最終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從判處蘇格拉底死刑到執行有將近一個月的間隙,蘇格拉底的忠誠老朋友克里托精心策劃好了營救方案,當他去監獄把營救計劃告訴蘇格拉底,并勸說蘇格拉底接受他的計劃逃離雅典去別處尋生時,蘇格拉底婉言謝絕了[3]。蘇格拉底認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服從國家法令,如果他以錯還錯、以惡報惡,逃離城邦以躲避法律的制裁,那就違背了訂立于自己與城邦之間的協議和合約,同時也傷害了最不應該傷害的人、國家和法律。因此最終蘇格拉底放棄了一切逃跑的念頭,坦然地喝下了毒藥,平靜地死去了。

      蘇格拉底之死確立了公民服從的典范。在政治思想史上,由蘇格拉底之死所引發的關于公民服從的思考一直延續到今天。公民為何要放棄一部分個人自由,服從于一個人或一個組織? 一個國家到底有何正當理由要求本國公民服從這個國家及其法律? 這些問題貫穿了整個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的歷史,兩千多年來一直備受關注,占據了許多天才理論家的思想和精力。羅爾斯的自然責任學說是論證公民服從政治義務的重要理論,也引發了無數爭議。

      二、自然責任理論對公民服從義務的證成

      自然責任理論主要是由羅爾斯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提出和論證的。他認為,支持和發展正義制度是每個人的自然義務。“這個義務有兩個部分: 第一,當正義制度存在并適用于我們時,我們必須服從正義制度并在正義制度中盡我們的一份職責; 當正義制度不存在時,我們必須幫助建立正義制度,至少在對我們來說代價不很大就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要如此。因此,如果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 或者具有在特定環境中可以合理期望的正義性) ,那么每個人就都有一種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的自然義務。每個人都負 有 這 種 義 務,不 管 他 自 愿 與 否、履 行 與否”[4]333 -334。

      對這個自然責任義務的承認主要出于兩方面的原因。首先,人在社會中安全感和相關利益的獲得依賴于人們相互之間的尊重。盡管原初狀態中各方對相互的利益都不關心,但現實生活中別人的冷漠或輕蔑可能會消解我們的自尊和對自己目標體系價值的信任。如果社會成員都能履行相互尊重的自然義務,那么每個人都將在這種社會氛圍中獲益,而且這種獲益所需付出的代價是較小的。其次,如果社會成員的相互尊重和幫助已成為一種公開知識,那么它將會創造出更大的社會價值。即使我們不需要這種幫助以及我們偶爾被要求來提供幫助,這一點仍然成立。也就是說,自然責任原則的主要價值不是通過我們接受的幫助或實際受益來衡量的,而是根據我們對其他人善良意向的信任感和他人將在我們需要時給予幫助的公開知識體現的[4]338 -339。因此,羅爾斯認為公民要服從一種正義憲法所制定的正義法規。“正如一種現存憲法所規定的立法的合法性并不構成承認它的一種充足理由一樣,一個法律的不正義也不是不服從它的充足的理由。當社會基本結構由現狀判斷是相當正義時,只要不正義法律不超出某種界限,我們就要承認它們具有約束性。”

      [4]351這里值得注意的有兩個問題: 第一,那種要求我們接受現存安排的義務或職責未必總是有效的。當現有社會安排或多或少偏離了正義的軌道,或社會安排的觀念本身是不合理的等情況出現時,自然責任的要求可能就很難執行。第二,在一個近乎正義的社會中,我們不僅對正義的法律,而且對一些不正義的法律都有服從的義務,這一點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關于上述第二點,羅爾斯認為,在立憲會議中憲法制定過程是一種正義但不完善的程序。它的正義性表現在它始終追求一個正義的結果,而不完善性則表現為,實際政治過程中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程序來保證結果的絕對公正性,政治過程包括司法過程都是不完善的程序正義,特別在立憲的過程中票決機制已被廣泛運用并成為主要決斷方式[4]353 -354。

      因此要絕對避免不正義是不可能的,“只要某些不正義的法律和政策不超過某種不正義的限度,我們維持正義制度的自然義務就約束我們服從不正義的法律和 政 策,或 至 少 不 運 用 非 法 手 段 來 反 對 它們”[4]354。

      問題在于: 按照契約論的理論,如何證明人們先前怎么會同意一種將要求人們去服從那些他們認為是不正義的法律的立憲規則呢?

      羅爾斯認為,第一,我們不可能在現有可行程序中找到一個總是完全有利于我們利益的程序; 第二,與其達不成任何協議,不如同意其中某一程序。實際上,各方在選擇一種正義憲法、并采納某種形式的多數裁決規則時,基于自身利益的維護,人們往往會容忍或接受某些在正義感或其它知識方面帶有不足的程序[4]354 -355。當然這種容忍是有條件的。首先,人們所要承擔的不正義負擔沒有超出人們的承受范圍; 其次,對不正義負擔的承受是平均分配給社會成員的。也就是說,自然責任原則意味著人們將共同分擔一個立憲制度所不可避免的某些不正義,接受這些負擔只是表明人們承認由人類生活環境所強加的限制,并愿意在這種限制范圍內工作。“從這點來看,我們有一種禮貌的自然義務,即不把社會安排的缺陷當作一種不遵守它們的現存借口,也不利用規則中不可避免的漏洞來促進我們的利益。禮貌的自然義務加予我們一種對制度缺陷的恰當的認可,并限制從中漁利的活動”[4]355。因此,對一定限度內不正義法律的服從,是一個近乎正義社會中公民的自然責任。

      三、自然責任理論的理論困境
      
      羅爾斯的自然責任理論雖然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同意理論和公平原則的不足,為公民服從義務提供了又一有力論證,但其本身依然存在一系列的理論困境。

      首先,對不正義法律的容忍會出現多種結果。

      一方面,既定社會秩序得以繼續維持下去,政治統治的權威得以延續,社會成員基于不公正感的反抗行為被從心理和制度上拒絕,社會表現出相當的穩定性。但另一方面,如何保證這種不正義不是故意的?

      怎樣才能保證它會大致平均分配給社會各個群體呢? 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更多地是不平等分配,久而久之,才會形成所謂的“弱勢群體”。這種不正義似乎成為正義制度的附屬品,公然主張不正義是不可避免的,會成為更多不正義的借口,從而引發更不正義的法律、政策和制度。

      其次,自然責任理論沒能對個人忠順具體社會的特殊性進行解釋。它把服從要求僅僅建立在法律與政治制度的性質基礎之上,“只要我的國家的政府是正義的,我就應當支持并服從它。但究竟是什么東西使它成為我的國家呢? 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政治義務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我們并不認為自己應當支持并服從任何一個正義的政府。這種反對意見認為,自然責任理論并不能解釋我的國家在這方面所具有的道德力量”[5]151。換句話說,我們對正義制度的支持和遵守不能是無限制的。假如英國和法國都是一個正義的國家,那么按照自然責任原則,一個英國公民就得像支持本國政治制度一樣去強烈地支持法國的政治制度。果真如此的話,那就不存在英國政治制度對于英國公民的特殊制約了。

      也就是說,自然責任理論不考慮社會個體的特殊處境,也不考慮我們的具體所作所為,而直接以我們行為對象的性質作為我們承擔道德責任的基礎①,進而構建的是一種只針對一般人,而不針對任何具體個人的一般性的政治義務。這樣一來,我們就得像尊重本國法律一樣尊重其他國家的法律,像忠誠自己的國家一樣忠誠其他的國家,像對待本國同胞一樣承擔起對其他國家人員的道德責任。這與我們日常的政治義務概念是不相符的。通常我們理解的政治義務是針對我們特定的國家、政府或同胞而承擔的,大公無私、毫無偏差地向所有國家表示忠誠和承擔責任,這樣的要求我們也是難以接受的。總之,自然責任理論沒有向我們闡明,我們的政治義務應如何與具體的國家及其制度聯系起來[6]。

      再次,自然責任原則沒有解釋某一具體制度是如何成為個人應該服從并支持的制度的。“它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中都存在一種應用于我們'的制度結構,如果它是正義的,我們就有責任支持它。但是一個制度應用于一人這種觀念需要解釋清楚。制度僅僅聲稱要處理一個人的情況和要求,它就應用于他了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會有各種各樣應用于他的制度。”

      [5]152也就是說,羅爾斯的理論對政治與法律制度存在方式的解釋并不充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羅爾斯試圖清楚而滿意地解釋“應用”,那么他將很有可能不得不放棄自然責任原則所獨有的東西,而接受其他誘人的說法。比如給這一原則加上“自愿接受”的前提條件,即只有我自愿接受了一種制度的幫助,這個制度才“應用于”我; 或者增加“受益”的條件,即一種制度只有當它給我們帶來收益時,才可以認定這個制度“應用于”我們。但是,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就是在支持“獲得性政治義務”而不是自然責任了。

      這也不是羅爾斯本人所希望看到的,因為他提出自然責任理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向人們弘揚一種至高的道德理念,即我們支持并服從國家法律的道德要求,完全獨立于個人的情感和意愿,更不受國家是否給我們帶來收益這樣狹隘功利性評價標準的制約。

      [5]152因此,“自然責任理論讓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認為約束著我們去支持并服從一種政治組織———一個有可能會成為國家的組織———的道德要求完全獨立于我們對這種約束的同意,完全獨立于該組織賦予我們的任何利益( 不算那些利益,即該組織作為正義組織必然會產生的利益) 。我們突然發現自己面對著這樣一群人,他們宣稱要在我們的地域內實踐正義( do justice)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必須從我們這里得到一定量的服從和支持。自然責任理論就是說,僅僅由于他們所創立的制度的性質,他們就有權得到這種服從和支持”[5]160。

      關于這一點,西蒙斯也給予了有力反駁。他對自然責任理論的批評主要針對“對適用于我們的公正制度,我們應該盡到相應的責任,并與它保持一致”這一核心要求上[2]133。那么,如何表明一項制度( 即便是正義的制度) 對我們的適用性呢? 西蒙斯通過一個“哲人促進會”②的例子向我們說明: 第一,“從道德上講,我沒有必要追隨自己所遇到的每一種適用于特定人群的制度,即使這些制度是正義的。人們不能簡單地把制度強加給我,不能從道德上把我跟那些制度捆綁在一起,并要求我對它奉獻自己份額并且尊奉它。不管它有多么公正,都不能這樣。我們可以說,如果一項制度僅僅因為我符合某些( 道德中立的) 要求就說它適用于我的話,那么該制度對我的適用性是牽強的”[2]134。簡言之,一項制度的正義性并不能代替它對我們的適用性證明①。第二,正如我取得某職位的不同方式,對于確定履行我的“職責”會產生特殊的道德要求一樣,即使我的出生和成長都是在該制度實施的區域之內,但我的出生并不是我能掌握的,也不是我應負責任的,因此不能以“在地性的”( territorially) 適用證明這個制度是“適用于我”的[2]135。第三,如果以本人同意為前提來評判某項制度是否適用于某個人的話,我們就會重新陷入同意理論的難題中。

      羅爾斯以責任為中心的解釋,只有在兩種意義上的“適用”之間含糊其詞,才有可能達到目的。如果我們將羅爾斯在他關于正義的自然責任的論述中所用的“適用”,理解為是在地性意義的話,那么公正的政治制度的確“適用于”其領土內的所有公民。

      但這種情況下,就沒有理由去假設在這種制度內的任何服從和承擔分內工作的特定責任,都是從“適用性”推導出來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設羅爾斯在其關于責任的陳述中使用的是“很強”意義的“適用”的話,那么制度所適用的所有人,都將有特殊的責任去服從或者承擔自己的份額。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制度將不會正常地“適用”于所有居住在那個國家中的人們。羅爾斯不可能腳踏兩只船,要么他所描述的自然責任根本不是真正的責任,要么這種自然責任就是公民對其政治制度已經承擔的有關義務[2]137。

      四、公民服從的政治哲學追問

      那么,公民到底有無服從的政治義務呢? 理性上我們大多數人都相信支持政府和遵守法律的一般義務,可是即使大多數人以這種方式獲得義務感,如果我們不能通過參考某種可理解的道德推理線索來支持這些感情,那么也不應該認為它們是合理的。

      畢竟,許多人感到有義務去做的未必代表了他們的真實義務[7]25。

      就自然責任理論而言,它將政治義務理解為一般性的要求,約束著人們不考慮個體生命的特殊性,并且是針對一般的人或不針對任何人[7]32。此時特殊性難題便呈現在眾人面前。幾乎所有對政治義務持懷疑態度的哲學家都從政治義務一般性證成的失敗中認識到,任何一般性地為政治義務提供證成的企圖都是錯誤的,公民的服從行為或者說對法律的遵守往往都是基于某一具體的特殊理由,而并不是一般的道德理由。事實上,人們在思考要不要服從的時候,往往還會考慮應不應該服從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國家普遍的道德理由并不能代替個人的理性判斷。因為國家普遍的道德理由代表的是國家對所有人的普遍道德關系,而某個人同意與否是國家與其個人之間的特定道德關系。也就是說,即便一個政治權威具有客觀上的證成性,個人仍有可能依據自身的判斷而拒絕服從。尤其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對道德理由的權衡有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國家的道德理由根本無法充當個人道德考慮的唯一理由[8]。因此,我們在進行一般性追問時,應該適當考慮特殊性要求。政治義務問題要追問的不是一個自然人或世界公民對所有國家、在所有法律適用的場合、遵守所有法律的道德理由。與此相反,它所要面對的是這樣的場景: 在一個其大多數公民都被公平對待的國家里,這個國家的所有公民、在適用法律的所有場合、遵守所有法律的道德理由。

      雖然自然責任理論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公民服從的問題,但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將被消解。對公民服從義務的證成問題也并沒有因此被理論家們所放棄,在現當代學術理論研究中,公民服從仍是一個具有無窮學術魅力的問題。盡管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既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亦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但是,對此問題的不停追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解釋理論,在這些理論的相互爭鳴中,公民服從這一基本問題得到了較充分的呈現,也吸引著當代理論工作者在此基礎上的更進一步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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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古希臘]柏拉圖. 克里托篇[M]∥柏拉圖全集: 第 1卷. 王曉朝,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33.
      [4] [美]羅爾斯. 正義論[M]. 何懷宏,等,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5] [美]沃爾德倫. 特殊束縛與自然責任[C]∥政治義務:證成與反駁. 毛興貴,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6] 陳喜貴. 論政治義務和政治權威的證立及其困境[J].同濟大學學報,2009,( 2) .
      [7] [美]西蒙斯. 政治義務和政治權威[C]∥社會政治哲學. 陳喜貴,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8] 劉擎. 政治正當性與哲學無政府主義: 以西蒙斯為中心的討論[C]∥權威的理由: 中西政治思想與正當性觀念.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8: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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