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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拉底的審判與服從

    時間:2015-04-16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5622字

      一個國家有何正當理由要求其公民服從這個國家及其法律? 公民有服從的義務嗎? 一個自然人基于何種理由承擔起一個國家的權利義務關系才是正當的? 這些問題的源起得從蘇格拉底之死說起。

      一、蘇格拉底的審判

      在西方文明史上,除耶穌外,沒有任何其他審判和處死像蘇格拉底一樣給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蘇格拉底出生于希臘雅典一個普通公民家庭,父親是雕刻匠,母親是助產婦。他相貌平平,凸出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笨拙而矮小的身體,但具有神圣的思想。蘇格拉底年輕時正值偉大的伯里克利時代,晚年則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紛亂中度過。蘇格拉底與孔子、釋迦牟尼和耶穌等人并稱為人類的導師,雖然他一生沒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歐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

      蘇格拉底的學說從古代以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記載和說法,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

      就其資料來源而言,主要有四種: 一是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蘇格拉底是他的喜劇《云》中的主要角色; 二是色諾芬,他寫過不少關于蘇格拉底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回憶錄》,據稱記載了蘇格拉底的許多談話; 三是柏拉圖,在他的 20 部對話錄中,蘇格拉底都是主要的發言者; 四是亞里士多德,他的著作中有 40 多處提到蘇格拉底。前三個材料來源中所描述的蘇格拉底形象相去甚遠。根據阿里斯托芬的描繪,蘇格拉底是一位智者派的自然哲學家,只要有人付費,就教人如何把無力的論證變得有力,而且還否認諸神存在這一通常觀點; 根據色諾芬的記載,蘇格拉底是一位冷靜的導師,在最普通的事情上也誨人不倦,而且是一位日常道德和宗教實踐的楷模; 而根據柏拉圖的對話,蘇格拉底是一位反對教條,甚或有些懷疑論傾向的道德哲學家,他檢省并揭露別人對智慧的夸矜,又否認自己在教導什么,還提出了一些非傳統的,甚或悖論式的觀點[1]。

      依據柏拉圖《申辯篇》里的審判記載,蘇格拉底的“罪行”始于德爾斐神諭。這個神諭說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聰明,這使蘇格拉底本人深感不安。

      為了弄清神諭的真意,他開始到處察訪他認為有智慧的人,如政治家、詩人、工匠等等。結果發現,這些人雖知之甚少卻常常以智者自居,而他比這些人聰明的地方僅只在于他知道自己的無知。蘇格拉底的考察使自己四面樹敵,引來極為惡毒和固執的誹謗,最終被人告上法庭。他被起訴的罪行有: 腐蝕青年人的心靈,相信自己發明的神靈,不相信國家認可的諸神。

      出席雅典法庭受審時,蘇格拉底向他的公民同胞辯白自己。初次發言申辯后,500 人議會進行投票表決,以 281 票對 220 票判決蘇格拉底有罪;再次發言后,法官們再次議決判他死刑。面對不公正的判決,蘇格拉底沒有卑躬屈膝,為了心中的神靈所指給他的正義和道德理性原則他毫不低頭。他激憤地對那些投票贊成判決他死刑的陪審官聲稱: “我離開這個法庭的時候將去受死,因為你們已經判我死刑,而他們離開這個法庭的時候,事實本身判明他們是墮落的、邪惡的。他們接受他們的判決,就像我接受我的判決。事情必然如此,我認為這個結果相當公正。”

      [2]從判處蘇格拉底死刑到執行有將近一個月的間隙,這么長時間的間隙是由雅典的特殊社會習俗造成的。在審判蘇格拉底的前一天,一年一度由城邦派遣的朝圣大船出發了,按照習俗,在這艘船返回之前不能處死犯人。碰巧這次朝圣使命花的時間比平時長,于是蘇格拉底的朋友們紛紛出謀劃策,想方設法營救蘇格拉底。克里托是蘇格拉底忠誠的老朋友,他擁有充足的資金可以賄賂獄卒,在精心策劃好了營救方案并取得朋友們的大力支持后,他去監獄把營救計劃告訴了蘇格拉底,勸說蘇格拉底接受他的計劃逃離雅典,去別處尋生[3]33。面對克里托的勸告,蘇格拉底婉言謝絕。他認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服從國家法令,如果他以錯還錯、以惡報惡,逃離城邦以躲避法律的制裁,那就違背了訂立于自己與城邦之間的協議和合約,同時傷害了最不應該傷害的人,傷害了國家和法律。因此最終蘇格拉底放棄了一切逃跑的念頭,坦然地喝下了毒藥,平靜地死去。

      至此,蘇格拉底的死留給法律界、思想界一個著名的蘇格拉底悖論。以思想有罪、言論有罪剝奪一個愛國者生命的權利顯然已經嚴重喪失了法律的正義,但是服從法律的判決、維護政治法律秩序也是公民的基本義務之一。對蘇格拉底的判決是否公正、蘇格拉底是否應該服從,這個問題留給后人的思考遠遠甚于事件本身。

      二、蘇格拉底的服從

      蘇格拉底之死確立了公民遵守法律、信仰法律的典范,其舍身求法的服從行為在思想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筆,也留給后人無盡的思考: 公民到底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國家法律? 對于那些違反正義原則的法律判決,公民是否還應承擔遵守的義務? 什么樣的理由和信念支撐了蘇格拉底的選擇? 這一行為背后隱含的又是怎樣的政治義務論思想?

      《克里托篇》中,蘇格拉底與克里托之間就此進行了對話。這些對話內容成為公民服從義務最早和最系統的論證,為后來相關理論的發展奠定了方向。深入分析對話內容,可以發現其中隱含了公民服從的多重觀念原則,具體而言,這些觀念原則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公民服從遵循的是理性原則。一般來說,普通公民服從國家法律的理由要么基于道德的考慮,要么出于理性的考量。顯然,蘇格拉底的服從遵循的是理性原則。對話中當克里托指出:

      “我不僅因此失去一位無可替代的朋友,而且有許多不認識我們的人肯定認為是我讓你去死的,因為如果愿意花錢,我可以救你出獄。重錢財而輕朋友,有什么惡名比這更可恥? 大多數人決不會相信,盡管我們盡力勸你離開此地,但你還是拒絕了。”

      [3]36蘇格拉底則指出,不要顧忌大多數人的想法,真正具有理性的人的想法更值得考慮[3]36。克里托說: “你是否認為如果你逃走了,會有人告發我們幫你逃跑,這樣我們就會惹來麻煩,我們會因此破產或是付巨額罰金,甚至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如果有這種想法使你擔心,那么你可以把它完全打消。我們完全有權利冒這個險來救你,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冒更大的危險。”[3]36 -37蘇格拉底則明確指出: “我決不從任何朋友那里隨便接受建議,除非經過思考表明它是理性提供的最佳辦法。這并非我的新想法,而是我的一貫做法。我不能僅僅因為現在的遭遇而放棄過去一直堅持的原則。”[3]38由此可見,在蘇格拉底看來,公民服從絕不是個人一時的情感沖動,也不是對他人意見的輕信,而是公民個人的理性選擇。

      第二,公民服從內含同意原則和契約精神。

      蘇格拉底認為,長期居住在希臘表示你已同意這個國家的法律,并與國家之間達成了遵守法律的協議,這實際上成為同意理論或契約理論的源頭。

      他認為,凡是親眼見到國家如何行政、立法依然居留的人,事實上就是和國家訂立合同,情愿服從國家的法令。訂約時國家對公民個人不強迫、不欺詐,也不逼其在短時間內倉促決定。在這個法律下公民有移民出去的自由,如果仍選擇留下來,在他意識到因留下而產生義務的年齡,那么他就是以“留下”這一行為與國家訂立了一個履行相應義務的協定,表示他承認那些義務,同意接受法律的統治而成為守法公民。只要協議是正確的,當事人就必須完成他的所有協議。如果我們在沒有首先說服國家讓我們離開這個地方的情況下離開此地,這樣做會帶來傷害。假定我們正準備逃離此地,無論我們采取了什么行為,實際上都表明我們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摧毀法律和整個國家。如果每個人可以輕易地取消或摧毀國家公開宣布的法律,城邦將難以存在下去[3]44。如果因為國家錯誤地對待我,我就打算摧毀法律,這樣也是不對的。因為我們與國家之間有某種協議的條款,無論國家對我們作出何種判決,我們都會執行或遵守[3]44 -45。如果我們蔑視法律或妄自違法,那就等于自我與國家毀約,那樣的行為性質是惡劣的。

      簡單地說,任何已經選擇終其一生為居民和公民,而且已經在議事會服務并履行軍役義務的人,也因此已經同意服從合法權威的法律和決定,所以不服從的行為,即使不服從的是不公正的決定,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

      第三,公民服從內含感恩理念。蘇格拉底以尊敬父母比喻遵守國法。他認為,公民與城邦的關系,就如同子女與父母的關系。城邦養育了公民,公民就如同子女有義務尊敬和服從父母一樣,也有義務報答城邦的恩典,而報答的方式就是服從城邦的法律和統治。公民對國家的滿意最主要體現在滿意和接受它的法律,城邦的法律調整規范著每一個公民的婚姻、家庭、財產關系以及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所以它是公民真正意義上的父母。

      公民通過法律獲得了合法公民身份,并被教育成合格公民。也就是說,由于法律的恩惠他才是他所是。因此,正如孩子應當服從父母一樣,公民也應當服從法律。同時,國家的存在早于父母和世世代代祖先,國家不但養育了當下的公民,也曾如此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公民。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家的高貴、莊嚴、神圣要勝于父母和世世代代祖先,對國家及其法律的尊重、敬畏和服從也要勝于對父母的尊重、敬畏和服從。他明確指出,國家首先給了我們生命,通過國家我們的父母才結婚生下了我們,我們對這些涉及婚姻的法律沒有任何怨言,還應懷感恩之心。當我們長大成人接受了教育后,我們得承認我們及我們的祖先都是國家的孩子和仆人,我們并不擁有與父親一樣的權力去進行報復,受到責備不能回嘴,受到鞭打不能回手,不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國家比父母和其他祖先更加珍貴、可敬和神圣,我們應當比敬重父親更加敬重國家,比消除對父親的怨恨更加快捷地消除對國家的怨恨。如果我們不能說服國家,那就必須服從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它加諸于我們的任何處罰。無論在戰場上、法庭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我們必須做城邦和國家命令我們做的事,否則就得按普遍的正義去說服她們,對父母使用暴力是一種罪惡,反對國家是更大的罪[3]45 -46。

      第四,公民服從遵循自愿原則。蘇格拉底提出,任何雅典人,只要達到成年,自己能夠認識國家的政體和法律,如果他對國家或法律不滿,都允許他帶著自己的財產去他喜歡去的地方。如果我們親眼看到國家的統治是公正的,其他國家機構的統治也是公正的,那么我們就應當執行國家要我們做的任何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不服從是一種罪惡。盡管國家的指令全都是以建議的形式出現的,而不是野蠻的命令,國家給我們選擇,要么說服國家,要么按國家說的去做,兩者都不做,就應該受罰[3]46 -47。與此同時,蘇格拉底還指出,有重要的證據表明你對我們和這個國家是滿意的。你從來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出國旅行,沒有感到有必要去熟悉其他國家或他們的體制,你在這個國家生兒育女,你也承諾過要做一個守法公民。盡管你是在沒有壓力和誤解的情況下與國家訂立協議的,也不是在有限時間內被迫作出承諾,如果你不想守約,這種背離信仰和玷污良心的事會給你帶來麻煩,還會給你的朋友帶來放逐、剝奪公民權、沒收財產的危險[3]47 -48。

      第五,公民服從中體現了公平原則。蘇格拉底指出,不要考慮你的子女、生命或其他東西勝過考慮什么是公正。如果用可恥的方式逃跑,以錯還錯,以惡報惡,踐踏自己與國家訂立的協議或合約,那么你就傷害了最不應該傷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國家,還有法律。到那時,你活著要面對法律的憤怒,死后冥府里的法律也不會熱情歡迎你[3]49。換句話說,不服從法律將是對其同胞的一種虧欠,這實際上是今天所謂公平原則或公平游戲理論的源頭。

      第六,公民服從中還體現了自然責任觀念。蘇格拉底認為,如果有人親眼看到我們的統治是公正的,我們其他國家機構的統治是公正的,那么我們認為他實際上就應該執行我們要他做的任何事情。這實際上就是自然責任理論的源頭。

      三、公民服從的一般性追問

      對話中所論述的服從理由被視為西方政治義務理論的思想來源,《克力托篇》是當時現存唯一的嘗試證明政治義務合理的論說文。可以說,自柏拉圖之后幾乎所有的政治義務理論僅僅只是柏拉圖政治義務論的“注腳”,它們都很難擺脫柏拉圖思想的影響。“這些主張都能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口中發現,沒有一絲新意。有新意的是爭論使用的詞匯發生了轉移。”

      [4]從實踐上來說,蘇格拉底通過其說服與服從的原則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面對那些具有不服從傾向的人,一個公正的國家應該給他們以說服的機會。只有當他們不能說服國家或其他國人時,其不服從行為才會受到相應的法律處罰。與此同時,也提醒任何一個政府,政治服從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政府應該做的是,努力使它們的國民相信其行為符合這些理由。

      統治與服從的關系是政治問題的核心,不管統治者是一個人、一群人還是所有人,人們通常認為,擁護政府、遵守法律是公民的應盡義務。但是,如果要對正當行為提供有力支持,對錯誤行為進行合理批判,僅僅依靠非理性的直覺或意識是不夠的,必須依賴于對政治義務和政治權威的證成。因為非理性的直覺和意識所確立的有可能是不合理的義務和不合法的權力,任何有說服力的解釋都要訴諸對國家的歷史、現實等更明顯的具有道德意義的特征進行理性論證。在政治思想史上,由蘇格拉底之死所引發的關于公民服從的思考一直延續到今天。公民為何要放棄一部分個人自由,服從于一個人或一個組織? 公民應該服從什么? 服從到什么程度? 與此相應的另一組問題是: 什么時候公民可以不服從? 怎樣不服從? 這些問題貫穿了整個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的歷史,兩千多年來一直深受關注,占據了許多天才理論家的思想和精力。然而,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既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亦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盡管如此,對此問題的不停追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解釋理論,如同意理論、公平理論、自然責任理論等。

      在這些理論的相互爭鳴中,公民服從這一基本問題得到了較充分的呈現,也吸引著當代理論工作者在此基礎上的更進一步思考。

      參考文獻:

      [1]泰勒. 從開端到柏拉圖[M]. 韓東暉,聶敏里,等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70.
      [2]柏拉圖. 申辯篇[M]/ /柏拉圖全集: 第 1 卷. 王曉朝,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29.
      [3]柏拉圖. 克里托篇[M]/ /柏拉圖全集: 第 1 卷. 王曉朝,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4]彼得·斯特克,大衛·韋戈爾. 政治思想導讀[M].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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